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社會主義」與古巴革命

卡莉婭．哈蒂Celia Hart

關於作者

蔚　編譯

卡莉婭．哈蒂（Celia Hart），1962年1月出生於古巴的一個革命家庭。她的母親早年參加過卡斯特羅領導的襲擊蒙卡達兵營的戰爭。她的父親在巴蒂斯塔獨裁統治的黑暗年代裡，是一位青年律師，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位成員。早在襲擊蒙卡達兵營之前，因反對巴蒂斯塔政權被關押過。

卡莉婭．哈蒂在她母親死後入哈瓦那大學攻讀物理學。兩年後被送去民主德國德累斯頓大學去完成學業，直至1987年畢業。她發表過大約15篇關於磁力學和超導體的專著，參加過多次在義大利、巴西和阿根廷的國際學術會議。

她在民主德國期間，親身感受到在史達林主義官僚統治下群眾的首創精神被窒息了，人與人之間毫無感情可言，雖然生活條件很好，她最厭惡商店櫥窗掛滿了昂納克的肖像。

1985年假期間她回到了古巴。她向父親傾訴她對史達林主義統治下的國家完全失望的感受。她父親從書櫥裡拿出四本書，三本書是多依徹的《先知三部曲》，一本是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她貪婪地讀了這些書，她明白了俄國革命被出賣了，許多革命也是被出賣了。千千萬萬的同志都上當受騙了。自此之後，她決心要捍衛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遺產。

她最近發表的這篇文章，讀者可以從中瞭解到曾經受到史達林主義蒙騙的一個革命者思想演變過程，以及她目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和她對古巴革命性質認識的程度。無論如何，讀者可以從這篇文章提出的觀點，進一步去探討甚麼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甚麼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甚麼是社會主義革命？甚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甚麼是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弄清楚這些根本問題，對於當前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創造一個美好的自由、民主、公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是大有好處的。

200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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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謂「歐洲社會主義」垮臺之後，使古巴革命倖免於難的奧秘還沒有揭開來。

對外國的觀察家來說，似乎45年前開始的古巴革命同導致上世紀柏林牆倒坍的悲劇沒有甚麼聯繫；似乎古巴革命之爲社會主義革命是另有原因；又似乎是加勒比海人的熱情和朝氣使革命具有別的規律支配著它的一時還說不清的生存能力，而不受美國的經濟封鎖和與西歐關係的破裂。或者說這是領導人保證了革命的繼續存在。今天，古巴革命能夠從拉丁美洲的背景，它的歷史條件，以及它要求的道德因素，來捍衛自己獲得勝利的「合理性」。事情並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古巴革命所以能夠堅持至今的諸多理由中，是它一直忠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前後一貫的原則。

如果說，「社會主義」在歐洲的垮臺，是瞭解反對史達林主義和強制在一國推行社會主義的鬥爭最好的反面教材，那古巴革命，包括它的錯誤在內，則是同一課題的正面教材。既然所有史達林主義的僞理論，諸如和平共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單獨的一國社會主義等，已經瓦解，那瞭解倖免於崩潰的古巴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對於今天面臨打響一場漂亮戰鬥的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就是十分必要了。

史達林主義的詭辯者沾沾自喜為自己辯解，說甚麼要同改良主義者結成同盟就得結束政黨政治和停止推行模式。真是荒唐！他們分裂了黨，使黨變成鐵板一板不能行動，而現在卻要剝奪真正的政黨的權利，根據過去那些誇大的爛言來譴責黨。並非黨沒有用，而是歐洲的「社會主義」實踐使黨變成無用之物。政黨乃是爲人類美好未來進行戰鬥的動力。

即使由於知識份子過分熱情更改黨的名稱，祗要有一群人要運用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方法來改變世界，政黨就會繼續存在。正如19世紀西班牙浪漫主義時代詩人貝奎爾（Becquer）說：「這裡可以沒有詩人，而總會有詩。」誰也阻止不了群衆組織起來。垮臺的是史達林主義的黨，這是真的，我們應當以真名呼實物。

對於模式來說也一樣。「模式」對簡化研究自然和社會是有用的工具。正如史達林主義的黨垮臺一樣，垮臺的是史達林主義的模式。而某一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在歷史的實踐中並沒有過時。

在這裡，我們有古巴革命，儘管它貧窮，捍衛著世界社會主義事業。而在歐洲，七個國家卻順從地投入北約（NATO）的懷抱。假如古巴革命不是悲劇，它會引起人們的興趣去瞭解帝國主義同來自史達林主義的改良主義如何手攜手地反對一個小國；而今這個小國不僅肩負著爲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進行戰鬥，而且還以其頑強的生存捍衛著社會主義學說的原則。

我這篇論文分爲兩部分。第一，我何以認爲現時是重新提出托洛茨基問題的時候了？第二，我何以認爲古巴革命從一開始便拒絕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模式，而在跌入史達林主義懷抱中去之後，又倖免於崩潰的厄運？

（一） 托洛茨基問題

甚至遠在上世紀的60年代，托洛茨基的理論在社會實踐中的應用還祗限於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小集團，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那時正好是作爲革命偶像的切．格瓦拉（Che．Guevara）1以其革命的本能「來不及爲來福槍加油」的時候。我不認爲不斷革命論的實踐運用比20世紀偉大革命（古巴）和青年英雄（指格瓦拉——譯注）所實行的更具有說服力。他離開卡斯特羅勝利了的革命崗位，便急怱怱到非洲去了。

對切．格瓦拉來說，一個真正的革命和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我們這個國家，或者我們這個大陸所獨有，這是很清楚的。令人嚮往的充滿浪漫主義和純潔的（革命）旗幟要從各個方面體現出來。這面旗幟雖然高舉美洲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而事實上這面旗幟祗不過是國際主義和不斷革命反對資產階級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可以這樣說，列寧和托洛茨基是在歐洲推進革命的「歐洲主義者」。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拉丁美洲社會鬥爭的情況變得清晰了。雖然格瓦拉沒有談過這個問題。無論如何，我們應當用實際行動的資料來說明問題。值得記住的是格瓦拉在給卡斯特羅的告別信中曾說過：帝國主義在那裡出現，就在那裡同它鬥爭。我認爲格瓦拉是最早在拉丁美洲開創不斷革命的時代的，而其基本原則可以追溯到何塞．馬蒂（Jose Martii）2和西蒙．玻利瓦爾（Simon Boliver）3。他們認爲祖國指的就是整個美洲。

柏林牆的倒坍使我們不知所措，真正的列寧主義戰士至少沒有嚴肅地考慮到世界的這一部分。獨如我們說在古巴打棒球，那裡沒有出局的人。我們沒有爲柏林牆的倒坍流一滴眼淚，除非是幸運的眼淚。今天所發生的這一切，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早就預見到了。我希望「雙塔」（指世貿大廈──譯註）不是由於一些無組織的狂熱分子的行爲，和仿效推倒柏林牆那樣地倒坍。不是飛機的航線而是美洲（包括美國）的革命路線才能挫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種種圖謀。我想這還需要時間。

史達林的勝利，明顯地是他使用戈培爾4的撒謊的伎倆、謀殺和實行恐怖的手段才取得的。革命的力量有兩個敵人，即帝國主義和史達林主義。說爲了勝利，爲了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真正需要而同敵人和解，這就會導致史達林主義的墮落──即使沒有史達林其人。這些問題都是那些以革命爲職業的人應當考慮的。你除了思考革命之外，不能有別的職業。正如談戀愛，如果沒有愛，那就是賣淫。

那些一心幹革命並身體力行的人是不會落入史達林主義的圈套的。卡斯特羅任古巴總統四十多年，很少脫下他的遊擊隊員軍裝，他從不斷絕同敵人做買賣，而他的話卻常常回蕩著國際主義。查韋斯（現任委內瑞拉總統──譯注）處在他的政治危機當中，卻沒有停止號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人的團結。他們兩人都是真正的國際主義領導人。

然則，托洛茨基的問題又如何呢？首先，這是政治需要。是的，老一代戰士的經驗對當前的運動節省時間和精力是極爲重要的。沒有那一個人要求人們成爲托洛茨基的盲從者。但人們應當研究他，如同研究葛蘭西（Gramsci）5或者馬裏亞特奎（Mariatequi）6一樣細心。我不明白何以把托洛茨基遺忘了。當我們被迫再去研究他時，時間已經過近一個世紀了。

當然，誰也不可以盲目照搬托洛茨基的理論，但我們不應拋棄它的精神和精華。很幸運，他留給我們的所有著作沒有給麥爾卡德爾（Mercader）（史達林的格帕烏分子，殺害托洛茨基的兇手──譯注）的兇器毀滅了。我在晚上一想到在古巴革命勝利之後，那個麥爾卡德爾會到我們古巴來，我就整夜失眠。

我常想，我的拉美和古巴的同志們認識到理論是有用的，但對托洛茨基的理論則不以爲然，這不是很可笑嗎？對於這個問題，我從未得到過坦率的回答，他們祇是輕輕地拍拍我的背脊，平靜地說：「不談這個吧，親愛的，這是過去的事了！」

人們告訴我不要談論「老一代人」的舊事。而他們卻很理智和正確地恢復更老一代的思想家的歷史地位。如玻琍瓦爾、馬梯、甚至耶穌基督。我認爲這是必要的。但我這裡要說的是：如同宗教信仰出現新的趨向一樣，「宗教解放」的理論來源於基督教的源起，所以「宗教解放」的理論是有用和革命的。同樣，我們有權回到社會主義的原來的原則上來。現在，這正是時候了。在列寧離去之後，是托洛茨基堅持原來的社會主義原則並懷抱著希望。

事情很迫切。在革命運動中排斥托洛茨基主義者，這是由於無知，或者由於史達林主義傾向造成的。我再說一遍，史達林主義是危險的禍害，它阻礙勝利的革命制度的長足發展而陷於停滯不前。我們沒有權利由於幼稚無知的教條再失去一個世紀的時光。我們需要所有的人都對人類講真話。托洛茨基就是講真話中的一個。

自從《共產黨宣言》以來時間過去並不長，史達林背叛無產階級事業以來則更短。許多事情和會議都爲各種觀點所支配。它們都不提列寧。我們要在所有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拯救世界的基本原則的革命者當中敞開坦率討論的大門。讓我們不再跌入史達林主義用謊言、背叛和無知編織的羅網中去。讓我們懷著把世界舉起來的希望行動起來吧。

卡斯特羅不祇一次地說過，我們不會更改馬克思劇院，也不更改列寧學校的名稱。我知道許多同胞並不理解這當中因由。

處在我們革命的最艱難的時刻，當史達林法定的繼承人決心用筆一揮要抹去古巴，當帝國主義者帶著購物箱回到古巴時，我們的人民就會感受到帝國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公然的圖謀造成的難以忍受的貧困。卡斯特羅抵制所有的勸告，以宏亮和勇敢的聲音高呼：不是社會主義就是滅亡！就這一刻，他拯救了古巴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最後的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是唯一的結論。

（二） 古巴革命──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範例

上世紀60年代興起的古巴社會主義革命是西半球僅有的社會主義革命。它在「歐洲社會主義」解體之後不僅倖存下來，而且一直是朝氣蓬勃的。它堅持不分地域反對美帝國主義，並以崇高的精神教導後代和人民。然則，古巴這個貧窮且被封鎖的國家（這個詞被史達林常常用來說明蘇聯模式），在一國社會主義旗幟下何以能堅持45年之久？如果這是真的，是不是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對的？如果不是，何以古巴革命沒有垮臺？

我們將在下面的分析中回答這些問題。

人們沒有注意到，當我們說到古巴，我們講的是古巴革命，而不是講社會主義的古巴。蘇聯從不接受蘇維埃革命這個詞，除了當初進行的世界上最令人嚮往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這個詞之外。按照習慣，（社會主義革命）這個詞表示我們的革命可靠的本質，和它有繼續向前發展的權利。而蘇聯連同它的火箭、石油和發展的經濟卻不再革命，還簽署了自己的死亡證書。

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就是不分地域的國際主義和社會（階級）鬥爭。

（1） 國際主義在古巴的發展

瞭解存在於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同國際主義的結合，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矛盾，那就是全世界的整體觀點和社會正義是構成古巴民族的基礎。正如新聞工作者Marta Rojas向我指出的，與許多重要的國家不同，古巴是以西班牙移民和非洲黑人融合為基礎而形成的國家。當西班牙移民和非洲黑人來到古巴這個地方，他們便失去原來的民族特性（如加利西亞人、巴斯克人等等），祇叫做西班牙人，或者叫做「高盧人」（Galigos）。由奴隸船運來的「黑人」，代替原來的部族留了下來，便成了這個地區的人了。古巴著名的作家，塞凡提文學獎的獲得者Alejo Carpentier不無道理地斷言：「我們古巴人是在船上出生的。」

在這種情況下，為一種對「祖國」的熱愛掩蓋著的「古巴民族」的根，是由兩個有著不同的大陸氣息，而由美洲的土地培育的。我們民族的來源，從一開始便在很短的時間內由三個大陸融合在一起了。這種融合就成了我們民族個性的基礎，這正是由特殊的反對帝國主義鬥爭造成的。

從爭取獨立的解放戰爭（指1868年開始的第一次解放戰爭──譯註）開始時，作為軍事領袖的馬塞奧，安東尼奧7（Maceo Grajales, Antonio）曾故弄玄虛地說：假如美國試圖佔有古巴，我唯一的路就是站在西班牙一邊去進行戰鬥。他直覺地懂得，從長遠來看，誰是真正的敵人，這是用不著去研究社會政治學的論著的。

1895年第二次（原文如此──譯者）解放戰爭的最高軍事領導人戈麥斯，馬克西莫（Gomez Baez, Maximo）8就不是古巴人，而是多明尼加人。他受到尊敬和承認人是用不著出示他的護照的。

古巴的國際主義性質，在約瑟．馬蒂的身上表現得更加具體化了。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感激這個人。如果我們真要理解一直爭論不休的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轉變，就應當認真研究他的著作。

下面的話明顯不是列寧或托洛茨基在1895年說的。

「每天，我都面臨為了我們國家獻出自己的生命。我的責任就是阻止美國向安的列斯群島擴張。因此要同強加於我們美洲領土的外來力量較量一番。」這是約瑟．馬蒂說的。他的責任遠遠超出我們這個島國之外。

在此之前他還說：「現時，我一心為我們共和國服務，自由的安的列斯要挽救我們美洲的獨立。北美（指美國──譯註）完全不可信，而且名譽掃地。或者可能的話，（我們）要使世界保持均衡……。」

他的一位多明尼加朋友要他談談有關多明尼加的問題，他說：「關於多明尼加共和國，……我該說甚麼呢？它和古巴有甚麼區別呢？你不是古巴人嗎？我又是甚麼人呢？甚麼地方把我栓住了呢？」

約瑟．馬蒂把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作為古巴獨立的最終目的。他很瞭解美國。但，在他的詩和嚴肅的言辭中描繪的是開始形成的帝國主義（美國），而不是別的。我就是這樣看的。

上世紀30年代革命鬥爭的第二個時期，青年們反對獨裁者麥查多（Machado），還附帶開辟第二條戰線反對西班牙共和國，就是基於國際主義的思想。那時的政府不讓來自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一艘輪船靠碼頭停泊。朱利奧．安東尼奧．梅拉（Julio Antonio Mella 1904-1929）（卡斯特羅說起他時認為他所做的正是古巴人要做的。他是古巴第一個共產黨創建人）駕著一條小船，載著古巴人到蘇聯船上去同全體船員聯歡。順便提一句，這位年青的安東尼奧．梅拉卻被他創建的黨開除了。在那時候，還可以向共產國際申訴，請求恢復他的黨員資格。可是，他在墨西哥卻被謀殺了。他死時留下不朽的話就是：「我是為革命而死」。

卡斯特羅的革命同樣是沿著世界的路前進的。1958年他在給塞利亞．桑切斯（Ceria Sanhez）的信中說：「在這場戰爭過後，另一場時間更長更偉大的戰爭就在前面等著，我要去打一場反對他們（美國）的戰爭。我知道我會遇到的是甚麼樣的命運。」

當然，我們一直擁有格瓦拉的形像。他是典型的國際主義的旗幟。格瓦拉離開了他的家庭，丟下了他對古巴的責任和得到的榮譽，到別的地方去戰鬥。他說：「那裡需要我盡一切努力實實在在地去幫助。」

我知道格瓦拉有位親近的朋友當面對他談及當年獨立運動的戰士們贊成要一個多明尼加人馬克心姆．戈麥斯做總司令，是不可思議的。格瓦拉似笑非笑地望著這位朋友，就使他認識到他是在同一個阿根廷人（指格瓦拉──譯註）講話。在玻利維亞，格瓦拉未曾遇到同樣的經歷。再說，我不知道還有比以上所舉的例子更準確運用不斷革命的更好的例子了。

（2） 社會正義：古巴民族的另一基石

同美洲其他國家比較，我們的獨立戰爭是來遲了。但，有了歐洲革命的經驗，我們的領導者更趨於成熟。他們盡力推動獨立戰爭，並使其盡可能具有徹底的原則。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沒有廢除奴隸制度。這使它在隨後的世紀還要付出另一場戰爭（指1861年美國為解放農奴的南北戰爭──譯註）的代價。與此相反，爭取古巴解放的起義是同時宣佈取消奴隸制的。一個軀體有兩個臂膀，不可能祇要一個而不要另一個。事實上，地主塞斯佩德斯，卡洛斯．曼努埃爾．德（Cespedes, Carlos Manuel de）9就率先解放了自己的奴隸，並且還歡迎他們參加古巴的解放鬥爭。

10年戰爭（指1868年至1878年的古巴第二次解放戰爭──譯註）之後，當西班牙統治者強迫簽訂桑洪和約（Zanjon Pact）時，安東尼奧．麥塞奧指責西班牙官員故意認為他同意在和約上不規定廢除奴隸制，為此原故，他要繼續進行鬥爭。

1892年約塞．馬蒂建立古巴革命黨。這個黨的基礎遠遠超出這個島國的獨立之外。它的設計規則，它的內部組織都是新的政黨類型。它主要吸收的範圍是工人階級（流放中的煙草工人）。它出現在列寧的政黨之前。對於粗心的讀者來說，會認為「歐洲的」（指列寧的──譯註）和「美洲的」（指馬蒂的──譯註）的政黨兩者之間是不相同的。而對於細心和有耐性的讀者來說，他們會發現兩者原是相同的。30年後的古巴共產黨就是來自古巴革命黨。卡洛斯．巴厘奴（Carlos Balino）是這兩個黨的創建人之一。他認為這兩者就是同一個政黨。

在此談論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的社會正義性是多餘的。因為沒有比卡斯特羅為襲擊蒙卡達兵營的宣言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分析得更深刻了。我一直不明白帝國主義者沒有認識到這份宣言書是真正的共產主義文獻。這份文獻寫於50年前，一直保持著它的青春活力和高度的邏輯性。這份宣言發表後六年，（卡斯特羅）排除了種種反對意見，就在帝國主義的眼皮底下，領導一個以社會正義同國際主義連結在一起的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便出現了。正如某些人曾經說過的。

（三） 結束語

切．格瓦拉在給卡斯特羅的告別信中指出：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同帝國主義作鬥爭，不管它在那裡出現。帝國主義就在我們身旁。事實是：在戈爾巴喬夫進行經濟改革和開放之前，卡斯特羅在1986年便號召「糾正錯誤和消極的傾向」，反對官僚主義和其他等等，推動著社會更加生氣勃勃地向前發展。你正好看到了是那一種（社會）形式完蛋了，分析一下它們各自繼承了甚麼是有趣的。

辨證法告訴我們，統一體中存在有對立物。反革命是在國家這個統一體中逐漸發展起來的，等待著我們走錯一步路。我不知道有那一個國家像我國那樣有一個流亡國外的敵對集團。我們的唯一辦法就是要更加徹底，更加堅定堅持國際主義和社會公正，任何企圖同帝國主義協調一致，都是在前進的道路上向後倒退。革命是沒有盡頭的。一位被遺忘了的老同志曾給我們指出過：革命是不斷的。

在世界舞臺上正在出現一個新的、前所未有的革命局勢。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的革命就是這樣的革命形勢。查韋斯時刻不停地講拉丁美洲的團結。查韋斯的革命只要不同敵人妥協；而且變得更徹底，就不會遭到挫折。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時曾渴望拉美的團結。而可惡的史達林卻不讓他活著。但他的精神存在於革命之中，雖然很多人對他抱有很深的成見。革命總是會發生的。我們要破除對他的成見，要瞭解他，而不要認為他是個恐怖分子。帝國主義分子和史達林主義者一致認為他是恐怖分子。我們曾同意這個觀點。

古巴擁有的優越條件是它自身具有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兩個堡壘（指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譯註）。卡斯特羅不是生物學的偶然：同馬蒂一樣，他是形成我們國家所有因素的產物。古巴革命只要它是繼續革命的，表明它是為全世界被剝奪權利者獻身的，它就是不朽的。如果有一天它決定停止成為完全的共和國，它就會在歷史上毫不值得憐惜地死去。

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

2004年5月10日

（2004年11月4日蔚譯）

〔譯註〕

1.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7.7.14-1967） 阿根廷人，出生於羅薩裏奧市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個反對庇隆主義的左傾分子。格瓦拉學生時期就讀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是醫科畢業生。他讀過馬克思、列寧的許多著作。1955年7、8月間第一次與卡斯特羅會見。1956年11月隨同卡斯特羅回古巴，在馬埃斯特臘山建立根據地，組織革命隊伍。古巴革命勝利後是古巴的第二號人物，卡斯特羅的得力助手。1960年11月間曾到北京訪問，讚揚「中國人民在落後的農村中鬥爭22年的經驗，已給美洲各國揭示一條新的道路」。1965年7月去剛果同金沙薩起義軍一起作戰。1966年9月去玻利維亞開展農村鬥爭；於同年遇害，死時年僅39歲。

2.何塞．馬蒂（Jose Marti 1853-1895）生於哈瓦那。貧農家庭出身。1868年即參加第一次古巴解放戰爭。曾被西班牙殖民統治者逮捕服苦役，兩次被流放到西班牙。在流放期間，曾在馬德里大學、薩拉戈薩大學學習，得博士學位。1892年在紐約組織古巴革命黨。1895年同戈麥斯、馬塞奧一起領導古巴第三次解放戰爭。同年5月在戰鬥中犧牲。他的著作芯豐，輯成《馬蒂全集》73卷。

3.玻琍瓦爾（Simon Bolivar 1783-1830），生於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早年受資產階級啟蒙思想教育。1810年參加委內瑞拉獨立戰爭。1811年曾任委內瑞拉共和國將領。1816-1824年領導解放戰爭先後解放了波哥大肅清哥倫比亞殖民軍，建立大哥倫比亞，任總統。1830年大哥倫比亞發生分裂後，辭職憂鬱而死。

4.戈培爾（Paul Josepli Goebbel 1897-1945）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希特勒幫兇，善於編造謊言，曾說：謊言重復百遍就會變成真理。

5.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22年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被選為執委。1924年任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1926年被捕判刑20年，因病假釋後去世。

6.馬裏亞特吉（Maria Tequi 1895-1930）秘魯共產黨籌建人之一。1924年加入美洲革命人民聯盟，1928年退出後創立秘魯社會黨，任總書記。後祕魯社會黨改建為共產黨前病故。

7.安東尼奧．馬塞奧（Antonio Maceo 1845-1896）參加過1868-1878年的古巴第一次獨立戰爭。1895年與馬蒂、戈麥斯等領導第三次古巴獨立戰爭，任革命軍副司令。1896年在戰爭中陣亡。

8.馬克心姆．戈麥斯（Maxim Gomez 1836-1905）生於多明尼加，參加過1868-1878年的第一次古巴獨立戰爭。1895年與馬蒂、馬塞奧一起領導古巴第三次獨立戰爭，任革命軍總司令。

9.卡洛斯．塞斯佩德斯（Carlos Cespedes 1819-1873）古巴1868年第一次獨立戰爭的組織者，原是咖啡種植園主和律師，帶頭解放自己的奴隸。1868年10月10日率領15000人的起義軍在馬埃特臘山區舉事。10月16日宣佈古巴獨立，被選為共和國總統。1874年為西班牙統治者俘獲後遭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