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以來的帝國主義論評析
亞曆克斯•卡裏尼科斯

《國外理論動態》 2007年第11期

李春蘭、楊　柳／摘譯

英刊《國際社會主義》2005年秋季號刊登了英國著名左翼學者亞曆克斯•卡裏尼科斯題為《帝國主義與全球政治經濟學》的文章，認為以美國學者帕尼奇和金丁為代表的學者所持的觀點－－即美國力量超強所以可以調節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當前資本主義本質上仍未擺脫 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的長波性質的危機：自那時以來利潤率危機和過度積累危機一直在深化，這種局面實質上是連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集體合作干預也無法控制和順利解決的。正是由於危機過於深重，美國開始以破壞世界經濟如放縱金融投機或與競爭對手爭奪戰略資源如伊拉克戰爭等方式力求自保，美國已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力量變為破壞力量，資本主義大國間的衝突將加劇。而且中國越來越成為最邊緣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生產和流通的中間站，這也將改變當前世界格局。因此帕尼奇和金丁的新版超帝國主義論是錯誤的。作者在論證中廣泛涉及並評述了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左翼的帝國主義論，有參考價值。文章內容如下。

一、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

馬克思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並不是簡單地把帝國看作一種超越歷史的政治統治形式——比如像邁克爾•多伊爾簡明扼要的定義即帝國主義是“帝國社會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對附屬社會進行的有效控制”——而是將現代帝國主義放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這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理論的獨特之處。
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1916）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1917）。布哈林的論述最嚴謹，在後文中我將其稱為馬克思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經典理論。它認為資本主義是否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是由兩種可能發生衝突的趨勢決定的：一是生產、流通和投資的國際化，二是私人資本和民族國家的相互滲透。這樣，日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就成為不同資本的競技場。從此資本間的競爭不斷以國家地緣政治衝突的形式呈現。從這個角度來看，“一戰”和“二戰”這種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反映了處於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在本質上的對立。

從這個角度看，兩種以前不同的競爭形式——資本間的經濟競爭與國家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一旦融合在一起就會產生現代帝國主義，就像19世紀末一樣。

大約一兩百年前，兩種植根於不同生產方式的競爭邏輯涇渭分明：一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初期的經濟競爭，另一個是以推動歐洲國家體系形成的封建主義為特徵、被羅伯特•布倫納稱為“政治積累”，即在軍事擴張和國家構建過程中的地緣政治競爭。帝國主義是這兩種邏輯融合的產物。如果不存在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框架內才能產生的經濟根源，就不會再有地緣政治競爭；但被捲入日益全球化的貿易和投資網路中的資本又依賴於其所在民族國家的各種形式的支持，從關稅、補貼到軍事力量的使用。換言之，“多個資本”間的競爭現已呈現出經濟競爭和地緣政治競爭這兩種形式。

在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稱為兩種權力邏輯的“對立融合”時，大衛•哈威也表達了非常相似的觀點。他（繼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之後）所指的這兩種權力邏輯分別是資本主義邏輯和地域邏輯。
　　其他作者，著名的像瓦爾登•貝羅（Walden Bello）、彼得•高恩（Peter Gowan）、克裏斯•哈曼（Chris Harman）、約翰•裏斯（John Rees）和克洛德•賽爾法迪（Claude Serfati）也運用了大體類似的方法。但是，很多當代的激進理論家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經典理論已經過時。哈特（Hardt）和內格裏（Negri）的主張很著名。他們認為，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已經超越了中心帝國。

二、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的三點批評

近年來，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已由利奧•帕尼奇（Leo Panitch）和薩姆•金丁（Sam Gindin）發展起來，其闡述更為細緻並有更多事實支撐。本文將對這種批評以及這種批評試圖支持的一種分析進行評價。
這場辯論的有趣之處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布希政府所宣稱的美國在全球的霸權被廣泛認為是構成了對哈特和內格裏理論的反駁；帕尼奇和金丁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認為全球化時代見證了美國“非正式帝國”的牢固地位。
帕尼奇和金丁在《全球資本主義與美帝國》（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中認為：在維持社會秩序和保證資本積累條件時，國家這一角色具有相對自主性。這樣就必須通過擴展了的資本主義國家理論才能理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而不是從經濟發展階段或經濟危機直接推導出來；而且這種理論不僅要把帝國間的競爭，某一帝國暫時性地處於統治地位，還要把某一帝國對以前競爭對手的結構性滲透都考慮起來。

帕尼奇和金丁重複使用片語“某一帝國”，這是理解他們對帝國主義分析的關鍵。對帕尼奇和金丁來說，對國家的重視意味著承認某一特定國家的統治地位。更確切地說，他們的論點可以簡要歸為以下幾點：

繼普蘭查斯（Poulantzas）之後，帕尼奇和金丁主張戰後以“國家的國際化為特徵，即一國接受以維持國際資本主義秩序的方式來維持它國內資本主義秩序”。美國用冷戰聯盟體系和名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金融制度建立了世界資本主義秩序。在這個體系內，不僅西歐和日本經濟體對美國資本開放，而且美國政府和跨國集團能夠在它的領導下有計劃地滲透進並重新整合這些先進資本主義地區的統治階級：“美國資本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廣泛存在於每個西歐國家，使得這些國家的國內資本存在‘分離’傾向，不再被一致而又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所代表。”

這種秩序由於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和貨幣危機受到了壓力。帕尼奇和金丁的論證是建立在“供給經濟學政策的危機理論”（羅伯特•布倫納語）基礎上的。換句話說，他們把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和貨幣不穩定歸咎于戰後繁榮期間有組織的勞工建立的相關力量。這一力量能被用來提高工資並因此降低利潤率。所以，帕尼奇和金丁把“工人階級的反抗看作是引起危機的關鍵因素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消除危機的主要工作目標”。“伴隨著1979年出現的‘沃爾克衝擊’，政策定位出現了關鍵性的‘轉捩點’——美國政府自願實施了結構調整計畫”。1979年10月，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宣佈大幅度提高利率並限制貨幣基礎。這是瑪格麗特•柴契爾在英國實施並引起眾怒的激進貨幣主義政策的“美國版”，它大大減緩了美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但帕尼奇和金丁認為這種做法加快了工業重組過程。這一過程破壞了有組織的勞工力量，並吸引資本重新回到美國。隨後的利潤復蘇為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世界秩序“重建”提供了背景。新自由主義通過諸如七國集團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組織和世界金融經濟霸權使美國領導下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結合得更加緊密。這種變化鞏固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地位。

帕尼奇和金丁認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形成的格局至今仍發揮作用。如果說這一格局發生了變化的話，那也是比當時更加穩固了。不僅蘇聯解體了，而且“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實力在早期時相對較強，現在卻相對較弱”。此外，他們認為：把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競爭形容為帝國主義之間的較量是很容易引起誤解的。這不僅簡單地過度誇大了在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背景下展開的競爭的程度，而且對這種經濟上的緊張關係可能轉變為地緣政治對抗甚至軍事競爭的暗示也是完全錯誤的。歐盟試圖增強軍事力量的嘗試是無力的，必須依賴於北約；日本對美國市場和安全防禦的依賴也仍舊很嚴重。

三、三點反批評

下面我將分三步來證明帕尼奇和金丁論點的錯誤。

首先，他們對供給經濟學政策的危機理論的信奉（如先前所說明的）是關鍵一步。這一理論旨在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賴於階級鬥爭的發展。因此，只要階級力量均勢又回到有利於資本的局面——就像1975年至1985年間美國乃至整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那樣——利潤率肯定會回升，危機也會結束。這使帕尼奇和金丁區別於其他人，例如布倫納和哈威。後者主張（我認為這種主張是正確的）全球資本主義將繼續受20世紀70年代中期首次爆發的收益危機和過度積累危機的影響。

帕尼奇和金丁批評“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結構危機理論”，因為“這些理論有時傾向於把危機從歷史中剝離出來並對其盲目迷信”。因此他們詳細闡述了他們自己的另外一種路徑：

“這並不意味著談論資本主義固有的衝突毫無意義，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不要過多談論它們的後果，除非它們呈現出階級衝突的形式並對資本（就它能否進行調整或作出反應而言）和勞工（就它能否提高政治地位以增加就業崗位而言）提出了挑戰。我們必須避免把‘危機’界定為讓資本主義自己走向滅亡的東西；我們的危機理論必須政治化，以整合國家和階級這兩個行為主體的反應。”

資本主義當然不會“自動滅亡”。但是你們能找出一個對此持不同觀點的嚴肅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嗎（暗示這樣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諷刺）?另外，我們當然應該“整合國家和階級這兩個行為主體的反應”，但對帕尼奇和金丁來說，“國家和階級行為主體”不僅會對繁榮和危機作出反應，繁榮和危機本身就是他們創造的。供給經濟學政策的危機理論是通過集體性的階級行為主體較強的自我組織能力來解釋經濟運行。相比之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闡述的危機理論和最近由布倫納提出的修正理論都解釋了由利潤率降低的結構性趨勢引起的過度積累危機。這一危機不能通過階級的集體意志行為來改變——儘管不同階級如何對這一趨勢的影響作出反應毫無疑問是解決危機的關鍵因素。

我認為，帕尼奇和金丁在堅持過度政治化的危機理論、認為世界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國總的來說已經克服了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利潤率危機這兩方面是錯誤的。限於時間與篇幅，我不便在此就這個問題展開：布倫納在別處回應與帕尼奇和金丁持相同觀點的一篇文章時已做過這項工作。布倫納、哈威和其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像熱拉爾•杜梅尼爾（Grard Dumnil）和弗裏德•莫斯利（Fred Moseley）的工作也為反駁帕尼奇和金丁的主張提供了充足的論據。
如果這些論證正確的話，那麼對於帕尼奇和金丁來說，暗含的問題就很嚴重了。他們對戰後資本主義的述之所以突出強調了一個有能力把世界一次又一次地塑造成它的相對鬆散的非正式帝國的單一行為主體即美國政府，是因為它比其他行為主體實力強，而且還因為世界經濟的命運共同掌握在國家和資產階級手裏。但是，如果繁榮和危機是由現實結構問題引起的——尤其是資本之間相對分散、無秩序的競爭——甚至連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集體干預都很難解決，那麼這些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在行動時都要面臨比帕尼奇和金丁所能想到的更大的困難。在此，把他們的著作與哈威的著作一比較會很有幫助。在《新帝國主義》中，哈威試圖將喬治•布希統治時期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與“長期經濟衰退”（布倫納語）帶來的持續性影響結合起來。［實際上，哈威在《資本的局限》（1982）中已經通過討論當代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論證作了總結。］這是他們的第一個錯誤。

第二，帕尼奇和金丁堅持對國家這一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行為主體給予適當重視。因此，他們寫道：“那些把20世紀80年代日本對美國市場的貿易滲透和它在美國的大量直接投資解釋成帝國主義內部鬥爭的人使用的是一種具有誤導性的經濟學視角。”這類說法暗含他們對工具主義國家觀的排斥。這種觀念僅把國家看作大公司手中的工具。就此而言，它是很有道理的。但同樣，這種觀點也不是由他們首次提出的。在過去幾十年裏，馬克思主義者就已致力於發展國家理論，並對國家作為獨立的行為主體這一角色給予適當重視。此外，這種認識揭示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經典理論在當代的發展。正如本文開頭引證的段落所清晰指出的，哈威認為地域力量和資本主義力量這兩種邏輯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在這一辯證關係中，兩者存在潛在衝突。與之類似，我把帝國主義界定為經濟競爭和地緣政治競爭的結合。確切地說，這樣界定部分是為了避免別人把地緣政治競爭誤解為經濟競爭的附帶產物。帕尼奇和金丁可能會反對我和哈威在由結構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危機傾向這一背景中考察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我和哈威認為經濟是最根本性的。如果不在論證中體現經濟的首要地位，那麼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還有什麼意義？

第三點同時也是最後一點，帕尼奇和金丁實質上認為當代帝國主義是美國非正式帝國相對穩定的擴大再生產。對此該如何評價呢?我們再次承認，他們的論證有可取之處。無可否認，美國甚至與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勢力最強的日、德、英、法等國之間都存在一種不均衡關係。因此，認為1870—1945年大國競爭將重現的觀點雖然有些道理，但這個結論下得很草率，暗含早期歷史模式的簡單重複，而未考慮到冷戰期間經濟和地緣政治競爭所採取的具體形式的影響。

因此，美國政府在20世紀40年代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是，把整個先進資本主義世界都統一在美國領導下的跨國經濟和地緣政治空間中——帕尼奇和金丁引用的大部分材料都記錄了這一過程。其影響之一就是資本和商品在這個空間內的自由流動性越來越高，正如帕尼奇和金丁所指出的，這對美國銀行和跨國公司有利。影響之二就是我所說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競爭的部分分離——換句話說，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融合成一個單一的西方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集團。資本之間的經濟競爭不像在經典的帝國主義時代早期那樣——當時德國崛起並對英國的工業和軍事霸權構成挑戰——有轉變成軍事對抗的可能。

像很多研究已經證實的那樣，帕尼奇和金丁也正確認識到了這一成就是美國統治階級有意識地追求大戰略的結果。20世紀 40年代建立起來的跨國經濟和地緣政治空間不僅不會在冷戰後解體，而且實現了真正的全球化。這個事實是必然要出現的。美國富有創造性的政治干預使這一空間得到擴展，尤其是在克林頓執政期間，美國在保持並實際上擴大美國在歐亞大陸軍事和政治領導地位的條件下，利用巴爾幹戰爭推動北約和歐盟擴張，在有利於英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模式的條件下，推動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但是他們對以下這兩個互相重疊的過程給此戰略帶來的壓力還不夠重視。首先是長期存在的利潤率危機和過度積累的結構性危機的影響。這一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和德國崛起為美國的主要經濟競爭對手引起的。其次是西方地緣政治集團內部離心趨勢的發展。這些趨勢長期存在（實際上與第一個過程有部分聯繫），而由於1989年至1991年冷戰時期出現的兩大陣營的解體，消除了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聯結在美國霸權下的最主要理由，這些趨勢得到加強。

美國主導的聯盟沒有瓦解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其內部不存在嚴峻的緊張局勢，也不意味著美國不需要不斷進行激烈爭奪以保持它的完整性。伊拉克危機使這一切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帕尼奇和金丁對伊拉克問題的討論是他們所有論證中最沒有說服力的部分之一。在他們看來，伊拉克戰爭就是“無賴”國家或“失敗”國家給美帝國帶來更普遍性問題的一個例子。而且，美英與法德兩派的分歧與“經濟‘競爭 ’不太相干”，實際上反映了法德兩國對多邊干預形式的偏愛。

我們對這一系列論證的異議在於它根本沒有觸及伊拉克戰爭背後的戰略意圖。但如果人們查閱那些大體上反映布希父子任職期間，新保守主義對美國對外政策產生明顯影響的基本檔案：1992年3月的《國防規劃導引》、克林頓在任時建立的智囊團提出的“新美國世紀計畫”、2002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就會發現真相。這些檔案表明防止“能與美國抗衡的競爭者”出現、防止在歐亞大陸出現敵對大國或聯盟是美國的大戰略。這也支持了我和哈威對伊拉克戰爭原因的解釋，即控制伊拉克不是簡單地推翻美國長期以來所厭惡的政權，而是警告所有國家：公然蔑視美國軍事力量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同時，通過在中東派駐軍事力量，美國控制了歐洲和東亞的競爭者尤其嚴重依賴的“全球的出油龍頭”（哈威語）。

因此，美國對伊拉克的空前佔領並不是簡單地針對薩達姆•侯賽因，而是其他主要國家。而且危機的出現大大顯示了西方集團內部的緊張關係。2003年的前幾個月是這一跨國聯盟歷史上相當重要的一段時期。此時，法國、德國和比利時因為美國入侵伊拉克而封鎖了北約資產。美國政府動員了歐盟在東歐和中歐的成員國與 “老歐洲”對抗。當然，自巴格達淪陷特別是布希連任以來，為撫平美國和主要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創傷，美國也付出了相當程度的努力。但成效還是很有限的。

當然，這種現象的背景是佔領本身遭遇了失敗。這一結果給甚至像美國那樣強大的軍事力量發出了信號：武器上的絕對優勢控制不住普遍心存敵意的大眾。實際上，帕尼奇和金丁也看到伊拉克危機凸顯出了“其他廣大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危機，既然他們都處於如此公開的美帝國主義框架下”。喬萬尼•阿瑞吉的論述更深入。他指出：“在越南遭遇的困難使美國霸權突然陷入‘信號危機’。回顧過去，在伊拉克遭遇的困難則將使美國突然陷入‘終極危機’，標誌著向‘無霸權統治’的轉型。在這種統治形式下，美國只能依靠軍事力量保持其世界領先地位，同時也會失去曾把美國的霸權視為其利益所在的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支持。”

即使阿瑞吉正確認識到了美國霸權正在“分崩離析”，但作這種暗示還是需要謹慎。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帝國主義之間競爭的問題。克洛德•賽爾法迪對為什麼“跨大西洋地區資本主義之間的經濟競爭不可能升級為軍事對抗”作了很好的分析。他認為既有正面原因也有負面原因。從負面來說，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與美國的軍事差距都非常大，以致于形成了很強的“門檻效應”。這就防止了任何一個國家（或更現實地說，像歐盟這樣的國家集團）發展與美國相抗衡的軍事力量。從正面來說，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相互依賴程度大大促進了它們之間的合作，這意味著美國霸權是使它們從中受益的“公共福祉”的源泉。

這種分析很合理，而且我們可以給為什麼西方集團的經濟競爭沒必要轉變成軍事衝突補充其他一些具體原因。2003年初，當布希政府明顯地擁護對歐洲分而治之的政策，而不像美國傳統戰略一樣鼓勵歐洲進一步融合時，大西洋兩岸的緊張關係達到頂峰。這一轉變極大地推動了法德兩國發展獨立於美國之外的自主權，——但這也很難實現，因為歐盟國家在英國的領導下與美國政府結成了更緊密的聯盟。他們之間的合作將對任何真正加強歐洲軍事實力的努力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2005年5月法國和荷蘭進行了全民公決，歐盟憲法草案未獲通過，重新喚起了“新”“老”歐洲的衝突。這次衝突是針對國內經濟政策的，因為“新”歐洲在重新振作起來的托尼•布雷爾的領導下，要求更迅速地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同樣，我們也不能忽視賽爾法迪所描述的歐盟“帝國主義替代”的出現，以及他所指出的歐盟發展歐洲安全與防禦政策的不斷努力。

此外，不能低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現實以及潛在的動盪與衝突。跨國集團的投資和市場都分別集中在北美、西歐或日本。七國集團就全部來自這三個地區。跨國集團之間的經濟競爭以及在競爭過程中對國家的依賴仍然是當代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一個結構性特徵。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和歐盟在貿易上特有的嚴重緊張關係：當前它們分別對波音和空中客車的政府補貼存在分歧。這一分歧非常嚴重，難以解決。而且，美國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打開了之前對外國資本相對排斥的市場。在保羅•凱莫克（Paul Cammack）看來，美國所扮演的這一角色具有一種諷刺性效果。雖然美國資產階級臆想控制這一地區，但是美國主要起到了惠及歐洲跨國集團而非美國資產階級的作用。這個例子大體上說明了美國提供的“公共福祉”有利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但這些行動卻可能對美國本國不利。就像所有的人類現象一樣，美帝國主義也不一定事事如意。

但是，自入侵伊拉克以來大西洋聯盟最嚴重的分歧恐怕就在於歐盟計畫結束自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以來對中國實行的武器禁運。美國政治家和評論家已傾向于認為這是歐盟目光短淺的一個例子，認為一心想著賺錢的歐洲人未能看到更加廣闊的地緣政治圖景。這種認識似乎完全錯了：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毫無疑問，如何更好地進入這一地區是其政策調整的重要原因。而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的目標似乎是直接與地緣政治相關的：他想在中國力量的崛起中尋找抵抗美國霸權的力量。中央情報局最近一項評估甚至走得更遠，它預言：“歐盟與中國聯盟，雖現在還不可能，但並非不可想像。”

在解除武器禁運（這一決定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下被推遲）問題上，美國的政策評論家以美中戰爭“雖現在還不可能，但（也）並非不可想像”為理由來公開反對解禁。不僅臺灣院外集團的成員以及一貫氣勢洶洶的共和黨反華派這麼說，就連一直以穩健和中間立場著稱的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研究員邁克爾•奧漢倫（Michael Hanlon）最近也寫道：“確實有因臺灣問題爆發中美戰爭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時漲時消，但仍很真實。歐洲任何關於解除武器禁運的決定將提高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並造成更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這種性質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反駁了那些認為資本主義的未來發展過程將是風平浪靜的預言。帕尼奇和金丁確實承認中國可能會成為他們基本分析的反例：“中國最終有可能崛起為帝國內部的一極，但很明顯，中國在好幾十年裏都不會取得這樣的地位。美國政府的某些機構設置是為了確保今天的‘單極’地位可以用來消除明天出現競爭對手的可能性，但這一事實不能被用來證明這種競爭對手已經存在。”

這種現在和將來的脫節嚴重低估了當代地緣政治的變動性。不能認為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還要“好幾十年”才會到來——在過去幾個月裏，從中央情報局局長波特 •戈斯（Porter Goss）往下的一系列美國高層國家安全官員都一直就對中國為代表的戰略性威脅尤其是中國政府海軍和空軍力量的快速現代化提出警告。《金融時報》報導說， “對於還有好幾十年中國才會構成對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統治地位的威脅這樣的假定，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正表示質疑”。

帕尼奇和金丁也輕視了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的中央銀行在減少美國財政和貿易赤字中所起到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們說：“因為美國國庫所欠賬單現在主要集中在亞洲人手裏，所以我們正經歷地區力量平衡的轉變。如果像阿瑞吉那樣持這種觀點就是混淆資產分配與權力分配。”在此，我們應更加謹慎地區分兩者。首先，美國能通過從別國湧入的大量資本來減少赤字，這無疑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實力的體現，尤其是體現了美國的比較優勢，即不用黃金或其他任何東西作後盾就能自由發行世界上的主要儲備貨幣、並進而創造新支付手段，但我們並不因此認為應該贊同副總統迪克•切尼在對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保羅•奧尼爾說“雷根證明赤字無所謂”時主張的理論。

從切尼的理論可以看出，美國可以輕鬆地繼續擴大貿易赤字。在當前趨勢下，這一赤字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能在下個十年之前從6％上升到 10％。如果幫助減少赤字的資本因在美國投資可獲得比在別處投資更高的利潤而湧入美國，這會更可信。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毫無疑問，美國除了利潤率之外還有其他經濟上的吸引力：比如說資本的安全性和流動性。亞洲的中央銀行現在在減少赤字方面的作用，是因為這項政策裏有更多的政治或政治經濟因素的考慮，比如說，它們想避免導致1997年到1998年金融危機的對外國資本的依賴，使亞洲貨幣對美元保持在具有競爭力的水平上，從而容許東亞資本所依賴的高出口經濟模式繼續存在。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和歐盟最近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運動存在一定冒險性。

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來看，總體上否定東亞資本尤其是中國資本在減少美國赤字過程中所起到的更為重要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意義簡直就是不合常理。

由於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和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廉價進口產品的主要供應國，同時也是日本、韓國和歐盟半成品以及中東、拉美以及非洲原材料的主要購買者，所以中國的繁榮在調整世界政治經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隨著現在中國在經濟上和其他東亞國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中國已成為美國資本主義繼續擴張的保證。與此同時，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美國保護主義者最主要的反對對象，還被美國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確定為最有可能與美國發生戰爭的大國。

因此，現在集中在中國的矛盾是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反映與縮影：當前不是美國非正式帝國統治下的世界資本主義處於穩定合作狀態，而是全球積累過程和地緣政治異常脆弱。我們必須寄希望於——同時採取行動以確保——這種脆弱性不以極度殘忍和破壞性的方式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