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回應削減福利開支？──記一次同工討論會

在財赤危機下，政府想到的不是讓財團承擔更多責任，反而是關閉福利機構、收緊福利開支、大量削減綜援。究竟這種政策與全球化有什麼關係？對社福界員工和服務使用者有何影響？員工應如何應付呢？為此，工會在11月29日舉辦了「全球化、削減福利開支與服務前景同工討論會」，並邀得《全球化監察》雜誌編輯黃月媚和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張超雄博士主講。當日出席的廿多位同工也踴躍發言。

首先，黃月媚介紹全球化的背景和特徵。她說，二戰後一直奉行的強調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思想──凱恩斯主義雖然能湊效一時，但到了七十年代，它已經再沒有辦法阻止世界經濟衰退。這個時候，財團和政府紛紛轉向強調經濟絕對自由的全球化體制和思想──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有五大特徵：第一，市場至上，以便自由企業可以不受政府監管，去追求利潤最大化，不論社會後果如何。第二，盡量減少由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例如教育，衛生，供水等等。第三，盡量撤銷有礙「營商環境」的種種市場管制，比如種種保護勞工或者環境的法例，都紛紛予以撤銷，以幫助企業賺錢。第四，政府大力推行私有化和外判化，把原先屬於公營的企業或者服務，紛紛賣給私人。第五，在思想上盡量宣傳用者自付，宣傳個人的教育和就業等等純粹屬於個人的責任，以便迫使普羅大眾自己用更多的錢去解決教育，醫療，退休等等問題。

黃月媚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本質，是劫貧濟富。近年香港削減福利開支和把福利服務商品化，其實不是香港一地或一時的現象。各國政府的所謂「福利改革」都是如出一轍。

對社會福利深有研究的張超雄接著發言，他說全球化看似美好東西，其實對福利事業是明顯的倒退。在全球化下面，福利從國家確認的公民權利變成純粹買賣的商品，服務使用者要付出更多金錢來購買服務，另一方面社福界員工工作更不穩定。他認為，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應該在「市場」、「第三部門／公民社會」和「國家」三者之間取得平衡，但是特區政府的福利改革，卻是收縮「第三部門」或把它納入「市場」範圍（例如通過市場競投、價低者得的方式外判服務）。一些右翼保守的「公民社會論」也贊成國家推卸福利責任，認為這樣就能壯大公民社會，其實只是附和了福利市場化的所謂全球化趨勢。張博士指出，應該按照左翼進步的「公民社會論」推行合理的福利改革，那就是盡量擴大第三部門的範圍，遂步把「國家」納入公民社會。具體一點，是讓福利服務由員工、服務使用者和市民自已策劃運作，從而擴展公民自治的領域。現時作為政府部門的社會福利署，它既是最大的出資者，又掌握著服務發展的決策權，並非妥當的辦法。

談到同工和工會如何回應全球化，張博士說全球化這個概念恐怕太大了，會讓人覺得無能為力。他認為可以從一些小處著眼，例如質疑競投服務的政策和要求在標書內列明員工的最低工資，避免造成超級剝削等。他最後鼓勵大家不必悲觀，在各自的崗位上盡量發揮作用。

有參加者說需要知識份子和中產人士代同工出聲，但也有人覺得最重要的是員工團結，團結本身已夠力量，無需越俎代庖。另有出席者認為要多強調政府的福利改革是關乎福利事業的理念和價值，並非僅僅是工資待遇問題，也有人指服務質素和同工待遇兩者並不矛盾，同工飯碗問題不是不重要。一位前線同工認為社署的五年過渡期補貼雖然把同工的不滿暫時緩和，但它沒有把矛盾根本解決，當過渡期補貼在2005年用完後，估計矛盾會再次激化，同工和工會需做好抗爭準備。無論如何，這是一次難得的同工交流經驗的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