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離不開誠信

作者：黃偉國(新聞工作者)

編者按﹕

此文曾在《蘋果日報》刊登，見報時曾有小量修改，經作者同意，以原版本發表。

張五常先生五月五日以《假貨需要禁止嗎？》為題的文章，主張中國官方不必凡假貨必禁，因為假名牌其實在為真名牌免費賣廣告。可惜細讀張文後，發覺論據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張先生舉例說，國內勞力士假錶大概人民幣一百五十元一隻，充斥市面，驟眼看不出真假，勞力士總裁如果聰明應該不反對，因為戴「真勞」和戴「假勞」是收入水平不同的兩種人，「假勞」是替「真勞」賣廣告，戴假貨的人收入增加了自然會買真名牌。

這只是單一角度的假設，事實上至少還有四種可能性：

一、原本有能力買「真勞」的人，覺得戴一百五十元一隻「假勞」和幾萬元一隻的「真勞」反正差別不大，選擇買假的。

二、沒有能力買「真勞」的人，以廉價買到替代品後已獲得心理滿足，不急於努力賺錢買真名牌，因此名牌貨生產商損失了潛在顧客。

三、一些消費者會因為滿街都是真假難分產品，戴「真勞」反正也突出不了形象，索性不買。

四、不法商人會將像真度高的假名錶標價幾萬元出售，這對消費者和名牌

生產商打擊最大：消費者知道受騙後會憤怒沮喪，過後還得面對耐用度和準確度不及真名牌，有需要變賣時假貨不值錢等困擾。名牌生產商則直接被騙走一宗生意。

多種可能性都存在，對真貨生產商不利的可能性還多得多，張先生憑甚麼相信只有他的假設才成立，要生產商歡迎偽冒呢？張文提及的假貨令真正名牌廣為人知，效果有多大也令人懷疑。難道不是先有家傳戶曉的名牌才有人模倣的嗎？內地多有「佛山劉德華」或「河南張國榮」，會有人模倣香港電視台三四線姐仔嗎？

張文建議中國政府不要凡假必禁，「要等名牌的主事人要求禁止才禁止」，好讓「製造假貨的人有點收入，名牌因為有假貨的引導而增加了真貨的銷量」。但是，法治社會不可能立法後有法不依或選擇性執法，否則就變成公權力不彰和官員瀆職了。執法部門也不應該將調查和舉証的責任推給受害人，沒有人投訴便眼開眼閉。難道一個無親無故的街頭流浪漢被殺，沒有苦主投訴，公安就可以不去緝兇嗎？

打擊盜版，是中國在入世後必須履行的國際貿易義務。張先生公開建議不必禁止假貨，除了觸及應否遵守國際貿易規則這嚴肅問題外，還反映了社會規範受衝擊已達到相當惡劣的地步，蔑視誠信和道義，也已經逐步從潛規則演變成明規則。而信任制度一旦受創，衍生的破壞不僅屬社會性，也屬經濟性。

在經濟領域裡談誠信和道義，並非如一些人所說的純粹是「書生之見」和「阻人發達」，市場經濟其實需要基本誠信和道義才可操作。以買一棵葱為例吧，沒有信任制度，交易就萬難完成：小販不怕我隨便放一棵葱進菜籃說已經付了款嗎？我交一張五百元大鈔給小販找續，不怕他突然放進口袋說沒有收過嗎？最極端的例子是買葱需要聘律師和攝錄整個過程，在沒那麼極端的例子裡也是互信程度愈低交易成本愈高。

商標制更是市場經濟中確保良性競爭的重要機制。商標讓顧客得以分辨出A公司產品和B公司產品不同，生產商才會有意欲去改善產品質素，藉「產品差異」去擊敗對手搶佔市場。但是，在一個假貨充斥的地方，改善產品質素的意欲必然會降低：在投入大量研究費用，改善產品質素和建立名牌後，立即出現大量假名牌貨侵蝕盈利，何必這麼辛苦？因此，便變成劣幣逐良幣了！

完善的市場經濟離不開基本誠信和道義，亞當‧斯密在寫《原富》前就寫過一本書：《道德情操論》。

二零零六年五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