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民主到社會主義民主

萬毓澤

（本文曾略經刪節後刊於《思想》第十期，2008年）

一、「民主社會主義」的虛實

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社會民主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一詞，最早出現於1848年歐洲革命時期。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或「社會民主黨人」意涵較廣，大致涵蓋幾類政治派別，如（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無產階級革命派等。馬克思、恩格斯曾參加德國革命，希望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行到底，為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創造條件，因此也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Sozialdemokrat）。[1]1860、70年代以降，歐洲各國陸續成立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皆認為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不可分割，皆將「爭取民主」視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並據此來為政黨命名，如社會民主黨、社會黨、社會民主工黨等。李卜克內西於1869年5月發表的演說〈論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立場〉（Über die politische Stellung der Socialdemokratie）中便云：「正因為我們瞭解社會主義和民主之間的不可分割（Untrennbarkeit），我們才自稱社會民主黨人。我們的綱領就在這個名稱之中」。[2]1889年，這些社會主義政黨聯合建立了第二國際。因此，在早期階段，「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都同意（1）生產資料的社會化；（2）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合作；（3）組織無產階級政黨參加議會活動，為奪取政權做準備。

當然，眾所皆知，由於「合法鬥爭」漸有成就，各國社會民主政黨內部逐漸出現路線鬥爭，其中的「改良主義」或「修正主義」一派認為，只要透過合法的議會活動與改良措施，就可和平過渡至社會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第二國際各黨皆同意，若爆發帝國主義戰爭，必須堅決反對這場不義之戰，並利用危機來推動革命。但1914年8月戰爭爆發時，大多數歐洲社會民主政黨領導人卻轉而支持本國政府與本國工人參戰，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也就此分裂。在這種態勢下，列寧於1917年4月首度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必須放棄「社會民主主義」這個名稱，改稱共產黨，並於同年9月號召成立了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

兩次大戰間，各國社會民主黨有時將「民主社會主義」當作「社會民主主義」的同義詞，以凸顯自己與「非民主」的社會主義（即蘇聯）的歧異。各國社會民主政黨於1951年聯合建立「社會黨國際」，成立大會上通過的聲明標題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Aims and Task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3]強調「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文化進步」與「國際民主」。從此，人們逐漸用「民主社會主義」一詞來概括各國社會民主政黨的政策主張與意識型態。

然而，蘇東劇變、「現實社會主義」瓦解後，「社會主義」一詞也聲譽盡失。因此，某些社會民主政黨在自我描述時，便傾向避免使用「社會主義」一詞；「社會民主主義」毋寧是比較安全的標籤。十幾年來，社會民主政黨的檔案和相關論著中，「社會民主主義」有逐漸取代「民主社會主義」一詞的趨勢，或至少是並列或交互使用。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有些成員便主張應以「社會民主」（Soziale Demokratie）來取代「民主社會主義」（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一詞。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一詞容易導致引發不當聯想；此外，在「現實社會主義」證明失敗後，不宜再將「社會主義」理解為某種「模式」或「社會經濟結構」，而是應該將之視為某種「由基本價值加以界定的規範性政治和理論思想」。[4]2007年1月德國社會民主黨發佈的新綱領草案（「不來梅草案」〔Bremer Entwurf〕）的標題便是「21世紀的社會民主」（Soziale Demokratie im 21. Jahrhundert）。[5]換言之，值得追求的，是具有「社會」內涵的「民主」（體制）。然而，究竟什麼是民主？可不可能發展出一種（或多種）社會主義的民主理論與實踐？以下，我們先從戰後資本主義的變化與社會民主派的角色談起。

二、「福利資本主義」的常變

全球化對「福利資本主義」確實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如以下幾個層面：（1）商品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全球化，使產品與服務出現激烈的全球價格競爭，而福利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又相對偏高，難免受到衝擊。另一方面，跨國企業可赴海外尋找成本低、潛在獲利高的地區投資，故本國工人亦面臨激烈競爭。（2）因此，各國政府若要「提升競爭力」，便不免透過租稅優惠等政策來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吸引跨國資本投資、防止本國資本外流。然而，沒有充足的稅收，就不會有良好的福利政策。（3）在金融資本的全球化之下，民族國家越來越難以透過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解決失業問題，例如當本國調降匯率和利率、試圖擴張經濟時，往往導致通貨膨脹和資金外流，也因此難以透過貨幣政策來減緩失業。

在這些背景下，1980年代以降，歐洲許多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相繼提出「改革」措施，如削減社福開支、尋求預算平衡、延長退休年齡、減少外來移民享有的福利待遇等。用社會福利學者埃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on）的用語來說，福利資本主義國家原有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趨勢減弱，[6]甚至出現新一波的「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

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不代表福利資本主義模式已全面瓦解，或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壓力下完全「趨同」。美國政治學者斯汪克（Duane Swank）在其重要著作中就曾指出，一國的政治環境（包括對福利政策持不同意見的社會團體的力量對比、組織程度、對政策制訂的影響力，以及選舉制度等）在相當程度上會形塑國民的價值、規範與行為，從而形塑國內的政治辯論環境、影響福利政策的走向。例如他發現，在埃斯平–安德森所謂的「自由福利國家」（美、加、英、澳、紐等）中，國內的制度結構有系統地偏向競爭性的資本主義，因此在面對全球化時，便傾向制訂各種反福利的、親市場的政策。相比下，所謂的保守型或統合主義福利國家（如德、奧、法、義）及社會民主型福利國家（如瑞典和挪威）中，其政治制度則偏向合作與共識，且公民廣泛支持福利政策所蘊含的價值，因此這些國家的政策制訂者在回應全球化時便與英美等國有所差異。[7]當然，這不是要否認全球化的影響，只是要說明：每個國家內部過去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價值規範與社會力量，確實會產生一定的路徑依賴效應，從而在「外在壓力」與「政策回應」之間形成中介。[8]

但整體而言，戰後原有的那種以「鑲嵌性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為基礎的福利國家模式，不論在意識型態或制度安排上，確實已逐漸讓位給「競爭型國家」（competition state；Wettbewerbsstaat）。[9]我們看到的，不是超全球化論者眼中那種簡單的「趨同」（convergence），也不是比較政治經濟學中採取「資本主義多樣性」取徑者所強調的「分歧」（divergence），[10]而毋寧是「趨同下的歧異」。因此，與其繼續強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資本主義多樣性」，不如把焦點擺在「新自由主義的多樣性」，亦即原先各種（不同模式的）福利資本主義國家如何在「趨同」的過程中呈現出「歧異」。畢竟，即使是瑞典、德國這類「新統合主義」、「協調式市場經濟」或所謂「萊茵河」（Rhenish）模式的最後堡壘，其政策產出（policy output，即政策標的團體所實際得到的資源）也已出現重大變化。[11]就區域的層次而言，歐盟理事會2000年3月制訂了里斯本議程（Lisbon Agenda），宣稱要全面「改革」商品與勞動力市場，以提高歐洲「競爭力」，讓歐洲在2010年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與動力的知識經濟體」，更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下的「競爭型國家」在歐盟層次上的具體表現。而諷刺的是，1990年代，特別是1990年代後期，也恰恰是社會民主派在歐洲各國「神奇回歸」（在多國執政或加入聯合政府），將「第三條路」、「新中間」等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時期。

三、社會民主派的浮沉

上文粗略勾勒了「福利資本主義」的變化，以下則要集中討論社會民主派扮演的角色。先以法國為例。1995年席哈克（Jacques Chirac）當選第五共和的第五任總統不到半年，總理居佩（Alain Juppé）主導的社會保險與退休金改革方案便引發了大罷工。該年11月起，鐵路、郵政、電信等公部門500萬工人陸續罷工達三週，間接導致兩年後保守派在國會改選中敗北，席哈克不得不任命社會黨黨魁喬斯潘（Lionel Jospin）出任總理，形成法國第三次「左右共治」。但喬斯潘所領導的「多元左翼」（la gauche plurielle）執政聯盟（社會黨、共產黨、綠黨）在社經政策上卻與右翼沒有根本的歧異。如右翼政府於1993年7月開始推動的重大私有化方案，2000年時已幾乎由「多元左翼」執行完畢。社會黨理論刊物《社會主義評論》（La Revue socialiste）甚至自豪地表示：「在私有化政策的推動上，左派聯合內閣於三年內的政績，堪稱法國歷來政權之冠」，並強調政府在制定每週法定工時35小時的法律前，已將 僱主需求納入考量，包括讓企業改善彈性工時制度等。[12]在此背景下，喬斯潘在2002年的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竟敗給極右翼「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候選人勒朋（Le Pen）；2003年又出現大罷工；2005年公投否決歐盟憲法草案與郊區青年暴動；2006年出現抗議「首次 僱用契約」（Contrat de première embauche）就業法案的學運與工潮；社會黨在2007年總統選舉中敗北……等，則都是後話了。

再如德國與瑞典。德國戰後各政黨、工會與企業界所共同打造的「德國模式」，近年來已開始向右傾斜，故1998年底上任的前社民黨主席、財政部長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原先希望規範金融市場，但在德國企業與歐洲中央銀行群起圍攻下，不到五個月便辭職。拉封丹於2005年離開社民黨，加入「勞動與社會正義–選舉新選擇」（WASG），後又與左翼黨–民主社會主義黨（Die Linkspartei/PDS，前身為東德共產黨，即「社會主義統一黨」，兩德統一後改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合併為左翼黨（Die Linke），目前為德國第四大黨。拉封丹1998年發表在《新左評論》的一篇文章中，還曾宣示「全世界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都知道，改革就意味著人民的生活在改革後要比改革前過得更好。……社會民主主義的新世紀即將到來」。[13]對照目前的形勢，真可說是不勝欷噓。即使在瑞典，新自由主義的修辭與政策亦已逐漸確立地位，導致瑞典在總體經濟與貨幣政策上的改弦易轍，儘管其原有的福利國家體制尚未全然崩解。[14]

四、教訓何在？

經濟上，社會民主代表的是混合經濟，強調建立進步的稅制與社會安全體系，來緩解資本主義的不平等；政治上，社會民主則強調議會民主。整體觀之，二戰後，社會民主所推動的「福利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推動了「去商品化」，確實改善了工人階級的處境。但「混合經濟」名曰混合，實際上仍仰賴資本主義部門（表現為商品與工資形式的生產活動）及其稅收。因此，一旦資本主義部門利潤減弱、成長趨緩，就會衝擊整體稅基，也就連帶動搖原有的福利國家基礎。這正是1970年代以來各國社會民主派面臨的基本問題。

我相當同意研究「瑞典社會民主的危機」的學者萊納（Magnus Ryner）的看法。一方面，我們不應將社會民主的危機化約為外部約束條件的結果，也不應誤判現實，以為外部環境毫無改變，把一切問題都歸於社會民主派政治菁英的「背叛」。前者忽略了行動者在戰略上可能犯下的錯誤，也忽略了行動者可能有不同的選擇，儘管選擇範圍總會因外部環境而改變；後者則無視於全球資本主義的質變，未能認識到這種變化早已重新界定了社會民主派的政治環境。[15]

英國知名的社會民主派學者赫斯特（Paul Hirst）認為，社會民主的目標「過去是，現在也是使資本主義穩定、人性化」，且其中包含三項要素：（1）試圖透過經濟成長、促進就業及社會安全體系等措施，盡量降低資本主義對個人的損害；（2）試圖削減權力與財富分配的不平等；（3）試圖在議會民主、私有產權與市場經濟的架構內，來實現這些目標。[16]赫斯特正面闡述了社會民主的精神，並認為社會民主有能力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在「社會民主」式的資本主義下，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與「內在矛盾」並沒有停止運作。儘管不同的資本「積累體制」[17]會呈現出不同樣貌的「彈性」與「適應性」，但畢竟仍在一定範圍內，一旦超過限度，就會遇到反撲。同樣重要的是，資本主義是一個動態發展、全球緊密聯繫的體系，不斷隨歷史的發展而表現為不同的發展階段：在戰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中，經濟高度成長，工人充分就業，組織化程度高、力量強大，這正是社會民主派得以建立社會福利體系、使資本主義「人性化」的基礎。但1970年代以來，全球資本主義已進入低成長的階段，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已不斷朝資本一方傾斜，工人組織程度停滯或衰退，工人運動則多半屬於防禦性質，戰後勞資雙方的「歷史妥協」越來越成為勞動者單方面的「妥協」。[18]

因此，我們面臨的不是簡單的政策選擇問題，關鍵不在於我們是否「選擇」某種版本的社會民主模式或新自由主義模式（若政治菁英選擇後者，則代表他們的「背叛」）。在全球資本主義下，不同的民族國家會因（1）資本主義不同發展階段下的內在動力，以及（2）該民族國家在世界分工體系與國際關係中的位置，而面臨不同範圍的政策選項。

就（1）而言，「全球化」（作為新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雖然並未完全侵蝕原有的福利資本主義模式，但二戰後那種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強調需求管理、充分就業、或多或少重視財富重分配的資本積累模式，確實已越來越難以維繫。

就（2）而言，以目前的資本主義新中國為例，中國除了透過不受民主監督的國家機器壓低勞動條件與環境標準以吸引外資、扶植本資（多半是賤賣、侵吞集體與國有財產式的「假公濟私」或「化公為私」）外，又具有一定的工業基礎與強大軍事政治力量，因此讓中國在世界上具有其獨特位置。其特色如工人組織程度奇低；貧富差距奇大；對環境生態平衡極不利；依賴外資與外國市場；具有一定的資本輸出實力；軍事政治力量強大，與其他世界強權的競爭關係可能加劇……。從這些現實條件出發，我們知道，即使是在中國強調「社會民主」模式，似乎都有些脫離現實。社會民主模式的前提是「階級妥協」，但資本對勞動的「妥協」從來不是少數溫厚的資本家或國家機器的施捨，而是工人組織與工人運動（包括經濟與政治上的）挑戰下的產物。但中國的工人組織在哪裡？工人的政治代表在哪裡？因此，中國若有真誠的社會民主派，要務應是發展工人運動與各種社會運動，推動工人的組織化與政治化，並在更廣泛的平面上（政治與經濟；中央與地方）推動民主化，而不是只把「民主化」限縮在「民主憲政」的架構內，甚至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妝點為「民主社會主義」，以強調中國正在走正確的道路。

總之，我們看到，近年來，各國若有左翼執政，不論是較早期的法國社會黨密特朗或晚近的德國社民黨拉封丹、巴西工黨盧拉、加入義大利中左聯合政府的重建共產黨（PRC），當他們企圖規範資本的力量時，都受到了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反撲，甚至延續了右翼的內政或外交政策（如重建共產黨便支持義大利在阿富汗駐軍，並支持義大利的美軍基地擴建，導致黨內的左翼出走）。當然，這不意謂對資本的規範（或改良）不可能，但比較理想的狀況，是在國際的平面上開展這種規範，而不是期待個別國家內的政治行動者能夠憑己力完成重大的改良措施。但社會民主派的意識型態，卻恰恰是以單一民族國家內（由政治菁英領導的）的規範∕改良為基礎；即使近年來不少社會民主派喜談「全球治理」，但多半只是修辭。

我認為，我們應該在（某些革命左翼強調的）「改良無望」與（某些社會民主派強調的）「改良萬能」之外，找到「第三條路」。改良的確可能，但卻有其限度，在資本主義陷入衰退時尤其如此；因此，若要確保各種社會戰果，最好強調改良與革命之間的連續性：若不根本挑戰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個別國家內的改良成果就難以真正鞏固。[19]套句老話：「我支持真正的改良，所以我是革命派」。[20]

五、重新詮釋「民主社會主義」

英國政治學者史塔莫斯（Neil Stammers）在考察社會民主派的歷史之後，認為社會民主在意識型態與組織運作上有六項特色，分別是：（1）認同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政體；（2）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既不可避免，也是創造財富與經濟成長的泉源；（3）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導致了不平等，但相信可以透過某種形式的經濟∕社會治理來有效減少其危害；（4）從菁英主義、由上而下的角度理解群眾與政治領導之間的關係；（5）在內政與外交政策上，皆採取國家主義的立場；（6）採取方法論的國族主義，多以民族國家為分析單位，較為忽略在地、區域或全球的層次。[21]上述（2）（3）（5）（6）點前文已有所討論，此處我只針對「民主」的問題略做引伸。

法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者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曾深刻地指出，不論社會民主派和斯大林主義如何互相攻訐，兩者其實有兩項共通點：它們（1）都迷信國家主義，都是國家拜物教下的產物；（2）都不信任群眾。[22]美國社會主義者椎伯（Hal Draper）在著名的〈社會主義的兩種精神〉（The Two Souls of Socialism，1966）一文中，也持相同見解。他指出，社會民主派渴望由政治菁英來由上而下地將資本主義「社會化」，以為國家對社會與經濟的干預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也同樣將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的「國家化」等同於「社會主義」。換言之，社會民主與斯大林主義都是某種「由上而下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儘管前者至少還信守基本的形式民主原則。

據此，普蘭查斯和椎伯都認為，若要同時挑戰資本主義、社會民主派與斯大林主義，關鍵在於倡議一種強調群眾自我管理的「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socialisme démocratique）。換言之，我們不應天真地將「社會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等同於「民主社會主義」，而是要重新界定「民主社會主義」的內涵。社會民主派在二戰後自我標榜的「民主社會主義」，其實仍帶有強烈的菁英色彩，更無力對「自由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危機提出深刻的反省。我們應從椎伯所謂的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為標準，來檢視一切關於「社會主義」的辭令、理論與實踐；[23]左翼不應坐視社會民主派壟斷「民主社會主義」的解釋權。

且讓我們回到「民主」的古典意涵。民主（democracy）一詞，最初源於古希臘文的δημος和κρατία，前者指「人民」、「多數人」，後者指「權力」或「統治」，兩者構成「人民的統治」。但什麼才是人民的統治？

首先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始終是激進的民主派，是官僚體制或「國家拜物教」的堅定批判者。他在《法蘭西內戰》初稿中，是這樣評論巴黎公社的：

這次革命的對象不是哪一種國家政權形式——正統的、立憲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國家本身這個社會的超自然怪胎。這次革命是人民為著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會生活的行動。它不是為了把國家政權從統治階級這一集團轉給另一集團而進行的革命，它是為了粉碎這個階級統治的兇惡機器本身而進行的革命。[24]

因此，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便寫道，「自由就在於把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於這個社會的機關」。這裡的「機關」指的當然是國家機器。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25]是這樣理解「社會主義」與「革命」的：（1）社會主義是一種群眾逐步自我解放與自我管理的過程，「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由上而下」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包辦替代主義」；（2）社會主義鬥爭是一種對抗國家的革命，必須瓦解既有的官僚國家機器，代之以最大程度的工人普遍自治，因此「國家社會主義」或「一國社會主義」只能是矛盾修辭（oxymoron）；[26]（3）社會主義鬥爭的主要行動主體是工人階級（薪資勞動者）。據此，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中，便特別強調：「革命的歷史，首先乃是群眾強行踏進自己命運之主宰圈的一種歷史」。

但要強調的是，對抗「國家」，不等於把經濟領域交由「市場」支配。這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下最盛行的「國家」vs.「市場」二分法。「現實社會主義」瓦解後，許多左翼也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這種說法。古典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民主」的經典批判，就是指出「資產階級民主」將政治與經濟領域截然二分，「民主」僅限於政治領域，且即使在政治領域，公民的參與也極為有限。[27]相比之下，社會主義者所追求的民主，則「一方面肯定代議民主和個人自由這種傳統的民主形式，一方面也籌劃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新穎的社會權力形式；也就是：在社群和工作之中負民主責任的自由。經濟民主的這些層面，包括對投資和生產的民主控制，不僅是值得渴望的，更是維持對政府的民主控制之能力的日趨必要的條件」。[28]先讓我們回歸經典吧：恩格斯的說法，是讓「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佔有已經發展到除了適於社會管理之外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29]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則是要「把現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從而使個人所有制成為現實。……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計 劃調節全國生產，結束無所不在的無政府狀態和週期性的動盪這樣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難以逃脫的劫難」。[30]以下，我願意簡單談談當代社會主義者如何構思這裡涉及的「民主計劃經濟」的問題。

我近幾年較為注意的，大致是：（1）英國經濟學者戴文（Pat Devine）及其學生艾達曼（Fikret Adaman）、奧茲凱納克（Begum Ozkaynak）等人發展的「商議協調」（negotiated coordination）模式；（2）法國經濟學者古特侯（Thomas Coutrot）等人提出的參與經濟民主（démocratie économique participative），或曼德爾（Ernest Mandel）、沙瑪利（Catherine Samary）、勒威（Michael Löwy）、坎貝爾（Al Campbell）、卡克夏（Paul Cockshott）等人倡議的「民主計劃經濟」；（3）美國社會活動家艾爾伯特（Michael Albert）及經濟學者何內爾（Robin Hahnel）（在無政府主義傳統下）提出的「參與式經濟」（participatory economics，簡稱parecon）；（4）英國哲學家歐尼爾（John O’Neill）延續「維也納學派」重要人物諾依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的討論，所提出的「結社社會主義」（associational socialism）；（5）美國經濟學者施韋卡特（David Schweickart）提出的（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6）希臘左翼理論家佛多波羅斯（Takis Fotopoulos）等人整合了（直接）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與生態民主等面向的「包容性民主」（inclusive democracy）等。限於篇幅，我只簡略討論前兩項。

戴文現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經濟系的榮譽研究員，曾籌組紅綠研究會（Red Green Study Group），是英國重要的經濟學者與生態社會主義者。他區別了「市場力量」（market forces）與「市場交換」（market exchange）：人類歷史上存在形形色色的「市場交換」，但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市場力量」才佔支配地位。在資本主義之下，「市場力量」[31]成為力量強大的社會機制，而它帶來的不是主流經濟學所傳唱的「均衡」福音，而是人與人的疏離與壓迫、週期性的經濟危機與戰禍，以及難以彌補的生態破壞。

戴文等人提出的「商議協調」模式，就是主張保留「市場交換」，但排除「市場力量」。這種模式以生產者、消費者與其他社會利益之間分散、水平的關係為基礎，並將經濟計劃納入商議協調的政治過程，而計劃的決策者是直接或間接受決策影響的人。這種民主計劃經濟將大幅拓展民主的範圍，使主要的經濟過程服從於集體決策（即「商議協調」）；且決策過程是分散化的，由地方層級（在地的生產單位）逐步匯集到中央層級（政治代表機構），而非集中在官僚機構。[32]簡言之，「商議協調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差別就在於：在商議協調模式下，個別生產單位的決策會在民主制訂的經濟∕社會優先順序的架構下，與其他的社會利益（即絕大多數「利害相關者」，如企業員工、企業所在的社區、消費者、同產業的其他企業、主要的供應商、其他公民團體等）相互協調；但是在此架構之內，決策權是分散的，個別生產單位仍能自由決定自己的生產活動。因此，即使價格和貨幣仍是不可或缺的計價手段，但由於價格訊號已鑲嵌在更豐富的制度環境之中，故「市場力量」也不會佔支配地位。

的確，許多社會主義者已重新將民主提上議事日程。法國左翼經濟學者古特侯在其近著《民主反對資本主義》（Démocratie contre capitalisme，2005）中全面論述了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在國家社會主義喪失信譽後，「唯有以民主的激進化（radicalisation de la démocratie）為目標的方案，才能重建一個全面的另類觀點」。[33]對他來說，這種激進化的民主，不能僅限於工作場所內的民主（雖然的確有人只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經濟民主」），而是要貫徹到整個經濟領域，在經濟領域中推動柏林（Isaiah Berlin）所謂的「積極自由」：在微觀層次上，讓企業受到工人、消費者、在地社區與一般公民的監督與控制，例如讓工會對企業的 僱用與投資決策有否決權；在宏觀層次上，則要使主要的生產資料由社會佔有（appropriation sociale），並使投資優先順序（priorités d’investissement）的決策過程民主化。這就是古特侯等人倡議的參與經濟民主（démocratie économique participative）。[34]另一位法國左翼阿赫圖斯（Antoine Artous）也認為，當前的社會主義運動，應圍繞著「去商品化」與「民主化」兩條軸線來進行，來挑戰既有的財產關係、發展社會所有權，將民主審議、決策與控制的範圍擴大到各種生產性資源的運用之上。[35]

法國的生態社會主義者勒威則進一步納入了生態觀點。他認為，「民主計劃」不等於「專制化」，而是全社會的自由決策，是脫離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市場專制）與官僚統治（國家專制）的唯一出路。他發揮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思想：「民主計劃」與「勞動時間的減少」（閒暇時間的增多，以及在此意義上逐步開展的「自我實現」與「豐裕」），是人類走向「自由王國」的關鍵，且此兩者相輔相成：唯有透過「民主計劃」合理調配、運用既有的資源，使經濟活動不再由利潤支配，而是為人類的需要以及生態的平衡服務，才會為後者創造實現的條件。他提出了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三項必要條件：（1）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集體」意謂公共的、合作式的或社群共享的財產）；（2）民主的經濟計劃，由社會來界定投資與生產的目標；（3）生產力以（對生態環境友善的）全新技術體系為基礎。這當然是一種革命性的社會與經濟變革。[36]

不管這些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具體方案為何，總之是要對生產性資源進行民主控制，或曰經濟民主。經濟民主不等於凱恩斯主義式的「國家干預經濟」，更不等於斯大林主義下的官僚計劃經濟（指令經濟）。托洛茨基在批判指令經濟時早已指出，天下没有一個「萬能的頭腦」，能夠「制訂一個没有錯誤的、什麼都包括在內的經濟計劃，從麥田的畝數開始，一直到背心上的最後一個鈕釦」。[37]這恰恰反駁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偏見，即以為左翼等同於「大政府」，以為「社會主義」必然通往「到奴役之路」。[38]另一種「民主」的社會主義不僅在歷史上出現過，[39]也是無數社會主義者追求、思索的理想。

六、結語

聯合國2007-2008年的《人類發展報告》指出，當前有25億人（近全人類的一半）每天生活費不到2塊美金；8億5千萬人長期營養不良；平均每小時有180名兒童死於飢餓，1200名兒童死於可預防的疾病；每年有50萬名女性死於懷孕過程及分娩，其中99%是南方國家的女性；超過10億人住在都市貧民窟，居住環境與衛生條件極度惡劣；13億人沒有安全的飲用水，其中每年有300萬人死於相關疾病。《人類發展報告》還特別警告，氣候變遷可能使窮國與窮人的生活狀況每下愈況，數億人將持續面臨營養不良、缺乏用水的惡劣環境，甚至失去生計。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總幹事德爾維什（Kemal Derviş）所言，「氣候變遷是對全人類的威脅。但最直接面對、付出最嚴酷代價的，卻是無需為現有生態債務負責的窮人」。

持平來看，這已經接近盧森堡所謂的「野蠻」狀態了。加拿大生態社會主義者、「氣候與資本主義」（Climate and Capitalism）網站總編輯安格斯（Ian Angus）說得好：「一個允許這種情形發生的社會，不配稱為文明社會。一個導致這種情形發生的社會秩序，不容繼續存在下去」。[40]的確，在（生態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與野蠻狀態之間，選擇已越來越少。在社會民主派視「社會主義」一詞如燙手山芋之際，也是「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傳統奪回詮釋權的時機。將生態的觀點納入，重新界定、拓展「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內涵，此其時矣。

[1]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1850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提出了「不斷革命」（die Revolution in Permanenz）的說法，認為工人階級在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合作時，不能淪為附庸，必須維持工人階級政黨的獨立性。

[2] 演說全文見http://www.marxists.org/deutsch/archiv/liebknechtw/1869/05/01.htm。

[3] 聲明全文見http://www.socialistinternational.org/viewArticle.cfm?ArticleID=39。中譯見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06/marxist.org-chinese-2Interational-1951.htm。

[4] 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基本價值委員會，〈社會主義：關於處理一個概念的困難〉，收於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編，《當代國外社會主義：理論與模式》（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234。

[5] 但綱領內文並沒有放棄使用「民主社會主義」一詞。標題為「民主社會主義」的一節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蘇聯國家社會主義的終結，並沒有證明民主社會主義（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這個理念的錯誤，而是深刻確認了社會民主的基本價值。對我們來說，民主社會主義仍代表了一個自由、公平、團結的社會願景，這是我們將不斷奮鬥的目標。我們的行動原則，是社會民主（Soziale Demokratie）」。顯而易見的是，這份綱領是從「價值」（自由、公平、團結）的角度來論述「民主社會主義」，而盡量不觸碰比較敏感的問題，如私有產權。綱領德文全文見：http://programmdebatte.spd.de/servlet/PB/show/1727778/230907_Empfehlung_Antragskommission.pdf。

[6] 「去商品化」指的是：公民獲得了某些機會、資格或條件，可以不必透過市場商品交易，就能得到某些貨幣的或非貨幣的福利服務，以維持一定的生活水準。埃斯平–安德森便認為，歷史上有關社會政策的爭論，大部分都是針對「市場豁免權」的強度、範圍和性質等問題而發。也因此，一般在衡量福利國家的「去商品化」程度時，看的便是該國福利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讓失業者、殘病人士及老年人口等不受純粹市場力量的影響，而保有基本的生活水準。

[7] Duane Swank, Global Capit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in Developed Welfare Stat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8] 另兩位知名的社福研究者休伯（Evelyne Huber）及史提芬斯（Johh D. Stephens）也強調，各國政黨在面臨全球化的壓力時，是在既有的選舉制度、政策遺產與政治經濟動員下做出選擇，而各國既然有其特定社會歷史脈絡，回應方式也就有所差異。他們也發現，福利國家當中，最常見的是「擴張減緩」，其次是「停滯」，最少見的則是政府補貼的全面削減（如英國及紐西蘭）。英國學者麥葛瑞格（Susanne MacGregor）亦指出，福利政策的支持力量越衰弱的地方，「改革」就進行得越猛烈。見Evelyne Huber and John D. Stephens.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Susanne MacGregor, “The Welfare State and Neoliberalism,” in Alfredo Saad-Filho and Deborah Johnston (eds.)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9] 「競爭型國家」（Wettbewerbsstaat）或「競爭型民族國家」（nationaler Wettbewerbsstaat）是德國學者赫許（Joachim Hirsch）於1990年代中期左右提出的用語，用來與原先「德國模式」（Modell Deutschland）下的「安全國」（Sicherheitsstaat）做對比。「競爭型國家」的方針，是「在全球化的積累過程中，使民族國家層次的資本投資達到最適化，以不斷與其他民族國家『投資地』競爭」。見Joachim Hirsch, Vom Sicherheitsstaat zum nationalen Wettbewerbsstaat (Berlin: ID-Verlag, 1998), p. 33。因此，國家必須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如推動產業升級、逐步解除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為企業減免稅賦、促進勞動關係的「自由化」與「個人化」等等），以吸引資本、提升國家「競爭力」。

[10] 1990年代以來，許多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皆採取「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研究取徑，來理解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之間的制度異同。部分論者認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路徑依賴下的）經濟發展與經濟政策上，大致可區分為兩種理念型，一種是「自由市場經濟」，如英、美、加、澳、紐，一種是「協調式市場經濟」，如德、瑞典、瑞士、荷蘭、挪威、奧地利、丹麥、日本等。根據這種取徑，這兩種資本主義下的經濟行動者（主要指廠商）在勞資關係、職業訓練與教育、金融與投資、廠商間的競爭合作關係等各方面採取了不同的回應策略。但近年來，這種取徑所隱含的靜態、制度決定論式的觀點，已逐漸受到挑戰。

[11] Philip G. Cerny, et al. “Different Roads to Globalization: Neoliberalism, the Competition State, and Politics in a More Open World,” in Susanne Soederberg et al. (eds.) Internalizing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National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5).

[12] 見Serge Halimi，〈當左派政黨不再是社會主義者〉，法國《世界外交論衡》（Le Monde diplomatique）中文版，http://cn.mondediplo.com/article35.html。

[13] Oskar Lafontaine，〈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收於楊雪冬、薛曉源編，《「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57。

[14] 限於篇幅，這裡無法處理另一項重大課題，即社會民主派的「國家主義」及其衍伸的外交政策。我只願藉註腳引述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一段描述：「除少數幾個值得稱讚的例外……，各國社會民主黨幾乎都以「民族防衛」為藉口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腥屠殺辯護並向其提供支援……。社會民主黨政府或有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參加的政府組織或者維護了在印度支那、馬來西亞、印尼和阿爾及利亞進行的殖民戰爭。它們組織或者庇護了刑訊拷打，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它們嚴厲限制民主的自由權利，尤其是在印度、印尼、埃及、伊拉克和新加坡。它們粉飾並支持在南非保留慘無人道的種族隔離政權。……國際社會民主黨參與冷戰達數十年之久。它贊同在西歐部署核武器，支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以陳腐的反共主義為理由維持了工人運動的分裂。……它一如既往地與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共同致力於維護能對第三世界各國人民進行超額剝削的國際經濟結構」。這些都是在評論社會民主的成就與侷限時無法迴避的課題。見Ernest Mandel，〈社會主義的狀況和未來〉，收於《未來的社會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頁137-9。

[15] 見Magnus Ryne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sis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20 (1999), pp. 39-79.

[16] 見Paul Hirst, “Has Globalisation Killed Social Democracy?” in Andrew Gamble and Tony Wright (eds.) The New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87.

[17] 可粗略理解為生產體制、消費體制、勞動體制、國家干預模式與國際分工型態等面向的綜合。

[18] 如「改革∕改良」（reform）這個字，原本指的是限制市場資本主義的運作範圍，以擴張公民權利（如T. H. Marshall的古典用法），但在當前的脈絡下，卻往往意謂擴張市場邏輯，如所謂「工時改革」、「福利制度改革」等等。

[19] 就在撰寫此文之際，法國傳來了消息：法國國會上議院於7月23日通過了號稱要「改革工時」（réformant le temps de travail）及「復興社會民主」（renouvelant la démocratie sociale）的法案，允許企業不必受制於每周35小時工時的規定，允許企業就工時與加班問題與工會訂定個別（而非產業層次或全國層次的）協議。35小時工時原是社會黨政府於1998年推動實施的法案，如今已正式走入歷史。

[20] 羅莎‧盧森堡早在1900­-1910年間的政治著作中，就討論過「改良」與「革命」、「部分成就」與「最終目的」之間的虛假對立。革命社會主義者始終支持、並試圖領導各種爭取改良的鬥爭（如擴大民主自由權利、改善群眾的物質生活條件等）；更重要的是，許多情形下，革命社會主義者為了鞏固或深化改良的成果，還不得不對抗社會民主派，因為社會民主派往往為了避免根本動搖資本主義體制，而反對群眾提出「過激」的要求，甚至主動壓制群眾。這類事蹟，史上斑斑可考。

[21] 見Neil Stammers, “Social Democracy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Luke Martell et al. (eds.) Social Democracy: Glob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 30-3.

[22] Nicos Poulantzas, “Towards a Democratic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I/109, p. 75. 此文為Poulantzaz名著《國家，權力，社會主義》（State, Power, Socialism）的最後一章。

[23] 被椎伯劃歸在「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範疇之內的，包括馬克思、恩格斯、莫里斯（William Morris）、盧森堡、德布斯（Eugene V. Debs）、列寧、托洛茨基等；「由上而下的社會主義」的代表則包括空想社會主義者、拉薩爾、貝拉米（Edward Bellamy）、伯恩斯坦、費邊社、斯大林、無政府主義者等。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無政府主義似乎體現了某種自由放任、尊重個體的社會主義，但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如蒲魯東和巴枯寧，實際上卻是不折不扣的菁英主義、威權主義者，且極為蔑視群眾。這部分可參考椎伯對無政府主義的經典研究：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IV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9)。

[24]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93-4。

[25] 這裡指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葛蘭西等人的傳統，強調的是將政治經濟學批判與現實的工人運動與革命戰略緊密結合起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精神，是馬克思為第一國際（國際工人協會）起草的章程的第一句話：「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

[26] 用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的話來說，這不是要否定一切代表機構與行政機關，而是要讓它們徹底民主化、不再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中央政府仍將保留「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職能」，其餘的職能則應盡量由地方自治機關來行使。這時的「國家」，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而是恩格斯為《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寫的導言中所謂的「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neue, in Wahrheit demokratische [Staatsmacht]）。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基本上也不脫這條思路。斯大林曾在蘇聯國家出版社出版的列寧《國家與革命》的封面上批註：「消除（國家）的理論是極其危險的理論！」托洛茨基在《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書中論及巴黎公社時，指出公社的任務「是在全法國建立以真正的生產者自治為基礎的，而不是以形式上的民主原則為基礎的公社組織」，而斯大林在「生產者自治」的相關論述旁則批註：「沒有前途」。見Никола́й Симонов（尼‧西蒙諾夫），〈斯大林對馬克思著作所作批注引起的思考〉，收於李宗禹編，《國外學者論斯大林模式》（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頁795-7。

[27] 晚近的參與式民主、審議民主等各種理論，皆相當強調民主的深化，強調公民偏好的形成、對話與自省，且許多國家的審議民主論者皆有體制內的實務經驗。但在我看來，這些民主理論往往有兩項弱點，一是未能積極回應古典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批判，二是鮮少觸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課題。這當然不是說他們不曾批判「自由主義民主」。如審議民主理論便大力批判代議民主制度下的加總式民主（aggregative democracy）；再如赫爾德（David Held）界定下的「參與式民主」論者，從麥克弗森（C. B. Macpherson）到佩特曼（Carole Pateman），或提出「強勢民主」（strong democracy）的巴柏（Benjamin Barber），都曾在政治哲學的層次上深刻檢討了「自由主義民主」，如麥克弗森便對「佔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提出了經典的批判。但關鍵在於，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在討論「資產階級民主」時，不只是在政治哲學的層次上操作，而是涉及實質的政治經濟學課題，如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與作用等。

[28] Samuel Bowles and Herbet Gintis，《民主和資本主義》，韓水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228。但這裡引述的兩位作者不願使用「社會主義」一詞，而是使用所謂的「後自由主義民主」。

[29]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629。

[30]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59-60。

[31] 戴文對「市場力量」的界定是：「個別決策制訂者全然出於自利，未經事先有意識的協調，而獨立做出原子化的決策……在這種狀況下導致的〔經濟〕變化的過程」。見Pat Devin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Self-governing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8), p. 23。

[32] 戴文特別指出，由中央官僚發號施令的指令經濟必然失敗，因為「現代經濟極為複雜，因此絕不可能由中央來彙整真實經濟運作中的在地資訊」。見Pat Devin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p. 61。當然，這是海耶克乃至諾夫（Alec Nove）早已討論過的問題，只是他們未能在「國家」與「市場」之間設想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也沒有將「市場交換」與「市場力量」區別開來。

[33] Thomas Coutrot, Démocratie contre capitalisme (Paris: Dispute, 2005), p. 8.

[34] 有些法國學者則從「團結經濟」（économie solidaire）的角度討論這個主題，見如Laurent Fraisse, “Économie solidaire et démocratisation de l’économie,” Hermès, no. 36 (2004), pp. 137-45. 另外也有某些論者認為可透過「普遍化的民主」（démocratie généralisée）來使「市場社會化」（socialisation des marches），見如Manuel Domergue, 2006, “Pour une démocratie économique participative,” http://manueldomergue.over-blog.org/article-2295092.html。英國社會學者埃爾森（Diane Elson）曾針對「市場的社會化」與「市場社會主義」的區別提出過精闢的見解，見Diane Elson, “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 New Left Review, I/172 (Nov/Dec, 1988), pp. 3-44。用戴文的話來說，「市場社會主義」模式仍將受制於「市場力量」，而無法達成真正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

[35] Antoine Artous, “The LCR and the Left: Some Strategic Ques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Tendency Discussion Bulletin, no. 7 (January 2006), p. 6.

[36] 見Michael Löwy, “Eco-Socialism and Democratic Planning,”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7: Coming to Terms with Nature (London: Merlin Press, 2006). 多數生態社會主義者都認為，必須把全球社會正義、政治與經濟民主、生態平衡等問題緊密扣連在一起。。

[37] 引自Catherine Samary, “Mandel’s Views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Gilbert Achcar (ed.) The Legacy of Ernest Mandel (London: Verso, 1997), p. 181.

[38] 除了上文提到的著作外，筆者還推薦其他幾種來自英美、歐洲與拉美的觀點，如Michael Albert, Parecon: Life after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03)；Robin Hahnel, Economic Justice and Democrac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Heinz Dieterich, Der Sozialismus des 21. Jahrhunderts: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nach dem globalen Kapitalismus (Berlin: Homilius, 2006)；Antoine Artous et al, Marxisme et démocratie (Paris: Syllepse, 2003)；Ernesto Screpanti, Comunismo Libertario: Marx, Engels, e l’economia politica della liberazione (Roma: Manifestolibri, 2007)；Takis Fotopoulos，《當代多重危機與包容性民主》，李宏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Dawn Linda Raby, 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Latin America and Socialism Today (London: Pluto, 2006).

[39] 可參考萬毓澤，〈「當前的問題即歷史問題」：90年後回顧俄國十月革命〉，《思想》，7期（2007），頁19-53。

[40] Ian Angus, 2008, “If Socialism Fails: The Spectre of 21st Century Barbarism,” http://www.monthlyreview.org/mrzine/angus0108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