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階級退卻》第一章
《一種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
（加拿大）艾倫‧伍德 E.M.Wood
尚慶飛譯

譯者按:本文節選自加拿大著名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艾倫‧伍德《從階級退卻》一書的第一章，該書寫於八十年代末，後被收入VERSO經典於99年再版，中譯本已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艾倫‧伍德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著作頗豐，但在國內尚無完整中譯本面世。

在《從階級退卻》一書中，作者認為，在“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中存在著用“話語政治”來淡化甚或是對抗“階級政治”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她看來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批判過的德國19世紀40年代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作者認為“階級政治”不應該被淡化為“話語政治”，資本主義世界變化了的階級階層狀況並沒有改變“階級對立、對抗甚至是鬥爭”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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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一種被描述為“真正的”的社會主義的學術流派給予了強有力的駁斥。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對某些幻想信以為真……，所談的是‘最合理’的社會制度，而不是一定階級和一定時代的需要……他們就離開實在的歷史基礎而轉到思想的基礎上去……它所關心的既然已經不是實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喪失了一切革命熱情，它就不是宣揚革命的熱情，而是宣揚對人類的普遍的愛了。”(1)“如果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與哲學家們認為所有現實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引起的，那麼不知為什麼他們一般還談論社會。既然他們充滿了關於概念能夠創造世界和毀滅世界這一哲學信念，他們當然也就會認為某一個人能夠通過消滅某種概念而消滅生活的分裂。”(2)在《共產黨宣言》中，真正的社會主義被概括為：既然社會主義“不再表現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滿以為……他們不代表真實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是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這種人不屬於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於現實界，而只存在於雲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3)

在20世紀80年代，我們好像目睹了“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復蘇。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以下使用縮略語NTS）自詡於拒絕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和“階級還原主義”，已經從實質上將階級與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方案中剝離出去。這一思潮最明確的特徵是，使意識形態與政治脫離任何社會基礎，特別是任何的階級基礎。與此設想相反，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經濟條件自然導致政治力量的產生，為其階級形勢所迫，無產階級將不可避免地進行社會主義的鬥爭。而NTS則認為，因為經濟與政治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在社會主義鬥爭中，工人階級可能並不佔據優先的位置。相反，社會主義運動可以由相對的抑或是絕對的，獨立于經濟意義上的階級條件來促成，由並非赤裸裸的階級物質利益，而是對“普遍人類之善”與社會主義秩序合理性的理性要求來加以推動。這些理論策略有效地將工人階級排除於社會主義方案的核心之外，用意識形態或“話語”的分裂取代了階級之間的對立。

NTS包括各種各樣的政治立場，並以不同的理論風格中被表達出來。它的闡釋者包括著名的政治與經濟理論家，意識形態與文化的分析家以及歷史學家，這些人可以說是趣味廣泛且風格各異，比如，包括E‧拉克勞，巴裏‧漢迪思，保羅‧赫斯，以及G‧ S‧瓊斯。在英語國家中NTS的一個主要的理論陣地是《今日馬克思主義》，這是英國的“歐洲共產主義”的理論刊物，但是，儘管NTS在理論與政治上與大陸及英國“歐洲共產主義”的發展緊密地聯繫起來，但它已經建立起了從共產主義者到工人党黨員及其支持者的廣泛的社會主義聯合陣線，並在大西洋兩岸都找到了其闡釋者和代言人。

在相當程度上，NTS可以被當作是所謂的“新修正主義”(4)，但也必須明確加以區分，希望能弄清的是，被“新修正主義者”用來支撐自己政治觀點的精致的理論公式－儘管他們也聲明那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一部分－代表的是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根本背離，實質是對其本質前提的拋棄。總而言之，“新修正主義”代表的是一種擁有共同政治原則的思潮。這些原則主要是包括了對於階級政治的首要性的拒斥，以利於那種特別是由“新社會運動”來進行的“民主鬥爭”。對於NTS來說，這些政治原則需要對社會現實，至少是使其得以解釋的理論構件做一個徹底地重新評估。同樣可能真實的，那些支援了這種理論反思的人，一般都屬於新修正主義者的“極右翼”，他們對於自己的理論界定，對其同志來說則是過於極端化的。這或許是意味著，右傾的幅度與理論的精致性、複雜性（更不要說其虛偽性與模糊性了）程度之間似乎是直接相關。無論如何，當前研究的主要物件，將會是這一思潮流的某個部分，這不僅有助於理論的重建且將可以界定這一思潮的政治正義。

不管這一運動是多麼複雜，不管在事實上，並非其全部成員都同樣清楚並認同於同樣的原則，但是，我們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觀點上做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這種思想傾向的邏輯：

（1） 工人階級沒有像馬克思所期望的那樣，發動一場革命的運動。也就是說，它的經濟情勢並沒有必然產生一個通常被認為是恰好相關的政治力量；

（2）這在總體上反映了經濟與政治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階級與政治之間的任何聯繫都是偶然的。換句話說，意識形態與政治是（相對地？絕對地？）獨立於經濟的（階級）關係之外的，不存在諸如“經濟上”的階級利益之類能夠把其派生物轉譯成政治詞句的東西。

（3）尤其特殊的是，這些問題表明，在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之間並無必然的或特定的聯繫，而且，工人階級實質上對社會主義並沒有“興趣”；

（4）因此，社會主義運動的構成在原則上是不依賴於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政權的建成可以多多少少獨立於經濟的（階級的）條件，這尤其意味著以下的兩種情況：

（5）一種政治性力量能夠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層面”上得以組織和建立，由能夠聯結在一起的，並由純粹意識形態或政治的手段加以推動的各種式樣的“人民”因素建成，而不考慮他們之間的階級聯繫與對立；

（6）確當的社會主義目標是超越階級的全人類的目標，而不再是狹隘的根據階級利益而界定的物質目標。可以在獨立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的“層面”上，把這些目標向不同類型的人們加以述說，而不管他們物質階級境況如何；

（7）社會主義鬥爭可以被看作是多元的“民主”鬥爭，它把不同形式的對於不平等和壓迫的反抗聯合在一起。事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用“激進民主”的說法來置換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也是可以的。社會主義是自由民主多多少少的自然延伸；或者，無論如何，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儘管是以限定的形式存在的民主，還是體現了“非決定性”的原則，能夠拓展為社會主義民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NTS首先是以此種形式存在，並在像薩繆爾‧鮑爾斯和赫爾伯特‧金蒂思等人的手中得到了精緻的發展。）

社會主義計劃不再重要，這不僅代表了社會主義目標的重新界定（這一目標不再能與階級的消亡相一致），而且是對關於社會和歷史進程的唯物主義分析的拒絕。很明顯，整個論斷的邏輯要求把物質生產降低為至多不過是社會生活構成中的次要性角色。由於社會主義方案與任何特定的階級相脫離，它在“人民同盟”這一社會集團中被重新定位，其角色認同，聚凝的原則，目標以及集體行動的能力，並不取決於任何特定的社會關係和利益，而是由它們自身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構成的。因此，NTS做了這樣的假定，即假定存在著並非是基於特定的物質生活狀況的歷史性力量，假定存在著這樣的集團組織，它所聲稱的具有戰略地位和集體行動的能力，在物質生活的社會組織中找不到的基礎。更確切地說，戰略性力量與集體行動能力的擁有，並不被認為是確定社會變遷動力因素的本質標準。

說地極端一點，使意識形態與政治“獨立化”的理論傾向，是與那種朝向以語言和“話語”建構作為社會生活的支配性原則聯繫在一起的，與之相關的還有，某些“後馬克思主義”流派與後結構主義的合攏，最終使意識形態與觀念同任何社會與歷史基礎相分離。這種把社會現實分解成語言的缺點，迂回反復以至最後的虛無主義，已經在佩里·安德森那裏得到了強有力的揭露。在我們看來，最為重要的是，這一思路是如何被運用於這樣的一種政治策略中去，即，社會和政治力量是由話語本身構成的，在社會關係中幾乎是沒有基礎的。

因此，NTS方案的一般主題，似乎是一個包孕廣泛的鬆散的聯合體，一個人民的聯盟，除了大都是來自於一種其自身起源就是模糊的獨立意識形態之外，彼此之間就不存在可以看得見的共同點。然而，這並不真的意味著NTS的主題就沒有確定性。NTS看上去在下列觀點上是一致的：即社會主義的天然構成者是被稱為是“公平正直”的人們，這些人的共同之處不在於其赤裸裸的物質利益，而在於對理性與說理的敏感性。尤為特殊的是，知識份子試圖去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情況下，知識份子的重要性是相當明確的，但是，即使在不明確的情況下，也可以這樣認為，NTS方案必定要在其社會主義方案中，賦予知識份子以決定性的角色，就其依賴于知識份子去完成不比通過意識形態和話語的方式去建構社會動因更少的任務而言。在那種情況下，除了從他們的知識份子領袖–即話語的載體–那裏所得到的東西外，由尚未成熟的大眾構成的“人民”主體，仍然不具有集體化的特徵。

在這裏，我們補充最後一條原則：

（8）比較而言，某些類型的人對於普遍的、理性的社會主義話語更為敏感，更能夠承諾於一般性的人類目標，以明顯地區別於狹隘的物質的–或者常被邊沁(5)稱為是“邪惡的”—-利益；這些人成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天然選民。（在這個問題上，注意到以理性、人道主義目標為一方，以物質利益為另一方的雙方之間的對立——實際上是敵對–是極為重要的。）

至少，所有的NTS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鬥爭中並沒有優先性地位，在這一點上，它的階級狀況不比其他階級更自然而然地或是更方便地導致社會主義政治的產生。然而，有些人甚至會走地更遠：工人階級–或者是“傳統的”工人階級–比起其他社會群體更不太可能產生社會主義政治。工人階級的革命性不僅不具必然性，而且，其本質特徵卻是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經濟主義的”。

然而，在這個論斷中或許有一個矛盾。儘管根本原則是政治與意識形態對於階級的獨立性，但現在看上去至少就工人階級而言，經濟－階級狀況確實是決定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只不過不是以馬克思所期望的那種方式而已。唯一能使此判斷免於窒息的，是這樣的一種觀念，即，經濟狀況本身決定了其他現象能夠獨立於他們的程度，或者去適應一個著名的阿爾都塞式的公式–經濟在最終意義上具有決定性，只有在此種意義上，經濟才是決定性或支配性的；而且，有些經濟狀況決定了經濟本身將是占支配地位的，而其他的經濟狀況則決定了政治與意識形態將是相對獨立的或是占支配地位的。用傳統的術語來表達，這個判斷就是這樣的，某些階級狀況決定了民眾將與物質必需聯結在一起，而別的條件則允許更大的知識與道德的自由，換句話說，更能夠擁有“正確的思想”，因而更敏感於社會主義話語。

人們因此更樂於服從社會主義的政治，他們獨立於物質狀況的程度越大，因而所具有的呼應理性的、普遍性目標的能力也就越強。因此，那些使得工人階級並非最適合於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的選民的東西，就不簡單在於其物質利益傾向於產生一種“經濟主義”或者“改良主義”的政治，而毋寧在於他們根本是為物質利益所驅動的這一事實。因此，社會主義理論已經在一個經典的保守原則基礎上加以重構了，這種保守性原則可以上溯整個漫長的政治思想史，直至柏拉圖式的反民主的哲學。但更多的關於柏拉圖式的馬克思主義的描述將在後面展開。

這就是所謂的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其中的大部分不必說是談不上“新”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不過是舊調重彈，是老掉牙的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騙人方案。那種認為資本主義民主只需被“拓展”到社會主義的觀點，或者是那種關於社會主義代表了一種生活的更高理想，這種理想能夠吸引所有的“公平正直”的人們（不管他們屬於什麼樣的階級）的想法將會得到－比如說，諸如拉姆塞和J‧ S‧穆勒(6)－的認同 。NTS的新穎之處在於，其闡釋者堅持認為，他們要麼與馬克思主義，要麼與其後繼（比如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密切相關。即使那些（如拉克勞, 墨菲）已經遠離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且已遊移至NTS思潮的右翼極端的人，仍然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是他們主要的構成性傳統之一，只不過是“不同程度地減少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地位和有效範圍……”(6)。這些聲明導致了這一思潮的最具有特色的一些方面，特別是它複雜的、虛偽的、捉摸不定的理論歪曲，這與直白無飾的、不求精致理論包裝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機會主義形成了強烈對比。

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這種思潮是如何形成的，何以現在得以凸顯，何以能在英語國家找到這樣一個強有力的立足點。當然，從廣義上說，在過去的十年左右，它是對“左”派產生了重要影響的思想大潮，毫無疑問地受到了世界各地社會主義追求的挫折與失敗所制約。然而，必須強調的是，正如拉爾夫‧密里本德(7)在他關於“新修正主義”評論中所指出的，這種現象“已經在其他國家以更糟的和更具破壞性的形式呈現出來，特別是在法國，已經產生的甚至不是一種‘新的修正主義’，而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了反共的歇斯底里與蒙昧主義。”(8)英國的NTS當然沒有考慮地這麼深刻；從這種觀點看來，它拒絕與馬克思主義傳統完全割離–不管這種拒絕將會如何地誤導–的做法，可能被解釋成為一種肯定性的聲明，以表達其對於某種社會主義價值的永久性承諾。然而，確實存在著一個對於社會主義根本立場的拋棄，這仍然是需要加以解釋的。

NTS思潮形成發展的時期大約是在1976至1985年，儘管它直接的理論先輩–歸根到底是來自于阿爾都塞–可以回溯至這樣的一個理論－政治框架，對於這一框架來說，1968年是一個關鍵時刻。如同我們在探究理論背景時將會看到的一樣，存在這樣的一個典型的理論演變的軌程，即，從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激進主義中引入的毛主義–這是受阿爾都塞的理論啟發的–到歐洲共產主義，而且是直指其“右”。從阿爾都塞到普蘭查斯到拉克勞的這一條線，多多少少地勾畫出了NTS的理論與政治過程，以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為標誌性的分界點。在英國，漢迪思和赫斯走出了一條符合標準範式的路徑，對他們來說，1975－1976代表著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短短的兩年內，當他們完成了從毛主義式的阿爾都塞主義的最後遺跡，到後阿爾都塞主義右翼勞工主義的開端這樣的一個行程。其他人已經在多少不同的政治環境中走過了同樣的旅程，比如，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仍然停留在英國共產主義限定的範圍之內。當前英國共產黨內部的鬥爭即是這種傾向的明證。

在二十世紀70年代的中期，究竟發生了哪些能夠解釋這些演進的事情呢？我們需解釋的不只是那種令人失望的大氣候或者是左翼神經的麻木，而是這種以特定的形式，在英語國家特別是英國這一特定的地方，從社會主義戰場撤離的原因。關於“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因，或許已經說地夠多了，在此問題上，密里本德曾經簡要概括如下：

“現實社會主義”的經歷，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義幻想的破滅，柬埔寨以及越南勝利的酸楚餘殃，歐洲共產主義希望的萎縮，“新社會運動”能夠在其出現之時，便天生地帶有了對於傳統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和政黨的局限性的不滿，一種在滋長著的對於工人階級成為激烈社會變遷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隨之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特別是在英國，對於許多人來說，一樣地有著“柴契爾主義”的創痕，尤具創傷性的是其贏得選舉的能力。(9)

最後一條提及了一個對於NTS的解釋或許是最為直接的或特別相關的因素。與NTS的發展有著最為明顯的歷史性關聯的，是“新右派”（特別在英國和美國）的演變。一般而言，說NTS是對“新右派”成長的一個“回應”，這也許是正確的；但就其本身而言，這並沒有將事情向前推進地更多。我們仍然需要知道的是，這種特殊回應的原因是什麼。比如說，既然“柴契爾主義”的特徵在於，根據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來觀察世界，既然柴契爾政府的初衷是調節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力量平衡–在他們眼裏，這一點已經過多地染上了有利勞工的色彩–那麼，為什麼社會主義者的回應就是要否認階級政治的核心性，將階級政治問題理論化，而不是直面柴契爾主義本身，而他們在政治上的回應，就是站到了由柴契爾政府資助的階級鬥爭的一邊？為什麼社會主義者如此地沉迷於柴契爾主義的意識形態裝飾物–其所謂“權威主義的民粹主義”–而不是關注於其在反對勞工的階級鬥爭中的具體做法。

因為兩種傾向實際上是同時並存的，或許最好是把NTS不簡單是當作對於“新右派”的回應，而是當作對於導致“新右派”產生的同一起因的一種回應。幾乎不用懷疑的是，英國“新右派”發展的直接衝動，來自於二十世紀70年代勞工好戰性因素的爆發，接下來的是1968－1969一段時期內歐洲的激進主義，特別是在1972和1974年礦工罷工，以及希思（Heath）政府的失敗。柴契爾以非常明確的“永不再來”面目而出現，並且伴隨著一個明確的決心，就是要打贏反對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階級戰爭。1978－1979年“失望的冬天”火上澆油。NTS的演變正與這些好戰性事件相吻合，並在工人階級鬥爭史上又一戲劇性時刻，即1984－1985年的礦工罷工中達致成熟。而且，工人階級好戰性的每一個里程碑，都伴隨著NTS理論的深入發展。

因此，有理由認為，NTS的演進–自始至終是與工人階級好戰性的戲劇性事件相關聯的，並在連續性爆發中間得以加劇–與西方，特別是英國最近以來工人階級鬥爭的歷史是有著某些聯繫的。然而，很難去讓歷史的見證人去堅持這樣一種觀點，即NTS，及其對於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變遷的因素觀點的拋棄，所代表的將僅僅是，在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平熄時期社會主義者一方的失望。

每當歐洲國家的工人展示出新的好戰性時，就準備在理論上把工人階級從社會主義方案中排除出去，特別是在英國，每當好戰的工人登上了政治舞臺，這種理論就會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們應該怎樣去解釋這其中所包含的諷刺意味呢？對於這個明顯的悖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工人階級革命潛力問題上，一種新的悲觀主義正是由於好戰性的這樣一種顯現而產生，因為這種好戰性在社會主義的決定性戰役中無法得以勃發。似乎惟一值得進行的鬥爭就是最後的鬥爭。與此同時，“新社會運動”已經將注意力轉移到由有組織的勞工運動所沒有充分談及的一些問題。然而，還有其他可能性因素是不可忽略不計的，比如學術時尚的誘惑，“話語”成為八十年代的風格，或者可能的是，甚至有些挑剔的中產階級也對工人階級–談不上害怕–不感興趣，以及對削減服務而來的不適的憤然拒絕。他們在理論層面上急切地期待著其到來的“好戰性”，但在實踐中卻總是遲遲不來。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5-537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1頁。
3.《共產黨宣言》單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頁。
4. 特別是參見拉爾夫‧密里本德：“英國的新修正主義”，《新左派評論》第150期，1985年3-4月號。還可以見本‧法因等的《階級政治：對批評者的一個回應》，倫敦1985年版，在那裏，修正主義被稱為“更新的左派”。後者包括了一些著名人物，這些人物沒有全部進入我們的考察中，儘管他們與NTS有著某些重要的聯繫。可能最為明顯的是忽略了斯圖亞特‧霍爾，根據他本人的描述，他是較大地受了英國學者E‧拉克勞及其“話語”政治的影響。霍爾的理論相當模糊，很難弄清楚他的立場。但必須指出的是，他並沒有公開否認階級政治的核心性，甚或是工人階級利益與社會主義政治的作用之間的聯繫，頂多就是多多少少較為實際地強調了純粹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的代價與不足。（他最近已不同意于拉克勞的文章：“權威式的民粹主義：一個答覆”《新左派評論》第151期，1985年5－6月號，第122頁）。E‧霍布斯鮑姆是一個相當不同的個案，在促成一個實質上是無限制的跨階級的聯合陣線以打敗柴契爾方面，他跟當前任何其他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走地是一樣地遠。他對“新社會運動”幾乎是既沒有同情也沒有興趣，而且他的政治路線更多地是循著舊式“共產主義人民陣線”策略的傳統。不僅如此，從來沒有任何跡象公開表明他已經脫離了他自己一直以來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正統。
5.邊沁(1748-1832)，英國作家、改革者和哲學家。系統地分析法律和立法，建立功利主義學說－譯者注。
6.約翰·斯圖爾特‧ 穆勒（1806-1873），英國哲學家及經濟學家，尤以其對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的闡釋而聞名。其著作甚多，有《邏輯體系》（1843年）《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年）和《婦女的從屬地位》（1869年）－譯者注。
7.E‧拉克勞與C‧墨菲：《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激進民主政治》，倫敦1985年版，第4頁。
8.拉爾夫‧密里本德，生於1924年，自1949年起歷任倫敦經濟學院政治學高級講師、利茲大學和美國布蘭代斯大學政治學教授，1994年逝世。1964年以來一直是英國《社會主義年鑑》的主編之一，在西方政治學界有一定影響。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問題，他以國家為什麼是實現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這個問題為研究重點，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工具主義國家理論結合起來，對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工具主義的分析。其主要著作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已有中譯本）、《馬克思與國家》、《國家政權與階級利益》。密里本德的工具主義國家學說對於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來闡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作用和運行機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譯者注。
8.密里本德，“英國的新修正主義”，同上，第6頁。
9.密里本德，“英國的新修正主義”，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