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爾的拙劣計劃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 著
沙飛 紅雨 譯

　　1989年當柏林牆倒塌時，不只是甦聯、“共產主義者思想”、或者馬克思主義的魔力崩潰了，西歐的社會主義民主黨也遭到嚴重地削弱。面對得意洋洋的席卷世界的資本主義風暴，西歐也不得不調整航向。不包括西班牙，今天，社會民主黨或聯盟統治西歐大部分國家。這一事實的意義主要在于它提供了共同的經歷︰這些政黨不再能提出有效的政策，改進使他們擁有權力的大多數選舉人的狀況。資本主義不再受任何方面的挑戰，因此也不再感到有必要通過讓步改革來保護他的左翼。在這些情況下，社會民主黨發現很難保護下層社會。它所能提供給其各自選民的一切是恐懼（投票給我們，因為在右翼統治之下情況會很糟糕）或空洞的意識形態公式，其主要功能是掩蓋任何真實的進步思想的貧乏︰“第三條道路”，“斗爭—自由政治”，“超越左右翼”。其結果是或者選民轉向極右翼煽動（歐洲最新的實例是奧地利），或者日益疏遠政治，疏遠整個民主過程。換句話說，就是歐洲政治日益美國化。在流行文化如此嚴重地大西洋化的情況下，政治還能遠遠落後嗎？

　　或許歐盟將還擊，以保護在文化和政治經濟領域的某種價值。這一情景背後存在著大量緊張，但是華盛頓卻信心十足。華盛頓決心通過促進英國病來打破由法德軸心所提供的虛弱的、打了折扣的選擇。在西歐，沒有任何國家的社會民主黨象英國那樣如此甘願完全屈服于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的需要。

　　這不僅僅是1989年的後果。在許多方面，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領導下的工黨（或者“新工黨”，用他們自貶的新詞）是80年代反革命的最有意義的成功。馬格麗特?撒切爾摧毀了工會，挫敗了工黨的士氣，運用媒體推銷一個信息︰別無選擇。布萊爾的工黨是這種失敗的產物。政治的分歧已被縮小到哪個政黨有更好的廣告公司，是新工黨還是保守黨更重視市場研究。毫不奇怪，這種過程只能出產普普通通的政治家，使政治成為純粹的、迎合低級趣味的拙劣作品。經典的例子是托尼?布萊爾對他妻子懷孕所作的反映。他公然說︰“生一個孩子”，“比贏得大選更重要。”這是使當代英國區別于大陸歐洲的現實。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工人運動及其政黨沒有（如此）被本國的里根和撒切爾壓垮。喬斯賓在法國的勝利激怒了布萊爾集團，不僅因為法國領導人表現出信任社會民主黨的某種形式，而且因為他的出現駁斥了一種觀念，即認為只有適于上電視鏡頭的、具有時尚意識的政治家才能贏得大選。政治家是提供給消費者選民的一種產品的看法當然不是法國的情況。
　　
　　英美新自由主義
　　
　　 經歷了六、七十年的動蕩之後，美國資產階級，用一個舊式詞匯，決心打退前幾十年的政治與社會進展。隨著新一屆共和黨總統在白宮上台，和一位新的、熱切而反動的保守黨首相在唐寧街10號上台，普遍向右轉的時代到來了，這將使本世紀的後幾十年打上資本的烙印。調節著北美和西歐的階級關系的精心構造的凱恩斯模式崛起後的40年，徹底摧毀舊大廈的時機來到了。這種理論一直在服務于其目的。漸漸地，一種新的作為新自由主義的英美模式出現了。

　　這是全球資本主義霸權的幻想，堅決不讓任何事物阻止利潤滾滾而來。這種新的轉變以兩位西方政治家為代表︰羅納德?里根和馬格麗特?撒切爾，他們倆人在最初掌權時都未引起重視。由里根和撒切爾促進的新經濟政權有著強硬的政治議程。取消福利權利、通過立法和鎮壓（英國礦工、美國空中交通管制人員）使工會失去作用、在國外使用軍事力量，收入的再分配——剝奪社會最貧困階層給最富裕階層，這就是其議程。在福利削減中，收入在1萬美元以下的2020萬個家庭平均每戶損失400美元；而在稅收削減中，平均收入超過8萬美元的140萬個富裕家庭則收獲平均8400美圓。

　　 在里根第一任期內，低收入家庭失去230億美元的收入與聯邦福利，而高收入家庭增加了超過350億美元的收益。這解釋了里根在繁榮的郊區和陽光地帶所獲得的有力支持。在英國，也通過降低稅收和出售議會房產以及其他國有資產鼓勵個人的貪欲。當馬格麗特?撒切爾追趕著迎合個人貪欲與自我陶醉的“迅速富起來”文化時，她宣布︰“所謂的社會這類事情是沒有的”，從而有意識地創造著一種社會環境，在這種環境中下層社會的需要被安全地忽視了。金融自由化刺激了新企業家階級的形成，這些人從來未考慮過其雇員的安全措施或工會權利。

　　在諂媚的新聞機構支持和煽動下，一種幻覺的欣快感有助于形塑新的共識。它對舊的戰後結構發起了一次全方位的意識形態攻擊。一夜之間，凱恩斯主義成了骯髒的字眼。一種新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共識誕生了。它是丑陋的；它是殘忍的；它看起來似乎起作用；它必須依靠霸權。

　　在電視網中抵抗成為“我們中的一分子”的那些人被隨便地免職。在羅伯特?默多克和其他人的幫助下，一種一致的文化開始形成。80年代末一次大罷工期間，罷工的南朝鮮工人打出的國際主義標語就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這一形勢——罷工在一家日本跨國公司外進行，該公司在英國有著巨大的商業利益。標語上寫著︰“你們無法打跨我們，我們不是英國人！”在英國，相當數量的布萊爾支持者都一度曾是英國共產黨理論期刊的《今日馬克思主義》（現在不存在了）的從前投稿者。它的編輯深受意大利共產黨（PCI）的影響。《今日馬克思主義》作出歷史性的妥協。它決定實質上拋棄全部社會主義者的原則，不知羞恥地容納自由市場觀念、最劣質的用戶至上主義、“後現代”生活時尚，以及“意識形態消亡”。而與此保持一定距離的《今日馬克思主義》的資深政治家埃里克?霍伯斯鮑姆和斯圖爾特?霍爾也不能阻止這種滑坡。
　　
　　布萊爾︰英國的克林頓
　　
　　 作為工黨領袖的托尼．布萊爾的獲勝並非是預先注定的。這是由于約翰?史密斯的過早死亡。思想上，史密斯是一名堅定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人，象喬斯賓，但沒有托洛茨基分子的背景。布萊爾把自己塑造成英國的克林頓。

　　因里根主義的經驗而變得冷酷無情的比爾?克林頓把美國民主黨人轉向右翼，同時放棄“新政”的任何主張，並且以新民主黨人的名稱贏得總統選舉。如今布萊爾也追求模仿這種成功。在1997年5月大選中工黨選舉的勝利的規模使其領導人驚訝。他們打了平庸的一仗，強于表現，弱于政治。工黨強調與舊政權的連續性，而非任何真正的變革。布萊爾的總統風度帶有波拿巴主義的味道。其形象過去常常使投票者確信，那就是他與自從1979年以來一直統治英國的保守黨沒有太大不同，並且他將成為大企業的朋友。布萊爾和他的博士們公然宣布︰工黨將與工會保持距離。布萊爾及其同伙還廣泛暗示他們願意把工黨從工會中完全分離出來。一個現代的、民主的政黨沒有時間處理舊式的沖突。最理想的是，布萊爾想要一個與自由民主黨人的聯合政府，為一個新的、能在今後50年間主政中央黨打下基礎。那至少是願望，但多數選舉人使這種願望成為烏托邦。

　　1996年5月13日在倫敦SAVOY大酒店為大企業舉辦的午宴上，彼得．曼德爾遜——布萊爾的一位親密伙伴聲明︰他支持公司的“健康利益”，不會受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收入不平等”的事實所干擾。這是一次公開保證︰英國對外國投資者來說將總是安全的。由跨國公司支配的英國經濟是其他西歐國家的5倍,是美國的3倍。布萊爾執政2年後，高級行政官的薪水和平均工資之間的差距是歐洲最大的。 布萊爾的理論家十分確信他們贏得了勝利，因為他們已拋棄了傳統社會民主黨方案，該方案忽視了英國處于保守派統治下的現實。布萊爾人不願相信選民想要懲罰他們的前任重大的犯罪行為，而非行為不當，不相信他們實際上投票贊成改變現狀。教育、衛生醫療服務、鐵路銷售以及供水從未令人滿意。將公共住宅出售給那些居住者是撒切爾政策中的關鍵組成。新工黨決定認為這是受歡迎的，並承諾保持這一政策不變。

　　但是到1996年初，這種情緒開始轉變。個人的貪欲開始轉變成憤怒，人們認識到他們被騙了，而且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減輕他們的痛苦。新工黨的熱衷者不願意被提醒，在1990年到1996年期間，通過抵押公司收回房產一百萬人失去了他們的住宅。39萬從前公有的住宅被公司攫取。同一年，另一百萬人的房產接受評估，承受“負資產”痛苦︰房主最初為房產付出得太多，卻無法收回。

　　撒切爾曾決定使英國成為一個小企業國。 這就是大肆吹噓的“受歡迎的資本主義”。到1997年，工黨獲勝的那年，個人破產數“穩定”在每年22000例，而在1990年到1997年間，3萬家公司破產。為撒切爾、布萊爾和跨國公司所重視的“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實際上使失業成為主流體驗。

1997年12月，據估計1/5的男性和1/8的女性在他們成年時至少經歷一段長期的失業期。這種不安全感正是現代資本主義高度評價的。現代資本主義只為短期生存。布萊爾資本用以打開歐洲其余捂著的口袋的攻城槌。歐盟應當小心英國人送的禮物。因為他們提供的是美國模式，而這種模式不是它的支持者所聲稱的那樣是成功的。這些人只為他們自己說話。
　　
　　美國模式
　　
　　如果研究美國經濟的實際運行，人們就會發現布萊爾熱切效仿的模式是災難性的。如果我們承認每小時勞動生產力增長產量是決定經濟健康的最有用的單一指標，也是增加財富與工資增長的關鍵，那麼形勢就黯淡了。在過去的25年里，生產率增長少于以往整個世紀的平均增長率的一半。現在每年增長略微多于1%，而1890年到1973年間的年均增長卻為2.2%。這意味著可用來分配給工人的產量減少了，假設分配結構不變。

　　關于工資水平，情況更糟。貧富間的收入分布嚴重惡化。自從1973年以來，出現了工資總停滯。本世紀的最後25年，實際工資一直沒有上升。現今實際工資還與1968年大約在同一水平。而在1890年至1970年間，每10年平均工資年增長率至少2%（經常更快），無一例外，包括1930年代蕭條的10年。在克林頓時期也毫無改變。1998年，底層80%的勞動力的工資低于他們在1989年的水平，更是顯著低于1979年的水平。同時，美國一直是工作時間增長的唯一一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們實際上不得不增加每年工作的時間，其數量增長到每年超過2000小時。這意味著美國工人每年勞動量超過任何其他西方國家。他們工作超過西歐國家10%到20%。即使日本人，通常總是位于工作時間圖表的頂端，在1990年代也急劇減少，目前工作時間少于北美平均時間。不平等也增加了，並且在整個1990年代繼續增加。

　　1980年，經理人員薪水與工人工資的比率是42︰1；到1990年，已加倍至85︰1；到1997年，這一比率翻了兩番，達到326︰1。1980年最富有的1%人口佔有財富的20.5%，1989年已升高為31.9%，1997年達到40.1%。在1990年到1998年間，股票的市場價值增長了3倍。這個“大躍進”有益于那些已經富有的人。頂端的1%淨獲42.5%，最富有的10%淨獲85.8%，剩余的80%底層人僅剩微利。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幻想家們的著名的“點滴下流”的經濟學。當我們被告知美國經濟運轉良好，千真萬確，但是僅是對富人來說是這樣的。在美國，全部兒童中的25%生活在貧困中。這個數據是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2倍，英國除外。從老年貧困方面說，美國貧困老年人佔老年人口的20%，但是在這方面，至少美國已被其英國追隨者超過；英國24%的老年人生活在貧困中。
　　
　　告別再分配
　　
　　在這些情況下，新工黨的領導人和思想家采取冷血的決策，拋棄平等與社會公正觀念，拒絕再分配政策，標志著與傳統社會民主政治的尖銳決裂。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里查德．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安東尼?克羅斯蘭(Antony Crosland)和芭芭拉．卡索(Barbara Castle)，更不必說克萊門特．阿特烈(Clement Attlee)和赫伯特?莫里遜(Herbert Morrison)，看起來象“發瘋的左翼分子”，他們堅持說國家在管制資本主義中起重要的作用。新工黨所作的最初三個決定具有高度的象征性，用以向倫敦展示這不再是舊式的工黨政權。他們以自由市場價值制造和平氣氛，並且不再容忍改革主義者的無稽之談。他們還決定將英格蘭銀行從政府控制中分離出來，並授予其決定貨幣政策的全部權力。

　　第二項實施的決定是削減單身母親每周11英鎊的福利費。國家的節省是微不足道的。其目標是意識形態︰蔑視舊福利國家的“弱者”，並且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和克林頓不同，他的英國弟子是虔誠的基督狂！

　　第三個措施是向所有大學生收學費。這項建議不止一次被前保守黨內閣拒絕過，理由是這樣做不公平，歧視貧困家庭的學生。新工黨的辯護者很快指出，真正需要的學生不會被收取學費，但是總效果是不鼓勵工人階級的孩子們接受更高一級的教育。本質上，新工黨的文化不僅是要維護社會等級現狀，而且要把它作為自由市場的成就來保護，堅持公司利益與勞動人民利益之間沒有沖突。一夜之間，一些人看起來就變得很激進，象前工黨副主席羅伊?哈特斯利，以前他最好不過是社會民主黨右翼，現在他在衛報專欄所做的一切就是反復重申傳統的工黨承諾︰適度的社會公正。
　　前保守黨政府的最後幾項重大措施之一是使鐵路私有化，盡管實際只有15%的人支持這項措施。在1993年的工黨會議上，現任的工黨副首相並掌管運輸的約翰?普雷斯科特告訴代表們說︰“請允許我把這一問題講透徹，一旦工黨執政，鐵路系統的任何私有化將得到迅速有效的處理… …而且將被歸還公有。”

　　一年後，在1994年的工黨會議上，弗蘭克?多布森（Frank Dobson）代表領導階層保證︰“請允許我做此保證，不只是向此會議，而且向全體英國人民。下屆工黨政府將把鐵路系統歸還公有。”到1996年，隨著布萊爾政權的鞏固，這種透徹明白的解釋徹底消失了。相反，新工黨發誓創造“一個現代的綜合運輸系統，建築在公私資本合作的基礎上。”1999年7月23日，《經濟學家》，一家頑固地親資本主義者的周刊，發表一篇標題為“鐵路億萬富翁”的文章，副標題為︰“英國鐵路的私有活動已驗證失敗慘重。如果沒有大的變革，情況將變得更糟。”雜志提供了一個實例︰“的確，直到去年，一些‘鐵路軌道’的支持者‘有效地’決定鐵軌的哪一部分需要更新。自然地，他們看起來關心自己的利益大于乘客的利益。因為鐵路的收入來自里程，因此很可理解，他們趨向于選擇容易更新的部分，而非那些線路最忙的部分。”1999年10月，在帕丁頓車站火車出軌撞毀，在這一事件中幾十人喪生。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立即在電視上說明撞車事件與私有化毫無關系。當他吹噓新工黨的陳詞濫調時顯得心神不安。實際上，賺得大量紅利的董事集團已作出過決定︰7億英鎊投資在安全系統ATP上數目太大，而這本可以預防帕丁頓撞車事件。這引起了公眾的義憤。每次民意測驗都顯示大多數市民（在65%到85%之間變化）都贊成鐵路收歸國有。通常關心焦點意見其他虛假市場技巧的新工黨不準備順從民意。在1998年3月，事故前的一年半，約翰?普雷斯科特就聲明︰“ 作為上屆政府簽署的合同的結果，私有化的鐵路正在為極少數人產生著巨額利潤。我對此已無能為力。”

　　無能為力？很少有哪位高級內閣首相對其政府的虛弱無力承認得如此干脆。事實上，當然，有廣大公眾支持，政府能夠發行公債籌集資金，從億萬富翁手中收回鐵路所有權。然而，這樣的步驟將會打破新工黨與大企業的默契︰我們為你賺錢創造條件。目前，這項計劃正應用于國立教育和國家健康服務中心。那里，私人金融創業公司實際上將醫院交給贏利性公司，以返回私人資本。許多學校已經被選中出售給私營教育公司。

　　當面臨反對時，新工黨發現有一個領域很難違背作過的保證，這就是權力下放。這是一個將引起工黨內各種混亂緊張和仇恨情緒的問題。在甦格蘭和威爾士的公民投票適時地舉行，這兩個地區的所有公民投票建立他們自己的國會（在甦格蘭）和議會（在威爾士）。甦格蘭國民黨和花格呢威爾士人黨（Plaid Cymru）對新工黨提出主要反對意見，而且這兩個民族主義的政黨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上都趨向于新工黨的左翼。在這兩場選舉中，新工黨獲勝，但差數很小。

　　在甦格蘭，許多前工黨選舉人轉而支持國家主義者。威爾士也一樣。兩個民族主義政黨都不發動反英運動。兩者都強調歐洲與進步的社會政策的重要性。這兩個政黨的存在部分地解決了以社會民主主義方式反對新工黨政治經濟的問題。在英格蘭沒有相似的替代。選舉制度變革，向某種比例代表制變化，可能迫使工黨內外分散的左翼力量匯聚他們的資源，在選擇中形成挑戰，但是新工黨面對這一陣線又退卻了。

　　曾經承諾的變革證明不是死胎，象改革英國國會上議院這樣的情況，就是被無限期地耽擱。新工黨已在為下屆選舉做準備。假使保守黨的狀態疲憊不堪，新工黨很可能回來執政，但是在減少了的多數的情況下。或許那時，即使在英格蘭也可能出現來自左翼的反對力量。
　　
　　歐洲？
　　
　　在歐洲，布萊爾政府（直到最近）顯示出真正混亂的跡象，給人癱瘓的印象。在向歐洲其他國家推銷英國模式的倉促充分暴露後，1998年最後三個月的無任何特征的沉默使政府感到頭痛。財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表達了公眾的擔心，他關心，英國生產力比高稅收高花費勉強應付的法國還低20%，更不必說德國了。一位善意的公職人員曾告訴過布萊爾和布朗，說英國是歐盟國家中16至18歲少年接受全日制教育比例最低的國家，這一年齡段大學入學比例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在歐盟國家中其勞動力受教育標準位居第十。除葡萄牙以外，英國創歐盟國家最高的犯罪率紀錄，擁有最高比率的監獄人口。

　　在1998年選舉中德國左翼的勝利在唐寧街幾乎引起恐慌。把歐州帶入緊隨英國的低生產率、低教育、低稅收、低膨脹的經濟步調的改革運動被迫終止。一場防衛行動形成了，阻止任何旨在實現稅收一致化的努力，因為這樣一場運動將吸引外國公司直接投向大陸。他們將不再需要到英國來獲取稅收減免。

　　最近幾個月里，布萊爾在歐州唯一顯得得意的一次是在他與西班牙保守的艾茲那（Aznar）政府簽署聯合政策協議的時候——為西班牙右翼采取靈活勞動力市場的第三條道路。倫敦經濟學院院長托尼．吉登斯（Tony Giddens）順便就近對艾茲那黨骨干進行現場指導。西班牙報紙El Mundo以首頁通欄標題歡迎布萊爾—艾茲那交易︰“艾茲那對法國和德國社會主義宣戰”。

　　如果沒有對外國投資者稅收減免、退化的公共服務與馴良廉價的勞動力，新工黨所珍視的英國模式很難存活。至多20%的人口從這些政策中受益。新工黨拒絕溫和的、大陸型社會民主政治，其背後的擔心並不是太多的默多克，而是這關鍵的20%，其中當然包括英國工業同盟（CBI）的全體成員。奧斯卡?拉方丹從德國政府辭職的消息受到唐寧街的熱烈歡呼。或許“英國模式”還能復興。隨著對單一貨幣的公民投票越來越接近，混亂局面可能會越來越糟。如果沒有任何改變，選民就有理由懊悔布萊爾以撒切爾的精神統治英國，而不是某位按照約翰?史密斯和甦格蘭社會民主黨傳統的代表治理英國。
　　
　　對外政策
　　
　　就對外政策而言，新工黨的所有借口，以及羅賓?庫克（Robin Cook）的道德外交政策的誓言都統統消失了。科索沃戰爭僅是重復英國為美國作第二小提琴手，比他們的保守派前任還喪失尊嚴。托尼?布萊爾神氣活現地甩著袖子,而他的騙子博士阿里斯黛爾?克比爾(Alastair Campbell)組織科索沃人高呼︰“托尼！托尼！托尼！”,是這出不必要的悲劇的更荒唐的注腳。在現實中，英國幾乎不能自主。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便利支持美國霸權。這不只是來自左翼的觀點。在其坦率的、引人注目的著作《大棋局》中，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ezinski）唆使馬德琳?奧爾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采取進攻性外交政策，強調鼓勵歐州統一的必要性，即使“殘酷的事實是西歐，還有漸漸加盟的中歐，仍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的保護國，其聯合讓人想起古代的僕從國。”並且“大不列顛不是地緣戰略棋手，而是美國的一個重要支持者，一個忠誠的同盟國，一個至關重要的軍事基地，一個極為重要的情報活動中的親密伙伴。其友誼需要被滋養，其政策不需要持續的關注。”

　　在強硬的外殼下，這是當代英國的嚴酷的現實。如果這座島嶼有一天消失在大海中，美國只需要用一艘巨大航空母艦大國來取代它。新工黨已把自己的命運牢牢地系在國內資本主義的需要和美國軍事外交政策建立的全球需要上。遲早它將為此付出代價的。■
　　

天涯之聲

※本網站所有文字、圖片版權歸天涯虛擬社區與《天涯》雜志共同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