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與解放神學（四）
〔法〕M‧洛威

五、尼加拉瓜的基督教與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

l、索摩查垮台以前

尼加拉瓜革命是現代史上（自1987年以來）基督徒——平信徒和教士——在革命運動的基層和領導層發揮主要作用的第一個先例。

1968年舉行的麥德林會議之前，尼加拉瓜教會是一種極端傳統的和在社會方面非常保守的機構，它公開支持罪惡的索摩查（Somoza）的獨裁統治。1950年，該國教會的主教們發表聲明，宣稱一切權力都是上帝賜予的，所有的基督徒因此必須服從現政權的統治。當1956年阿納斯塔西奧‧索摩查被詩人列戈貝托‧洛佩斯（Rigoberto Lopez）刺殺時，主教們授予他「教會王子」的稱號，以示對這個死亡暴君的尊敬。人們可以舉出很多類似的例子……。

由於一位西班牙年輕教士何塞‧德拉哈拉（Joee dela Jara）神父的努力，尼加拉瓜教會變化的第一個信號出現了；德拉哈拉一直受到鄰國巴拿馬一個新的牧師社區開拓性經驗的影響；這種經驗在聖米格列托教區由美國的一位教士——利奧‧馬洪（Leo Mahon）神父主持進行實驗。馬洪神父來自芝加哥，他認為拉美的傳教士就該是「革命者，而不是『現代化主義者』」。（引自3位教士（馬洪、格里利（Greely）和麥格林（McGlinn））1964年1月在巴拿馬聖格里托發表的聲明。見《拉美教會傳教士文集》，《巴西文明》雜誌，里約熱內盧，1965年7月，第3期，第315頁）

桑帕勃羅教區和基層社區的發展

在馬利諾修會修女毛拉‧克拉克（Maura Clark）（她於1980年在薩爾瓦多被殺害）和其他各種修會（開天修會、泰孟西安修會、聖心修會）修女的幫助下，何塞‧德拉哈拉在馬那瓜郊區的桑帕勃羅教區建立了第一批「基層社區」。他仿效聖米格列托教區的經驗，其目的是想向人們說明，對於一個教區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一座教堂或一片地方，而是一個兄弟姐妹的集體，即「一個上帝之家」。在基層社區裡，俗人們以「蘇格拉底式的對活」方式同教士或平信徒神父一起閱讀和討論聖經，積極參加教會生活。開始的活動中幾乎沒有政治內容的東西，但社區給其成員——特別是女成員——一種個人尊嚴感和集體主動性的氣氛。這種活動的最初成果是社區寫的、唱的尼加拉瓜人的彌撒曲。

1968年，其他幾個社區請求桑帕勃羅教區幫助建設類似的社區，其中有埃內斯托．卡德納爾（Ernersto　Cardenal）神父建立的索倫蒂乃姆社區。何塞‧德拉哈拉神父參觀了這幾個新建的社區，並建議它們像馬那瓜桑帕勃羅教區的群眾那樣閱讀和討論聖經。

麥德林會議之後，基層社區有了很大的發展並且變得愈來愈激進。馬那瓜的幾個貧民棚戶區和農村都建立了基層社區。在基層社區激進化的過程中，由於外國修士修女的幫助，各種修會——特別是女修會──表現得特別積極。在基層社區激進化過程中，付出最大努力的修會有馬利諾修會、卡普秦修會（該修會在尼加拉瓜東部和北部發展了基層社區）、耶穌會和開天修會。

同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聯繫

1969年，馬那瓜的桑帕勃羅社區決定創建一種基督教青年運動，這種運動創建之後，就迅速變得激進起來；70年代初，該運動的許多成員成了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積極份子或同情者。60年代初由卡洛斯‧豐塞卡（Carlos Fonseca）和托馬斯‧博爾赫（TomasBorge）創建的馬克思主義游擊運動熱切地接受這些青年基督教激進份子，根本沒有試圖向他們施加任何意識形態方面的條件。

與此同時，天主教大學（中美洲大學）的一些教師——多明我會的烏列爾‧莫利納（Uriel Moluna）和耶穌會的費爾南多‧卡德納爾（該大學副校長）開始同與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有聯繫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對話。1971年，天主教大學的一些學生決定居住在烏列爾‧莫利納神父的教區──馬那瓜的埃爾里格羅地區，以便體驗窮人社區的生活。他們形成了基督教大學運動，該運動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很快同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建立了聯繫。最後，一些神父（包括費爾南多‧卡德納爾）和來自天主教大學和馬那瓜東部的學生形成了基督教革命運動，他們之中的幾百人加入了桑地諾革命者的行列。隨著路易斯‧卡里翁（Luis Carrion）、華金‧夸德拉（Joaquin Cuadra）、阿爾瓦羅‧巴爾托達塔（Alvaro Baltodano）和羅伯托‧古鐵雷斯（Roberto Gutierrez）的參加，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中的第一個基督教基層組織誕生了。他們後來都成了「陣線」的重要領導人。

「福音的代表者」

在鄉村地區，卡普秦修會和耶穌會幫助培養了平信徒領導人──「福音的代表者」，以便有人主持慶祝農村地區神父不能定期主持的某些聖禮。這些受訓練的平信徒領導人不僅能主持宗教儀式，而且能上文化課及提供健康和農業信息。他們還圍繞聖經經文組織社區會議，在這種會議上，對社區的問題進行辯論。為了教育「福音的代表者」，耶穌會於1969年建立了福音派信徒促進農業委員會，該委員會在未來反抗的中心地區如卡拉索、馬薩亞、萊昂和埃斯特利等地積極開展活動。教士、修士和一般天主教徒的這種活動不受主教直接控制地蓬勃開展起來。

「福音的代表者」在神學和政治方面的激進化以及他們經常成了索摩查國民衛隊的犧牲品，導致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參加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1977年，幾位農民領導人組成了一個農村聯盟——農村工人聯合會，該聯合會與桑地諾革命者密切合作。1978年，福音派信徒促進農業委員會斷絕與教會的正式聯繫，成為一個獨立的基督教組織，同時也是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盟友。

同樣，新教教徒中的激進活動雖然減少了，但在1972年的地震之後，新教領導人建立了福音派信徒援助和發展委員會，該委員會從事保衛人權的活動，並且愈來愈敵視索摩查政權的統治。在新教中，也有支持桑地諾革命者的牧師。

鎮壓和激進化

越來越多的基督徒開始參加「陣線」的戰鬥組織。1977年，埃內斯托‧卡德納爾的索倫蒂姆社區的幾個青年人參加了「陣線」組織的進攻桑卡洛斯國民衛隊兵營的戰鬥。為了報復，索摩查的軍隊摧毀了社區，放火把社區夷為平地。同年，一位生於西班牙的教士──加斯帕爾‧加西亞‧拉維亞納（Gaspar Garcia Laviana）神父參加了「陣線」，他是聖心會的傳教士，是1970年到達尼加拉瓜的。在1977年12月寫的一封信中，他用麥德林決議中的一段話對他參加「陣線」的決定作了以下說明：

「在嚴重危及基本人權和嚴重危害國民共同利益的十足的和頑固堅持的暴政的情況下，革命的暴動可以是合法的，不管這種暴政來自個人或來自明顯的不公正組織。」

在1978年寫的第二封信中，拉維亞納神父說：「我的信仰和我的屬於天主教會的一切，使我同「陣線」一起積極參加革命的過程，因為解放被壓迫的民族是耶穌拯救整個世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我在這一過程中的積極貢獻，是基督徒同被壓迫人民和為解放被壓迫人民而鬥爭的人們團結的象徵。

1978年12月11日，加斯帕爾‧加西亞‧拉堆亞納神父在同國民衛隊的衝突中被殺害。

隨著專制統治危機的加深，教會統治集團對索摩查愈來愈持批評的態度。1978年1月6日，尼加拉瓜主教聯合會在《告信徒通知》中指出：

「當由於按照任何標準財富的分配都是不公平的結果使我們絕大多數國民在非人的生活條件下生活的時侯……當城鎮和鄉村許多公民的死亡和失蹤仍然不明不白、令人不解的時候……當公民選舉他們執政者的權利在政黨的激烈競爭中被證明是虛假的時候……

我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引自菲利普‧貝利曼：《宗教反抗的根源：中美洲的一般基督徒》，紐約（馬利科諾爾）奧比斯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頁。）

幾天之後，《掠奪》雜誌的編輯、索摩查的自由主義反對派主要領導人之一的佩特羅‧華金‧查莫羅被暗殺：這一事件將成為索摩查獨裁統治結束的開始。

尼加拉瓜的主教們雖然反對索摩查政權，但卻不給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任何支持。馬那瓜大主教奧萬多——布拉沃（（Obando Y Braro）在1978年8月的《通告》中宣佈：

「暴力不僅威脅著使建立在兄弟情誼和公正基礎上的神之王國的可能性離我們愈來愈遙遠，而且也是使用暴力者自己的失敗……想用暴力升級的方式，譬如說用政府鎮壓或革命反抗的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我們的對抗，只能會把我們的社會推入殺戳和毀滅的深淵，對我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引自邁克爾A‧吉斯蒙迪：《尼加拉瓜革命中宗教抵抗的變化和爭奪領導權的鬥爭》，見《拉丁美洲展望》第13卷，1986年夏季，第3期，第28頁）

這份聲明以「非暴力」為借口，沒有指出政府鎮壓和革命反抗的區別。

在暴動中

然而，大批基督徒，特別是青年人和窮人，不理睬大主教的勸告，積極參加反抗的行動或者說積極參加1978—1979年的一系列地方反抗的行列，而這些反抗導致了馬那瓜最後的反抗高潮，即1979年7月19日索摩查的出逃和桑地諾革命者的勝利。巷戰過程中蘇珊‧梅昧拉斯（Susan Maivellas）拍攝的一張著名的照片，表現的是一個脖頸上掛著一個大十字的青年人在向國民衛隊的一輛坦克投擲燃燒瓶……鬥爭最激烈、行動組織得最好最有效的地區‧恰恰是基督教基層社區、「福音的代表者」和激進基督徒在此以前的幾年裡活躍的地區。莫尼博、馬薩亞、奇南特加、萊昂、馬塔加爾帕、埃斯特利、馬那瓜東部的幾個區、奧盆特雷斯以及首都郊區的一個貧民棚戶區。此外，許多教士、修士（特別是卡普秦修會修士和耶穌會修士）和修女給予桑地諾革命者許多直接幫助：向他們提供食品、住處、藥品及彈藥等。最後受到廣泛尊重的「12人小組」支持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並使它取得了國家的和國際的合法性。這個小組不僅包括兩位教士——費爾南多‧卡德南爾和米格爾‧德斯科托，而且包括多位著名的平信徒天主教人物，例如羅伯托‧阿蘭略、卡洛斯‧圖內曼、雷納爾多‧安東尼奧‧特費爾以及埃米利奧‧巴爾托達諾。

2、1979年7月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勝利之後

尼加拉瓜發生了一些過去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包括平信徒和教士在內的基督徒不僅積極參加反對索摩查的暴動，而且同馬克思主義者一起參加隨後建立的革命新政府。

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在1980年10月7日發表的《關於宗教的宣言》中承認了這種新鮮事物：

「基督徒是我們革命歷史的主要組成部份，這在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的其他革命運動中還從未有過……我們的經驗表明，信徒同時也是獻身的革命者是可能的，兩者之間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民眾中流傳著一個新的口號，桑地諾革命群眾對此一再吟誦：

「基督徒和革命人，
兩者無矛盾！」

當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支持革命的。一個「短時期沉默之後」，隨著革命過程的展開和導向社會主義，教會便分化成如人們在尼加拉瓜所說的支持革命的一派和反對革命的一派。當絕大多數主教敵視「共產主義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時，大多數修會（特別是耶穌會和馬利諾修會）卻站在「陣線」一邊。主教管區的教士們也分成兩派，其中大多數對主教表示支持。

政府中的三位牧師

革命陣營中最突出的基督教人物當然要屬成為桑地諾政府部長的三位牧師了：

埃內斯托‧卡德納爾（Ernesto Cardenal）：生於1925年，1965年被授予牧師頭銜。最初是著名的美國天主教神學家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的追隨者，從1957至1958年，他與這位神學家一起住在肯塔基州格西曼尼特比斯特派女修道院；1966年返回尼加拉瓜並建立索倫乃姆基層社區。卡德納爾還是位著名詩人，他於70年代初訪問過古巴，此後變得愈來愈激進。索倫蒂乃姆社區被摧毀之後，他流亡哥斯達黎加，並於1977年參加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1979年，他成為桑地諾政府的文化部長。

費爾南多‧卡德納爾（Fernando Cardenal）：埃內斯托‧卡德納爾的弟弟；1968年以來一直是耶穌會的牧師；1969年，在哥倫比亞麥德林的窮人中生活過一年；1970年，被耶穌會任命為馬那瓜的天主教大學副校長。他是建立於1973年的革命天主教運動的創始人，桑地諾革命的同情者。1979年，成為掃盲運動的領導人；1984年，在為桑地諾革命政府的教育部長。

米格爾‧德斯科托（Miguel d’Escoto）：1933年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好萊塢；在美國受過教育，並在那裡參加了馬利諾修會。1963年到1969年，他作為在智利聖地亞哥傳教的傳教士同窮人在一起工作；1970年到1979年，成為馬利諾教區居民社交協會會長居住在美國。1979以來，一直是桑地諾政府對外關係部部長。

有一個時期，另一位牧師——方濟會修士——埃德加‧帕拉萊斯曾任桑地諾政府社會福利部部長。此外，革命政府的許多部長和高級官員都是著名的天主教平信徒，如羅伯托‧阿蘭略、卡洛斯‧圖內曼、雷納爾多‧安東尼奧‧特費爾、瑪麗亞‧德爾索科羅‧古鐵雷斯、比達盧斯‧梅內塞斯、弗蘭西斯科‧拉卡約等。
活躍的機構

擁護革命的基督徒組成在幾個機構中：

——安東尼奧‧巴爾迪維索全基督教中心（有些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參加了這個中心）。這個中心由方濟會牧師烏列爾，莫利納和浸禮教牧師何塞‧米格爾‧托雷斯建立於1979年8月。它組織會議，進行學術討論，出版書刊，並組織研究課題。
——耶穌會管理的中美洲大學（又稱天主教大學）；
——耶穌會修士阿爾瓦羅‧阿圭略領導的中美洲歷史研究所。1980年，該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非常激進的小冊子，提出對基督教革命的展望；它還出版《使者》，這是一種廣泛受到歡迎的每月一期的關於信息的通報。
——具有巴斯克人血統的耶穌會會土哈維爾‧戈羅斯蒂亞加編輯的《思想》雜誌也同親桑地諾的基督教有密切的聯繫，儘管它不承認這一點。由於該雜誌對尼加拉瓜和中美洲事態的發展提出了高水平的有獨立見解的分析，所以具有重要的作用。
——尼加拉瓜教士協會。這個協會也是由阿爾瓦羅‧阿圭略領導；1983年由主教們下令解散……
——最重要的是分佈在各省和馬那瓜的數百個基層社區，其中有些基層社區由地方網絡組織，如東北地區（萊昂—奇南德加）的基督教福利社區間集團來協調行動。

在有美國卡普秦主教工作的大西洋沿岸和埃斯特利（這裡有一位適度進步的主教），教會統治集團和基督教基層社區之間沒有任何衝突，但在馬那瓜，基層社區由於積極地在窮人居住區開展活動並且非常政治化，因而成為紅衣主教米格爾‧奧萬多——布拉沃公開反對的目標。

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影響

由於基督徒以及許多新教教徒積極參與革命，大約500名牧師於1980年簽署了一項聲明，提出在革命進程中同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合作。作為包括桑地諾激進的土地國有化政策、革命基督教和格瓦拉式的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對「陣線」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語言、信條、比喻和文化常常都是來自《約翰福音》，這可以從運動的基層和「陣線」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如路易斯‧卡里翁和托馬斯‧博爾赫的講話中看出來。「陣線」的實踐也受到基督教理想的影響，例如，在托馬斯‧博爾格宣佈的原則中有這樣一句活：我們變復仇為寬恕」。尼加拉瓜革命廢除了死刑，因而成為1978年以來當代第一個取得勝利後沒有槍決、斷頭台或行刑隊的革命運動，即使對Gnandia Nacinal的暴徒，也只是把他們關進監獄進行「再教育」。
梵蒂崗和主教們的反應

革命的基督徒們並不打算另建一個「人民教會」，與奧萬多閣下領導的現行教會分庭抗禮。雖然革命基督徒對教會事務的設想強調俗人牧師的作用並把教會看作是「信徒們歷史的社區」，而不是完全建立在主教統治集團權力基礎上的一種機構，他們要求的只是在唯一的教會裡為自己獲得一個「空同」。

然而這一要求卻不能為尼加拉瓜教會統治集團或梵蒂岡所接受。奧萬多閣下領導的大多數主教反對歷史的進步斷然拒絕了忠於教會的基督徒的要求。

最初，主教們似乎願意接受革命。他們1979年11月17日發表的聲明進步得今人吃驚。這個聲明支持能夠使「權力朝著大眾階級真正轉移移」的社會主義，而這種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通過國家計劃經濟來滿足多數尼加拉瓜人的需要。這份聲明雖然否認「階級仇恨」，但接受作為「動力因素」的階級鬥爭……「因為階級鬥爭能導致對經濟結構的真正改造」。聲明要求超越「捍衛大小個人利益的徹底的社會改造」。聲明最後聲稱，「我們對生活中的耶穌和上帝的信仰說明了基督徒在當前革命進程中的獻身精神」。（引自P‧貝利曼上書第396頁）

然而，在聯合政府中的自由主義派成員阿方索‧羅書洛和比奧萊塔，查莫洛在1980年4月與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決裂之後，主教們反而愈來愈激烈地反對進步。1980年5月，主教們指名要求上面提到的三位牧師辭去在政府中的部長職務；在以後的幾年裡，他們公開地同桑地諾主義者和激進的天主教徒對抗。教皇在1983年的訪問中，當然支持這些主教們的立場，對「人民教會」進行譴責，並命令卡德納爾兄弟和米格爾‧德斯科托放棄他們在政府中的職務。當他們拒絕執行命令時，他們有的被中止他們的宗教職務，有的被從他們所在的修會中開除出去（1984年）。1985年，剛剛被羅馬任命為紅衣主教的奧萬多閣下訪問邁阿密期間表示要同反對派領導人團結。不久，幾位牧師被政府譴責從事反革命活動，因而被驅逐出國。然而經過一個相互對抗的時期後，教會和「陣線」在過去兩年裡都試圖達成一種暫行解決辦法，在一個很巧妙的動議中，桑地諾革命者選擇奧萬多閣下作為他們與反對他們的反叛者談判的調停人。
桑地諾革命者與宗教

那些保守的主教如此敵視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陣線」與基督教的聯合對他們是一種威脅。對馬那瓜和羅馬的某些主教來說，桑地諾革命者對宗教的友好態度比之東歐政權特有的對宗教的無神論敵視更加令人恐懼。正如科諾‧克魯伊斯‧奧夫林（Conor Cruise O’Brien）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

「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牧師們知道他們所處的位置：馬克思主義者屬於一個層次，牧師屬於另一個層次——這種說法是恰當地站得住腳的。然而最新材料表明的情況卻是完全不同的……尼加拉瓜新出現的情況，也是最令人驚慌的新的情況是，解放神學有史以來第一次得到國家的支持：還是一種最不受歡迎的先例，在拉丁美洲尤其不受歡迎。」（科諾‧克魯伊斯‧奧夫林：《上帝與人在尼加拉瓜》，《大西洋月利》。1986年8月，第57頁）

那麼，桑地諾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信教）對革命基督徒的真正態度是什麼呢？

在意大利著名神學家朱利奧‧希拉爾迪（Giulio Girardi）（他因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和對革命尼加拉瓜的支持而著名）看來，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幹部中對革命基督徒存在著兩種態度：

──舊的「傳統的」看法，這種看法是由蘇聯或古巴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小冊子造成的。這種看法認為：基督徒是同盟軍，但由於其信仰和同教會的聯繫他們是不可靠的同盟軍。同他們的聯合充其量只能表現在實踐上，而決不能表現在理論上，因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矛盾在理論上表現得太充份了。這種態度常常可以在最近受訓練的中層幹部身上找到，他們缺乏1979年以前的經驗。

──新的「尼加拉瓜人」的看法，這種看法是由具體的共同鬥爭的經驗產生的。這種看法認為：革命基督徒屬於先蜂隊的行列。人們應該重新認識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並承認宗教破壞性的潛在可能性。在解放被壓迫者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革命基督徒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是一致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主要領導人如路易斯‧卡里翁就持這樣的態度。卡里翁在他1979年9月的講話裡堅持認為，這種一致並不等於馬克思主義者同基督徒之間的「聯盟」；他們是以同路人的身份走完解放被壓迫者的路程的。（G‧吉拉迪：《革命信仰和文化革命》，馬那瓜：尼加拉瓜諾埃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頁）

對於獻身的基督徒來說，人民的進步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支持革命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尤其是土地改革，它意味著保衛革命反對反叛者和美國干涉所取得的成果，但同時他們要保持自己的個性和他們對革命領導人的公開的、友好的批評態度。

例如，在1985年6月發表的一個聲明《尼加拉瓜的教會與革命》中，安東尼奧‧巴爾迪維索寫道：

「我們承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是人民的先鋒隊……然而他們也可能犯錯誤，尤其在當前過渡的困難年代裡，他們甚至常常在諸如土地改革、新聞檢查等這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犯錯誤。在我們看來，他們在關於教會的問題上也犯了一些錯誤，被驅逐的10名牧師就是一例……（但是）我們也看到了「陣線」領導人認識和改正這些錯誤的坦率與誠懇。」（安東尼奧‧巴爾迪維索：《尼加拉瓜的教會與革命》，載G吉拉迪等人編：《尼加拉瓜的解放神學》，馬那瓜：（C、E、A、V出版社，1987年版）

總之，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中的基督徒組成部份是尼加拉瓜革命具有獨創性的原因之一，也是尼加拉瓜革命在本國和在拉美及全世界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這是毫無疑問的。

張金鑒譯，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