一个新的国际？

洛威（Michel Löwy）

2003年3月

本文发表在《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s）, 第348期。题目是“讨论：一个新的国际？”（Debate: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洛威（Michel Löwy）是一名巴西/法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经常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和《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上发表文章。他一直都是托派第四国际的成员。现任职于巴黎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是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主管。

第一国际成立于1864年的伦敦，卡尔·马克思为其起草了成立宣言，宣言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尽管“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IWMA）里有很多马克思和普鲁东的信徒，但他们和这两人的联系确实很少；即使马克思对协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并为其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协会与马克思的联系也少的可怜；以致在1868年的布鲁塞尔大会上，他们的信徒如左翼普鲁东派的Eugène Varlin（以后法国共产党的英雄），联合通过了一项采纳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的计划。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协会成员跟巴枯宁（Bakunin）及其追随者的关系却很暧昧，这也最终导致了协会的分裂，1872年错误地迁往美国（这也是马克思的不英明之举）后便很快自行解散了。

现在的国际工人协会只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集合，他们自称继承了第一国际的衣钵。虽然它的存在更多地只是某种象征意义，但到2001年时，其中一群充满活力、思想开放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创立了一个名为“自由主义国际联合体”（Libertari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LIS）的组织。其成员包括了一些重要的组织，如西班牙的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法国的l’Alternative Libertaire，乌拉圭无政府主义联盟（Uruguayan Anarchist Federation）等等。另外，最近几年，在反新自由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发展迅速，其中部分是IWMA的功劳，部分是LIS的成果，但还有很多成就只是局限在各国的内部。

第二国际由弗里德里西·恩格斯成立于1889年，到1914年时由于各国支部支持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支离破碎。20世纪二十年代重建的第二国际明显地带有改良主义的倾向，二战后它再次进行组建，并更名为“社会主义国际”。

社会主义国际现在是一个大杂烩，主要成员都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政党类型有自由主义的（如Sandinistas或 the Farabundo Marti Front），也有亲帝国主义的，像Tony Blair的新工党（New Labour）。温和的社会民主即社会自由思想在其内部占主导，其重要的组织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和西班牙的社会劳工党。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再像恩格斯、李伯克内西、饶勒斯Jean Jaurés那个时代定位于反抗资本主义的镇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是倾向于对新自由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化的”管理。社会主义国际也不再是一个政治的组织，而变成了一个讨论的俱乐部，大家共同就政治和外交问题进行讨论。

第三国际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它旨在建成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国际组织。尽管其早期（1919-1924年）带有许多专制和军事化的色彩，它确实还是一个国际组织，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参与其中，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蔡特金（Clara Zetkin）、安得鲁.宁（Andrés Nin）和马特里亚吉(Jos Carlos Mariátegui)等。列宁死后，第三国际在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领导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完全变成了执行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工具。尽管是这样，它在国际共产主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最典型的就是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8年）它组织了国际纵队。

1943年，斯大林应其盟友丘吉尔、罗斯福的请求解散了第三国际，但他并没有因此放松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组织上的控制。随着1989年被冠以“现存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苏联的解体，第三国际便陷入危机。其成员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只有少数政党像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Communist Refoundation）成功地完成了自我的重新定位，与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选择了一个新的方向，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第四国际由托洛茨基成立于1938年，它的成员来源于第三国际的左翼反对派，是共产国际中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体。但由于托洛茨基及其他领导人先后被法西斯或斯大林所杀害，第四国际不断地发生分裂，其力量也大为削弱，很难再投入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中去。但第四国际的战士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反战运动以及拉丁美洲的反独裁斗争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四国际试图努力从斯大林灾难中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并在其战士与领袖——曼德尔（Ernest Mandel），梅坦（Livio Maitan），布兰科（Hugo Blanco），庞德（Raul Pont），克礼文（Alain Krivine），边赛（Daniel Bensaïd）的帮助下，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与实践。

第四国际——笔者是其成员——近年来虽然发展迅速，但在数量和资源上仍是一个虚弱的组织。除了菲律宾与斯里兰卡外，其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目前其成员开始有组织地加入一些更广泛的重组团体里，如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PRC），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Alliance），葡萄牙的“左派集团”（Left Bloc），乌拉圭的“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和巴西的工人党（the Workers’ Party）。与其它标榜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及派别不同的是，第四国际并不认为自己是唯一的革命先锋队，它的目标是为塑造一个新的国际并使之具有群众性质而努力，而它自己将只是这个新国际的一名成员而已。

国际主义者反抗资本的斗争已经是一个很强烈的事实。资本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地球上竭尽全力践行着其绝对而无限的权力，对世界各国的制度、政策、理论与利益施加强大的影响力，建立如此缜密的国际网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按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自由利益的原则来控制、统治和主导人们的生活，通过跨国公司和金融市场强行建立起它的全球专制体系；最后，资本从未像今天这样，由唯一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主导着。今天我们正在见证着“欧洲的萨帕塔主义”（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指挥官马尔克斯(Marcos)语，1995年8月28日），“一场货币和国际金融资本反对人民、人性、文化和历史的真正战争”。

资本及其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反攻开始于1980年的里根和撒切尔改革，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退回资本主义达到了高潮。“乌托邦死了”（或者“革命死了”，“马克思主义死了”）以及“历史终结了”成为西方资本世界广为宣传的胜利口号。

正是在这种失败以及左派迷失方向的环境下，犹如黑暗里的一道闪电，萨帕塔主义在1994年兴起了。在1996年，第一届洲际维护人性、反对新自由主义大会在墨西哥的恰帕斯（Chiapas）山林里召开。这一事件有着广泛的世界影响：这么多年来，它第一次把来自南方与北方、拉丁美洲、美国和欧洲的战士、激进主义者及各派知识分子团结在了一起。从这次会议开始，他们就呼吁建立一个“希望世界”（the international of hope）以反对“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恐怖世界（the international of terror）”（出自第二次La Realidad 宣言），努力去构建一个能容纳各种斗争与抵抗运动的国际网络。

这是在号召建立一个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洲际网络，一个捍卫人性的洲际网络。这个洲际网络承认各种差别与相似，努力将全世界不同的抵抗运动联系起来，这也意味着不同的抵抗运动可以彼此间更加互相了解。

1996年的恰帕斯会议，虽然初衷是萨帕塔主义者想把其欧洲和拉丁美洲失败的同行给组织在一起召开会议，但却被看作是遍布全球的反新自由主义伟大运动的第一步。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一个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的国际的诞生。

1999年西雅图爆发了巨大的全球抵抗运动（the Movement of Global Resistance），这是这个新国际主义的特征，但却被右翼媒体错误地定性为“反全球化运动”。这个“运动之母”（movement of movements）引发了布拉格、斯德哥尔摩、布鲁塞尔、曼谷、华盛顿、巴塞罗那、日内瓦以及最近的佛罗伦萨抗议浪潮，分别有数十、数百乃至上百万人的参加。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连续三年（2001-2003年）组织召开了“世界社会论坛”（WSF），2002年有“欧洲社会论坛”（ESF），另外还有很多地区或大陆的会议，都是在反对资本的全球体系。

为新世界而斗争的运动是范围广泛、类型各不相同的，但都具有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性和国际主义的特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也是共通的，如“世界不容买卖”（the world is not for sale）、“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反对战争”（no war）等等。这些原则虽然很普通，但如果我们能认真地进行捍卫，它们就会具有颠覆性的潜力。在这些具体的要求上，大家也是一致的：废除南方国家的债务，制裁低税收国家并对金融交易强制征税；限制转基因食品等等。大家对共通的敌人有着一致的认识，即：新自由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帝国主义。从这个新的国际体系的“规则”，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助于向革命（社会主义）转变的答案。

各种运动的差异性可能会是一种障碍，但也可以是一种力量之源。全球抵抗运动包容了最广泛的斗争力量：工会，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生态主义，自由基督教派，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农民和土著运动，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许多年轻人以及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女人与工人。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去抗议，去游行，去战斗并共同讨论问题。这也是唯一一个场合，可以让不同思想的人们相互认知、讨论和学习，大家不必抛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又能了解别人的观点和信念，从而使大家在思想或行动上联合起来。

所有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将会产生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全球抵抗运动”的国际主义文化。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还远没能够达成普遍的意志，但大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这个运动统一的精神特点：激进、好战并强烈反对任何机构型组织控制运动的企图。

全球抵抗运动，或者其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世界社会论坛”（WSF）在某种意义上将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2002年它在阿雷格里港设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和一个“议会论坛”。但这些组织就像WSF本身一样，都不是一种国际政治力量。它们的职能也非常有限，仅限于国际和大陆内部论坛的召集。比它们更为重要的是WSF的一些成员，如“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巴西的无地农运动（MST）、工会总会（CUT）和 ATTAC (Association for the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for the Aid of Citizens）等，他们出版了一些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呼吁联合斗争的政治文章。

所有这些能说明已经形成了一个“第五国际”吗？不是的。第一，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社会运动而不是政治组织或者一项全球社会变革的计划；第二，全球抵抗运动及其组织差异性很大，其中有很多组织或人士仍然相信资本主义的可调控性、人道化、民族性与民主性。即使“国际议会论坛”（the International Parliamentary Forum）也一样如此。

相比于一个国际政治组织，它还缺少政党、阵线和运动，以便在全球抵抗运动内部提出新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方案，描绘一个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美好前景。它还与欧洲的一些组织具有相似性，如“欧洲反资本主义左翼论坛”（the Conference of 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就包容了意大利的 “重建共产党”（PRC），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葡萄牙的“左派集团”（Left Bloc），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Alliance），丹麦的红绿联盟（the Red Green Alliance）等等。它们也都期望一个“肯定的”替代方案，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专制，期望在物质足够发展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生态和谐、消除了劳动剥削和奴役妇女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一个由广大劳动人民自行管理的社会。

如果全球抵抗运动的模式能够扩展到其他大洲，并且能更开放地包容一些更激进的政治组织的话，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了。这个新的国际不一定非要冠以“第五国际”的名字，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同过去一百多年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国际的历史。它的名字可以是“国际反资本主义左翼论坛”（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nti-Capitalist Left）、或者“新国际趋势”（Tendency for the New International），或者别的有建设性的名称。

这样一个新的国际应该有选择地吸收以往四个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点，包括这些人的思想：巴贝夫（Babeuf），傅立叶（Fourier），马克思，巴枯宁，布朗基，恩格斯，罗萨·卢森堡，列宁，艾玛·古德曼（Emma Goldman），布维那文士·杜鲁提（Buenave Durruti），葛兰西（Gramsci），托洛茨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马特里亚吉(Jos Carlos Mariátegui), 桑迪诺（Augusto Caesar Sandino），法拉邦多·马蒂（Farabundo Martí），切·格瓦拉（Ernesto Ché Guevara），卡米罗·托里斯（Camilo Torres），胡志明，希克梅特·纳（Nazim Hikmet），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以及其他人等。当然，它首先应吸取现在进行中社会运动，尤其是全球抵抗运动的经验。

这个新的国际还可以借鉴第一国际的模式，将不同的政治观点在思想与行动上融为一体，广泛开展多元而开放的民主运动。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复制“国际工人协会”组织与运作模式，毕竟当时和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完全不同。虽然我们还难以预料这个新的国际未来将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形式：分散的联盟、有组织的国际网络，抑或只是一个定期的讨论会？但它必然是一个开放、灵活、没有任何官僚色彩的机构。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它既包容政党和政治阵线，也包容左翼的杂志社、研究机构、社会运动组织和知识分子的团体。

我们怎能不去限制这个新国际的政治社会斗争范围呢？在我看来，首要的标准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尽管这不是消灭社会不公、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压迫的必要条件。其次要追求未来社会的美好前景：自由、民主、平等、团结、生态和谐、女性解放等（当然对我和我的同志们而言，还希望未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可以开放地看待）。但无论如何，我们只有在这个国际网络或联盟形成的具体过程中，才可以明确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政治角色。

那么，我们从何做起呢？正如我们的同志边赛（Daniel Bensaïd）所说，不能削弱的愤慨（indignation）、对社会不公的坚决反抗以及不放弃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愤慨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它使我们苏醒并开始前进。一旦你开始愤慨和反叛，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我们能够把全世界因愤慨而起来反抗现存体制、反抗强权并相信未来新世界的人联合起来，我们无论如何都会看到一个新的国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