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洛茨基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第五章──階級自我組織與先鋒黨
曼德爾

群眾的自我組織與先鋒黨之間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的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它從來沒有被真正地、有系統地討論過。這也包括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雖然恩格斯在許多文章和信件中談到這個問題而馬克思在較小程度上。

如果我們閱讀討論這個問題的最佳著作——列寧的《怎麼辦？》、盧森堡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問題》、考茨基反對伯恩斯坦、盧森堡和布爾什維克的論著、列寧的《左翼共產主義：一個幼稚病》和奧托．鮑爾的《非法政黨》——我們就會發現，它們都是爭論性的。它們並沒有試圖有系統地討論這個問題。喬治．路卡克斯的早期著作，《歷史和階級覺悟》和《列寧》，是如此高水平的抽象，以致它們不能夠被認為是對這個問題的有系統的處理。格拉姆斯奇在1920年代早期也討論這個問題，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基本上是幾篇在報紙上發表的不連貫的文章而已。

然而，當我們看看某幾個古典馬克思主義者的全部著作的時候，情況就改變了。列寧和盧森堡對這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中心問題思考了四分之一世紀以上。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著作，是他們的被九十年的經驗所豐富的思想的成玅證據。根據這些著作，我們才能夠構造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在每一個細節上同意這樣一個重新構造。

托洛茨基，因為比這兩個人都活得久，所以能夠依據更豐富的國際經驗來處理這個階級與黨、自我組織與先鋒組織的問題。他個人對於十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運動非常熟悉，而且能夠研究其他國家的經驗。他能夠分析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新現象，而且能夠分析與它們鬥爭的方法。然而，也許正是因為這樣豐富的經驗，他對這個問題的貢獻，比列寧、盧森堡的貢獻，更多種多樣。

托洛茨基對黨與階級、自我組織與先鋒黨的問題的基本立場至少改變了五次，雖然無疑地有一些共同的‘紅線’貫穿了所有這些立場。儘管，就列寧和盧森堡而言，綜合他們的觀點是可能的，至於在托洛茨基，我們必須要嘗試的，是對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如何發展起來的，作一個評價。

#一個作為中心的先鋒黨在缺乏自我組織的情況下的危險

我們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完全支持列寧、馬爾托夫和普列哈諾夫在第一個火花報中與‘經濟派’的鬥爭。列寧非常看重托洛茨基的貢獻，稱他為‘筆鋒’。托洛茨基之參加火花報編輯部為其最年輕的成員應該歸功於列寧。

更重要的是，他1901年在西伯利亞流放的時候，早於列寧一年，著重建立一個中心黨的必要性，以之作為概工人階級的片斷、地方性、當前的經驗、幫助建立一種政治階級覺悟的一條道路。這個政治目標，不是一些組織農民，成為列寧的集中主義的主要元素。不幸的是，托洛茨基在1902年至1916年期間失去了這樣一個洞察力。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在其第二次大會上發生了多數派（布爾什維克）與少數派（孟什維克）之間的第一次分裂。托洛茨基在這次分裂中站在孟什維克的一邊。

他與列寧的激烈爭論，引致他在1904年發表他的以下文句出名的小冊子《我們的政治任務》。鑒於俄國共產黨和蘇聯歷史的日後的發展，這段文句，不但有點戲劇性，而且簡直是個預言：

就黨的內部政治而言，這些方法將會導致一種情況，首先是黨的核心組織以它自己代替了黨；接著，中央委員會它自己代替了黨的核心組織；最後，一個獨裁者以他自己代替了中央委員會。

數不清個在政治上反對列寧的人以及歷史學家把在蘇聯發生的種種事態的進程看成為對托洛茨基的早期觀點的正確性和對列寧的觀點的非正確性的一個證實。據說，托洛茨基在1917年改變了他的立場，認為他的早期觀點是一個錯誤。真實的情況是有點不同：托洛茨基和盧森堡都對列寧不公平，因為他們沒有從具體歷史環境來看待列寧在《怎麼辦？》中的立場，以為它們具有普遍可以使用的性質。

列寧寫這本小冊子的用意，是要處理非法政黨的當前任務和幫助準備一個廣大、獨立和政治的工人階級群眾運動。他的目的並不是要得出一個有關於黨與階級之間的人的一般理論，他的觀點當然不是階級應該附屬於黨。他在這本小冊子中寫了以下的句子，其筆調非常相似盧森堡或托洛茨基的筆調：

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只有牽連到自動開始鬥爭的真正革命階級，才有意義。每個人都會同意，‘廣泛的民主原則’包括以下兩個主要的先決條件：首先是完全的公開，其次是所有行政管人員都要由選舉產生。我們可以說德國社會黨的組織是民主的，因為在該黨的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公開的，包括它的大會。

經歷了1905年的二月革命之後，他更清楚闡述以上的觀點：

看看整個革命前時期及革命的頭二年半（1905-1907）。把這整個時期中我們的社會民主黨，在統一、組織和黨的連續方面，與其他政黨比較一下。你不得不承認，在這些方面，我們的黨毫無疑問地比所有其他的——軍校學員黨、社會革命黨等等——都優越。革命以前，它起草了一個綱領，正式地被所有社會民主黨黨員接受，當它被修改時，也沒有因這個綱領而發生分裂。從1903年到1907年（正式地說來，從1905年到1907年），社會民主黨，雖然在它的黨員之間有了分裂，但是仍然給大眾關於黨內情況的最充分的資料（二次全黨大會、第三次布爾什維克會議、第四次全黨大會或者斯德哥爾摩會議的會議記錄）。雖然有了分裂，社會民主黨仍然能夠比任何其他政黨更早地利用一段暫時的自由時期，來建造一個具有理想的民主結構的合法組織、一個選舉制度根據參加組織的成員的人數而產生的大會的代表制。

……對我來說，拉金同志提出工人代表蘇維埃或黨？這個問題似乎是錯了。我認為，這樣提問是錯了，這個決定當然應該是工人代表蘇維埃和黨。……

對我來說，工人代表蘇維埃，作為一個代表所有行業的組織，似乎應該力求包括從所有工業、專業和辦公室的工人、家庭僕人、農場勞工等等來的、從所有那些要和能夠為全體勞動人民共同爭取較好的生活的人們來的、從所有那些至少有基本的政治誠實的人們來的、從了黑色百人團以外的所有的人們來的代表。

列寧非常看重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的角色，雖然托洛茨基與他屬於不同的派別。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中不同派別之間的關係，列寧在1905年革命後不久寫道：

我們大家都同意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同意保證所有少數派、所有忠誠的反對者的權，同意每個黨組織的自治，同意承認黨的所有官員必須由選舉產生，必須對黨負責，必須能夠被罷免。我們把在實踐中遵守這些組織原則、忠實地、堅持地應用這些原則看成為一個防止分裂的保證，一個使黨內的思想鬥爭能夠、必須與嚴格的組織統一、與大家都服從統一大會的決定充分地一致的保證。

從以上的這些引句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說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的理論與實施早就在列寧的組織模式中存在，是完全毫無根據的，根本與實際的發展過程不符合的。

孟什維克派的路線完全低估了非法活動、階級活動的中斷、把分散的鬥爭經驗綜合在一起、為工人階級的政治自主而鬥爭、以及以後為工人階級的政治專政而鬥爭。等等所造成果難。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次大會上的分裂，已經包含了日後展現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在俄國資產階級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的角色的問題上的決定性的分歧的核心。

孟什維克的這些立場並沒有得到盧森堡或托洛茨基的支持。事實上，由於托洛茨基認為工人在俄國革命應該在政治上的獨立，他已經站在布爾什維克的左邊了。這些觀點是總結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中，而且已經完全被1917年的十月革命所證實。列寧，很可能在沒有讀到托洛茨基從1904年到1906年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的情況下，實際上在他的‘四月提綱’中，得出了同樣觀點。

雖然列寧在群眾革命活動的上升期中，拒絕任何形式的‘取代主義’，大多數‘老布爾什維克’可不是這樣。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在開頭對於創立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問題，採取這樣一個小心、如果不是明確地仇視的態度，只在後來，才參加和完全支持它。

托洛茨基是第一個人承認，蘇維埃是歷史本身為了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為了它來的行使政權所創造的形式。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本經典之作中所表達的，以後被格拉姆斯奇、共產國際和卡爾．科爾施等等用社會學和理論的形式所發揚的，早就被托洛茨基在1906年所寫的《Results and Prospects》〔《後果與前景》〕中預料到了。

蘇維埃（會議）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機關。這已被荷蘭左派共產黨人、潘庫克和戈爾特等人的失敗和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的失敗所證實。群眾性工會能夠在資本主義的穩定中增長和茂盛但是蘇維埃就不能夠。同樣地，在工人們奪取了國家權力以後，工人階級自我活動的任何衰落能夠限制、甚至結束蘇維埃之作為工人階級直接行使權力的機關。因此蘇維埃本身不是一個普遍可使用的萬應靈膏，它們只當與其他組織形式——群眾性工會、先鋒黨——連結起來的時候，它們之作為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自我解放的工具，才能發揮效力。

#群眾活動在缺乏先鋒黨的情況下衰落的危險

使蘇維埃存在的這些必要的先決條件，引起了階級自我組織（一個非常不平均的進程和永久性的先鋒黨之間的辯證的相互作用。永久性的先鋒黨的群眾影響力的大小和程度，也受到局勢的退潮和漲潮的影響，但是這樣的黨比較穩定，在行動上有更大的連續性，而且更能抵拒不利情況的壓力。先鋒黨的消失和它的生根在工人階級之中的幹部的喪失，會使日後群眾行動的復甦更為困難。

這是托洛茨基沒有在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的斯德哥爾摩大會上認識到的一些事情。他對從‘取消派’（那些不要在1905年的革命失敗後繼續從事秘密鬥爭的孟什維克）而來的危險的低估；他的無原則的結盟，不顧重大的政治分歧，他的事實上使組織問題與其政治內容分離的調和主義（局部地由於德國‘中派主義’即考茨基的影響，雖然他比列寧更了解考茨基的政治局限）——這些從1908至1914時期而來的錯誤是十分重大的。它們以後在俄國共產黨內所展開的事件中將會有嚴重的後果，因為它們滋養了‘老布爾什維克’對托洛茨基的不信任。

引起托洛茨基在這個時期的調和主義，是一種對工人階級的自動能力的高估。根據這種高估，工人階級不但會自動發現解決國家權力問題的正確、必要的方法，而且會自動以某種方式將這個方法強加給在這個問題有著建立的社會民主黨。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1905-1906時期實際發生的事情的一個不適合的概括，雖然在當時它曾導致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重新統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從1912年開始，可能是從更早時期開始，孟什維克在政治上向右轉的運動，便這事情不可能發生。托洛茨基直到二月革命爆發以後才認識這一點。

反對取消派的鬥爭，換句話說，列寧之甚至在反動時期仍然堅持政治先鋒黨的連續性，證明它本身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使它更容易在1912年以後再度促使工人階級的獨立性。一個為了察看俄國問題而成立的、由第二國際主席團的一個成員Emile Vander velde擔任主席的觀察員委員會，於1914年旅行了俄國之後。報告說，在新近興起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中，布爾什維克幾乎毫無例外地扮演領導角色。這就駁倒了托洛茨基所說的布爾什維克是個孤立的教派主義團體的觀點——一個托洛茨基近在1916年仍為之辯護的觀點。

#1917-1919年：蘇維埃權力與先鋒組織的綜合

二月革命爆發以後，列寧和托洛茨基立刻在俄國無產階級的任務這個問題上，採取相同的觀點，一個可以總結在‘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個口號中的觀點。列寧的‘四月提綱’代表他本人的一個重要的轉變，而且在開頭遇到‘老布爾什維克們’的反對。可是，有意義的是，工人布爾什維克，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幹部、工人先鋒份子，包括那些不是任何黨的黨員的人們，都支持列寧。這才使他可以克服領導層的抵抗。

在那個時候，托洛茨基改變了他過去以為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孤立宗派的觀點。他認識到布爾什維克所訓練的工人們在二月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個改變邏輯地導致他放棄了對孟什維克的調和主義態度，更加如此的是因為，對於托洛茨基也對於列寧而言，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關於革命的未來路程的戰略分歧，是生與死的。進行不是次要的問題；危急中的是，革命勝利或失敗。

在這個時候，似非而是的是，主張對孟什維克採取調和主義態度的，是某些‘老布爾什維克’，如加米尼夫、斯大林及莫洛托夫。接著而來的是，布爾什維克與托洛茨基的區際組織、（1913年成立的、包括盧納恰爾斯基、里扎諾夫、越和其他日後著名的布爾什維克的）麥日拉伊昂卡派（Mezhrayonka）之間種快速的合併。列寧對這件事的判斷是：‘托洛茨基了解到與孟什維克統一是不可能的，從那時候開始，沒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了’。他從來沒有改變這個判斷。

作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作為不倦的群眾鼓動者，作為組織十月暴動、使用政治——鼓竻方法帶來它的勝利的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大這個委員會說服彼得格勒警衛部隊接受蘇維埃的、不要接受資產階級參謀命令，托洛茨基在理論上掌握自我組織——先鋒黨關係的問題以前，在實踐中解決了它了。這個解決方法由暴動與二次蘇維埃大會的同時舉行表達出來。這個暴動既不是一個陰謀，又不是小小少數人的一次政變。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個‘工農國家’的決定，是大多數俄國工人和貧農的一次民主決定。

只有通過布爾什維克黨在無產階級中的長期不變的、激動人心的和令人興奮的工作，才有可能將大多數俄國工人們爭取到蘇維埃政權的這邊。

不屬於布爾什維克的目擊者們已經完全證實了這點。階級自我組織和先鋒黨的辯證統一在這裡達到了它的古典的成熟。

這是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對它的總結：

革命事件的動力是直接由階級心理的快速、劇烈的狂熱、的奱化所決定的。這些變化在革命之前已經形成了。……

群眾們不是帶著一個準備好的社會重建計劃進入革命，而是帶著一個尖銳的、不能忍受舊政權的感情進入革命。只有一個階級的指導層份才有一份政治綱領，即使有了這個，仍然需要事件的考驗和群眾的贊許。因此，革命的基本政治過程，是由一個階級逐漸地理解從社會危機而來的問題——群眾們靠連續近似方法的主動定位——所組成。……

只有研究了群眾本身的政治進程，我們才能夠了解那些我們最不傾向於忽視的黨派和領導人的角色。他們是這個進程的一個不是獨立的、而是非常重要的成份。沒有一個指導的組織，群眾的能量，就會像沒有被包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樣，飛散掉了。但是推動事物的，不是沽塞或箱子，而是蒸汽。

階級自我組織和先鋒黨活動之間的辯證統一和互相豐富，在1917以後在幼小蘇維埃制度的發展上、在紅軍的締造上，就非常明顯了。與蘇聯所流行的傳說完全不同，1918、1919兩年是俄國工人階級獨立活動的高點，甚至比1917年還要高。有許多文件、新聞報道和文學作品證實這點。一個不大常有的見證人見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一位十分仇視十月革命的知名人物。索爾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島》中報道了一個監獄看守人的蘇維埃怎樣為一位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的出於良心拒絕服兵役者進行干涉，迫使法庭改變它的判決。你在近代國家的歷史上還能找到其他的國家有這樣的大眾民主的例子嗎？它今天在那一個國家存在呢？

托洛茨基在以上的引句中，用立場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描述了‘黨的領導角色’這個問題。沒有這個領導角色，群眾運動的強大潛力，由於容易變動，就有飛散的危險。但是這個領導角色，並不是像普列哈諾夫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第二次大會上所描述的，是一個‘生出來就有的權利’。它必須繼續不斷地通過政治鬥爭，民主地爭取過來；大多數工人們要被說服，他們必須要加以同意。只有在爭取這個多數的鬥爭中，黨的領導角色才能實現。黨的政策，它的綱領，既不是永遠沒有錯誤，也不是不可改變的；它們通過實踐的考驗而被改變的，它們被事件所改正的。黨是群眾自我活動的一個伴隨物。

#‘黑暗年份’1920-1920年：托洛茨基的‘代替主義’

為了階級自我組織和革命先鋒黨的政治領導層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能夠得到實現，必須有一個自我活動的工人階級，或者在工人階級中至少有一個自我活動的廣大的先鋒隊。本書的前面已經指出過，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不斷地實現這件事的。

俄國革命的經驗，以及接著它的所有其他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證實了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連續的自我活動，也不是自動發生的。這些社會的局面也有落潮和漲潮。它在大革命的動亂時期達到了高潮（這在事實上是一個同義反覆）。當革命過程過了高潮的時候，它就很退了。俄國在內戰結束時，即在1920-21年時期，達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點。

調查研究這樣一個轉折點政治——心理來源會有一些興趣。人們不能夠經年累月地生活在連續不斷的高度緊張、劇烈活動的狀態中。偶爾的休息幾乎是生理的需要。但是比這種概括更重要的，是對引起這個群眾政治活動的衰退的、具體的物質、社會生活條件，作一個分析。

在1920-1921年的俄國，以下這些情況現在是眾所週知，而且已經有許多作者描述過：

　　（1）由於工業在內戰中受到破壞，以致生產力大降，無產階級的數量大為降低；
　　（2）由於無產階級的最好份子參加了紅軍和蘇維埃國家機構，它的質素也大為減弱；
　　（3）工人們的動機有了尖銳的轉變，他們的興趣集中在眼前的日常需要、保持生命、尋找食物等等；
　　（4）由於國外沒有勝利的革命，人們對勝利的革命會導致他們的生活情況快速的改進，越來越不抱幻想；
（5）不夠格的文化水平限制了通過蘇維埃直接行使權力的可能性。

在這一連串的原因中，有二個緊要的環節現在遭到破裂點了。這個國家的落後革命之孤立在敵對的資本主義環境中，嚴重地限制了俄國工人階級自我活動的範圍，換句話說，嚴重地限制了這個階級真正行使權力的機會。黨沒有領導工人階級行使權力，反而漸增地以這個階級的名義來統治。

在這些困難年份中的某一段緊要時期，這個變化也許多無可避免的。工人階級已經縮小到只有1917年的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甚至一度擔任工人反對派的領導人、工人布爾什維克亞歷山大．什利亞普尼科夫半諷刺、半嚴肅地對列寧說：‘我祝賀你，列寧同志，你現在以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名義行使無產階級專政了。’

但是這個缺陷是時間的影響，並不是結構上有什麼問題——這些事情我們今天看來當然會比當時清楚得多。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引進，工業和工人階級都開始增長。根據官方歷史，工人階級的數量在1926年就達到而且超過1917年的水平。根據反對派，這個點事實上已經在更早時候達到。不過準確的數字沒有什麼決定性的，重要的是，佔優勢的傾向明顯是朝向階級力量的重建和增長。所以，主要問題是，由於俄國工人階級從1922年開始在質與量上的增長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具體政治措施，它在行使權力這個問題上的中期、長期戰略，是否促進或阻礙工人階級的自我活動。

今天，這個問題的答覆似乎清楚：從1920-21年開始，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戰略，阻礙了、不是促進了俄國工人們的自我活動。更有甚者，在理論上為這個‘代替主義’辯護，以及將它普遍化，使情況變得更壞。這在實際措施上確實是如此：除了蘇維埃共產黨以外禁止所有蘇維埃政黨的活動和禁止蘇共黨內的派系活動。托洛茨基在晚年對這個問題作了一個不會被誤解的自我批評：

反對黨被禁止活動之後，就帶來了派系活動的禁止。派系活動被禁止的結果，就是思想不得與永不犯錯誤的領導人不同。黨的這種靠警察來維持的大一統極權統治，就造成了官僚的免受懲罰。這個免受懲罰已經變成為各種各樣的揮霍浪費、貪污腐化的泉源。

托洛茨基，與黨的所有其他領導人一樣，投票贊成這些措施，而且為它們辯護了許多年。但是這些措施是無可辯護的，特別是它們在內戰結束後才開始實施的。從長期看來，這個代替主義的理論辯解更令人可怕，雖然托洛茨基沒有像列寧那樣用如此激烈的方式來說明它，而且不像列寧那他談起沒有階級力量的工人或者他們的長期無能行使權力。托洛茨基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說：

今天我們從波蘭政府接到一個締結和約的建議。誰決定這樣的問題？我們有人民委員會議，但是它也必須受到某些管制。

誰來管制？由工人階級以一個沒有形式、混亂的群體來管制嗎？不，由黨的中央委員會開會來討論這個建議，而且作出是否應當回答它的決定。當我們要進行戰爭、組織新的軍團、替它們找人馬的時候，我們問誰？我們問黨。問中央委員會。它就會在指派共產黨員到前線去的問題上向每個地方委員會發指令。對農業問題、供應問題及所有其他問題都是這樣。

更壞的是，托洛茨基在第十次黨大會上對工人反對派作出如此的攻擊：

工人反對派提出了危險的口號。他們盲目崇拜民主集中制。可以說，他們已把工人選舉代表的權利放在黨之上，好像黨沒有權利維護它的〔原文如此〕專政，即使那個專政暫時與正在發生的工人們的民主心境衝突。

同樣地，他贊成工人國家——‘無產階級的斯巴達’——有暫時的權利，使用徵用制和勞動軍事化，作為一個強加勞動紀律的工具。可是，這些不正確的觀點，對他在工會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多歷史神話，我將會在第八章中討論）爭論中的建議，只有次要的影響。同樣地，用暴力征服格魯吉亞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斯大林應負直接的責任，既不能夠歸因於托洛茨基的主動，也不能夠歸因於他的暫時冏離常規的‘代替主義’。

但是，仍然是事實的是，在托洛茨基於1920-21年時期發表的文告中，在他的《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當然是他最壞的書）一書中，他辯護、保衛代替主義的措施，沒有考慮到它的政治、社會的後果。不再談到蘇維埃的獨立角色或黨與國家的分離。

在各種各樣的共產黨內部的假正統（保守和教條）圈子中，1989-90年的事件被看成為代替主義的正確性的後來的證明。黨內‘不遵守紀律的’討論不是必然導致人口中的政治分歧，終於破壞了‘無產階級專政’嗎？政治多元化和自由選舉不是對反社會主義勢力如虎添翼、導致工農政權的推翻和資本主義的復辟嗎？歷史沒有證明，只有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才能保持工農政權，使用國家機構堅持不懈地朝個目的，不受政治上不成熟、容易被反革命勢力操縱的工人階級的自我活動所分心嗎？

可是，這不是從官僚專政的崩潰所學到的教訓。這個崩潰是無可避免的。1989-90年東歐的事件和中國制度的嚴重危機。證明：從長期看來，沒有工人階級自覺的支持、合作和自我活動，實現社會主義建議的方案是不可能的。人民不甘受到操縱、奮起反抗，遲早是不可避免的。用鎮壓來對付這種反抗，不但是非社會主義的，而且是不人道的。正如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的例子所顯示的，它也是沒有效力的。它只會把群眾推向資產階級政客的懷抱中。斯大林主義、新斯大林主義不是抗拒復辟傾向的方法。它們只會引致日益增大的危機和爆炸。它們是沒有前途的。

#黨內民主作為到達蘇維埃民主的一道橋樑

1923年，托洛茨基開始認識到他曾在1921年在理論上為它的開端辯護的那個官僚化過程的危險。比列寧遲些，但是更堅持不懈，他開始與它抗爭，而且他開始在他認為他的成力機會最大的地方進行這個戰部份，那就是在黨內。

爭取黨內民主，被左派反對派看成為爭取蘇維埃一道必經的橋樑。在那時候，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們仍然不願意同時向黨內、外的工人們呼籲。他們甚至於更不願意超越黨領導層的頭向非黨的工人們呼籲。他們在後來才採取這一步驟。他們在這時候的行為並不是一個‘中派主義’躊躇不前的例子。它的根基，是對俄國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程度的一個基本上是悲觀的估計。換句話說，他們的估計是，俄國革命已經進入後退階段。在這些情況之下，使工人民主（蘇維埃民主）復甦的刺激，必須來自黨。只有黨才可以創造使蘇維埃民主逐漸復甦的條件。

托洛茨基的、由1923年的第一個左派反對派‘四十六人集團’所發動的攻勢，似乎有點成功。政治局同意他的建議。可是，在實際上，以斯大林為中心的黨機構，在幾乎所有政治局成員的支持下，特別是齊諾維也夫、加米尼夫，也包括布哈機構、賴可夫、湯姆斯基和其他大在內，開始發動一個有系統地窒息反對派的運動，禁止討論，壓制幹部和普通黨員的獨立思想，而且在‘民主集中制’的掩護下強使他們服從和遵奉。

這是完全不合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俄國共產黨的傳統。十五年來（不管斯大林主義者和反列寧主義者所宣傳的歷史神話是怎樣說），這個黨曾經允許自由常常是公開的討論和不同觀點的交鋒。1923年所發生的，是從民主集中制到官僚集中制的轉變。

扼殺黨內民主的組織工具，是黨的官員由上面指派、不由黨員民主選出的制度。這個過程在社會上的表現，就是由專職人員管理的機構的快速增長。革命剛等，專職官員少於一千人，但是到了1922年，這個數字增加了十倍，不久以後，一百倍。這個機構使它自身獨立自主，而且在蘇維埃社會中形成一個特殊的社會層份——蘇維埃官僚層。

從這些情況看來，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之企圖復活黨內民主，是幻想嗎？它的成功的希望，當然比企圖一下子使破減了理想的、大部份是被動的工人群眾恢復活力，大得多了。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所做的是，向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良知、傳統和性格呼籲，向它的感受性、它的理論修養呼籲。這個企圖失敗了。由這個失敗而來的悲劇是，這個領導層終於了解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危險，但是不幸的是他們不是同時了解這點，而且在多數的情況中太遲了。他們為此付出了他們的生命。蘇聯工人、國際工人階級以及整個蘇聯社會也為此作出了無數次的不必要的犧牲，包括犧牲了許多生命。

#最後的綜合

從1923年到1933年，托洛茨基為蘇維埃熱月反動的問題，即蘇聯的政治反革命的問題，費心了十年。他也謹嚴地考察了階級自我組織與先鋒黨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鑒於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官僚墮落的經驗。但是，他是得比這更遠。托洛茨基在法西斯主義在德國興起之後，其實在對1926年的英國總恩格斯的評價就已經開始，對階級、群眾工會、會議和工人政黨之間的關係，作出了確定的、最後被1936-37年的西班牙革命的悲慘2經驗所證實的結論。這些結論可以總結為以下的這組提綱：

　　1.工人階級，就其社會層次、階級意識而言，都不是均一的。它的這個相對的不均一性，意味著這樣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意味著這樣的必然性：許多個政黨和傾向會發展起來，而且會受到這個或那個部份的工人階級的支持。

2.工人階級為它的目前的經濟、政治目標（譬如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危險）而進行的日常鬥爭，它的成功，需要這個工人階級在行動上有高度的團結。因此，它需要能夠包括不同政治信念、不同組織隸層的工人們在內的組織，換句話說以一個包括不同傾向和政黨的聯合陣線為基礎的組織。群眾工會和會議（蘇維埃）都是這種組織的例子。西班牙內戰中的、特別是卡塔盧尼亞的民兵委員會，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

3.即使這種群眾組織局部地、或者甚至於在長期中完全地被在很大程度資產階級國家（資產階級社會）融合的機構所領導，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只是操縱、控制工人階級的形式。這些群眾組織具有矛盾的性質，它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階級解放和自我活動的潛在工具。它們是‘資產階級民主之內的無產階級民主的種子’。

4.革命先鋒黨，由於它在綱領、戰略和實施上以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建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社會為其目標來保衛、代表工人階級的眼前和歷史的利益，所以在基本上與其他工人政黨不同。這個事情的經典公式已經列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上，它在天仍然有效：

共產黨人不形成一個與其他工人階級政黨對立的、分離的政黨。他們沒有任何與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不提出任何他們自己的宗派原則，來塑造無產階級運動。共產黨人只在以下這二點上與其他工人階級政黨不同：（1）在不同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民族鬥爭中，他們指出並強調整個無產階級的、獨立於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2）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時所必須通過的各個發展階段中，他們總是並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代表整口運動的利益。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每國工人階級政黨中最先進的、最堅決的、推動所有其他人前進的部份；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廣大的無產階級佔優勢的地方在於他們清楚地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行進路線、條件和最終的一般結果。

但是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大多數工人階級必須被說服到確信黨的綱領、它的戰略和它的目前政治路線的正確性。這只能用政治的、不是行政的手段來做的。除了別的事情以外，它還需要正確地運用無產階級聯合陣線的策略。

這就反過來要看革命社會主義者們在與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中的其他政黨、其他組織交往時，是否能夠將堅持原則、堅決保衛他們的綱領和政治觀點——這些做法也需要尖銳地譴責理論上的、實踐上的機會主義——與公開對話、最低限度的忍耐力結合起來。

5.同樣規則在細節上作適當修改後，也適用於工人國家的建造上和工人國家實施政權的形式上（除了受到內戰威脅的情況之外）。黨之實現領導的角色，是靠政治說服的過程，並不是靠行政措施，當然不是靠鎮壓某部份工人階級。它只能靠應用過去東德人一直在說的‘供人租用的原則’（Leus tungs prinzip）到政治上去來實現。這就意味著：國家與黨的嚴格分離由勞動人民民主地選舉出來的機關、不是由先鋒黨來直接行使權力；多黨制——工人們和農民們必須能夠自由地選出他們所中意的人。

6.社會主義民主、工會內部民主和黨內民主（組織派系、傾向的權利）有相互影響的作用。它們不是抽象的模式，而是有效地進行工人鬥爭、有效地建立社會主義的、實際的先決條件。沒有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聯合陣線以及因此是工人鬥爭的成功，在最好的情況下會很困難了，在最壞的情況下就可能了。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自從這些提綱在1931年到1936年之間首次以公式表達以來，沒有一件在東方、在西方所發展的事情曾對它們的正確性放上了疑問號。剛好相反，日後在資本主義國家及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已經完全地證實了它們的歷史的和理論的相關性。托洛茨基已在1925年寫通：

我們切莫不要靠官僚通路來建立社會主義。我們切莫不要用行政命令來創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只有通過意識到、了解到這是他們自己切身的事情的千百萬群眾們的意見和意志的最大的創意力、個別活動、堅持不懈和恢復力……只有在這些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才是可能的。

註釋：
恩格斯討論這個問題的最重要文字是在包括他從1890年到1895年的文章的Marx Engels Werke〔馬恩全集〕第22卷上。也可參閱馬恩全集第35-38卷上他在1892-95年時期與歐洲、北美洲社會主義運動的許多代表們的通訊。
格拉姆斯奇討論這個問題的最重要文章，不是他的獄中書信，而是他在1919-21年時期在Ordine Nuovo〔新法令報〕上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一部份可以在A．格拉姆斯奇的《政治論文選集，1910-1920年》（倫敦1977年）上找到。
托洛茨基為1903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第二次大會寫了他的‘西利亞代表團的報告’。它已有法文版（讀者可參閱該書第87-8頁），而且也被Norman Gera在他的‘托洛茨基革命思想中的政治參與’一文中討論過。該文收集在G. Parry所編的《政治的參與》，曼徹斯特1972年。
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內的第一次分裂是一次暫時的分裂。這一次的分裂在1906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上被制服下去。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事實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的兩個‘公開派別’，不是兩個不同的政黨。它們只在1912年以後才真正地分開。
引自伊薩克．多伊徹的《武裝的先知》，牛津1970年，第90頁。
見Robert Daniels的《革命的良知》，哈佛1960年；及《先知三部曲》的第一卷《武裝的先知》。
見《革命的良知》。
關於革命智識份子必須把社會主義意識‘從外面’帶到工人運動中來這個常常被人從列寧的《怎麼辦？》中引來的公式，其實是起源自考茨基和Victor Adler（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所謂Hains Felder綱領中）。
‘十二年’文集的序言，在《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103頁。
引自‘我們的任務和工人代表蘇維埃’，在《列寧全集》，第十卷，第19-20頁。
‘我記得有人在列寧面前說道：‘赫魯斯塔列夫的星正在暗淡而現在在蘇維埃中的強人是托洛茨基。’列寧的臉色黑了一下，然後他說：‘喔，托洛茨基已經用他的卓越、不鬆懈的工作爭得這點’（盧納恰爾斯的《革命家們的剪影》，倫敦1967年，第60頁）。
‘前前布爾什維克派的代表們向黨的一個呼籲’，《列寧全集》，第十卷，第314頁。
注意以下這一點會引起興趣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試圖在1934-38時期建立一個非法政黨時它所運用的組織原則相似於列寧所發展的那些原則。
眾所週知，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對能夠實現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國家（政府）形式有三種觀點。孟什維克認為，這些任務能夠由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來實現，而這個政府應該得到社會民主黨的支持。這種批評性的支持可以一直到〔與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府。布爾什維克所支持的觀點是，工人們，在與農民們的聯盟中，應該在資產階級國家的骨架中行使政權（‘工農民主專政’）。托洛茨基認為，只有工人國家（在貧農支持下）才能夠實現革命的資產階級任務。
黨的領導成員、蘇聯外交家越飛在自殺前致托洛茨基的遺書中直截了當地聲明，列寧告訴他，自從1906年以來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的問題上一直是對的。
見Jane Degras的《共產國際文件，1919-1943》第一卷（倫敦1960年）中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會議組成的條件的提綱；卡爾．科爾施的《Schriften zur Sozialis ie rung》〔《關於社會主義的文章》〕，（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69年。
美國社會主義者Daniel De Leon〔丹尼爾．德里昂〕也出了相似的農民，雖然沒有這麼系統化。
見Geras的‘托洛茨基革命思想中的政治參與’。
見George Haupt的《Corres pondence entre Le’nne et Camille Huysmans》〔《列寧與Camille Huysmans之間的通信》，巴黎1963年，第130頁。〕
俄國1912年以後勞工鬥爭的增加無疑地是布爾什維克的繼續存在和活動所助長的。
關於‘老布爾什維克們’之抵拒列寧的提綱，見Marcel Liebmann的《Le Le’ninisme so us Le’nine》〔《列寧生時的列寧主義》〕，巴黎1973年，第一卷，第1頁。
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Sphere Books版的三卷本1967年），第一卷，第167頁。
‘現在還說“工農革命專政”的人是落在時代之後了。……那個人應該被送進“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古物的檔案室（也許可以被稱為“老布爾什維克”檔案室）中去’。（列寧的‘關於策略的信件’，在《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45頁）。
見Roy Medvedev的《讓歷史判斷》，牛津1989年，從第43頁開始。
引自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的偽造學校》，紐約1971年，第105頁。
這事的證據，不但可在第二次、第三次蘇維埃大會的自由選舉的結果中找到，而且也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找到，因為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市鎮中百分之六十的選票投向贊成蘇維埃政權的黨派。
見W. Sukhanov的《俄國1917年的革命》，紐約1962年，第二卷，第529頁。
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15-16頁。
見Victor Serge的《革命的第一年》，倫敦1972年；及Alfred Rosmer的《列寧活埋下的莫斯科》，倫敦1971年。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倫敦1974年，第305頁。
關於工人反對派的事蹟，見柯倫泰的《工人反對派》，倫敦1962年；也見她的《選集》，倫敦1977年（第五章‘工人反對派’）。
《被背叛的革命》，第104-105頁。
‘對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的演說’，在《共產國際的頭五年》，紐約1945年及1972年，第99頁。
引自多依徹的《武裝的先知》，第508-9頁。
出處與上同。
伊薩克．多依徹在他的《武裝的先知》第十四章中舉了許多托洛茨基在1920-21年時期的‘代替主義’的例子。
中央委員會的一位重要成員、托洛茨基的親密朋友和在左派反對派的合作者，拉可夫斯基在（1928年所寫的）‘專業人員的權力的危險’一文中，對這個過程，作了無與倫比的報告。該文收集在《蘇聯的反對派的論文選集，1923-1930年》，倫敦1980年，從第124頁開始。
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倫敦1965年，第46頁。
這些提綱的清晰的政治表達是在‘過渡綱領（1933年）’中。該綱領收集在《第四國際1933-1940年成長年份的文件》，紐約1973年。
這些提綱是在托洛茨基關於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的著作中具體地發展起來的。見《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紐約1971年；《西班牙革命，1931-1939年》，紐約1973年；《托洛茨基論法國》，紐約1973年。他的關於英國、關於1926年總罷工的文章是在《托洛茨基論英國的著作》，第二卷，倫敦1974年。
第四國際在它的第十二次大會上所通過的綱領性文件‘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中有系統地這些提綱編集成典。
引自Irving Howe著的《托洛茨基》，倫敦1978年，第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