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譏笑甚麼？
——對《寫在第四國際邊上》的回應
南產

《左翼》在第九號刊登孫善豪的《寫在第四國際邊上》後，盛意邀香港的先驅社作出回應。先驅社感謝這個邀請，但認為沒有正式回應的需要，不過不反對個別社員作回應。我在此表示一點個人的看法。

孫善豪早已對托派第四國際「有零零星星的概念」，而且聽過第四國際一位重要的領導人孟戴爾（Ernest Mandel）一場演講，七年前又在柏林參加了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慶祝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七十年和國際委員會四十年的會議，隨後寫了《寫在第四國際邊上》這篇文章，當時已經發表過。現在他略為修改後，把這文章交給《左翼》作第二次的發表。根據作者和這篇文章的歷史，我相信任何讀者都會抱著不小的期望，想從這文章得到對托派第四國際相當的認識。可惜，我相信，他們讀後難免相當失望。至於從中感受到多少「趣味」就難以估計了。

讀者很容易看出那文章對第四國際所作的判決：「社會主義的死硬派」，「還是在恩格斯的陰影下面……相信命運」，「不過証明自己是弱者罷了」，「教條」得令人反感，「大概已經是個行將就木的老人了，它已經沒有生命力，沒有未來了，反而，它只能靠不斷咀嚼自己的過去，來維持現在的生存了」，「不斷覆述過去，……對現在和未來提一些空洞的訓誨」。

必須承認，這樣的判決不算太壞，起碼比從前蘇聯法院、第三國際、中共等的判決，「工人階級的叛徒」、「反革命」、「兩面派」、「暗害者」、「帝國主義的走狗」、「漢奸」等等好許多。不過，那些更嚴重的判決，雖然後來連官方都不得不正式徹底推翻，在判決的當時是提出了許多「証據」的，至少形式上是有根有據的。現在讀者能夠在孫先生這篇文章裡找到的証據恐怕很少，至少魯鈍如我的只能找到很少，而且是很無力的。

「社會主義的死硬派」或「虔誠」派，這個判決或者稱號，我作為一個托派甘心接受，而且不要求孫先生提出什麼証据。在我看來，對自己的信仰虔誠或死硬，不是羞恥或壞事，倒是光榮。雖然我自己是神論者，但是對於真正虔誠的宗教信仰者是尊敬的。我相信這不是我特有的「弱點」。我懂得（大概懂得吧）「虔誠」和「死硬」兩個形容詞的含義雖然本質上是相同的，但前者是褒義詞，後者是貶義詞。所以，說人家是「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大概暗含著社會主義不是好東西，至少早已不值得堅持了的意思。倘若這想法不是錯誤，就可以推想到孫先生大概不是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大概他已經不相信社會主義，或者認為：甚麼社會主義不社會會主義，根本無所謂，隨時可以要，也可以不要。當然，這不過是我的推想而已，並沒有充份根據作出確定的判斷。而且這點根本是順便提到的，無關主旨。

讀到「信仰」和「虔誠」，自然會聯想到世界革命是否必然來臨，馬克思（或恩格斯）主義的歷史觀是否宿命論這些問題。孫先生在七年前那次會議上看見托派「還在談著要服從歷史客觀法則，要準備迎接即將必然來臨的世界革命……等等」，就認為這「就像人……在彷徨無依靠的時候……相信命運一樣」，「不過是証明自己是弱者罷了」。在孫先生自己看來，大概這樣的論斷已經堅強有力、很足夠了。但在魯鈍的我看來，這裡面還大有問題。

首先，相信命運的人不一定是彷徨無靠的弱者。例如中國歷史上（外國大概也差不多）每一個皇朝的開國君主都自信是「奉天承運」，許多梟雄豪傑都以為自己是命運註定的成功者，不會失敗，有的因此結果在愚蠢的冒險中失敗。所以，根據相信命運就判斷一個人或者團體是弱者，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大前提錯誤。為甚麼孫先生那麼容易判斷人家是弱者，而忽略了其實也很常見的強者方面的同類表現呢？也許是因為孫先生對弱者的心理太熟悉，而對並非弱者的心理太不熟悉吧。當然，這點也不過是一種猜想而已，並非確定的判斷。

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觀，據我了解，決不是宿命論的。馬克思主義裡面所說的歷史客觀法則，並不是宿命論，只是說人的行為和思想並不是完全自由的，要受到某些客觀法則的限制。社會制度的形成和改變，更逃不脫某些客觀法則的限制，不能盡隨人意。注意：是說受限制，不是說命定到某時某刻一定出現某種具體的情況。所以這不是宿命論。至於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來臨和成功，更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的大師有過宿命論式的宣告。相反，在許多場合，尤其是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他們再警告：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就是文明毀滅。托派更特別強調這點。這正是「死硬的」社會主義者的特色。這同宿命論恰恰相反。他們有時說「迎接必然來臨的世界革命」甚至是革命勝利，那不是宿命論，只是一種決心和信心的表示而已，好比球隊出發比賽前有時高呼我們必勝一樣。反過來，那些登上了統治者地位的共產黨，在倒台以前，確實以為他們所相信的那種社會（共產主義制度）是宿命地永遠必勝的。

孫先生根據七年前那次會議的印象，就判斷第四國際一味不斷回顧歷史，對現在和未來只提一些空洞的訓誨，「迎接革命，到底要準備甚麼呢？不知道，至少沒有說」。很抱歉！我不能不說，他這指責倒是很「空洞的」。他並沒有具體說出，他認為當今世界最重大、最迫切的問題是甚麼，而第四國際完全不談，或者談得很空洞。況且，我倒在孫先生那文章裡找到一點相反的証據，就是：「明年起，這個國際委員會將在全歐洲建立黨組織，配合各地情況（例如法航工人罷工、德國工人抗議等等）發展工運」。在我看來，這証明就在那次會議上人家也談了當前怎麼辦和怎樣準備迎接革命。也許孫先生認為，這談得很不夠，或者根本錯誤，可是他的文章並沒有這樣說明，只空洞地責備人家不談現在。

從那次孫先生參加國際委員會的會議到現在快七年了，照理孫先生能夠對托派得到較多的了解，至少孫先生應該看過他那次在會場上買的書，可能進一步了解國際委員會實際幹些甚麼或者不幹甚麼，由此提供証據來証明他對托派的判斷。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仍舊只是把那篇相當空洞的老文章拿出來。這樣，在那些只要有人罵托派就高興的人也許覺得「有些」甚至很有「趣味」，一般左派讀者恐怕就未必了。在這種情形下，甚至人家想同孫先生嚴肅地討論一下都很難。因為他一味譏笑、指責，卻沒有拿出甚麼像樣的理據。

此外，他還「笑人家沒甚麼勢力」，笑人家會後向出席者募捐。這有甚麼道理、甚麼意思，就留待讀者自己判斷吧。

最後，關於一些無可爭辯的事實，我還想說幾句話。

孫先生說孟戴爾是第四國際總書記，又說他是「斯巴達克主義者」一派的，這兩點都不是事實。第四國際從來沒有總書記這個職位，而孟戴爾從來都不屬於斯巴達克主義者那一派。孟對斯派有許多強烈的批評，有些文獻連中文版都有。孟屬於統一書記局那一派的第四國際，而國際委員會的第四國際是另一派。各種自認的托派多得很，彼此的差別也很大。誰也不能代表全體的托派，更不能為全體托派負責。我個人認為統一書記局那一派是最正統的組織。但這並不表示我認為統一書記局一貫完全正確。我們根本不相信一貫絕對正確的神話。
至於孫先生對另一些歷史事實的說法，例如「寧漢分裂後的大革命、南昌起義等就是托派的策略」，實在令我嘆為觀止。國共合作抗日，可說是共同保衛中華民國或中華民族，沒有聽見別人說過這是「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那時「社會主義祖國」還沒有在中華大地上誕生呢。

2000年9月27日，本文轉載自台灣「左翼」第十一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