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大香港釋法，談工人階級如何爭取民主

區芳

（轉載自＜紅鼹鼠＞第二期）

今年４月６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2007年以後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産生辦法（以及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式）「可以進行修改，也可以不進行修改」[1]；4月26日人大常委會又通過決議，確認「200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産生的辦法；2008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的選舉，不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産生的辦法，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産生的議員各占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會議聲稱在香港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最終達至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産生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産生的目標」[2]。這就是轟動京港、國際關注的「人大釋法」事件。

人大表決落幕，美英當局和香港主流反對派固然一片抱憾和斥駡之聲，但多數港資精英這回卻公開向北京致敬，有的更譴責反對派「不智」；部分大陸崇毛派「老左」也不甘寂寞跳將出來，對人大釋法叫好叫到嗓子痛，唯一讓「老左」們不滿的是「人大的這個動作，說句實話，稍微遲了」[3]。無論如何，香港代議民主的落實又被推遲若干年，則已爲既成事實。中國資產階級政府這樣做（對它自己）有什麽好處呢？爲什麽香港大資本的許多代表人物支持北京的決定？香港主流反對派能否真正擔負起抗拒獨裁的政治使命？內地工人階級應該從這場風波中吸取什麽教訓？ 回答這些問題，先要從中港兩地資產階級的關係談起。

中港老闆，你狼我狽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忙於引進資本主義市場的中共當局就高度重視香港（在大陸復辟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太子党」成員劉亞洲（現任中國空軍副政委、軍銜中將）認爲「香港經濟對大陸改革開放、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十分重要」，因爲港資不僅擁有豐富市場經驗和許多現代管理人才，更可拿來充當中華資本主義整體發展的「成功櫥窗」；此外「中國是香港最大的投資者，如果香港經濟不穩定，最大的輸家就是中國」[4]。當然，需要把劉先生筆下的「中國」一詞換成有點拗口的「正急速形成的中國官僚壟斷大資產階級」，才完全符合實際。

十年後的中國資本已不再遮遮掩掩，利益認識趨於成熟，政治面貌日漸清晰，國內外戰略逐步成型。本著「有錢大家賺」的立場，北京把香港政經事務放手交給港資打理，只要能「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5]就行。六年來特區當局「商人治港」，不但在經濟政策上對財閥利益多方呵護，更繼續推行以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制爲代表的精英民主。所謂「功能組別」起源于港英殖民時期，此類「功能議員」由一批特定的個人或團體選出，以工商界及上層專業人士（比如金融界和法律界）及其公司、社團爲主。1995年底，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公開批評香港的功能組別選舉過於偏袒商界，比如一個擁有十間公司的資本家可以透過控股控制十張選票[6]，簡直是「錢多民主多」的活樣板。

九七後，中方統治者對這類港英手段照單全收。目前立法會一半席位屬於「功能團體」，4月人大釋法更把此項制度長期化了。這麽說吧，本次人大釋法清楚不過地揭示了中港大資本之間你狼我狽，互相掩護的夥伴關係。這邊廂，北京官僚壟斷資本揚言激進民主改革會「減低行政效率，引發政局不穩，嚇跑外來投資，把社會拖向政治化」[7]，並告誡我們「香港的工商界對此表示了極大的憂慮」；那邊的港資精英也積極呼應，公開承認「工商界一定是比較保守，我們（對普選）是有一定擔心」（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8]或乾脆斷言「目前香港並不具備進行普選的條件」[9]（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曾憲梓）。爲什麽呢？因爲「如果2008年轉爲全面直選，本來功能界別的議席很容易會流失給基層候選人」，則香港有「變成福利主義社會」的危險（香港仲良集團董事長蔣麗芸）；「普選出來的特首必定是福利派代表，那時，香港迄今成功的營商環境將不復存在」（預發控股主席陳振東）[10]；「一人一票普選，選民七至八成來自基層」，就難以全面維護「商界或專業等界別利益，所以立法會一定要有功能組別」（新世界集團總裁鄭家純）。甚至「經常遊行會影響商界的投資意欲」（地産建設商會會長兼全國政協常委何鴻燊）[11]的論調也出籠了。

今年4月初，香港總商會主席翁以登更具體地解釋了爲什麽許多港資頭面人物對（資產階級）代議民主態度冷淡。他坦率地告訴記者，在全世界，商界人士「都希望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把他們的營商環境搞好，就是他們生意做的好，所以香港也是這樣子」[12]；他擔心普選後社會下層會更多地要求照顧窮人，從而衝擊「政府的財政或者經商的環境」；他指責多數普通港民長期逃稅（即個人所得稅），卻妄想用選票撈取福利，是想讓「少數人的錢被大多數人花掉」。最後，翁主席警告民主派爭取普選「絕對不能影響經濟發展」。

總之，普選可能賦予平民百姓更多的機會威脅大老闆們的紅利收成，所以普選有害；即便它無害，也絕非最打緊的事情，經濟和利潤的增長比普選重要得多。所以百姓必須識相，尤其不許「經常以上街這類激烈手法表達意見」[13]影響精英們發財，這既是中環富豪們的結論，更是大陸執政當局的心聲[14]。

自由主義反對派：要求民主、贊成剝削

港資曾長期雌伏于英帝殖民統治的腳下，北京官僚壟斷資本則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産物。二者成長的政治環境雖不盡相同，卻有一點共通之處：對底層工農的任何組織和反抗努力都極端厭惡和恐懼，故而在「精英民主」的統治方式上一拍即合。正如香港共産主義團體先驅社所指出的那樣，中央政府「挂著社會主義招牌，卻千方百計保證香港特區之內絕對由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但又連資產階級式的自由競選的民主制度也永遠不許採用。它規定行政長官像殖民地總督一樣地獨掌大權，立法會實際上只是預備給他諮詢的機構。至於行政長官的産生辦法，則規定最終也只可達至由一個提名委員會提名然後普選，還須經中央政府任命」[15]。

說白了，香港統治模式近似于民主儀仗隊掩飾的「文明」寡頭政治，雖保存一定政治自由，但在社會-經濟方面一邊倒地爲資方服務。拿稅制來說，香港本來實行的就是偏袒有産者的一刀切（17,5%的利得稅），等於越有錢的人越佔便宜；大老闆們卻仍叫個不休「我們香港總商會認爲這個稅機一定要打寬」[16]（即讓多數民衆交更多的稅——區芳注）云云。部分老總甚至斷定「現在香港政壇缺乏商界聲音，」所以「有必要在政府建制的內外，吸納更多的工商專業人士」[17]（預發控股主席陳振東），誓把商人治港進行到底。

如此這般，港資如魚得水，港民卻如秤砣沈底；中央在旅遊、基建、金融和貿易上的種種對港優惠讓老闆們日進萬金，小百姓得到的卻是失業、減薪和裁員。

哪里才是出路呢？顯然，香港主流反對派（比如民主黨）無意觸怒大資產階級。民主黨的一項綱領性訴求，就是讓香港「繼續鞏固其金融和貿易中心的地位，使本地和國際投資者保持在港作長期投資的信心」[18]，而港資已明確打過招呼：「任何煽動行爲，（都）會損害香港的經濟及國際形象」[19]（中華廠商會會長陳永棋）。部分資產階級主流媒體（比如《蘋果日報》）一面對人大釋法無比光火，同時卻日復一日地鼓吹新自由主義社會-經濟政策。同樣一份《蘋果日報》，它一邊因爲「北京政府粗暴的否決香港在○七、○八年實行全面普選」而狂吼「憤怒、憤怒、非常憤怒！」[20]，同時不遺餘力地替大陸血汗工廠制度辯護。本次人大釋法期間，美國勞聯産大發起呼籲，要求布希政府制裁那些嚴重違反國際勞動保障標準的中資公司；還是這家《蘋果日報》，火燒屁股似的蹦起來聲援「無辜的」大陸老闆，說什麽「中國以較低的勞工權益保障來爭取出口市場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同時又指責美國工會企圖「增加中國企業的成本，削弱其産品的競爭力」[21]（護主心切說漏嘴了？——區芳注），這一份愛護中國經濟及其血汗工廠的真情真心，「錦濤同志」見了也會感動。

或許有人以爲大陸畢竟不是香港，民主派輿論對本港民生的態度應有不同？他們錯了！當本地公務員總工會懇請當局高擡貴手，不要進一步減薪時，《蘋果日報》的民主鬥士們便痛批公務員的要求「不僅不合理，而且非常荒謬」[22]。特區當局頑固推行削減福利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惹得民怨四起；民主黨對所謂「福利太多」的謬論（香港至今無八小時工作日和最低工資的規定）並無異議，主動提出「將未來這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等開支作輕微縮減」[23]，甚至把縮小削減幅度當作成績來醜表功；「蘋果」們更連呼「要確立保護個人自由的機制，首先應透過嚴格控制政府支出開始」[24]。

主流民主派信美國遠超過信自己，信上層遠超過信民衆。那些民主派律師和議員們可以爲美國領事某個講話中的某個單詞含義爭執不休，但絕不敢（想想都怕）組織罷工來向當局施壓，因爲美資在港利益不容許這樣做。倒是大陸官僚資本來得痛快，公開提醒美資「大家早就在一口鍋裏攪稀稠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對於在香港有巨大投資利益的美國也是有利的。……香港優良的營商環境因失去法制的保障而不復存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外來投資者的利益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損害」）[25]。

實踐早已證明，在維護資方打壓無産大衆方面，香港主流反對派的立場與當局並無不同或只有細節的、局部的分歧。這並不是什麽香港特色，而是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階級屬性使然。當全球新自由主義路線大行其道之際，資產階級民主派除了拼命跟風，倒也沒其他出路（對抗有喪失主流地位的危險）；而代議民主的奮鬥目標也隨之越來越抽象，離工農具體利益越來越遠。從戰略角度說，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在於剝奪資產階級和建立工人政權，但這不意味著先進工人必須放棄爭取資產階級代議民主，相反，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對老闆的答復應該是「你要穩定我要鬥爭」。

你要穩定我要鬥爭

其實，資產階級代議民主早已通行世界，它既未對資本主義剝削構成致命威脅，更是統治者內部協調利益改善管理的重要工具，還有助於在精神上迷惑被統治者，真是一舉數得。中港資本家們害怕普選、迫害民主運動，不是因爲他們根本反對代議民主，而是因爲在爭取資產階級民主的過程中，勞苦大衆（包括多數職員）有可能逐步提高自身組織和動員程度，逐步認識到自己的真實力量和利益，從而最終走出初始目標的精神束縛。不僅民主鬥爭有這種演變的可能，任何群衆運動都有。70年代初，在觀摩了一次人山人海的反戰集會後，當時的美國內政部長驚呼「我看到了十月革命！」。顯然他指的不是高唱愛國歌曲的集會者（包括這位部長的妻子和孩子）已開始「組織蘇維埃」，而是指反戰運動蘊涵的潛在走勢可能對統治者産生政治危險。

如果說，中國的執政當局和港資精英最怕工農鬧事——「中央是希望香港長期穩定」[26]（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作爲商界最重要是要有穩定的經濟環境」（滙豐銀行總經理柯清輝），無產階級最重要的則是不能坐以待斃。把民主訴求與改善民生、反擊資方聯繫起來，是工人階級走進民運後最起碼的政治立場。在香港民運內部，部分工運代表已提出「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全民退休保障；反對私有化、外判化；一人一票普選」[27]等綱領性要求，算是個可喜的開端。七一遊行中改善民生的呼聲在元旦遊行時變得更加明顯（「單親人士爭取權益、少數族裔爭取組黨參政、新來港人士反對削減綜援、教師反對削資、公務員反對減薪、醫護人員不滿醫療政策」[28]），這一點連親資大報都難以否認。

至於內地工人階級，它不但要應付經濟盤剝的重負，更毫無罷工結社言論出版和公開會議等等自由權利，這邊的工人鬥爭更要「講政治」，爭取開放政治自由，爭取廢除一切歧視、剝奪工農權利的惡法，爭取政治生活最大限度的民主化。

不做資方的「馬列奴才」

在尋找推遲普選的理由時，大資產階級頻頻蠻橫地表示「香港在港英時代從來沒有享受過民主」[29]（信德集團主席何鴻燊）「港英政府統治百多年都沒有普選，爲何回歸幾年便要普選」[30]（新世界集團總裁鄭家純），一副「你以爲你是個什麽東西？」「就不讓你選，能把咱咋樣？」的惡棍紳士嘴臉。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何亮亮則以「替鄉長給大夥傳個話」的口氣點撥港民「應該感到這個遊戲規則了，違反這個遊戲規則，香港的發展是不可能有一個好的前途的，不管你喜歡不喜歡」[31]。

這麽個群魔亂舞的陰暗時分，一夥開口馬列閉口主席的崇毛「老左」搖擺登臺了。他們咬牙切齒地懇請中央「對當前香港某些人的咄咄逼人的進攻給予有力的回擊」[32]。爲什麽呢？因爲「某些人」有點不守東家定的規矩！這幫國家至上的崇毛「老左」拉著乾清宮執禮太監的架勢，學著大老闆何鴻燊的港腔，一板一眼地教訓道：「英國的國家安全法例，作爲長期生活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人，應該是最清楚的，可是，一個已經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7年之久的城市的公民，居然以種種藉口抗拒關於國家安全的立法」，「這樣的思潮，就不能不引起中國中央政府和內地人民的警惕」[33]。當然，「一小撮」總要被粉碎的：中央「主動在香港問題上出手，體現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對事關全局的問題的權威性，更體現了我們決心在社會主義法制下解決香港問題的意志」[34]，「老左」們歡呼道。

這班「老左」連民主黨都不如，民主黨還知道「回歸後特區政府維護大商家的政策，令一般市民對特區政府及大商家有很大不滿」[35]；這班「老左」更比不上素稱港共的民建聯，民建聯新任主席馬力幾年前就不屑地撕掉了「社會主義法制」的皇帝新衣：「過去的那一套社會主義不適合上海，現在搞的其實是資本主義，不過大家都叫它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已」[36]。不管怎樣，「老左」走秀的外套上寫滿馬列字眼，總算是爲資本家主子盡了左派文宣奴才的本分。至於主子們，他們的事業確乎需要各種幫手，包括那種滿嘴紅彤彤的幫手。

幾天前（5月7日）舉行的「中意雙向投資研討會」上，溫家寶總理保證「給外國投資者一個安全的、穩定的、有利於他們獲得豐厚利潤的環境」[37]，即更多的血汗工廠、更多的奴工、更多的大棒和更多的死亡。但無論如何，死亡不屬於工人階級，它將學會分辨誰是它的敵人，誰是它的朋友；它將把那些自稱朋友的人放進火爐裏去烤，以識別真僞；他們將無情地抛棄老闆的各色奴才，無論後者滿口自由人權還是一嘴馬列語錄。

這火爐叫做階級鬥爭。

9/05/04

[1]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2]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闭幕」

[3] 2004年3月26日强国社区署名云淡水暖的文章「理所当然、正当其时——谈人大对香港问题主动出手 」

[4] 1993年1月17日（亚洲在线网站）刘亚洲「从香港问题谈开去」

[5]新华网北京４月３日播发汤华的署名文章「确保香港政制沿着基本法轨道发展」

[6] 1997 (c) 《香 港 人 权 监 察》「香 港 的 不 公 平 选 举 」

[7] 2004年4月30日《中国日报》香港版社论：「不可漠视的民主权力」

[8] 2004年4月29日《联合早报》「北京否决‘双普选’ 港工商界全力‘保驾护航’」

[9] 4月22日新华网香港电「港工商界人士：港政制发展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

[10] 同上

[11] 同注释6

[12] 2004年4月2日凤凰卫视「时事开讲 香港政治发展程序应推行得宜」

[13] 同注释8

[14]见注释7：「人大果断作出不实行“双普选”的决定，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排除干扰，释疑止争，尽可能减少无谓争拗消耗香港经济复苏的宝贵时间」

[15]2004年4月10日先驱社「释法以后 港人怎办」（http://98.to/pioneer/）

[16] 同注释12

[17]4月22日新华网香港电「港工商界人士：港政制发展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

[18]见民主党官方网站http/www.dphk.org《民主党纲领》第五章

[19]同注释8

[20]2004年4月27日《苹果日报》「苹论：扼杀自治 漠视民意 令人愤怒」

[21]2004年4月30日《苹果日报》「苹论：自由贸易再胜一仗」

[22]2004年3月24日《苹果日报》「苹论：公务员工会贪得无厌令人讨厌」

[23]见民主党官方网站http/www.dphk.org「民主党就04/05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

[24]2004年4月24日《苹果日报》「苹论：香港出路在于限制政府权力」

[25] 2004年4月4日《文汇报》社评：「美国无权对释法说三道四」

[26]2004年4月30日凤凰网「曾庆红：人大释法和‘决定’合宪 合情 合理」

[27] http://98.to/pioneer/2004月4月2日刘宇凡「香港社运的方向」

[28]见2004年1月3日《大公报》对元旦游行的综合报导

[29] 同注释17

[30]2004年5月1日 《文汇报》 「香港商界：「民主派」岂能代表香港民意？」

[31] 2月20日时事开讲「‘爱国者治港’与香港政制发展」

[32] 2004年2月24日人民网署名云淡水暖的文章「‘香港水’是一股什么‘水’？」

[33] 同注释3

[34] 同上

[35] 【明报专讯】2004年1月2日民主党副主席李永达：「民主党要理性温和 沟通工商界」

[36] 2001年12月1日《明报》马力「香港出了甚么问题？」

[37]　中新社罗马五月七日电「中国总理温家宝为意大利企业家投资中国解惑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