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第九章

托洛茨基與民族問題

曼德爾著

兆立譯

托洛茨基出生在歐洲最大的多族群國家──沙皇時代的俄國。他又在歐洲第二大的多族群國家(奧匈帝國)住了很多年。作為俄國一份自由主義報紙的記者，他在巴爾幹半島各國經歷了各種戰爭。巴爾幹半島是歐洲許多族群雜居、出了極端複雜、至今仍未解決的政治問題的地區。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會對民族問題發生興趣，就是必然的了。

事實上，他對這個問題留意了三十五年。

我們在這裡不能討論所有的、托洛茨基曾採取立埸的特定民族問題，也不要按發生先後次序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郤將要看看他的有那些關於民族問題的、最清楚地表達他對這個問題的原則立埸的敍述。

在俄國共產黨第十二次黨大會上的民族問題

众所週知，列寧在他的遺囑上就所謂格鲁吉亞問題而寫的話語中，曾準備砲轟斯大林。可能比較少為人所知的是，伴隨著格鲁吉亞爭論的、有關於多民族的蘇聯境內各民族之間關係的理論、政治和宪法的爭論。

這是一個從沙皇俄國這樣一個特種類型的殖民大國那裡繼承過來的問題。這種類型的殖民大國的特徵有二：一,它把征服來的地區合併到俄國母國來；二，它用非本土的群體進行局部殖民化。這就使沙皇統治者、他們的代理人們(官員、軍隊)、當地統治者、農民們、當地智識階層以及較晚才有的工人們之間有著複雜的社會關係。這些關係本身也受到民族衝突的影響。

要解決這個複雜問題，布爾什維克不得不對他們所需要發展的那種聯邦制國家結構有一個正確暸解，對殘存的或者新興的民族主義形式有一個正確態度。在第一個情況中，所需要的是，讓蘇聯境內所有民族享有真正的、不只是形式上的權利平等，包括他們的分離權。斯大林原先的蘇聯憲法草案只是建議高加索地區的各共和國依附蘇維埃俄羅斯這個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這就會給他們比他們已經有的自治還要少的自治)。這個草案是大俄羅斯超級中心化的一個例子，與民族平等的最基本要求相矛盾。〈1〉這個草案受到列寧和托落茨基嚴厲批評。他們兩人支持在Budu Mdivani周圍的格鲁吉亞共產黨員們的運動。〈2〉斯大林在表面上讓步了，但是並沒有放棄他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觀點。例如列寧的蘇聯主席應該由各民族(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輪流担任的建議並沒有被遵守；加里寧這個大俄羅斯人從1938年開始當主席一直到死（1946年)。

更壞的是斯大林對民族主義的態度。雖然他在第十二次党大會的演說中批評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他把它等同於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說布爾什維克應該反對這兩者。〈3〉斯大林的政策在原則上就是錯誤的，因為它只會導致災難性的政治後果。雖然共產主義者，作為國際主義者，反對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他們郤不把壓迫者民族的民族主義等同於被壓迫者的民族主義。要使這樣一種態度在政治上發揮效力，人們一定要顯示出對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的暸解和機敏的處事手腕。不這樣做，只會對各加盟共和國中的激進民族主義者有利。斯大林在十二次党大會前夜甚至建議把蘇聯的各民族依据經濟發展的程度分為三部份。這個建議是與各民族平等的最基本原則矛盾的。由於列寧及党內其他人的壓力，這個建議才被撤回。雖然沒有被通過，在第十二次党大會上對這個問題提出有原則的立場的，是賴可夫斯基和布哈林兩人。〈4〉說托洛茨基拒絕接受列寧要與他在格鲁吉亞和民族問題上結成同盟的建議是不真實的。他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報刊上都為他們的共同觀點辯護。〈5〉他在第十二次党大會上沒有就這個問題發言，其原因到現在還不清楚。〈6〉

蘇維埃烏克蘭的獨立

最使托洛茨基的同時代的人驚奇的，朋友與敵人都一樣，是他在1939年為烏克蘭獨立的辯護。〈7〉他的文章，《烏克蘭問題》(1939年4月22日所寫的)，必須要對著當時的政治背景來讀。希特勒和(納粹德國的)國防軍已經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建成聯繫。烏克蘭問題應該會為納粹向蘇聯進攻的計劃提供接觸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散和喀爾巴阡──烏克蘭的分離之後，納粹控制了一片說烏克蘭語的人口的土地。

在這同時，蘇聯沒有其他地方對斯大林主義獨裁的仇恨像在烏克蘭那樣。這是被農民的流放、接著而來的饑災和加緊的民族壓迫所滋養起來的。〈8〉當時的真正危險是，與納粹合作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會在農村人口中找到同情者。〈9〉在這種情況下，阻止或者打斷這種花招，在政治上是必要的。獨立蘇維埃烏克蘭這個口號正好適合這個目的。

但是，除了這一點以外，它也反映了一個處理烏克蘭問題的更一般的方法。根據托洛茨基的分析，民族問題是使蘇聯人民在政治上再度活躍起來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會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再度爭取到對農民群眾的領導權。他之勇敢地保衛獨立的烏克蘭工人國家，應該成為一個可能使整個蘇聯發生政治革命和更生的推動力。〈10〉

無疑地，將蘇維埃烏克蘭從蘇聯中分開，會表示經濟上的倒退。但是這個倒退在事實上是會與農民群眾的意識相符的，就像1917、1918年的分割大莊園一樣。沒有這樣的妥協，就不可能會重新建立工、農之間的聯盟。托洛茨基於是就得出在今天仍然是如此相關的重要結論：

獨立的工農烏克蘭當然以後會加入蘇維埃聯邦；但是要志願地，而且在它自己可以接受的條件下。這些可以接受的條件又以蘇聯的革命重生為先決條件。〈11〉

這導致托洛茨基得出一個更普遍的結論：這個由十月革命所創立的國家還沒有解決民族問題。〈12〉

托洛茨基把這個困難主要地歸因於客觀環境。他在他的幾篇關於烏克蘭的論文中，只是外表地討論布爾什維克在主觀上對民族問題所犯的錯誤。這個問題的這個方面對於解決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的各少數民族問題非常重要。〈13〉

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後一本書《斯大林傳》中討論了這個問題，雖然沒有有系統地討論。〈14〉

被斯大林、奧爾忠尼啟則所迫害、被列寧如此有力地保衛的格鲁吉亞共產黨員們是托洛茨基的親蜜政治朋友。雖然他與格鲁吉亞問題有蜜切關係，他在他的著作中沒有以像對烏克蘭問題那麼多的篇幅來討論了這個問題。

美國黑人的自決問題

美國共產黨曾費了很多時間努力解決他們對美國黑種人口的態度問題。在所謂第三時期，他們極力主張黑人的自決權和在美國南方建立他們自己的州的權利。他們主張，這個州應該有與美國其他的州同樣的權利。

美國托派內部對這個問題有分歧。一般說來，他們寧願為爭取黑人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平等而進行鼓動。換句話說，他們並不認為黑人是“少數民族”或“無產階級的盟友”，而是美國無產階級的一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組成部份。〈15〉

托洛茨基不同意這個觀點。對他來說，自決權是基本民主權利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份。由於白種工人階級無可否認的種族主義，對黑人而言，對他們的自決灌加以某些限制，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必須要求，黑人有權利選擇任何政治組織形式：自治、建州或分離。美國黑種人口應該有無限制的自決權。這是那個國家的不斷革命戰略的一個具體元素。〈16〉

對托洛茨基而言，在無限制的自決權與在美國南方建立一個黑人州的要求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在這個問題上，對於黑人作出他們自己的選擇的權利，不應該有限制。讓佔多數的白人向他們強加一個單獨的州，而這個州可能會是一個貧民聚居區，就與企圖不讓他們有選擇權一樣不符合策略。假如大多數黑人要移居到北方各州去，他們應該有權這樣做。〈17〉

南非黑種人口的自決

托洛茨基響亮明確地說出：南非黑種人口應該有自決權，包括建立一個黑人共和國的權利在內的。他於1935年在對南非反對派的綱領性文件的回應上寫道：

“從佔多數的黑人立場來看，南非是一個奴隸殖民地。……在這些情況下，南非共和國將首先以一個“黑人”共和國出現；這當然不排斥給予白人充分的平等，也不排斥這兩個種族之間的似兄弟般的關係—主要地要看白人的行為。但是，完全明顯的是，佔多數的人口，從似奴隸般的依賴情況中解放出來後，會使這個國家具有某種特徵。”

“只要一個勝利的革命將會激進地改變不但階級之間、而且種族之間的關係，只要這個革命將會依據黑人的人數向他們保證在這個國家中的地位，南非的這個社會革命也將會有民族的特性。”

“我們沒有一點理由向這個問題的這個方面閉上眼睛，也沒有一點理由來減少它的意義。相反地、無產階級政党應該以文字及行動公開地、勇敢地著手解決這個民族(種族)問題。……”

“當這個綱領說‘黑人共和國’的口號是與‘白人的南非’的口號一樣地對革命事業有害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同意這個說法，因為後一口號是支持完全的壓迫，而前一口號只是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我們必須決定性地、毫無保留地接受黑人的完全、無條件的獨立權。只有黑、白勞動者共同反對白種剝削者的統治，他們之間的團結才能被培養、被加強。”

“無論如何，對白人的特權和偏見作出最小的讓步也會是革命者的最壞的罪惡。無論誰讓沙文主義的惡魔擺弄，這人就迷失了方向。”

“革命黨必須讓每一個白種工人作出以下的選擇：要麼與英國帝國主義和南非白種資產階級在一起；要麼與黑種工人和農民在一起去反對白種封建地主、奴隸主和他們在工人階級中間的代理人。”〈18〉

當年的這個警告到今天還是有相關性。

(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民族的自決

許多年來，托洛茨基關切西班牙革命的問題，而且曾經許多次對西班牙的民族問題表逹他的觀點。1931年，他在革命的前夕寫文章指出，共產黨人應該保衛加泰羅尼亞人的自決權，包括他們從西班牙國家中分離出來的權利。這是一個讓加泰羅尼亞人作民主決定的問題。可是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黨人應該提出加泰羅尼亞分離的口號。由於整個西班牙都發生了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由加泰羅尼亞工人階級將他們的宣傳目標朝向建議加泰羅尼亞留在某種形式的西班牙(或伊比利亞)聯邦之內，也許比較可取。托洛茨基是根據他自己的政治判斷才提出這樣一個解決方法的。〈19〉

幾個月以後，在革命爆發之後，他對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民族都表逹相似的觀點。托洛茨基堅決主張，如果大多數加泰羅尼亞人或者大多數巴斯克人表逹了要完全分離的意願的話，無產階級先鋒隊應該充分而完全地保衛他們獨立地組織他們的國家生活的權利，但是他認為，在西班牙聯邦之內擴大民族地區的自治，會使工人與農民得到很大的利益。〈20〉

托洛茨基這個立場是更加重要的，因為西班牙共產主義運動的較大部份、毛林(Joaquin Maurin)所領導的加泰羅尼亞同盟，由於過分著重民族問題，威脅著要與西班牙先鋒隊的其他部份分離。〈21〉這個做法就會有非常壞的後果，因為，在那個時候，西班牙左派反對派的多數派已經與毛林的組織合併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因此會失去了影響加泰羅尼亞以外的工人階級中的廣大左傾部份的機會。

主張成立巴爾幹聯邦

托洛茨基於1912─1913年在巴爾幹半島停留的時候，已對該地區的爆炸性的民族問題有第一手經驗。他在1909年已經主張將巴爾幹半島轉變為一個由所有分散的民族組成的民主聯邦。〈22〉他因為土耳其青年黨拒絕接受這樣一個解決方法而譴責他們的大國沙文主義。

在往後的年月中，他時常重提這個口號的至關重要性。〈23〉在導致馬其頓被分割的布加勒斯特和約以後，他為了經濟以及民族的理由，又極力主張成立一個由巴爾幹半島各國組成的聯邦。〈24〉

在共產國際的早期，由於巴爾幹聯邦這個要求曾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該地區的各社會主義者的傳統立場，所以共產國際採納了這個口號。後來，在斯大林的壓力下，這個要求被刪掉了，產生了眾所週知的悲慘結果，因為這些國家的官僚機構的不同派系互相以其領土要求激起民族情緒，促進戰前各反動民族主義潮流的興起。

奧匈君主國內的民族問題

托洛茨基沒有對奧匈君主國內的民族(nationality)問題作出特別研究。可是，他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討論民族(national)問題的一章中，以一節的篇幅，討論舊奧匈國內的民族問題。與他對其他國家的民族問題的著作不同，這一節是一個比較有系統、理論性較高的分析，因此值得我們加以細心研究。托洛茨基首先評論說，在像土耳其、俄國和奧匈國等族群雜多的國家中，資產階級革命的過遲到來，曾經激發了強有力的離心力，因為它利用了民族統一作為一個基本的工業儲備力量。〈25〉

他接著說：

“布爾什維主義是以今後幾十年內不斷爆發民族革命這個假設為根據的。它以這個精神教育先進工人們。奧地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郤恰恰相反。它卑躬屈膝地使自己適應各統治階級的政策；它保衛奧匈君主國內的一個民族的強制公民資格，而且在這同時，由於絕對沒有能力實現這些不同族群的工人們的革命聯合，郤依據垂直分離法在黨與工會之內將他們隔開。一位名叫卡爾‧雷內爾、受過教育的哈布斯堡王朝官員，從來不厭倦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墨水池中探索、尋求一些使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起死回生的方法—直至有一天他發現自己成為奧匈君主國的孤寂的理論家。當各個中央帝國都被擊垮的時候，哈布斯堡王朝又試圖舉起一面在它的懷疑者推動下成立一個自治民族聯邦的旗幟。……”

“此外尚有奧托‧鮑厄爾，代表著奧地利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認為這是一個合適的時機來提出民族自決的公式。那個綱領在前幾十年中應該可以激起無產階級進行反對哈布斯堡和統治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個綱領在現在郤被引進為能使以下這個民族自我保存的工具。這個民族，在昨天曾佔統治地位，可是在今天郤有來自解放了的斯拉夫人民那一邊的危險。……”

“1918年10月3日，當這件事情一點都不再依靠他們的時候，德國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們崇高地 ‘承認’前帝國各民族有自決的權利。10月4日，各資產階級政黨也棌納了自決的綱領。就這樣超前了奧地利─德國帝國主義者一天以後，社會民主黨人馬上倒回他們的等待政策。只在10月13日，當軍隊和王朝確定性的崩潰創造了奧托‧鮑厄爾所說的‘我們的綱領所要啟動的革命局勢’的時候，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們才在實際情況中提出了自決的問題。真實地說來，他們現在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損失了。……”

“因此，這個新綱領能被流傳的原因，倒不是它對被壓迫者有用，而是它對壓迫者不再有危險了。有產階級，因歷史因素被推入困境之後，已發現自己不得不要在法律上承認民族革命，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郤發現這是一個合適的時機使它在理論上合法化。他們說，這已是一個成熟的、被及時地符合歷史進程地準備的革命──不過它現在已完全結束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精神就在我們眼前，好像在我們的手掌之中一樣。〈26〉”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接受雙重君主制的方式不但對它的民族自決政策有悲慘的結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甚至在大戰之中，他們仍贊成併吞。當他們於1918年在奧托‧鮑厄爾的壓力下改變他們的自決路線的時候，這在事實上意味著轉移到與德意志帝國聯合的方向，因此，對他們不能在1918─1919年的革命前夜時期促進社會主義的轉變，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27〉

註釋：

〈1〉 見列寧致政治局的1922年9月26日及27日的信，也見收集在《列寧全集》第36卷中的他的遺囑的第一部份。Ditte Geyns所著的《Nationali taten politik der Bolsheviki》【《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杜塞爾多夫市1988年版)從第380頁開始對這個爭論有一個很好的一般記述。

〈2〉 見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傳》，倫敦1969年版，第2卷，從第170頁開始；也見《托洛茨基自傳》，紐約1960年版，第482─486頁。

〈3〉 Gerns，《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從第429頁開始。

〈4〉 賴可夫斯基對第十二次黨大會的演說詞是收集在《賴可夫斯基於1923年─1930年在蘇聯的反對意見選輯》，(倫敦1980年版)中。也見Pierre Broue，《Trotsky》，巴黎1988年版，從第326頁開始。

〈5〉 特別見Moshe Lewn 的《列寧的最後一次鬥爭》，倫敦1975年版。

〈6〉 我們已在本書第三章討論過這個問題。

〈7〉 見《托洛茨基1938─1939年論文集》中“烏克蘭問題”一文(從第301頁開始)。

〈8〉 烏克蘭共產黨書記Skripnik被指控為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於1933年以自殺來抗議。

〈9〉 在1941年夏天，在納粹進攻的早期，在他們知道納粹罪惡的全情之前，許多烏克蘭農民，對佔領軍同情，與工人不同。

〈10〉 波羅的海各加盟共和國在Glasnost[開放]開始以後的群眾運動證實了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

〈11〉 見“烏克蘭問題”一文，第305─306頁。

〈12〉 見《托洛茨基1939─1940年論文集》中“Independemce of Ukraine and sec tarian Muddleheads”[“烏克蘭的獨立與宗派主義的糊塗蟲”]一文(1939年7月30日)，第47頁。

〈13〉 這段歷史的一個有極大吸引力、但未被適當地澄清的部份與Sultan Galiev這位佔領導地位的亞洲布爾什維克有關。他認為蘇聯的中亞細亞部份的共產黨人在組織上應該有自治權。他後來被開除。斯大林派的人說他是“亞洲的托洛茨基”(見Alexandre Bennigsen和Chantal Lemercier Quelquejay 合著的《Sultan Galiev》，巴黎1986年版)。我們不知道托洛茨基對Sultan Galiev 的看法是怎樣。

〈14〉 《斯大林傳》，從第170頁開始。

〈15〉 托洛茨基，《論黑人民族主義和自決》，紐約1978年版。

〈16〉 同上書，第25─26頁。

〈17〉 同上書，第45─48頁

〈18〉 《托洛茨基論文集1934─1935年》，紐約1977年版，第248─253頁。

〈19〉 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紐約1973年版，第60─61頁。

〈20〉 同上書，第77─78頁。

〈21〉 同上書，第107頁。

〈22〉 托洛茨基，《巴爾幹戰爭》，紐約1980年版， 第12頁。

〈23〉 同上書，第41頁。

〈24〉 同上書，第366─367頁。

〈25〉 《俄國革命史》，倫敦1967年版，第三卷，從第53頁開始。

〈26〉 同上書，第59─60頁。

〈27〉 Peter Kulemann，《Am Beispiel des Austro marxismus》[《論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典型》]，漢堡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