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二選舉與普羅民主的呼聲

劉宇凡

有人說這次立法會選舉結果代表民建聯等保皇派大勝。連部份所謂民主派也這樣說。如果一味只看議席自然容易得出這個結論。但如果看看在直選中各黨派得票率，就知道從1998年、2000年到今年的選舉，泛民主派的得票率都超過六成，而民建聯得票率從未超過三成；而且今年得票率還比上一屆下降4個百份點(見下表)。只是在現行那種偏袒工商界的選舉制度中，再加上泛民主派之間的互相競爭，才使泛民主派直選得票率與議席並不成比例，得票雖多而議席不過半。

   兩極分化在選票上的反映

這次選舉的投票率打破紀錄，更說明普羅市民的民主意識進一步普及了。1991年第一次直選只有不到四成投票率(39.15%)，1995年更降低了幾點。1998年選舉，投票率躍升為53.29%，而今年更達到55.6%。所以九七以來中共代言人再也不敢拿投票率太低這個理由反對普選了。考慮到人口基數的增加，那就表示支持民主反對保皇的選民，無論是相對數還是絕對數，都有增無減。

這次選舉最值得注意的變化，是泛民主派開始出現左右翼的分化，和內部的重新整合。

民主黨似乎已走上長期的下坡路。從下表可以一眼看到它的得票率從九八年的四成二逐步下降到今年的二成四。在二千年的選舉中，李柱銘還可以埋怨「我們沒有民建聯那麼多資源搞廉價旅遊蛇宴」。然而今年呢？梁國雄(長毛)同樣沒有這個閒錢，也沒有任何地區工作，為什麼他又可以高票當選？

過去十年，民主黨已經逐步暴露出自己的深刻保守性甚至反動性。在政治上它日益顯露其軟弱不堪的民主立場，甚至是偽民主立場；在社會經濟上，它一直連失業保險和最低工資制都反對，更顯示其根本立場同工商界一樣保守反動。只不過從前的長期經濟繁榮掩蓋了貧富矛盾，而中共的反民主又增加了香港普通市民的危機感，才使得民主黨過去單憑「民主」外衣便能撈取選票。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不只結束了繁榮的泡沫，也結束了民主黨的民意泡沫。失業率在幾年之間上升了三倍多﹐很多人的工資就下降了三成多。同期大財團的利潤繼續只升不降﹐特區政府繼續劫富濟貧。普羅大眾無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無論是對中共還是對工商界，都懷有不滿，部份甚至產生求變的心理。時勢越來越要求議員要有更鮮明的立場﹕要麼是更鮮明地保守，要麼就是更鮮明地激進。那些對中共、對董建華反感，又對民主黨失望的選民，很自然地會轉投其他知名而又形象較激進的民主派，特別是以基層而非如民主黨那樣以中產階級為號召的民主派。這說明了，普羅選民的民主意識不僅有所普及，而且局部地有所提高。不僅民主黨那種溫溫吞吞的和稀泥黨是越來越失去支持了。甚至連梁耀忠、李卓人等勞工界議員也可能因此而失去不少選票(見下表)。

右翼民主派的內部重整

長毛、鄭經翰等從左面吸走民主黨的選票，四十五條關注組的三位大律師第一次參加直選則在同一個右面同民主黨爭票，造成民主黨第二梯隊完全沒有機會出線。這些大律師的參選和輕易當選本身反映了一些重要變化。這些大律師一向自認高貴溫和，一貫忌諱抗爭，特別是群眾性抗爭。他們也一向不屑於參加直選。是甚麼驅使這些自由派精英紆尊降貴呢？無疑是中共自己；中共堅持為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頑固立場，驅趕這些温和不堪的精英局部走向反立法陣營。他們感到強烈不安，深恐一國兩制的偏安局面要完蛋。他們參政雖然不會真正同中共對抗﹐但是也不會像保皇黨那樣聽話。而一旦他們參選，就進一步威脅了民主黨。從前，民主黨對下沒有一個强烈不滿現狀的基層，對上沒有自由派精英的競爭壓力，自然可以輕易撈票。現在這上下兩方面的狀況都改變了。如果你民主黨同大律師一樣溫和，選民何不投這些比你們民主黨議員更高貴的大律師呢？

總括而言，由於中共的頑固專權，由於資本主義經濟不景及貧富更懸殊，香港人的政治分化已經進一步深化，最初是民主/保皇的簡單二分法，現在呢，在泛民主派陣營中已經出現新的分化與整合。右翼民主派仍是最強大，但是內裡的派系已經此消彼長，民主黨的領導有逐漸被更有能力和更高社會地位的右翼民主派精英取代之虞。至於對現狀懷有更強烈不滿的，就投激進候選人一票。這一翼的人數和聲音目前還很小而且很雜亂，可是它已經浮現，已經令保皇派不安，令右翼民主派側目。

同樣的局勢也使保守派陣營(包括民建聯和自由黨)出現一點新變化。自由黨利用了中共在廿三條的頑固態度和反廿三條的群眾﹐獲得了不少政治資本﹐使它從畏於參加直選，到今年胸有成竹地參加並連得2 席(過去從未得過)。究竟自由黨能否以後保持這個版圖甚至有所擴大，現在很難估計。不過，至少有兩個因素使我們不能排除這個可能。一是，在政治繼續分化中，會有較多從前是政治冷淡的中間選民，例如小業主，小店主等等，出於對求安穩的強烈感覺而支持保守派，但又出於對中共不能信守一國兩制的恐懼，覺得難以支持民建聯這些赤裸裸的保皇黨。這類選民都有可能支持自由黨。其次，田北俊去年的政治表演多少說明了這些資本家政客還有一些騙人手段；田這些手段並不特別高明﹐而是泛民主派大佬們特別不高明，才造就田的人氣急升。當時泛民主派一些頭面人物竟然對田北俊的偽投誠(投反廿三條陣營之誠)歡呼雀躍，送花慰勞，實即資敵濟敵，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才會讓自由黨坐大，而且可能吸引不少原投民主派的選票。這個教訓其實反映了一個道理：敵人並不強大；它強大只因自己軟弱。

長毛與鄭經翰都以「基層代言人」的形象，搶去不少民主黨的票並高票當選。鄭高票當選理所當然，因為他是最著名的抱打不平的電台節目主持人。長毛當選的意義就不同了。他出身草根，靠的主要是過去多年不斷以出位方式抗議政府而建立起名聲，所以今次當選也被不少人調侃為「抬棺材抬到進入立法會」。很多人都把二人相提並論，可是長毛當選本身的政治意義較大。

左翼抗議票的出現

但是嚴格來說，投長毛的選票更多是一種抗議票，而不是已經有明確而固定方向的左傾選民。整個局勢正在促成左傾選民的出現，但是現在仍不過是開始，所以還是處於混沌狀態。印上瓦格拉的汗衣成為長毛的抗議符號，而長毛又成為選民抗議現狀的符號。但是如果有人問這些選民他們要甚麼，政府應該怎麼做才算符合普羅大眾利益，他們多份答不出或者答得很抽象。他們大多連長毛和鄭經翰的真正分別都看不出。鄭經翰多年的發言表明他的社會經濟立場不超出右翼民主派很遠，而長毛的政綱明顯是民主派左翼，可是很多人都以二人「代表基層」而等量齊觀之，一併頌揚之。這也難怪，因為很多選民根本不會耐心看政綱。有人問支持長毛的選民為何投他票，他答：「選個癲既入去搗亂也好！」長毛不癲。是選民自己有太多不滿要發洩而已。因此這些選民今年可以投長毛票，不等於下一屆或長期也一定這樣做。總之，一個固定的左翼選民版圖還遠沒有形成。

要形成這樣的版圖是不容易的。最主要的困難正在於普羅大眾還很不清楚奮鬥方向，還不很知道自己要甚麼。只有政治上爭取普選這一點比較清楚；在社會經濟上應當怎樣改革，或者是否需要改革，那就非常地不清楚了。有很多人天真到以為只要董建華下台﹐或只要有了普選﹐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有部份人只感到有千百種不滿要發洩，但是要怎麼奮鬥還幾乎毫無主意。他們投長毛票只是希望長毛搗亂一下。所以這些投抗議票的選民，比例可能不算很小，可是思想還相當混亂，也很容易給一些投機政客（例如田北俊之流）利用。

長毛敢反抗而群眾不敢反抗………

在目前政制下，立法會權力小得可憐，即使六十席全由長毛黨包攬，也不會真正動搖到特選政府的統治權，何況現在只有長毛一人。所以長毛入局的實際意義只是間中為下層市民出出氣，並不能真正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和香港的社會矛盾。要做到這點，不多不少，需要的是強大的普羅大眾的民主鬥爭。然而這也是最艱巨的任務。一位長毛助選團成員說：「心底裡也想向中共反抗，而長毛做了自己不敢做的事。」可是，只要「長毛敢反抗而群眾不敢反抗」這樣的局面繼續下去，就不能指望能真正建設一個民主和民生都有保障的社會。

廿年來香港普羅市民的民主意識有了不少的提高，不過那是從一個起點極低的水平開始的。香港人頭腦裡還有太多的奴隸性和包青天情結，總希望有一個救世主來為自己解決問題，很少有自己長期集體奮鬥的思想準備。所以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具有一個致命弱點：在職業的組織者和一般民眾之間，幾乎不存在一個活動份子階層，有的最多是散兵游勇。而且就連這些散兵游勇，能堅持幾年以上也只是少數。過去民主黨還是第一大黨時，外國人以為一定有至少幾千幾萬黨員，當聽到只有五百人的時候才大吃一驚：怎麼選票與黨員之間完全不成比例。民主黨尚且如此，其他小型政治團體就更不用說了。即使表面上是群眾性團體如工會，真正活躍的工會會員同樣是聊聊可數。在這方面，今天工會會員還遠不如五十年代的兄弟們。這種致命的弱點是本地工人階級無法抵抗近年來官商的強大的進攻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弱點同時也導致工人運動過份依賴個人明星，以致個人明星幾乎蓋過團體本身。工人只認識勞工界的明星議員，卻可能連職工盟、街工的名字也叫不出。十多年下來，四五行動也幾乎只等於長毛一人了。而代議政制和競選活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也必然庸俗化，變成一種以「形象」為主的選舉工程，客觀上也在加強著那種個人明星幾乎蓋過團體的效果。然而﹐明星再多﹐他們的秀再好看﹐也未能解決最關鍵的問題﹐也就是促進普羅大眾自己的有組織、長期的鬥爭。

探討普羅民主派的綱領

今天群眾缺少集體反抗的準備﹐不是簡單因為沒有勇氣﹐而是因為看不到反抗的道路和方向。民生問題是大家的切膚之痛﹐可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大部份人﹐包括工運中不少人﹐還太受自由派的思想束縛﹐以為代議政制+自由市場的公式﹐也就是政治上爭取普選﹐社會經濟上卻強調個人的市場競爭﹐就是最理想的社會制度。近年勞工團體雖然有了一點進步﹐開始提出一些限制市場剝削的要求﹐例如要求設立最低工資制等﹐可是究竟公共權力應對自由市場介入到甚麼程度才算足夠﹐這可是連討論也沒有﹐當然更談不到有一個全面社會改造的普羅民主派綱領。而一天民主左派提不出這樣的綱領﹐就一天不可能抗衡自由派的思想霸權﹐就難免不做它的尾巴。所以左翼的迫切任務是促進這方面的討論，提高活動份子和一般群眾的認識，為發展這樣的綱領作思想及政治準備。這比起幾個人在立法會內外不斷抗議來得更重要。

長毛的政綱同全部候選人相比都要左傾一些﹐所以在這方面同許多基層團體(包括我們)都有不少合作的基礎。但是在長遠的路向上﹐仍然有不少問題值得大家繼續探討。

長毛年青時是托派，即自認堅持真正的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社會主義派。在社會主義事業因為中、蘇共產黨更徹底背叛工人階級並親手復辟資本主義之後所產生的空前低潮中，梁國雄和他的同志（例如劉山青）也慢慢起了變化。當選後有記者問他是否仍是托派，他答：「是，但現在無辦法做到托派的理想，因為最緊要處理的問題，是令普通人可以發聲，是民主運動。」不論此話記者引述得是否完全妥當，四五行動的綱領立場及多年路線都事實上是一種左翼民主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立場。在另一個訪談中他說﹕「現在香港應該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用凱恩斯所主張的「公共財政的開支來擴大需求」。

這些意見有可能包含正確的主張﹐但是也有些值得商榷。

如果他著重的是我們要爭取足夠的社會福利﹐為此要擴大而不是縮小公共開支﹐那當然是對的。但是這不須要使用社民主義或者凱恩斯主義這些名詞。使用了這些名詞反而會引起混亂。因為社民主義不等於福利開支。今天的社民主義(例如英國工黨)更已經變得同新自由主義差不多了。凱恩斯主義更加同福利開支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因為它雖然不相信市場能夠自然達至均衡﹐反而相信要用赤字預算來干預市場﹐但是擴大了的公共開支可以不是用在福利上面﹐而是用在軍費上面。其次﹐即使是從戰後到七十年代末的西歐的那種社民主義﹐雖然普遍都維持相當程度的福利開支﹐但是支持福利不是西歐社民主義的唯一的元素﹐更不是最關鍵元素。它們的最主要特徵是改良主義﹐即主張任何改良﹑任何保障普羅大眾的福祉的措施﹐都只能以維持資本主義﹐維持資本家發財的制度為前提。這才是社民主義的核心內容。這就是為甚麼在七十年代末之後﹐當各國大財閥由於種種原因再也不能和不必容忍較高的福利的時候﹐社民黨無一不紛紛附和資本家﹐變成削減福利的先鋒。有些人以為是這些社民黨背叛了自己的綱領﹐殊不知這根本是誤解﹔社民黨沒有背叛自己的綱領﹐相反﹐而是在最根本的一條上效忠於它。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爭取應有的福利﹐我們還是最好不要使用社民主義這個詞﹐除非對方真正想學習社民黨那樣﹐主張爭取任何福利都只能以資本主義能夠容忍的限度為前提。長毛和四五行動未必完全像這些人﹐但是他們的全盤想法是怎樣﹐就仍然有待他們澄清。

就業與福利的保障﹐同當代生產力是相容的(因此物質上社會是有條件提供保障的)﹐但是同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可能永遠相容。在資本主義的繁榮期﹐資產階級才比較有可能容忍較高的福利開支。一旦進入衰落期﹐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普羅大眾要有就業與民生的保障﹐只有超越資本主義﹐只有建設一個不受資本的剝削邏輯支配的新社會。真正的空想不是要建設這樣的社會﹐而是企圖在資本主義的腐朽制度內去實現就業與民生的保障。所以普羅大眾須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長遠目標﹐而不是放棄它。所謂社會主義﹐我們指的是堅持普羅大眾當家作主的社會。斯大林、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是假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代議政制﹐則是假的(或至少有很多假成份)民主主義。我們的社會主義﹐既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又是真正的民主主義。

在資本主義好像全面勝利的今天來談社會主義遠景似乎是痴人說夢。真的是我們說夢嗎﹖還是那些宣佈歷史終結於資本主義的人說夢呢﹖柏林圍牆的崩潰使資本主義再一次擴張於全球﹐可是接下來的故事決不是人人都有像樣的生活﹐而是相反﹐是失業與貧窮的瘟疫的全球化。現實的痛苦正在迫使更多人苦苦思考出路。歷史沒有終結﹐意識形態沒有終結﹐左右之分也沒有終結。相反﹐甚至在香港那樣思想落後的地方﹐左右之分也開始了﹐並在這次選舉多少反映出來。一切有志於普羅大眾的解放事業的仁人志士﹐不僅要發展左翼民主派的力量﹐而且要繼續發展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左派的獨立力量(或者通俗一點﹐不妨稱為普羅民主派)﹐直至到能夠同專制派﹑自由派鼎足而三的力量為止。只有到那時﹐普羅大眾才能發展長期的﹑有組織的抗爭。而我們今天弄清楚奮鬥的方向﹐決非多此一舉﹐而是為以後的長期奮鬥作好思想準備。

2004年10月21日

1998﹐2000及2004年立法會直選主要黨派得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