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中國革命回顧

陳獨秀派與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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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

八七會議以後的陳獨秀派

現在眾口一辭，都說八七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其實，陳獨秀是自己撤銷他的總書記職務，不是八七會議或別的會議撤銷他的。我一向是這樣說的。最近重讀蔡和森的《黨的機會主義史》，其中也明白說：七月初某一日，鮑羅廷傳達國際命令，要陳獨秀和譚平山去莫斯科，要瞿秋白和蔡和森去海參崴，「次日，獨秀即不視事」。這就是說，陳獨秀在八七會議以前一個多月，就自己放棄總書記職務了。

似曾相識燕歸來 ——《中國托派史》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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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青

《先驅》第31期，1994年12月

唐寶林著的《中國托派史》是中國第一部關於這個題材的書，而且是一部不算小的書（連圖片及索引在內，足有四百頁）。這書最後一章的題目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但我看過之後的感想，如果也用一個詩句來表達的話，卻是「似曾相識燕歸來」。

陳獨秀與托派﹝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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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

《先驅》第31期，1994年12月

（一）從莫斯科派到陳獨秀派

一九二四年從莫斯科回國的幹部

一九二四年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年頭。這是國共兩黨正式合作的第一年。年初，國民黨，在共產黨幫助下，召開了第一次改組大會；若干共產黨領導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黃埔軍校辦起來了；蘇聯的政治顧問和軍事顧問發揮了作用；各地國民黨黨部大部分掌握在共產黨員手中；二七罷工之後消沉下來的大城市工人運動重新活躍；共產黨工作空前開展。此時需要更多的幹部擔任工作。為了配合這個需要，旅莫支部便派遣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中國同志回國工作。

晚年的陳獨秀和中國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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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苗》第29期，1994年5月

下面刊出兩個文件，都是關於陳獨秀晚年的政治立場和中國托派歷史的。鄭超麟以陳獨秀1939年初寫給托洛茨基的那封信為証據，証明陳獨秀晚年仍以托派自居。我們覺得，這信之所以值得重視，還在於﹝甚至更因為﹞它表明了陳獨秀對抗日戰爭的看法，而且反映出當時中國托派裡面的極左思想，而這種思想是同托派第四國際的正式立場以及托洛茨基本人的看法相反的。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希望不久有專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