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不脫推銷員本色

作者：黃偉國(新聞工作者)
waikwok_wong@yahoo.com.hk

(編者按﹕本文曾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現徵得作者同意﹐轉載於本網。)

行政長官曾蔭權訪問雲南，其中一段小插曲最令港人會心微笑。在會見雲南省長徐榮凱途中，曾蔭權的手機突然響起，他連忙關手機，還自作解嘲道：「找我的一定是我們香港賣廣告的。」這次公務失儀全程由本港電視台拍下，或許令特區政府形象失分，但也令港人感覺像一下子跟行政長官拉近了距離。

手機在不適當時候響起，不是我們每人都經歷過的嗎？一般人的應對方法大致有三種：一、如果坐在面前的是老闆或初次約會的異性，必定會毫不猶疑狠狠關手機；二、如果眼前人與自己地位相若，多會帶點歉意地說聲對不起，然後怱怱聽電話請對方稍後再打來；三、如果面前是下屬或老夫老妻，則會當他透明或「熟不拘禮」，隨手聽電話，談多久都沒關係。

曾蔭權在重要公務會談不關手機，按社會學理論分析，原因至少有兩個：資訊焦慮或懼怕被遺忘。「資訊焦慮」是指現代人不懂怎樣有效篩選和吸收資訊，面對排山倒海的資訊只能被動地吸收，變成疲於奔命，以鮮活的廣東話來說就是「執輸行頭慘過敗家」。「懼怕被遺忘」則指現代人永不敢把手機關掉，因為懼怕在某一刻別人找不到自己，這不僅是擔心失去機會，心理深層還有一種憂慮自己被社會遺忘的恐懼感，最重要是「百足咁多爪」。

曾蔭權自喻為「孤獨的推銷員」。在香港大眾文化中，推銷員就代表：醒目仔，「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百足咁多爪」。這不正是曾蔭權在手機事件中的角色扮演嗎？

推銷員的形象是手上沒有傳統精英學歷但永不言敗，這是港人一貫推崇的價值觀，也是香港的驕傲。(香港商業成功，但大學生人口比例遠比歐美國家低。)曾蔭權聰明地運用推銷員比喻，一下子變成了「香港之子」，拉近了與市民距離。但，勢利的文化社會學家永遠看不起推銷員，即使成功的推銷員也是被定位為社會階梯的中下層，而傳統精英如醫生、教授等卻位於中上層。這與收入無關，成功推銷員也許收入比醫生、教授多數倍，但勢利的文化社會學家會看所謂的「文化底蘊」，也就是像法國人說，培養一個上流社會紳士須要三代時間。

中央和曾蔭權的關係也相類似。曾蔭權是典型的香港醒目推銷員。他在被傳媒攝下吹口哨輕佻狀後，即時辯說是吹國歌；在會見雲南省長途中手機響起，第一時間把責任推給濫發廣告的商家，都盡顯聰明敏捷。但想深一層，以口哨吹出國歌，在保守的中央領導人眼中是尊敬還是輕蔑國歌呢？他根本沒有聽過電話又怎能判定是濫發廣告？會不會讓人感覺浮誇？

曾蔭權這種作風，在旺角街頭是積極進取，在保守的內地官場則可能代表「難成大器」，只能像推銷員般，永遠位於勢利階級劃分法裡的中下層。蛛絲馬跡是，有報導指，年前曾蔭權與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共同出席一個國際會議，曾蔭權透過江澤民的隨從要求單獨會見，江澤民即不悅道：「這人為甚麼這麼不懂規矩？」這種港式打工仔進取，在北京高層眼中卻變成「不識大體」了。

再拉闊點說，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某種程度來說是「天朝大國」對「化外南蠻」的關係。北京一方面欣賞羨慕香港的經濟成就，一方面卻打從心底裡看不起港人「歷史文化基礎薄弱」，要在政治上支配香港。「一國兩制」的設立代表了北京承認香港經濟和管理比內地優勝，因此須要有兩制；但中央又不斷要提醒港人「一國」是前提，「兩制」是補充，即使是貧窮的中原也要統治富庶的南方。因此，中央與曾蔭權 / 港人的關係仍不時會顯露這種衝突：天朝大國Vs 化外南蠻(或保守官僚Vs經濟活力)。

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