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工人階級仍然重要嗎?

基姆·穆迪

2003年3月 12日荚网站http：//www．zmag．org刊登了基姆·穆迪题为《产业工人阶级仍然重要吗?》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流行的产业工人阶级衰落说相当程度上夸大了事实，得出这种结论所依据的统计方法是错误的。穆迪指出，尽管产业工人阶级的数量在下降，·但它仍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仍然具有动摇社会基础的决定性力量。不仅如此，整个工人阶级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所占社会人口比例上都大为增加，而不是减少。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后工业主义理论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以及鼓吹灵活专业化的理论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纷纷把产业工人阶级开除出历史舞台，其中尤以后工业主义资深理论家彼得·德鲁克为甚，他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阶级崛起得像蓝领工人那样快，也没有一个阶级衰落得像它那样快”。

　　不论这些理论家的论点是否都像德鲁胡克那样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它们都有明摆着的事实作根据：发达工业国家传统的从事实物生产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整体中的比重在下降，甚至其绝对人数也在减少。而且，正如灵活专业化理论家们所强调的，制造业工厂的平均规模在变小，小型连锁生产单位正在取代集中化的生产综合体。

　　上述这些趋势似乎有悖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著名论断： “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①

　　诚然，这一段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同美国过去20多年来的情况不一致，在发达工业国家以及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在组织结构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工人阶级。这些变化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产业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吗?

　　显然，今天人口中的大多数(或许是占劳动力80％的人)不论他们生产的商品是实物还是服务，都只能靠创造剩余价值的工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自身的再生产。不论这个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其所在产业部门的分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今天整个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葛兰西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时代的工人阶级。

　　什么是产业工人阶级?

　　产业工人阶级是些什么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哈尔·德雷珀在《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说，产业工人阶级不限于“在生产场所”的那些人或那些生产“实物”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充斥于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服务也变成了商品，而且有些服务对资本积累日益重要。严格地说，产业“无产者”不仅限于体力工人。然而它也不包括所有为工资或薪金而工作的人。

　　同资本一样，工人阶级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例如，全球分工的急剧变化产生了大量移民工人，导致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和另一个地区的非工业化，还使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分发生深刻变化。生产技术方面的变化以及在组织生产方面采用(外购、分包、加工订货等)“迂回间接”方式的大趋势，改变了产业工人阶级的分量和功能构成。

　　本文将聚焦于后一种变化。尽管本文引用的都是关于美国的数字和统计材料，但它们也反映了许多其它工业化国家同样的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有三大变化改变着整个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阶级的结构和成分。第一个变化同资本主义在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中总的技术进步有关。在此，需要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作的进一步的理论分析。第二个变化是国际及国内分工的变化，这是根据国际化的“生产减肥”(减员增效)——这是灵活专业化的实质——的要求进行生产改组所带来的变化。第三个变化是前两个变化的拓展，即资本积累的发展趋势是将越来越多的原来独立的“基础设施”转化为生产过程本身。这是指，交通运输业及电信业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以及将它们日益融人现代化的生产链条。

　　我从上述变化所反映的趋势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产业工人阶级的成员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工厂蓝领工人及其家属的范围，它必须包括在理论上被称为后工业化信息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的为数众多的工人。

　　为便于分析，我将产业工人阶级界定为私营部门中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以及能源生产中的生产工人或非监管工人(不监督管理他人的工人)及其家属。作出这种界定的根据是，这些产业都是当代资本积累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

　　根据这一界定，从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美国的产业劳动力，即受雇用的产业工人阶级在私营部门非监管劳动力中的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的约占一半降至1992年的29％。从绝对数字看，产业劳动力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约2260万人，1992年跌至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稍稍超过2000万人。

　　产业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之所以“消失”，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服务部门就业人数增多，从而使产业工人在总人数中的比重下降。事实上这些数字在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上都缩小了产业工人阶级的规模。

　　政府部门的工人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成员，其中有些人由于在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和能源生产中工作，因而也是产业工人阶级。据美国劳工部统计，1992年有644000名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雇员在制造业、造船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和能源业工作。另有792000名雇员在邮政部门工作。同样也应属产业工人阶级的还有被列入批发业、商业和其它服务部门的大量从事实际生产的工人。由于政府统计的分类有问题，把他们排除在外，从而压低了当今产业工人阶级的规模和比重。

　　一种错觉

　　总就业人数中的服务部门就业人数增长迅速，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错觉。安德鲁·塞耶和理查德德·沃克有力地指出，传统的政府统计分类把许多生产可以量化的物质商品的产业一概算作服务部门。例如，从地下开采出来的煤和石油是“实物”，加工成电力和煤气便算“服务”。因此，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区分生产和流通的界线来统计劳动力，必然同目前的“服务经济”所显示的结果大相径庭。

　　再者，服务部门就业人数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部门非全日工作岗位的不成比例的增长：特别是批发业和零售业的非全日工工作岗位高达30％，这个数字在什杂服务部门达24％，而在工业部门只有7％(美国劳工部，1995年)。因此，1993年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周工作41．4小时，零售业28．8小时，“服务部门”32．5小时。换言之，在社会总劳动工时中，产业工人阶级占的比重大大高于它在工人总数中的比重。此外，73％的兼职工人是在服务部门工作，因此虽然“服务部门”工作岗位很多(其中许多是非全日工作岗位)，这个部门的实际工人数被错误的统计方法夸大了。

　　造成错觉的最后一个原因是，零售和服务部门由于技术落后所以就业人数大量增加；另外这些部门还有供应充分的廉价劳动力。人们常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低，实际上是被这些部

　　门拖了后腿，多年来美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一直相当于或高于历史最高水平。

　　工人集中程度的降低

　　“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②，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有一种理解是，生产综合体会变得更大并吸纳更多的工人，但半个世纪以来它并没有成为事实。

　　虽然直到最近，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都在继续增长，其中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增至顶峰，但近些年它在整个上入阶级中的比重显然足卜降了。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是，美国雇用1000人(含1000人)以上的制造业工厂从．1963年的3000个减少到1987年的2000个(这是最新数字)。另一方面，中小规模的工厂增多了。

　　马克思记述了“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③的转变。但要记住，马克思当时(1848年)提到的“大工厂”雇用的工人很可能平均还不到100人。

　　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以后发现，在“先进”的德国，绝大多数工厂雇用的工人不足50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4％)，只有10％的制造业劳动力在563家雇用千人以上的工厂工作。而这距离马克思最初作出关于“大工厂”的设想，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

　　尽管多年来一直没有出现像样的大工厂，但世纪更迭之后随着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出现，发展的趋势仍然是需要有更大的工厂。可是马克思对于在资本积累进程中工人阶级发展的另一个方面也进行了分析，他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④他是在题为《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的一节中阐明这一思想的。资本的可变部分当然就是劳动力。很清楚，随着劳动生产率由于固定资本(资本积聚)的不断增长而提高，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因此资本的积聚到了一定时刻就开始减少工人而不是更大规模地集结工人。马克思对资本及工人阶级发展的这一方面所作的分析，是同相对剩余价值的理论相联系的。这一理论揭示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了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这一事实。

　　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一定会减少。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写道：“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形式是相对剩余价值，它表现为工人生严力的发展，就工作日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就人口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减少(这是对立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业性质和独特的历史性质直接表现出来了。”⑤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这一“独特的”特点就是劳动后备军的存在对于工资水平的高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劳动后备军主要不是经济周期或国际分工发生变化的结果，虽然它受二者影响，它的存在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劳动后备军不仅是失业工人，还有就业不定的工人、临时工以及中途退出劳动大军和尚未进入劳动大军的一些群体，即潜在的劳动力、，其中许多人就是今天被称为“应急备用”的工人和“地下经济”的工人。

　　资本主义于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创造全日制的产业工作，同时又破坏这种工作。此外，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新一代工厂的单位资本所雇用的工人要少于上一代。新一代工厂在物质规模、资本投入以及产出方面不一定小于上一代工厂，但相对于所有这三个方面，它们雇用的工人都比上一代更少。

　　马克思主义从而告诉我们：50年来，工厂工人集中程度减少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它同生产技术的分散化、国际化所带来的加速发展风马牛不相及。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扩大工厂规模只是资本积聚的一个方面，资本积聚源于资本积累自身。资本(组成规模大小不等的公司)的积累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对原有工厂的投资，它还增设新的工厂，有的新厂还远离老厂。

　　从长远看，由于市区地租及随后郊区地租的历史性上涨，地理布局上的分散也是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的必然结果。“二战”以后美国的产业巨头如通用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它们几乎完全把利润再投资于建立新厂，新厂都远离那些是工人阶级组织中心的老城市。虽然它们的工厂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仍然恰好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聚。

　　近年来随着资本将生产性投资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投入到节约劳力的技术上，以应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激烈竞争，上述方式的资本积聚速度放慢了。代之而起的是，资本通过合并、收购和兼并来扩大其活动范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金额已超过对制造业工厂和设备的投资。马克思称这种现象为资本集中。他认为这只不过是资本扩大其活动规模的另一种方式，是一种加快资本积累效果的方式。从总体上讲，这个过程产生越来越大的资本或企业。对于赢家，这个过程也是以牺牲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

　　通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结合，资本的扩张导致日益集结更多任务人的更大资本的发展，但这些工人不是集中于单个的工厂而是集结于同一资本或同一雇主的名下。据1995年《美国统计摘要》，1963—1987年间，多个工厂公司雇用的工人从占制造业工人总数的68％(1100万人)增至72％(1340万人)，在全部公司新增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76％增至82％。

　　公司资产的集中更生动地说明了这一趋势。1970年以来的20年中，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在公司资产总额中的比重从49％升至72％(据美国商务部统计)，这是在牺牲中小公司的基础上实现的。由此可见，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结合将更大群的工人更多地集结在同一资本的名下。产业工人在单个工作场所的集中程度仍高于其它经济部门的工人。制造业工人所占比率虽在下降，仍有23．4％的雇员是在千人以上的工厂工作，其次是交通运输、通讯和能源部门，这些部门的千人以上的大32／-‘雇用了18％的工人。在整个私营部门，这个比例是13％。1990年美国千人以上工厂的雇员总数是590万人，其中将近一半是产业工人，尽管他们只占全体生产工人的29％。

　　“基础设施”融入生产过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规模较小的单个工厂公司的兴起预示着灵活专业化潮流的到来。这种小型灵活的公司是在普遍推行生产减肥的大背景下兴起的。这种生产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量对外采购和转包。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发展创新型小企业的新时代。贝内特·哈里森指出，这是“对资源实行集中控制下的分散化活动”。他认为小公司之所以纷纷出现是那些主宰世界生产的跨国公司巨头的需要使然。集中起来的经济权力没有减弱，而是改变了形态：大公司之间、大公司同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同作为其供应商和承包商的众多小公司集群之间组建了各种形式的网络、联盟并进行短期的和长期的、金融的和技术的交易。换言之，从技术上讲，尽管这些供应商和承包商雇用的工人处在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进程之外，：却仍然被网罗进那些为大公司所主宰的生产减肥系统之中，成为这个系统的雇员。

　　国际化的生产减肥及其在生产链条中的“即时”链接都离不开交通运输和电信以及支撑这二者的基础设施。这就是为什么急于要将仍属国有的电信事业、港口、机场、铁路甚至公路实行私有化的一个原因。这些历来是独立的“服务业”越来越成为生产减肥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它们既构成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同时又是对生产过程的资本投入。因此，这些产业中的工人虽然仍主要受雇于独立的资本或国家，却是当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总之，产业工人阶级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相对比重上都比人们料想的大。而且，它比工人阶级中其它任何部门的工人都更为集中，其中又以制造业工人的集中程度最高。据哈里森统计，占公司总数1％的、雇用500人以上的公司共雇用了70％的制造业劳动力；在整个私营部门，500人以上的公司雇用了41％的制造业工人。同30年或40年以前工会运动的黄金时代相比，那些拥有更多的资产的公司，工会在其中活动更多，并雇用更多的工人。因此马克思说的工人的集中仍然是产业工人阶级生活中的一大特征。

　　产业工人力量的基础

　　产业工人的相对集中对于工会组织固然重要，它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长远战略地位对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更为重要。

　　人数日益减少的产业工人所创造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42．61％增至1989年的44％(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这主要是由于产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了，而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又折射出产业工人所运作的资本日益集中。每个制造业工人所运作的实物资产从1963年的9300美元增长到1987年的26040美元。但更为重要的是，国民经济这个部门的产出是几乎所有其它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就是说，产业工人阶级生产了(并往往运作了)支撑资本积累和日常生活的全部基础设施：道路、港口、机场、铁路、工厂、办公楼、街道、公共交通、住房等等。同时，也是这个部门生产了一切物质形式的资本。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对外贸易业以及流通领域中许多服务业无一不是由于有了这个生产性的基础才得以成长。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实际的服务业作为阶级再生产总过程的一部分也需要物质生产这个基础的支撑。

　　总而言之，产业工人阶级拥有无论工人阶级内部还是外部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没有的潜力。产业工人阶级对其它所有经济活动所具有的这种基础性的作用，使它承担起旧社会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组织者这一中心任务。

　　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组织起来的力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⑥这段话就像是在评论当今的现实。十年后他又指出，工人之间的竞争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之间的竞争。这更像是在进一步分析现代的劳动关系。

　　现代劳工改良主义、公司(操纵的)工会以及劳资合作是资产阶级分裂工人运动和使工人自相竞争的主要“官方”思想意识，邪恶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则是分裂并侵蚀工人阶级的非官方思想意识。这些思想尽管渊源不同，但都因在物质上植根于“资本之间的竞争”而持续不衰。

　　今天驱使“工人自相竞争”的是关厂、裁员、就业机会减少、串通欺诈以及日益得势的使工人互相争斗的“(阶级)合作”。庞大的劳动后备军的存在加剧了这种工人之间的竞争，使之更具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色彩。

　　在欧洲历史上，由工会、教育团体、政治协会(宪章运动)、互助会以及政党等组织组成的网络推动了19世纪先进资本主义地区的无产者前进，使之日益成为一个阶级——一个组织起来的有觉悟的社会群体。然而，工人的自相竞争、危机和改组带来的瘫痪性后果使这个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挫败。

　　把潜在力量转化为实际力量的主要问题是组织和觉悟。虽然私营部门工会运动的衰弱已达到危机的程度，但在这个竞争最激烈的部门中，产业工人阶级仍然比其它任何工人群体组织得更好。如果只计算生产工人和非监管工人，则整个产业工人阶级几乎有1／3的人已组织进了工会。

　　有色人种在产业工人中的比重略高于在全体劳动力中的比重。妇女在整个私营部门劳动力中的比重为45．7％，在产业劳动力中只有27％，但其比重正在逐步增长：1960—1992年期间在制造业工人中从26％升至33％，在全体产业工人中从23％升至27％。

　　今天在多数工业化和半工业化世界，工人积极分子纷纷在探索组建新型的组织或努力改革老的组织，以应对迄今虽大国际规模的资本的挑战。不论是“公司工会加利益压力集团政治”的美国模式，还是“工会加政党(不论其好坏)”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公式都已不能适应当今的时代。对产业工人的主要工会进行改革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产业工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亡始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兴的和相互分割的工人阶层中展开活动的工人中心是一种有前途的组织。“争取公正就业”等跨工会的组织以及在跨国界的组织活动中和在争取国际团结声援活动中所作的多种新的努力都是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中新的群众组织活动。

　　在这个全球性的议题中，我们可以从拉丁美洲(首先是巴西)和南非得到更多的鼓舞。这不仅因为它们富有战斗性的产业工会甚至劳工党很重要，而且因为那些散工、临时工的工会如亚马逊河流域的橡胶采集工的工会、以社区为基础的群众组织、南非的“公民组织”以及群众性的妇女组织等等也都很重要，它们都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力量的一部分。

　　显然，这类工人阶级组织对于组织日益被分割和被临时雇用的劳动力是合适的。这些组织以及公营、私营部门工人的工会和所有工人都能参与其事务的政党加在一起，将能组成一个新的工人运动，它将能抵抗新的资本主义秩序。

　　注 释

　　①②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笫71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72页。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