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TA和她服務17年的港大學生會

（轉載自全球化監察）

陳敬慈

RITA已經不下十次公開講起被解僱的經歷了﹐每次都帶著熱淚和激情。

第一次覺得與RITA很貼進﹐是她被解僱後的星期四﹐在西環的茶餐廳。為學生會服務17年﹐在親人節下午五時零七分﹐被緊急召集﹐並通知被解僱了﹐詳情看信封。幾分鐘後就被推趕執包裹離開。晴天霹靂﹐事先一點預警也沒有。聽她帶著委屈和憤怒的訴說﹐我也流下了第一滴眼淚。

RITA的故事﹐在工會的工作中是見慣不慣。但面前的畢竟是相處數年的工友﹐事件也發生在自己蘊育政治信念和階級情感的地方。

第二天傍晚﹐背著大聲公﹐回到黃克競平台﹐準備去學生會評議會抗議。五位現職和三位被解僱員工站在國殤之柱前依依惜別﹐互相握手安穩。同事幫我們拍了一張合影﹐鎂光燈一閃﹐淚水隨著悲情落下。剛好電話響了﹐林靜告訴我﹐評議會主席不准許員工進入會議室﹐因為員工事務是秘密議程。

為免情景太傷感﹐我獨步往平台的邊緣﹐嚎哭起來。第一次在黃克競平台落淚﹐是在1997年﹐學生和市民護送國殤之柱入校園﹐一年級的我﹐第一次聽到“WE SHALL OVERCOME”這首歌﹐為群眾的力量而感動。

當晚﹐RITA第一次對著大聲公公開說話﹐第一次舉起示威牌。令我慚愧地是﹐在學生會時的衝鋒陷陣﹐大聲公﹑橫額﹑新聞稿﹐沒有一樣不是在工友們的協助下進行的。當她們受到不合理對待時﹐舉起示威牌還是如此陌生﹑如此羞怯。

兩個月過去了﹐RITA和工會多次奔走﹐包括出席學生會評議會﹐被議員們質詢近三小時。復職﹑額外賠償﹑重新聘用﹐希望全都落空。前路茫茫﹐她第一時間去報讀工會電腦課程。也許這是唯一能做的了。學生會的簿記一直採用筆記﹐她是會計助理﹐從不知道電腦化的計劃﹐也從沒有幹事要求她學電腦﹐更不用說在職培訓了。但他被解僱的原因是簿記電腦化。

諷刺地是﹐新任幹事的政綱表示要團結同學參與社會﹑關注基層。他們的社會分析這樣寫道﹕“經濟不景氣﹐令失業和勞工邊緣化情況加劇。邊緣勞工被迫面對低薪﹑工作條件苛刻及就業不穩的情況﹐生活困苦。”“邊緣勞工是社會的一部份﹐亦生活在我們身邊。我們希望探討這個議題﹐舉辦工作坊。我們期望以邊緣勞工為起點﹐引起同學對基層的關注﹐並思考社會上的不公義的情況。”

失業已經三個月的RITA﹐多次找尋工作﹐仍不成功。當我問起來日的打算﹐及對工作的要求時﹐她的回答總提及“電腦”﹕“不懂電腦﹐難以期望有好工作”﹑“要讓我用電腦﹐就有困難了”。一個年過中年﹐在工作中從不需電腦的人不懂電腦並非甚麼罪過﹐有罪的是以電腦化為由破壞就業穩定的人。

另一個員工被解僱後﹐再被學生會重新聘用﹐月薪約$7000﹐減了四成半﹐年假﹑公積金都大幅度減少﹔RITA卻失業了。他們不正是幹事們在政綱中表示要關注的基層勞工嗎﹖幹事們說﹐RITA和她的同事們並非基層。這樣的回答真令人不知道可笑還是可悲。記得在他們的模擬諮詢會上﹐雖然他們並不能為基層下定義﹐但沒有人認為他們自己來自基層。

五月七日﹐是幹事的就職典禮﹐就職演說多會提及如何落實政綱。工會和RITA再次去抗議﹐這次中大學生會的同學們也加入其中﹐諷刺港大學生會變成商業機構。行動也得到更多畢業生和勞工團體的支持。

面對質詢﹐學生會會長勉強地向RITA道歉﹐但卻胸有成竹地拿出一封信﹐這封信由管理員工的行政秘書起草﹐在員工會議上由在職員工簽署﹐表示在職員工不滿工會的抗爭行動雲雲﹐並一再強調﹐他們與員工的溝通上已經做得很好﹐他們並不需要向工會交代。如此伎倆﹐如此口吻﹐已遠遠勝於商業機構僱主了。無良僱主以勞資協商會瓦解工會的談判地位﹐學生會學得更精緻。

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僱主與僱員之間權力基礎的不平等﹐還是他們明知卻在利用這種不平等耍花招﹖我們不得而知。大學校方也經常以學生會不能代表所有學生為由﹐拒絕學生會的要求。但是﹐大學校方尚未至於準備簽名表格﹐動員學生簽名﹐然後再由校長遞交學生會。因為這樣做太露骨和醜陋了。

會長又表示六月在評議會上會再討論示威者要求重新聘用RITA的要求﹐但是他自己卻一直迴避回答個人立場。解僱員工由幹事會決定﹐重新聘用卻要上評議會。大家都知道會長是再次在拖延事件和逃避責任。二月份被解僱﹐RITA又如何能等到六月而不找尋工作﹖她還要供樓。三月份當會長安排RITA往評議會爭取特惠金補償時﹐RITA帶著希望﹐但最後連會長自己也投票反對給予特惠金。評議會之前﹐會長同樣迴避自己的立場。

六月評議會再討論僅是故伎重施﹐大家心中有數。1996年﹐大專院校學生到中文大學抗議李國章就職典禮﹐引起保安和學生的衝突。學生會也曾經召保安趕走RITA和其他示威者離開評議會室﹐我和部份參與行動的同學之前討論過﹐大家認為不必要發生衝突﹐RITA也表示她想離開了﹐情景令她太傷心。

於是大家離開會場﹐在走廊遇到正在進行典禮前酒會的大學教職員和學生﹐他們衣冠楚楚﹑西裝筆直﹐和站在邊緣拉橫額﹑派傳單﹑叫口號的中大同學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們叫著口號離開﹐他們就發出勝利者的恥笑。

行動前﹐收到一位學生會舊幹事的電郵﹐指目前民主派應該團結﹐不應分化﹐事件相隔已經三月﹐不應重提事件了。電郵大概也反映一部份港大畢業生的心聲。幾天前電視新聞報導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反23條立法的言論﹐我也相信幹事會在六月四重油太古橋。但是若這樣狹窄地去定義民主派﹐似乎太簡單了。

2001年﹐在傳媒和學生會老鬼們的運作下﹐親中的和風閣被同學的選票否訣了﹐民主派的基地得到保留。但是當曾經默默支持民主運動的職員們的尊嚴和權利被“民主派”的學生會踐踏時﹐並沒有引起傳媒同等的反應。“民主派”爭取一人一票的民主權利﹐但並不一定承認勞資對等﹑甚至工人自治自主的民主權利。

1996年學生會經理退休得到公積金以外再加一百萬的補償。評議員們聽後﹐用“前人做錯了”去回應﹐比起和風閣說紀念六四是“前人做錯了”要輕鬆得多﹐付出的代價也要少得多。

這次介入學生會工潮和當年停學擔任學生會幹事一樣都僅是社運經驗的一部份﹐但親歷學生會的腐化﹐確也有難言的挫折感。但歷史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1989年民主運動的道德力量遲早要耗盡。儘管學生會的就職典禮前所未有的「輝煌」﹐但我相信﹐港大學生的精英夢和中產夢不能維持多久﹐用來回敬RITA淚水和示威者吶喊的笑聲將消失於殘酷的社會經濟現實中。

我提議向港大畢業生和關心事件的朋友籌募款項幫助RITA。RITA堅決婉拒﹕“現在大家工作都不穩定﹐我需要的是儘快找到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