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宣言是第四國際的文件。第四國際由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與其同志們創立於 1938 年，旨在將十月革命遺產從斯大林主義災難中拯救出來。第四國際摒棄了徒勞無功的教條主義，並把社會運動和生態危機的新挑戰，融合到自己的思想和實踐。第四國際雖然力量有限，但遍佈各大洲，積極促進了抵抗納粹主義的運動、法國 1968 年5 月起義、聲援反殖民鬥爭（阿爾及利亞、越南）、反全球化運動之成長及生態社會主義之發展。

第四國際並不認為自己是唯一的先鋒；它盡己所能參與廣泛的反資本主義組織。其目標是促進一個新國際——一個群眾性國際——之形成，第四國際將是該國際的組成部分之一。

我們處在雙重歷史性危機時代：除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多重危機，我們也面臨社會主義這個替代方案的危機。

第四國際之所以現在發表本宣言，是因為我們堅信，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開展生態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革命進程始自不同的國家，但越過國界、引進全球視野—這不僅要終結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帶來的社會和民主倒退，而且要將全人類從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態災難中拯救出來。這兩個目標密不可分。

然而，社會主義方案是我們各項主張的基石，但現在它需要更新，一種基於汲取歷史經驗之多元評估的更新，並植根於反抗一切統治與壓迫形式（階級、性別、受壓迫民族社群等）的重大社會運動。我們所倡議的社會主義，與上世紀佔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模式或任何國家主義、獨裁政權截然不同：它是激進民主的革命方案，同時，各種運動例如女性主義、生態主義、反種族主義、反殖民主義、反軍國主義和 LGBTQI+等方面的鬥爭，均為方案注入動力。

數十年來，我們一直使用生態社會主義這一概念，因為我們深信，生態危機帶來的全球性威脅和挑戰必須貫穿於現有全球化秩序內外的所有鬥爭。我們與地球之關係，我們如何克服人類社會與其生存環境間的“新陳代謝斷裂”（metabolic rift）（馬克思語），以及尊重地球生態平衡，統統不僅是我們的綱領和戰略的章節，而且是所有章節的主題。

更新革命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必要性一直激勵著第四國際的行動和思想。在撰寫《宣言》的過程，我們延續了這一思路：我們希望幫助構想一種能夠應對 21 世紀挑戰的革命觀點。此觀點從社會和生態鬥爭，從世界各地正在形成的、真正反資本主義批判性思考中，汲取靈感。

一、生態社會主義、反種族主義、反軍國主義、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

和女性主義革命的客觀必要性

在世界各地，極右翼、威權主義和半法西斯主義勢力的力量和影響力正日漸壯大。目前缺乏替代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方案，由此滋生了絕望情緒，而絕望情緒又助長了厭女症（misogyny）、種族主義、同性戀恐懼症、氣候變化否定論和反動思想。因生態危機客觀上威脅到了利潤積累，億萬富翁開始轉向新極右翼，他們以謊言和社會蠱惑來拯救他們的制度。威權主義政策和寡頭結為神聖同盟，以維護資本之權力。他們以環境保護和社會綱領為靶子討伐工人和窮人，同時又聲稱代表工人和窮人反對自由主義者。

資本大獲全勝，但隨後便陷入馬克思所強調的難以克服的矛盾之中。面對這些矛盾，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ourg）在 1915 年發出警告：“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一百一十年後的今天，敲響警鐘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因為我們周圍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災難。除戰爭、殖民主義、剝削、種族主義、威權主義、各種壓迫等災難之外，又新添一個加劇其他各類災難的災難：資本加速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科學家已確定九項全球生態可持續性指標。他們估計，其中七項已經達到危險極限。由於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至少有六項指標（氣候、生態系統之功能完整性、氮循環和磷循環、地下水和淡水、土地使用之變化、新化學物質之污染）已超過極限。窮人是此種破壞的主要受害者，尤其是在貧窮國家。

受競爭之鞭策，大工業和金融業愈發以專制手段控制人類和地球。儘管科學發出了警告，但破壞仍未停歇。對利潤之渴求，有如自動機一樣，要求更廣的市場和更多的商品，從而使剝削勞動力和掠奪自然資源之程度日益加深。

合法資本、所謂的犯罪資本和資產階級政治緊密交織。地球被銀行、跨國企業和富人賒購。政府通過殘酷鎮壓和技術控制，日益扼殺人權和民主權利。

社會不平等和環境惡化之根源亦如此。可以不太嚴謹地說，在社會層面，可持續發展的極限也已被超越。

資本主義給數十億人帶來匱乏，給極少數人帶來無限財富。一方面，工作、工資、住房和公共服務的匱乏助長了“缺乏足夠的資源來滿足每個人的需求”這一反動觀點。另一方面，最富有的 1%人口擁有遊艇、噴氣式飛機、游泳池、私家大型高爾夫球場、眾多 SUV（運動型多用途汽車）、太空旅遊、珠寶、高級時裝和遍佈世界各個角落的豪宅，其財富可與世界 50%人口的財富相匹敵。“涓滴效應”就是個神話。財富在向富人“涓滴效應”，而非相反。即使在“發達”國家，工人階級中，最弱勢人群和因種族而被區別對待者，受到的打擊最大。

民族和種族社區被故意安置於通常被有毒和有害廢物污染的地區、污染更嚴重的地區和缺乏城市規劃之高風險地區（如山坡）。作為環境種族主義之受害者，他們還被系統地排除在環境政策的設計和實施之外。

讓婦女承擔照顧他人的責任使資本得以從廉價的社會再生產中獲益，並鼓勵在公共服務領域實施殘酷的緊縮政策。②總體而言，不平等和歧視對婦女的影響尤甚，她們仍然承擔著大部分家務勞動和照顧工作，無論是否要支付報酬。她們只獲得勞動收入的 35%。在世界上一些地區（中國、俄羅斯、中亞），她們的勞動收入占比正在下降，有時甚至大幅下降。除工作之外，因身為女性，婦女在各個方面都遭受攻擊：從性別歧視和性暴力——殺害婦女、強姦、性騷擾、性販運和勞動力販運——到食物權、受教育權、受尊重權和掌控自己身體的權利。

LGBTQI+群體，特別是跨性別者，是全球反動攻勢的目標，這加劇了他們遭受的不穩定和歧視，損害了他們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進而損害了整個公共醫療。

身障人士被資本拋棄，因為他們要麼不能為利潤而工作，要麼需要調整工作，這就會減少利潤。有些人是強制絕育的受害者。優生學的幽靈再次浮現。

雖然工人階級的老人也會被拋棄，但後代的生活一般都會被提前肢解。大多數工人階級中的父母不再相信其子女會比他們過得好。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懷著恐懼、憤怒、悲傷和痛苦的心情，注視著自己的世界被有組織地破壞，它被強姦、被開膛破肚、被混凝土吞沒、被自私算計的冰水淹沒。

20 世紀末，饑荒、糧食危機和營養不良的禍害曾一度消退；如今，由於新自由主義、軍國主義和氣候變化等各種災難交織，這些禍害又在迅速蔓延：幾乎每十人就有一人挨餓，幾乎每三人就有一人無法安全地獲得糧食，三十多億人消費不起健康的飲食。1.1 億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饑餓而發育不良。其中絕大多數兒童的唯一過錯就是出生在資本主義的邊緣。

和平世界的希望正在消散。蘇丹、伊拉克、葉門、巴勒斯坦、敘利亞、烏克蘭、利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緬甸等三十多個國家要麼正在打仗，要麼在最近發生過大規模戰爭。氣候危機本身、極端天氣現象以及由此引發的大量移民潮正在助長全球各地的眾多衝突。人民遭受著數不盡的痛苦、流離失所和死亡。

在帝國主義相互爭鬥之時，氣候轉型和可持續未來的緊急措施也遭到質疑。戰爭除了殘害人的生命、攻擊婦女的身體、以強姦為恐怖手段、使集體生活非人化之外，還危害我們生活的地球。帝國主義破壞生物棲息地，砍伐森林，毒害土壤、水和空氣，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野蠻戰爭，以色列在加沙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的新一輪種族清洗，都是危害人類之嚴重罪行。這兩件事均證實了資本主義的野蠻本性。俄羅斯帝國主義侵略烏克蘭加劇了全球範圍內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證明帝國主義國家間爭奪全球霸權的新時代已經到來。土地、能源和礦產資源是這場帝國主義競爭的重要賭注。

本來人人都可以在地球上過上美好生活，但資本主義是一種剝削性的、大男子主義的、種族主義的、好戰的、威權主義的和致命的掠奪模式。在兩個世紀裡，它將人類帶入了嚴重的生態社會僵局。生產主義（productivism）就是破壞主義。過度開採自然資源、猖獗的採掘業、追求短期最高產量、砍伐森林和改變土地用途，正在引發生物多樣性的崩潰——即生命本身的崩潰。

氣候變化是生態破壞最危險的方面，它史無前例地威脅著人類生活。地球正面臨成為生物荒原的危險，數十億窮人將無處安身，而他們並非生態災難的罪魁禍首。為了阻止這場災難，我們必須在 2030前將全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量減半，並在 2050 年前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因此，當務之急是取締化石燃料、農業綜合企業、肉類產業和過度運輸……即減少全球生產。

在此情形下，能否滿足生活在惡劣條件下的，主要是在全球南方國家的三十億人的合理需求？可以。最富有的 1%人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幾乎是最貧窮的 50%人口的兩倍。最富有的 10%人口排放的二氧化碳占總排放量的 50%以上。窮人每人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遠低於 2 至 2.3 噸（必須在 2030 年達到這樣的人均排放量，才能在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概率為 50%）。為滿足需求，最富有的 1%人口每花費一美元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最貧窮的 50%人口的三十倍。

以滿足人類需求為目的之生產（尤其是在社會平等的背景下由公共部門民主計畫和承擔的生產）對氣候的影響，遠不及滿足富人需求的生產（通過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和盲目的市場利潤競爭）帶來的影響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大幅減少最富有的 1%人口之碳足跡（無論在北方還是南方，他們都必須在幾年內將其排放量除以三十！）和所有人的節制來抵消此影響。事實上，要阻止這場災難，就必須建立一個能夠提供前所未有的福祉並保障史無前例的平等的社會。然而，富人卻連最輕微的努力都不願做出！相反，他們想要更多的特權！

生產更多商品、使用更多能源的同時，各國政府都承諾將大氣升溫幅度控制在+1.5°C 以下，維護生物多樣性，實現所謂的“可持續發展”，並在生態危機中遵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能力”原則。但資本不會信守這種綜合承諾。事實擺在這裡：里約地球峰會（1992年）三十三年後，全球能源結構仍完全以化石燃料為主（2020 年達到 84%）。化石燃料的總產量增加了 62%，從 1992 年的 8.3 萬太瓦時增至 2021 年的 13.6 萬太瓦時。可再生能源只不過在為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系統錦上添花，為資本家提供了更多產能和新市場。

• 隨著新冠大流行後引發的能源危機以及俄羅斯帝國主義入侵烏克蘭戰爭的深化，所有資本主義強國都在恢復煤炭、石油、天然氣（包括頁岩氣）和核能。
• 大科技公司和資本主義政府對人工智慧（AI）的推廣構成了新威脅。資料中心和加密貨幣開採消耗了全球近 2%的電力。隨著需要大量能源和水的人工智慧之發展，耗電量將急劇增加。這會在很多方面影響人們的生活。資本主義使用人工智慧會威脅數以千萬計的工作崗位，削弱並損害藝術文化創作，強化系統性種族主義，加速極右翼謊言之傳播。此外，人工智慧和資料中心加速了浮躁的資本主義狂熱，讓人們無暇關注他事，從而侵蝕人們的休閒時間和社會關係。
• 美帝國主義作為氣候危機的主要歷史責任方，儘管掌握著應對氣候災難的巨量手段，但其政治代表卻罪惡地將這場鬥爭從屬於維護

其世界霸權之需要，他們即便不直接否認危機，也拒絕承擔應有之責任。

• 污染大戶以“去碳化”之名實施的措施無力應對嚴峻的氣候危機。這些措施沒有民主計畫，以利潤為先，而忽視了對生態系統的潛在影響。它們以人和生態系統為代價，加速了榨取主義——尤其是在被支配國家，北方和海洋亦未能幸。
• 這種所謂的“去碳化”使帝國主義加大掠奪南方國家土地和剝削南方勞動力之力度，南方本國的資產階級也參與其中（例如，在南方國家傳統社區、土著族群、農民和小型漁民之領地，及在“自由貿易區”，利用太陽能和風能為發達國家的工業生產“綠色氫氣”的各種項目）。
• 基於把自然當作資本的看法，“碳交易”、“碳抵消”（carbon offset）、“生物多樣性補償”和“市場機制”等，將代價轉嫁給最無辜的群體：窮人，特別是土著族群、被種族化人群和全體南方人民。
• “循環經濟”、“環境韌性”（resilience）、“能源轉型”和“生物仿生學”等抽象概念雖然在理論上可行，但如果服務於資本主義生產主義，就會在實踐中變成空洞的公式。若無全社會實施的生產轉型計畫，那麼技術改進（如降低能源生產成本）就會產生反彈效應：能源價格下跌往往導致能源和材料消耗量攀升。

右翼將全球變暖和生物多樣性減少歸咎於“飛速”增長的人口。右翼試圖以這種手段將危機和被壓迫者自身的苦難歸咎於被壓迫者，以便對被壓迫者實施人口控制措施。實際上，人口高增長率是貧困的結果而非原因。收入保障、食物保障、教育、醫療和住房、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等都有助於人口結構轉型，因為死亡率會下降，緊接著出生率也會下降。

資本主義癡迷於積累之狀況，是人們認識這一事實之障礙。面對氣候危機，拜物教最終只會留下兩個選擇：要麼採用“魔法師的徒弟”之技術（核能、碳捕獲和碳封存、地球工程）②，要麼犧牲貧窮國家數十億窮人，說這是“大自然”的決定。

綠色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無能與不公，正助長一種與化石能源企業利益相勾結、陰謀論式的、殖民主義的、種族主義的、暴力大男子主義的及恐同恐跨（LGBT-phobic）的新法西斯主義氣焰——後者顯然不會因前者之潰敗而收斂氣焰。部分富人正悍然邁向反人類重罪，冷酷盤算著以財富築起護身堡壘，任由窮人自生自滅。

世界資本主義沒有漸進地向和平與可持續發展進步，而是在倒退，大踏步退向戰爭、生態災難、種族滅絕和新法西斯主義野蠻行徑。

面對此挑戰，僅僅質疑新自由主義政權和重估國家的作用還遠遠不夠。甚至停止積累的動力也遠遠不夠（這是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必須從根本上減少全球最終淨能源消耗——這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減少生產和運輸——同時增加貧困國家的能源消耗以滿足社會需求。

這是唯一能兼顧所有人福祉之合理需求和全球生態系統再生的解決方案。公正充足（just sufficiency）和公正去增長（just degrowth）——生態社會主義去增長（ecosocialist degrowth）——是拯救的必要條件。

依以下條件，方能走出生產主義僵局：

• 摒棄“技術解決主義”，即認為解決方案將來自新技術（它們對能源和資源的影響往往被低估或未被考慮）。運用明智的生態方式，決定利用我們現有的手段，就足以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 大幅減少富人的生態足跡，讓所有人都過上美好生活；
• 結束資本自由市場（股票市場、私人銀行、養老基金）；
• 調節商品和服務市場；
• 最大限度地擴大社會各層次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直接關係，以及從使用價值和生態及社會優先事項的角度評估需求和資源；
• 以民主方式確定這些使用價值必須滿足哪些需求，及如何滿足；
• 將愛護人類和生態系統、謹慎尊重生物和生態極限納入民主審議（deliberation）的核心；
• 從而廢除無用生產和無用運輸，重新思考和重組所有生產活動及其流通和消費。

這些都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社會和生態危機是一體的。我們必須為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重建解放方案。這是以階級為基礎的方案，除滿足基本需求之外，它更重視“存在”（being）而非“佔有”（having）。是一個深刻改變行為、消費、人與大自然之關係、幸福觀以及人類世界觀的方案。這是一個反生產主義的方案，在太陽系唯一宜居的星球上，關愛生物，讓我們過得更好。

資本主義曾使人類陷入如此淒慘之境地，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民族主義歇斯底里的情緒籠罩著大眾，社會民主黨背叛了以革命回應戰爭的承諾，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開了綠燈。儘管如此，列寧還是將當時的形勢定義為“客觀革命形勢”：他說，只有革命才能阻止屠殺。歷史證明了他的正確：俄國革命及其蔓延趨勢迫使資產階級結束屠殺。這種比較顯然有其局限性。今天，革命行動的發生機制要複雜得多。但有必要實現同樣的意識覺醒。面對生態危機，反資本主義革命在客觀上更加必要。必須以這一基本判斷作為制定綱領、戰略和戰術的基礎，因為其他任何方法都無法避免災難。

二、我們為之奮鬥的世界

我們的未來社會方案將社會政治解放、停止破壞生命和盡可能修復已經造成的損害這三大迫切性結合起來。

我們需要去（嘗試去）設想：通過減少材料與能源之消耗，從而減少物質生產（考慮到有區別的責任），會給每個人、每個地方都帶來怎樣的美好生活。這不是要提供現成模式，而是要敢於暢想另一個世界——一個讓我們願意為之奮鬥和建設（通過與資本主義和生產主義決裂）的世界。

“是的，我們為麵包而戰，但我們也為玫瑰而戰”。

要讓所有人都過上美好生活，需要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食物潔淨、身心健康、居有其所、空氣和水清潔。

美好生活亦為自主選擇之生活，充實而富有創造力，融入豐富且平等之人際關係，浸潤於世界之美與人類文明之璀璨成就中。我們的星球（仍然）有足夠的耕地、飲用水、日光和風能、生物多樣性以及各種資源，可以在摒棄破壞氣候的化石燃料和核能的同時，還滿足人類的合理需求。然而，其中一些資源是有限的，因此會耗盡， 而另一些資源雖取之不盡，但人類消費它們所需之材料卻會耗盡，甚至一些資源非常稀有，開採這些資源會破壞生態環境。無論如何，由於不可能無窮無盡地開發這些資源，所以我們必須以明智之生態方式謹慎且節約地利用這些資源。

我們的生活離不開這些資源，所以必須禁止私人佔有這些資源，而應將其作為共同物品，因為它們必須在當前和長久的未來為全人類造福。為了保障這些共同物品的長久安全，必須制定集體規則，不僅要規定用途，還要規定使用限度，以及照顧或修復之義務。

由於紅樹林與冰蓋、濕地與沙灘、熱帶森林與河流之養護方式各不相同，由於太陽能、風能或水能不遵守同樣的規則，也不受到同樣的物質限制，因此，規則的制定只能是資源直接相關者——勞動者和居民的民主進程之成果。

我們的共同物品包括使我們能平等地——因此也是免費地——享受教育、衛生、文化、供水、能源、通信、交通等需要的所有服務。這些服務也必須由全社會民主地管理和組織。

這種為了人以及在人生不同階段所需的照顧的服務，既打破了公共與私人領域之分隔，又尊重每個人的隱私，通過社會化照顧——即將此類任務變成全社會之共同事業——會終結將這些任務分派給女性的傳統分工。此外，這些社會再生產服務是對抗父權制壓迫的重要工具。所有這些去中心化的、參與性的、以社區為基礎的“公共服務”構成非威權主義社會組織的基礎。

在全社會，民主生態計劃經濟使人們能夠重新掌握與生產有關的重大社會選擇，以公民和用戶的身份決定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必須提供哪些服務，以及水、能源、交通、土地等物質資源之使用限度。這些選擇在集體審議過程中得以籌備和受到啟迪，該過程依靠的是知識的汲取與應用（無論是科學知識還是來自民眾經驗的知識），依靠的是被壓迫者（婦女解放運動、被種族化人群、身障人士等）的自我組織，旨在擊退發展壁壘，並持續開展反對歧視和壓迫的自覺鬥爭。

這種全球經濟—政治民主的運作關節，是多個去中心化的集體（collectives）/委員會（committees）緊密相聯：它們在地方層級（在城鎮或社區）決定公共生活之組織；它們讓勞動者和生產者掌管（control）其工作場所的管理和組織，決定生產之方式，從而決定勞動之方式。正是各層次民主之結合，方使合作而非競爭成為可能。從生態和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公平管理；從人的角度來看，不僅在工作場所、企業、分支機構……而且在社區、城鎮、地區、國家乃至全球，都意味著公平管理！

所有關於生產和分配，及生活方式之決策，均遵循如下原則：能去中心化則盡可能去中心化，應統籌則須統籌。

決定自己的生活，參與社會集體，都需要時間、精力和集體智慧。幸運的是，生產和社會再生產工作每天只需佔用數小時。

在新世界，生產會全面致力於滿足民主決定的需求。生產和分配的組織方式將最小化資源消耗，並消除浪費、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而且始終以節制和“有計劃的耐用”為目標（這與資本主義“有計劃的報廢”——無論是人為計畫如此還是單純出於追逐利潤的邏輯——相反）。盡可能貼近需求進行生產，以減少運輸，並更清晰地瞭解所需之勞動、材料和能源。

因此，農業會是生態的、小規模的和本地的，以確保食物主權並保護生物多樣性。食物工坊和分銷網路可確保大部分食物以短鏈模式生產。

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的能源部門應盡可能去中心化，以減少損耗並優化配置資源。應充分發展和強化社會再生產相關的活動（衛生、教育、照顧老人或生活不能自理者、兒童保育等），同時注意避免重新產生照護工作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雖然勞動佔用了更少的時間，但仍佔據重要位置，因為通過與自然同在並關懷自然，勞動才能生產出生活必需之物。生產單位的自我管理與民主計劃經濟相結合，使勞動者能夠掌控自己的活動，決定如何組織工作，並質疑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分化。這種審（deliberation）同樣適用於技術選擇，其標準在於相關技術是否賦予勞動集體對生產過程的決定權。將勞動過程中具體實用真實的知識、集體與個人的專門技能及創造力置於首位，就有可能設計和生產出可拆卸、可維修、可重複使用、必要時可回收之耐用產品，並減少從生產到使用過程中的材料和能源消耗。

在所有領域，做有用之事的信念與做好它們的滿足感將結合起來。至於乏味的事務，所有人都將努力減輕其負荷與繁重。不過它們仍是 無法回避的環節，需由所有人輪流承擔。

由於其產量大幅減少，所以很大一部分物質生產可以去工業化（全部或部分服裝或食品），而人人皆可接受培訓的手工藝技能會得到重視。

將勞動從異化中解放出來，使我們能夠在“豐裕共產主義”（luxury communism）中消弭藝術與生活之界限。我們可以終生保有或共用工具、傢俱、自行車、衣裳……，因其皆經巧妙設計，美輪美奐。

存在而非佔有 （Being rather than having）

“唯有益於所有人之物，才配得上你；唯不偏不損之物，方值得生產。”（安德列·高茲）   

（Only that which is good for all is worthy of you. Only that is worthy of being produced which neither privileges nor demeans anyone.）(A. Gorz)

自由之真諦不在無限制之消費，而在於一種經過選擇與理解的、在反抗消費主義異化中贏得的自我節制。通過集體審議（deliberation），我們得以解構人造需求，並界定什麼才是必須被滿足的“普遍化”的需求——即不專屬於特定人群或世界某一部分群體的需求。

真正的財富不在於商品之無限增長——佔有，而在於自由時間之 增長——存在。自由時間使人們有可能在玩樂、學習、公民活動、藝 術創作、人際關係及與大自然的實現自己。

因此，我們正在為許多活動開闢道路，因為我們有時間考慮這些活動，因為我們可以把關愛人類和關愛其他部分的大自然置於關注的中心。

我們生活的地方，我們社交的每一個空間，都屬於要建立人際社會關係的我們。擺脫土地投機和私家汽車的束縛，我們可以重思公共空間之使用，彌合市中心與城郊之分離，增加休閒、聚會和共用空間，通過城市農業和社區集市菜園、恢復城市結構中的生物群落等，以使自然回歸城市；此外，還要實施一項旨在重新平衡城市和農村人口的長期政策，克服城鄉對立，以重建規模上允許真正民主的宜居、可持續之人類社區。

我們的欲望和情感不再是可以買賣的東西，每個人的選擇範圍都大為拓展，每個人都可以發展性關係、共同地生活、工作、養育孩子的新方式，以及以自由而多樣的方法建設生活方案，這些新方式尊重每個人的個人決定與人性，這種新方式有這樣一種理念：沒有哪種選擇是唯一可能的選擇，也沒有哪種選擇就優於其他選擇。家庭不再是支配（domination）之再生產場域，也不再是集體生活的唯一可能形式。因此，我們能以一種更為集體的方式重思親子關係，將涉及母子關係和親子關係的個人選擇政治化，反思我們看待兒童以及看待老人或身障人士之角色的方式，反思我們為這些群體建立的社會關係，並且反思我們破除那些繼承自以往社會的、已內化於心中的支配邏輯的能力。

我們正在建立一種與強姦文化截然相反的新文化。這種新文化承認所有順性別和跨性別女性的身體及其欲望，承認每個人作為主體都能夠決定自己的身體、生活和性取向，並且讓如下事實顯而易見：我們生而為人之方式可千姿百態，我們表達自己性別（gender）與性取向的生活方式能豐富多彩。

基於自由同意並讓每個參與者都愉悅的性活動本身就是充分的理由。

我們必須學會思考生物間的相互依存，並發展一種人與自然關係的觀念——在某些方面可能與土著族群之觀念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在這一觀念中，審慎、尊重與責任等道德理念以及對世界之美的讚歎，將與日益精微且自覺其局限性的科學認知持續相互溝通與影響。

三、我們的過渡方法

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特別是分析統治階級處理生態危險和氣候變化的政策，我們可作出如下斷言：

首先，需要有全域性替代選項和社會計畫，基礎是為了滿足人之 需要而非為了追逐利潤而進行的生產與再生產（即生產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若僅限於體制內小修小補而不變革生產方式，就無法避免或顯著緩解我們正面臨的或正在到來的危機與災難，而這些危機與災難將因資本主義制度的持久存續而惡化。革命政治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傳播此認識。

理解全域性革命變革之必要性的任務，在實踐中無法直接而不費力氣地得以解決。正因如此，其次，要將呈現全域性視角與提出直接要求（爭取這些要求能真正開展和促進動員）結合起來。

第三，必須強調，光靠辯論無法說服人。要爭取人們背離資本主義制度，鼓勵人們起來抵抗，就需要以成功的鬥爭來給予人們勇氣，並證明有可能爭得局部勝利。

第四，成功的鬥爭需要更好的組織。這在原則上始終成立，然而當下——當工會於全球多地近乎政治性消亡、左翼力量渙散之際——至關重要的是以非宗派主義方式促進切實協作（尤以反資本主義左翼內部為要），同時支援工人階級之自我組織實踐。

一方面，若我們不想越過關鍵臨界點，不想目睹全球變暖失控加速，則時間已刻不容緩。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人尚未準備好投身建立另一種制度的鬥爭——即推翻資本主義。這部分出於對全域態勢缺乏充分認知，但更由於對替代方案可能與應有之輪廓缺乏瞭解。更有甚者，各階級間社會政治力量對比現狀，也不是很有利於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統治者與既得利益者的鬥爭。

然而，欲改良資本主義或漸進地（progressivement）超越資本主義的方案（尤其是自上而下指導之方案）亦無成功之機會。認可資本主義制度規則的改良無法應對生態危機之挑戰。經濟和國家的漸進式變革從未導致制度變革。資本主義之有產者和暴發戶不會平靜地看著自己的財富被沒收，不能容忍自己致富之途徑被一點一點剝奪。

時間緊迫，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一些反對生態社會主義的人為溫和改良辯護，說：“因為我們不能等待世界革命”。不過生態社會主義之擁護者們並未打算等待！我們的戰略是從現在開始，提出具體的過渡要求（transitional demands）。此乃全域性變革進程之開端。這不是單獨的歷史階段，而是同一進程中的辯證時刻。每一次局部性或地方性勝利都是這場運動中的一步，會加強自我組織，鼓勵為新勝利而戰。

必須明確的是，即將到來的階級鬥爭——其構成了工人階級、青年、婦女、土著族群等更廣泛階層之霸權（hegemony）的鬥爭的基礎

——終究繞不開制度的真正變革與政權問題。必須剝奪統治階級，必須推翻其政治權力。

爭取一份反資本主義過渡綱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1848 年）的最後一章就提出了過渡方法（transitional method）。但正是第四國際在 1938 年的《過渡綱領》中賦予了過渡方法以現代意義。其基本假設是，革命者需要“説明群眾在日常鬥爭過程中去找到當前要求與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綱之間的橋樑。這道橋樑應包括過渡要求的整個系統，它們要由今天的條件中，且由工人階級廣大層份今天的覺悟中引申出來，一直到最後的結論：無產階級奪得政權”。

當然，革命者並沒有拋棄傳統的舊式“最低”要求綱領：他們明確捍衛工人的民主權利和社會成果。然而，革命者提出了一套過渡要求的體系，該體系能被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恰當理解，但同時又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根基。直至今天，1938 年《過渡綱領》中提到的大部分過渡要求仍具有現實意義：工資與工時隨物價與生產率之變動而調整；工人監督（control）工廠；公開企業“秘密”帳目；徵收私人銀行；徵收特定資本家集團等。此類提案旨在圍繞那些與資本主義制度規則存在客觀矛盾之具體要求，團結最廣泛的人民群眾共同鬥爭。

但我們必須更新過渡要求的綱領，以納入 21 世紀的新狀況——尤其是生態危機及災難性氣候變化的迫近所造就之新局勢。如今，過渡要求必須具備社會—生態性質，並潛在地指向生態社會主義性質。

生態社會主義過渡要求具有戰略性目標：能夠動員廣大城鄉勞動者、婦女、青年、種族主義或民族壓迫的受害者，以及工會、社會運動和左翼政黨參與挑戰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統治的鬥爭。這些結合社會和生態雙重利益的過渡要求，必須依據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具體社會政治意識水準來制定，以使他們將這些要求視作必要的、正當的和與己相關的要求。在鬥爭中，人們開始意識到組織、團結和鬥爭之必要性；他們也開始明白誰是敵人：不僅有當地勢力，還有制度本身。過渡性生態社會要求的目的是，通過鬥爭，增強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社會和政治意識，提高其反資本主義認知，並希望其能有生態社會主義革命觀。

其中一些要求具有普遍性：例如，免費和便捷的公共交通；這既是生態要求，也是社會要求，蘊含著生態社會主義未來的種子：公共服務對抗市場，免費對抗資本主義利潤。然而，它們的戰略意義因社會和經濟而異。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不同部分，生態社會主義過渡要求必須根據群眾的當地表達，考慮他們的要求和願望。

四、生態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增長的主要路線

只有打破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邏輯，才能在尊重生態限制的同時滿足真正的社會需求，因為這種邏輯擴大不平等，傷害生靈，並且“毀壞了所有財富的唯二源泉——地球和勞動者”（馬克思）。打破這種邏輯意味著為以下行動路線而奮鬥。它們構成連貫的整體，可根據各國和各地區之具體情況加以完善和細分。當然，在各大陸和各國，都需要從過渡的視角提出具體措施。

（一）抵禦災害，在民眾監督下，制定適應社會需要的公共預防計畫

氣候災難的某些影響要麼不可逆轉（海平面上升），要麼會持續很久（熱浪、乾旱、異常降水、更猛烈的龍捲風等）。資本主義保險公司要麼不保護民眾階層（popular classes），要麼（充其量）保護得很差。面對這些災難，富人只談論“適應”。他們“適應”氣候變暖有三個目的：（1）轉移人們對結構性成因的關注——他們的制度難辭其咎；（2）延續他們以利潤最大化為核心的破壞性實踐，而不深謀遠慮；

（3）為資本家開闢新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空調、交通、碳抵消等）。技術官僚式和威權式的資本主義“適應”，實際上就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所稱之“適應不良”。此等行徑加劇了不平等、歧視和掠奪；還使人們面對氣溫上升時愈發脆弱，其風險在於，未來（尤其在貧困國家）之適應能力可能遭受根本破壞。針對資本主義之 “適應不良”，我們主張立即制定符合各民眾階層境況之公共預防計畫。他們是極端天氣現象的主要受害者，尤其是在被支配的國家。要制定公共預防計畫，必須根據他們的需求與處境，並且與科學家對話。這些計畫必須涵蓋所有部門，特別是農業、林業、住房、水資源管理、能源、工業、勞動立法、衛生和教育部門。這些計畫必須經過廣泛的民主協商（consultation），與計畫有關的地方社區和勞動力量應擁有否決權。

（二）共用財富，免費照顧人類和我們的生活環境

優質的醫療保健、良好的教育、對幼兒的貼心照顧、有尊嚴的退休和尊重不能自理者的護理系統、可獲得的耐用舒適住房、高效的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健康的食品、清潔的水、自由接入互聯網，以及良好的自然環境：一個名副其實的文明本應滿足這些全人類（無論其膚色、性別、種族或信仰）的真實需求。有可能在滿足全部這些需求的同時，顯著減輕對我們環境的全域壓力。為何我們尚未實現呢？因為經濟是按照資本家所炮製的、作為工業副產品而產生的誘導性消費來調節的。他們為追逐利潤而永無饜足地消費和投資，侵佔所有資源，將一切都轉化為商品。他們自私自利的邏輯播下了不幸和死亡的種子。

需要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自然資源和知識是共同物品，應得到審慎和集體地管理。滿足真實需求和恢復生態系統，必須在民眾階層的積極監督之下，實施民主的計畫，且由公共部門支持，並盡可能擴大免費使用之範圍。此集體方案必須利用科學知識為其服務。必要措施之第一步是同不平等和壓迫作鬥爭。社會正義和為了所有人的美好生活就是生態要求！

（三）擴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反對私有化和市場化

這是社會和生態過渡的一個關鍵方面，涉及生活的許多領域。例如：

• 水：目前，河流、湖泊和地下水之私有化、浪費與污染是一場社會和生態災難。氣候變化導致水資源短缺和洪水氾濫，嚴重威脅到數十億人。水是一種共同物品，應在消費者監督下，由公共服務部門管理和分配。應使景觀和城市具有透水性和蓄水能力，以抵禦大規模洪災。
• 住房：在資本主義下，所有人享有體面、持久和生態可持續住房之基本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利潤法則帶來驅逐和拆除，還將反抗者有罪化。它還要求窮人支付高昂的能源賬單，而富人則享受可再生能源補貼。對不動產市場實施公共監督，降低和凍結銀行利率和利息，大幅增加優質的、公共的、社會的和合作的住房，建設住房氣候隔熱設施之公共進程，以及建設能源自主住房之大規模項目，這些是替代性政策的第一步。
• 健康：新冠（Covid-19）大流行之結果顯而易見：醫療部門之私有化和撥款削減使民眾——尤其是兒童、婦女和老人——脆弱不堪，並嚴重威脅到整個公共衛生。必須向醫療部門大量撥款，並將其交到集體手中。投資醫療部門時必須優先考慮一線醫療。製藥業必須社會化。
• 交通：資本主義下的個人交通給予私家車優先地位，威脅著健康和生態。替代選項是建立大型且高效的免費且便於享用的公共交通系統，並大幅擴展步行和自行車空間。依賴卡車或集裝箱輪船的遠距離商品運輸會排放大量尾氣；當務之急是要減少浪費性消費，推動生產之再度當地語系化，並用火車運輸貨物。應大幅減少航空運輸。在有鐵路運營網覆蓋之處，距離小於一千公里時禁止空運。

（四）錢在哪裡，就去哪裡拿錢：資本家和富人必須付出代價

名副其實的全域性過渡戰略必須明確提出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保護人們免受氣候變化之明顯影響，補償損失和威脅，支持產業再轉型（尤其要保障相關勞動者的收入）和恢復生態系統。從現在至 2050 年，實現這些目標需要數萬億美元。該誰付出代價？災難的罪魁禍首：跨國公司、銀行、養老基金、帝國主義國家以及北方和南方的富人。生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需要一個改革稅收與激進削減不平等的計畫，從錢的所在之處拿錢：累進稅制、取消銀行秘密、登記土地資產、徵收資產稅、對遺產徵收高額一次性特別稅、取消避稅天堂、取消企業和富人的稅收特權、公開企業帳目、設定高收入上限、廢除被認定為“非法”的公共債務（除小額投資者外不予補償）、由富裕國家補償被支配國家放棄開採化石能源之成本（例如，厄瓜多爾亞蘇尼公園（Yasuni Park）項目）。最重要的是，沒有銀行的公共社會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態社會主義民主計劃經濟。“公共物品信貸”（credit for the common good）意味著徹底消除利率和交易中的贏利導向，支援信貸的公共和民眾功能，確保銀行的公共與合作作用。

（五）沒有反種族主義鬥爭，就沒有解放

種族壓迫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性與構成性要素。通過殖民 化、奴隸貿易和奴隸制進行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都伴隨著種族主義。一千多萬非洲人被迫流離失所，他們在美洲被商品化，對他們勞動的剝削，在過去保障了歐洲人的致富，而且在今天仍保障著歐洲人的特權。

種族主義之核心表現，乃是作為工人階級的特定群體遭受壓迫的機制而運作，例如預留特定職位給白人，還有社會規範的各種准入機會 — 總之白人被視爲為普世的主體 (the supposedly universal subject)，再以種族來區別人群。種族主義塑造著社會關係，既強化了資產階級剝削和財富積累機制，又使之複雜化。偏離白人規範之異質性亦被蛻變為一種壓迫。

要建設一個沒有壓迫和剝削的新世界，就必須進行反抗種族主義的鬥爭。這是生態社會主義戰略的核心任務。我們必須打破針對非白人群體的種族滅絕邏輯，加強反監獄鬥爭，以反對大規模監禁，特別是反對通過所謂的毒品戰爭這一自由主義策略強加的大規模監禁。

反對警察武裝化的鬥爭和獲得體面生活條件的鬥爭都必須成為反種族主義鬥爭的核心。必須打擊所有緊縮政策——緊縮政策主要且日益衝擊白人以外的人群。緊縮政策締造了環境種族主義——不平等分配資本主義生產之致命後果。必須反對所有財政緊縮政策，因為緊縮政策使全體工人階級的生活愈發不穩定，並主要日益衝擊到白人以外的人群。它們構建了環境種族主義，在氣候緊急狀況下，這種種族主義使不同的群體不均衡地領受資本主義生產的致命後果。

（六）在地球上遷徙和居住的自由！人無所謂非法！

生態災難日益成為人口遷徙和流離失所的驅動力。2008 年至 2016 年期間，平均每年有二千一百五十萬人因與天氣有關之事件而被迫流離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來自貧窮國家的貧困人口，他們在本國或貧窮的鄰國流離失所。預計未來幾十年，氣候移民將激增：到2050年，全球可能有十二億人流離失所。與尋求庇護的難民不同，“氣候難民”甚至沒有任何身份。他們對生態災難並不負任何責任，但真正導致生態災難的資本主義制度，卻使生態難民步入 2020 年全球因迫害、衝突、暴力和侵犯人權行為而被迫流離失所的 1.084 億人之列。這些人的基本權利不斷受到攻擊，得到保護而免受暴力侵害的權利；獲得足夠的水和食物的權利；住房安全的權利；與家人團聚的權利；找到體面工作的權利。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440 萬人，很有可能更多）甚至被《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UNHDR）視為無國籍者。這與最基本的正義相背。這種情況助長了法西斯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將移民作為替罪羊，不把移民當人看。這是對所有人的民主和社會權利的巨大威脅。作為國際主義者，我們爭取的是反對資本的限制性政策，而非反對移民的政策。我們反對修建隔離牆，反對將移民關在收容心，反對修建集中營，反對驅逐、遞解出境和各類種族主義言論。地球上沒人合該非法，每個人都必須有權自由遷徙。邊界必須向所有因社會、政治、經濟或環境原因而逃離自己國家的人開放。

（七）消除不必要的或有害的經濟活動

要阻止氣候災難和生物多樣性減少，就必須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大幅減少淨能源消耗。這種節制不可避免。第一步要大幅降低富人的購買力，放棄快時尚、廣告和奢侈品生產消費（遊輪、遊艇和私人飛機或直升機、太空旅遊等），減少大規模生產的肉類和乳製品，結束產品的加速淘汰，延長產品使用壽命並使其便於維修。應通過轉移生產地點大幅減少貨物的空運和海運，並盡可能以火車運輸取而代之。從結構上講，只有儘快減少無用的或有害的經濟活動，才能遵守能源限制。涉及到的主要生產部門包括：軍火生產、化石能源和石油化工業、採掘業、非可持續製造業、木材加工業和紙漿業、私家車製造業、飛機製造業和造船業。

（八）食物主權！放棄農業綜合企業、工業化漁業和肉類工業

這三個部門嚴重威脅到氣候、人類健康和生物多樣性。欲瓦解這些威脅，不僅需要在生產層面採取措施，還需要在消費層面（針對發達國家和所有國家的富人而言）以及人類與生物的關係方面做出重大轉變。我們亟需制定積極的政策：停止砍伐森林，以農民運營的小規模生態農業、生態林業、小規模漁業分別取代農業綜合企業、工業化造林、大規模捕撈漁業。這些替代模式漁業耗能更低，就業吸納能力更強，且更尊重生物多樣性。社會必須合理補償農民和漁民，不僅因其為人類食物所做的貢獻，更因其為生態所做的貢獻。必須保護原住民對森林和其他生態系統的權利。必須大幅減少全球肉類消費——尤其是在肉類消費過量的國家和社會階層中。必須瓦解肉類和乳製品工業，轉而推廣以食用本地種植的蔬菜為主的飲食習慣。由此，我們將結束肉類工業和工業化漁業中對動物的殘酷虐待。根據“農民之路” （Via Campesina）這個國際農民組織的建議，爭取食物主權是關鍵目標。這需要徹底的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尤其是女性。需徵收為世界市場生產商品的大地主的地產和資本主義農業綜合企業。將土地分配給從事生態農業的貧苦農民和無地農民（家庭或合作社）。廢除露天新舊轉基因作物種植，全面禁用有毒殺蟲劑（首先是那些帝國主義國家在本土禁用卻批准向受支配國家出口的殺蟲劑！）。

（九）與生物共存，停止物種大屠殺

尊重非人類生命為保護人類繁衍和進化條件之根本。生產的方法必須從一開始就考慮到與其他生物的關係。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反對拿生物來申請專利，反對破壞濕地和開發海底。儘管從長遠來看，擴大野生動物保護區仍然片面且不充分，但只要擴大保護區不會帶來進一步的社會不公，特別是不會損害土著族群和農村社區的利益，就必須予以鼓勵。

（十）民眾城市改革

目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日益膨脹的城市中。與此同時，農村地區人口日趨減少，農村被農業綜合企業和採礦業毀壞，基本服務日漸匱乏。所謂的“發展中國家”擁有地球上最大的特大城市（雅加達、馬尼拉、墨西哥城、新德里、孟買、聖保羅等），無家可歸者和貧民窟居民不斷增加，數百萬人（卡拉奇、奈洛比、巴格達……）在不體面的條件下靠非正式工作謀生。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和帝國主義統治留下的最可怕的創傷之一。除了暴力之外，熱浪也使貧民窟和貧困街區更難生存，尤其是在氣候潮濕之處。生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要求啟動大規模的社會住房建設計畫，並伴隨一項與無家可歸者協會合作設計的、改變大城市組織的民眾城市改革。這種替代方案的運作關節，必然一方面是保護工人的勞動立法，另一方面是吸引農民的土地改革，以發起農村逆向移民運動。

（十一）將能源與金融系統無償社會化，以最快的速度放棄化石燃料與核能

能源跨國公司和為其提供資金的銀行希望採盡最後一噸煤、最後一升石油、最後一立方米天然氣。它們起初隱瞞並否認二氧化碳排放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現在，為了不顧一切地繼續開採這些資源，同時為了確保在能源價格飆升時能獲得超額剩餘利潤，它們承諾會採用各種虛假技術（“洗綠”、交換“污染權”、“排放抵消”、“碳捕獲、碳封存和碳利用”），並宣傳核能是“低碳”能源。這些利慾薰心的企業集團無疑正把地球從氣候災難推向氣候大浩劫。與此同時，這些企業還站在資本主義攻擊工人階級的最前沿。必須將這些企業無償社會化。為了阻止社會和生態破壞，為了集體決定我們的未來，當務之急莫過於在人民之民主監督下，建立分散且互聯的能源與信貸公共服務。

（十二）打開資料中心的“黑匣子”，將大型科技公司社會化

大型科技公司所屬的資料中心消耗著越來越多的能源和水資源。它們是“黑匣子”：裡面發生的一切都被商業機密所掩蓋。這些資料中心除了為資本主義監控提供服務、為有針對性的廣告創建演算法、人為產生新需求外，還有越來越多的活動用以服務人工智慧。必須打開這個“黑匣子”。必須能夠監督能源的使用，決定哪些功能對社會有用，哪些沒用。必須將大型科技公司和社交媒體巨頭社會化，並對其實施民主化管理，以創建真正的公共網際空間。

（十三）為了人民之解放和自決；反對戰爭、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我們捍衛以社會正義為基礎的國際主義綱領，捍衛由解放和集體力量領導的生態社會主義過渡，捍衛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反對壓迫性政策。我們反對北約（NATO）和其他軍事聯盟，這些軍事聯盟將世界推向新的帝國主義衝突。我們反對增加軍事預算，要求銷毀所有庫存核武器、生化武器和網路武器，並停止其生產。我們還要求解散所有私營軍工企業。武器絕不應成為商品；武器之使用必須受到政治監督，以用於抵抗侵略的防衛與保護之目的。

通往和平的唯一道路，只能是爭取自決權、結束土地佔領及種族清洗之勝利鬥爭。身為國際主義者，我們聲援被壓迫人民爭取自己權利的鬥爭，特別是在巴勒斯坦和烏克蘭。

（十四）保障全民就業，並為生態可持續及社會有益的活動提供必要的職業技能轉型支持

在浪費且有害之化石能源行業、農業綜合企業、工業化漁業和肉類加工業中工作的勞動者不應為資本主義管理付出代價。必須建立綠色就業保障機制，確保這些行業的工人在收入零損失之前提下，集體性轉型至滿足真實需求並恢復生態系統之公共計畫活動中。這種綠色就業保障機制將消解相關勞動者的正當顧慮，終結資本家以犬儒姿態操縱恐懼，服務於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之私利。相反，綠色就業保障將鼓勵和引導被關停行業之工人接受培訓並參與動員，通過與受益於該計畫之公眾協商，積極負責轉型計畫之實施進程，將其知識、技能和經驗投入到富有意義、具有解放性和真正屬於人的活動中，為子孫後代之福祉恪盡己責。

（十五）工作得更少，生活和工作得更好，擁抱美好生活

消除無用的和有害的生產與消費，從根本上減少能源消耗，自然就能減少全社會為養家糊口而付出的工作時間。這種減少必須是集體性的。資本主義浪費如此嚴重，抑制這種浪費無疑使我們有可能大幅減少每週工作時間（只要工作半天即可），大幅降低退休年齡。不過，為了照顧人（包括將主要由婦女免費承擔的部分家務勞動社會化）和生態系統，必須降低工作節奏，增加社會和生態再生產工作，這樣會部分抵消工作時間減少之趨勢。要隨著時間的推移銜接不同的動態方向，就必須要有民主計劃經濟。生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增長之決裂意味著工作的雙重轉型。從量上講，我們將工作得更少。在質上，這種決裂將創造條件，使工作成為構成美好生活的一種活動——一種自覺調解人與人之間（因此也包括男女之間）及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活動。這種工作與生活的深刻轉變，將遠遠抵消影響到工人階級最高收入群體（主要是發達國家）的消費領域的變化。

（十六）減少、再利用、回收利用

產品生命週期、回收利用（ recycling ）、維修和循環性利用（circularity）等概念至關重要。要始終貫徹這些理念，就必須在生產過程中以滿足人類實際需求為重。然而，有機廢物和固體廢物之產生乃社會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現實。因此，必須有足夠的手段對廢物進行清理、處理和再利用。因此，在大幅減少消費的同時，有必要實施恰當的有機廢物處理方法（如堆肥），並根據科學積累的知識，依靠在廢物收集回收方面集體組織起來的工人，開發回收和再利用固體廢物之技術。生態社會主義政策將推動醫療廢物、受污染廢物及有毒廢棄物之妥善收集與處理，力求將其對社會環境之影響降到最低。

（十七）保障婦女掌控自己身體的權利，保障婦女擁有不受暴力侵犯的生活的權利

人類如果不能有意識地協調人類自身的關係——經由女性身體實現的生物性再生產——就無法有意識地協調與自然界其他部分的關係。在世界各地，父權制攻擊女性權利之舉愈演愈烈，並非偶然：要建立服務於富人和資本家的強大權力，就要推動包含這些攻擊的政治方案。這些攻擊通常打著反動的“維護生命”（Pro-life –意謂反墮胎權/編按）意識形態之名，順便否認人為導致氣候變化這一事實。不過與這些反動勢力同時出現的還有技術官僚主義思潮，他們將生態危機歸咎於“人口過剩”，從而試圖推行威權主義的生育控制政策。面對這兩種威脅，我們認為，任何道德、任何更高的理由，甚至是生態理由，都不能用來剝奪女性決定自己生育的基本權利。為了父權制及其當前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利益，剝奪女性的生育掌控權同所有其他所有統治機制——包括“人類統治”自然界其他部分的機制——有著相同的實質，它們都服務於父權制與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利益。人類解放包括婦女解放。這意味著婦女必須優先獲得免費的避孕藥具、免費的人工流產、使用這些藥具的教育以及普遍的生殖保健。這還應包括打擊針對婦女和 LGBTQI+群體的一切形式的身體、心理、社會或醫療暴力。

（十八）知識是共同物品：改革教育和研究體制

知識是人類的共同物品。生態社會主義緊急綱領的實施急需非殖民化和非資本化的知識體系，而這有賴於各學科領域眾多具備批判能力的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應改革教育制度，擴大公立中小學和大學，結束教育歧視（在某些國家，女孩尤其是教育歧視的受害者）。應承認並融合土著群體的知識和技能。對科研進行深刻的改革，從而終結其對資本的屈從。研究應主要致力於修復生態系統和滿足民眾階層的需求，研究方向應與勞動階層共同協商後來確定。

（十九）不准侵犯民主權利！爭取民眾監督和自我組織的鬥爭

統治階級無力遏制自己造成的生態災難，因此正在強化其政權，將抵抗犯罪化，並挑選替罪羊。統治階級的政策為虛無主義、民族主   義、種族主義和大男子主義的新法西斯主義鋪平了道路。面對露出真面目的資產階級，生態社會主義高舉擴大權利與自由之旗幟：結社權、示威權、罷工權：在多黨制下自由選舉議會機構；禁止私人資助政黨；全民倡議公投合法化；廢除非民主機構（如脫離民主監督的中央銀行）；禁止私人壟斷大型媒體傳播媒介；廢除審查制度；打擊系統性腐敗；解散效忠領袖的私人武裝；尊重土著社區和其他被壓迫族群的權益和土地，等等。生態社會主義是一種需要最廣泛民主的社會的替代方案。現在就可以通過民眾鬥爭的自我組織，以及在各個層面要求政治透明與擁有否決權的民眾監督，來為生態社會主義做好準備。

（二十）在尊重生物和“熱愛地球母親（Pachamama）”的基礎上推動文化革命

要發展“關愛”人類和環境的生態主義和女性主義（生態女權主義）文化，就必須與人類統治/支配（domination）自然的意識形態徹底決裂。特別是，保護生物多樣性不能僅僅建立在理性（被正確理解到的人類利益）的基礎上：還需要更多的同情、尊重、謹慎，需要原住民以“熱愛大地母親”（Pachamama—源自美洲安第斯原住民用語/編按）這個詞概括的整體性世界觀。通過鬥爭、藝術創作、教育、生產與另一種消費模式，來維護或重獲這種整體性世界觀，是生態社會主義鬥爭面對的重大意識形態挑戰。西方現代性系統化了這種觀念：人類乃神聖造物，其使命是主宰自然並將動物工具化，使動物淪為機器。如今，這種與殖民統治和父權統治密切相關的非唯物主義觀念已被科學知識徹底否定。我們是生命地球的一部分；若無地球的生命之網，人類便無法存續。

（二十一）自我管理的生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生態社會主義轉型需要計劃經濟。能源系統的轉型（放棄核能和化石燃料，節約能源和發展可再生能源）更需要計劃經濟。與通常的說法相反，計畫同民主和自我管理並不矛盾。所謂“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災難性案例表明，自我管理與蔑視一切民主、自上而下強加的威權主義官僚主義計劃經濟絕不相容。民主生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意味著什麼？具體來說，意味著全社會皆可自由地以民主方式選擇生產的優先次序，以及必須投入多少資源到教育、衛生或文化等領域。民主生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絕非本身就是“專制”的，而是從地方到全國，再到全球的各個層面，全社會均有行使決策之自由。要從資本主義與官僚主義結構所異化和物化的“經濟規律”與“鐵籠”(iron cages—韋伯原意是官僚制度的規條會最終僵化成人類自由的桎梏/編按)中掙脫，就必須有此等自由決策。與減少工作時間相關的民主計劃經濟將是人類邁向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王國”的一大步：自由時間的增加實際為工人參與民主討論和自我管理經濟社會創造了條件。生態社會主義民主計劃經濟的要義在於重大經濟決策，而非對本地餐館、小商店、烘焙坊、小商鋪及手工藝作坊實施微觀管控。同樣必須強調的是，生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工人在生產單位的自我管理並不矛盾。因此，自我管理意味著在地方、地區、全國、大陸和全球各個層面以民主方式監督計畫；由於氣候變化等生態問題乃全球問題，故而只能在全球層面加以解決。生態社會主義民主計劃經濟與通常所說的“中央計劃經濟”截然對立，因為生態社會主義民主計劃經濟的決策非由“中央”做出，而是根據“輔助原則”，由相關民眾民主決定：必要時，公共行動的職責必須賦予最有能力解決問題的最小單元。（“輔助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意謂在公共機構的各層級決策中，盡量要“貼地”，即盡量先由當地自行決定，中央政府只應在當地機構無力處理時才介入—編按）。

五、不平衡與配合發展背景下的全球物質去增長

不會有一國的解決方案。公正的生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可以從一國開始，但要全面實施，則需要在全球廢除資本主義。因此，從現在起，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需要一致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戰略，以取得全球性成果為目標。這一戰略必須闡明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展開的不同鬥爭。這就意味著，雖然與資本主義增長決裂的生態社會主義綱領的主要方針具有普遍意義，但它們在不同國家的適用有所差異。有些要求在某些國家比在其他國家更為重要，這取決於這些國家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資本主義不平衡與配合發展中的位置。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殖民掠奪之後，所謂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成了新的滔天不公之受害者。雖然他們對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微乎其微——在最貧窮的國家幾近於零，但兩百年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增長造成的氣候變化卻將三十五億婦女、男子和兒童置於災難之前線，使他們承受愈發酷烈之打擊。

被支配國家的人民應享有獲得有尊嚴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帝國主義政府、國際機構和周邊國家政府都聲稱，資本主義增長將使南方國家的人民“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水準。他們稱只要“善治”（good governance）就能“調整”社會，使其適應全球市場之需求。但這是一條死胡同，事實是不平等仍在擴大（國與國之間，以及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內部），同時符合升溫不超過 1.5°C 的“碳預算”正迅速消失。

實際上，帝國主義發展模式使被支配的國家居於新殖民主義附屬國地位，它們是原材料和低成本勞動力的供應者，是供出口的動植物產品的生產者，是儲存廢棄物的垃圾場——其中包括被資本家據為己有以獲取利潤的“碳匯聚”（carbon  sinks）——也是生態危機的主要受害者。此外，發達國家還奉行一項醜惡政策，付錢給被支配國家，讓它們充當自己的邊境警察。被支配國家當地腐敗“精英”負有重要責任。他們非但沒有促進基於另一種社會價值觀的另一條發展路徑，反而為帝國主義服務。

“南方趕超北方”的論調就是個騙局，是掩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削在持續擴大不平等這一現實之煙幕。隨著生態災難的增加，這種論調的信眾越來越少。

金磚五國之多極世界並非帝國主義之替代方案，該集團的兩個主要領導者——俄羅斯和中國——的政治就表明了這一點。金磚國家的獨裁領導人並不反對“經典”西方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和壓迫行徑

——他們想要擁有同樣的權利。同理，他們所反對的，不是西方社會實踐中權利與現實之差距，乃是權利本身（工人、婦女、LGBTQ+等的權利）。普京希望通過武力和脅迫重建殖民帝國。他利用巨大的化石燃料儲量，尋求與石油君主國、其他獨裁政權以及能源和犯罪行業的強大利益集團結盟，以盡可能延長化石燃料的開採時間。中國共產黨聲稱，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全球南方國家可以擺脫被支配地位並實現發展，但其推行的全球資本主義霸權計畫，實為生態破壞和掠奪性積累的主要驅動力之一。

現在不是“趕超”的時候，而是全球共用的時候。廣大勞動人民、 婦女、青年、“北方”和被支配國家的少數民族都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據關於當前氣候政策的科學分析，至 2030 年，最富有的 1%人口將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最貧窮的 50%人口亦會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但其個人排放量仍遠遠低於維繫 1.5℃氣溫上升上限所需要的個人排放量之下；中間的 40%人口將承擔最大部分的減排任務（富裕國家之低收入者將按比例承擔最大的減排任務）。這是國際社會為正義和平等而鬥爭之基礎。不僅在國與國之間，而且越來越多地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必須而且能夠根據各自的歷史責任和能力，來分享尚可使用的微薄碳預算。必須依所有人的實際需要謹慎開採利用礦產資源和生物多樣性財富。

迄今為止，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對生態危機負有主要責任，他們必須為生態危機付出代價。像“石油君主國”、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國家也必須付出代價，儘管彼此之歷史責任並不相等。“北方”工業化國家——歐洲、北美、澳大利亞、日本——必須盡其所能，迅速實現無用和/或有害產品之大幅減產。它們亦有責任讓受支配的國家獲得替代性技術，為其生態轉型提供資金，並切實補償被支配國家之損失。必須廢除專利，讓南方人民能夠自由獲取滿足實際需求之技術，而無需使用更多化石能源。

為滿足需求，被支配國家人民需要一種與帝國主義和生產主義截然相反的發展模式，一種優先為廣大人民提供公共服務（醫療、教育、住房、便利的交通、污水處理、電力、飲用水），而非為世界市場生產商品的模式。這種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模式會徵收金融、採礦、能源、農業綜合企業等壟斷部門，並在民主監督下將其社會化。

尤其在較貧窮的國家，為滿足其居民需求，需要在一段時間內增 加物質生產和能源消耗。在替代性發展模式和其他國際交流之框架內，這些國家對全球生態社會主義去增長（degrowth）和尊重生態平衡之貢獻將包括：

• 迫使帝國主義國家支付公正賠償。
• 取消寄生蟲精英之炫耀性消費。
• 反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鼓動的破壞生態的大型項目，如巨型輸油管道、法老式採礦項目、新機場、海上油井、大型水電站以及為富人利益侵佔自然文化遺產之大型旅遊基礎設施。
• 以生態農業改革取代工業化農業經營。
• 拒絕動物育種者、棕櫚油種植者、農業綜合企業和採礦業破壞生物群落，拒絕“森林補償”（減排（REDD）和減排+項目），拒絕向工業化漁業跨國公司提供漁業資源的“漁業協議”等。

被統治國家的民眾階層可以通過自己的鬥爭做出決定性貢獻，讓全世界被剝削者都參與到這條道路中來，是唯一既符合人權又不超越地球極限的道路。

六、逆流而上，融合各種鬥爭，

與資本主義生產主義決裂。奪取政府，在自我活 動、自我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和最廣泛的民主的基礎上，發起生態社會主義的決裂資本主義積累和帝國主義掠奪使人類陷入的生態社會僵局，這深刻影響著資產階級的經濟、國家、政治及其國際關係。全世界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深陷痛苦之中。

抵抗運動正逆流而上。即使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下，人們也會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社會的、民主的、反帝國主義的、生態的、女性主義的、LGBTQI+的、反種族主義的、土著族群的和農民的權利。他們開展重大的鬥爭，有時還明顯獲勝：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和捍衛養老金運動、義大利吉凱恩（GKN）工廠工人之生態社會主義鬥爭、美國汽車工人工會（AWU）鬥爭、2023 年關閉第一量子公司（First Quantum）在巴拿馬所屬的銅礦、印度農民反對莫迪政府的勝利、法國“薩德活動者”反對聖母院機場的勝利、阿根廷婦女爭取墮胎鬥爭的勝利、 美國蘇族（Sioux）人反對XXL 輸油管道的勝利……。但是，敵人還在進攻，許多鬥爭失敗了。作為第四國際的活動者，我們的任務，是帶著我們的生態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觀點，説明組織並擴大這些鬥爭。

雖然工人運動史中不乏為工人健康和環境保護而進行的鬥爭，但在通往與客觀形勢相稱的生態社會主義對策之道路上，有來自左翼、政黨和工會等霸權力量的各種生產主義障礙。大多數此類力量的領導層已經放棄了任何反資本主義觀點。社會民主主義和所有其他改良主義的變種都變成了社會自由主義，它們唯一的抱負就是在新自由主義框架內對市場進行一些社會糾正。大型工會組織的大多數領導人僅限於配合新自由主義政策，幻想資本主義增長會改善就業、工資和社會保障。這些階級合作政策非但未使人們認識到生態社會僵局，反而加深了這一僵局並掩蓋其嚴重性。幸運的是，一些政治力量和工會流派——特別是在歐洲、美國和拉丁美洲——開始與生產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保持距離。在工會中，意識到生態挑戰的活動者提出了“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概念。社會民主黨的和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的工會領導人將其騎劫為支援生產主義和加強企業競爭力的方向。統治階級是操縱的專家。這是為何“公正轉型”與“可持續發展”一起，會成為踐踏正義和組織不可持續發展的政府的話語。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傳統勢力的隊伍因綠黨而得以加強。絕大多數此類政黨花了四十多年時間才加入資本主義政治管理者之列。在民間社會，他們主張基於消費者個人環保責任的實用主義，並得到了眾多環保協會的推廣。利用生態稅和其他所謂“不左不右”的生態主義“現實”解決方案，社會民主黨的和傳統勞工領導層得以掩蓋其階級合作，捍衛“較小的社會罪惡”。

在世界其它地區，儘管生態社會主義仍是少數，但已開始影響到社會運動和激進左翼。棉蘭老島（Mindanao）、羅賈瓦（Rojava）和恰帕斯（Chiapas）等一些重要的地方經驗與生態社會主義觀點有相似之處。然而，在大多數人看來，唯有資本主義增長方能改善社會狀況。鑒於危機之嚴重與混亂，民眾階層中某些部分可能為了發展、創造就業和增加收入而犧牲生態目標。這種趨勢只會加速社會生態災難（而這些階層已經成為這場災難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並將加劇工會合法性（legitimacy）之喪失。這種趨勢還將為新法西斯主義“洗白”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滅絕方案培植沃壤。逃離被毀家園的移民是這些仇恨運動的主要目標。由於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糟糕記錄，社會主義方案信譽掃地。我們必須從鬥爭中，而不是從教條中重新創造一個替代方案。

今天，是誰站在真正的生態社會運動的前線？原住民、青年、農民、為社會和生態破壞付出沉重代價的被種族化人群。四個群體中，婦女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她們提出了具體的生態女性主義要求，為此自主開展鬥爭並組織起來。

國際農民聯盟“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提供了大量實例，證明可以將捍衛貧苦農民和原住民的權利、反對採掘業和農業產業、爭取糧食主權和保護生態系統同女性主義結合起來。

絕大多數工薪勞動者都沒有參與或支持反生產主義鬥爭。於是一些人推斷，階級鬥爭過時了，或者必須由只存在於他們想像中的“生態階級”（ecological class）來進行反生產主義鬥爭。但只有使社會現存的生產方式革命化，才有可能阻止這場災難。沒有占人口大多數的生產者積極自覺參與其中，這場革命就不可能發生。

與之相反，另一些人則推斷說，有必要坐等這樣一個時刻的到來，在這個時刻，為眼前的社會經濟要求而鬥爭的工人群眾的覺悟水準達到了能夠讓他們以“階級路線”參與生態鬥爭的水準。然而，如果沒有重大的社會鬥爭來動搖生產主義框架，又怎能及時把生態問題融入工薪群眾的意識水準？要超越生產主義框架，就必須在能保障就業和收入的情況下，採取公共舉措，計畫必要的轉型。

階級鬥爭不是冷冰冰的抽象概念。“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語出馬克思）定義了階級鬥爭並指明了階級鬥爭的參與者。婦女、LGBTQI+人群、被壓迫族群、種族化族群、移民、農民和原住民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與工人反對老闆剝削勞動力的鬥爭緊密相鄰。它們是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的一部分。

它們之所以是其一部分，是因為資本主義需要對婦女的父權制壓迫，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剩餘價值，確保以較低的成本進行社會再生產；資本主義需要歧視 LGBTQI+人群，以確認父權制在有效運轉；資本主義需要結構性的種族主義，以證明中心掠奪邊緣乃合理行為；資本主義需要非人道的“庇護難民政策”，以管理產業後備大軍；資本主義需要農民聽命於生產垃圾食品的農業綜合企業，以壓縮勞動力的價格；資本主義需要消除人類社區相互之間及人類與大自然之間仍然保持的相互尊重的關係，代之以個人主義的統治意識形態，個人主義將集體變成自動機械，將生靈變成死物。特別是，原住民和傳統社區站在反對資本主義殘害式統治其身體和領地之最前沿。在許多地區，他們甚至是底層階級新革命運動之先鋒。因而我們認為他們是 21 世紀革命主體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這些鬥爭和工人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均為人類解放鬥爭的一部分，只有認識到我們這個物種屬於大自然，同時又因其特殊智慧而負有關懷大自然之責任，方可能真正實現這種解放，此亦為人類價值之所在。資本主義之破壞力將地球帶入一個新地質時代，這一事實所產生的戰略意義正在於此。

這一分析是我們社會和生態鬥爭融合戰略的基礎。可能的話，還應在國際層面通過民主論壇協調這種融合。鬥爭具有全球性，我們的運動也必須具有全球性。

各種鬥爭之融合不應局限於在社會運動之間或社會運動機構之間尋求最大公約數。此觀念可能意味著無視某些群體的某些要求——損害其中最弱小的群體——即恰恰與融合相悖。

社會與生態鬥爭之融合，涵蓋所有社會行動者的抗爭實踐——無論其鬥爭經驗是否豐富，無論其是否尚存猶疑。這是動態銜接之過程，通過行動和辯論，在相互尊重中提高意識水準。其目標並非確立某種固定綱領，而是圍繞具體要求，使被剝削者與被壓迫者團結起來，此團結將開啟以奪取政權、推翻全球資本主義為目標之動態鬥爭進程。在實踐中生態與社會鬥爭之融合首要在於讓生態威脅意識最敏銳之領域（如氣候運動）與社會威脅感知最深刻之領域（如工人運動）相互對話，共同破除資本主義在社會議題與生態議題間製造的虛假對立。

在此路徑下，捍衛一種兼具階級鬥爭與反生產主義性質的生態工會運動至關重要——其根基既在於工人對自身職業健康安全的具體關切，也在於他們作為生態破壞與生產危害的揭露者角色（因其身處生產一線，最適於承擔此責）。

作為生態社會主義活動者，我們鼓勵通過罷工和一切促進工人組織和監督之舉措，在工作場所進行抵抗。我們致力於加強社會動員—

—通過擴大罷工和發起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相結合，在反對鎮壓的鬥爭中促進各種形式的自我組織和自我防衛，並積極向大眾宣傳這些鬥爭，以抵制主流媒體和政府機構的謊言。

我們也從公民不服從的各種形式中汲取靈感——從封鎖相關場所到抵制房租繳納——這些行動之有效，並已得到實踐之驗證。

鬥爭經驗有助於為戰略辯論提供素材。

反生產主義鬥爭多種多樣，但一般其出發點都非常具體，往往是在當地反對新的交通基礎設施（高速公路、機場等）、商業或物流基礎設施、採掘基礎設施（礦山、管道、巨型水壩等），反對掠奪土地或水資源、破壞森林或河流等。人們動員起來首先是因日常生活、生計和健康面臨威脅，而非泛泛之談。通過反抗政治決策者、資本家集團及保護他們的機構，通過在具有不同歷史和信念的參與者之間建立聯盟，鬥爭變得越來越有全球性和政治性。

這些以特定地域為基礎、目標明確、具有普遍戰鬥性的鬥爭組合遍佈世界各地，形成了一種可稱之為“封鎖地帶”（Blockadia）的新政治現實。

生態社會主義階級意識之形成也意味著各種鬥爭之融合，（青年）科學家可通過應用和分享其知識（農藝學、氣候學、生態學）而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

罷工委員會、社區衛生中心、工人接管之企業、農民佔領之土地、自治生活空間、互助維修工坊、集體食堂、種子共用庫（seed library）等，都是某種擺脫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之嘗試。那些被剝奪了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人在這些社會組織中體驗到自己的集體力量和智慧。與可能繞過體制或簡單調整體制的幻想相反，他們遲早會對抗國家和資本主義市場，以表明不去掌握政治權力、沒有必要去推翻制度的想法是空想。在工業化國家，政治總罷工將是決定性手段。然而，通過建設（哪怕暫時）另一種民眾的、民主的和基於團結的正當性，具體的替代方案可以讓被壓迫者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並為建立新霸權而努力。

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自我組織的民眾權力機構（organs of popular power）是我們戰略的核心。

跨國金融資本主導的“晚期資本主義”之系統性危機，既催生出對資產階級統治腐朽現象的憎惡感，亦滋生了對階級間力量對比（在數量和品質上）嚴重惡化的無助感。在此情況下，政府問題愈發重要。工人階級奪取政治權力是實施決裂政策計畫之先決條件。與之同時，近些年的情況表明，一些政治計畫暴露出其致命幻想——它們利用民眾訴求，引導社會運動，甚至以“現實政治”之名扼殺社會運動，從而助長了極右翼勢力。

沒有捷徑！生態社會主義之決裂戰略包括為形成民眾權力而鬥爭，為過渡綱領而鬥爭，而民眾權力和過渡綱領源自社會各階層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自我活動、監督和直接參與。若未能建立基於自我組織的力量平衡，就不可能實施任何反對剝削、壓迫和破壞生態系統的一致措施。自我解放不僅是我們的目標，而且是推翻既定秩序的戰略。

必須建立新機構來推動審議、民主決策、組織生產和組織整個社會。這些新權力必須對抗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必須摧毀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推翻當前社會秩序，沒收資本家財產，必然會遭到統治階級的暴力和武裝反擊。面對此種暴力，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別無選擇，只能自衛，其核心在於以民主方式自我組織起正當暴力（ legitimate violence）但同時拒絕“男子氣概”（virilism）和包辦代替主義。

一切都取決於鬥爭的結果。無論災難有多麼嚴重，在每個階段，鬥爭都將產生不同的結果。在這些鬥爭中，成敗之關鍵在於生態社會主義活動者能否有效組織起來，在實踐中以歷史必然之選擇為指南，以校正行動方向。反思和行動，發起鬥爭和形成鬥爭工具，比較不同經驗並從經驗中學習：要在整個國際完成此艱巨任務，需要一個政治工具，一個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新國際。通過本宣言，第四國際表明自己已準備好協助迎接這一挑戰。

2025 年 2 月，第四國際第十八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