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理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施用勤

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引起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相持不下，而且双方都有依据，也都有明显不足。肯定者认为，毕竟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斯大林作为胜方的军队统帅，他的作用当然是不能彻底否定的。否定者则指出斯大林的种种劣迹；是他在大清洗中使红军失去了指挥官，破坏了红军的指挥系统；所用匪人，伏罗西洛夫、库利科夫和布琼尼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苏军几次重大失利都是斯大林瞎指挥的结果；最严重的当然是他在战前醉心于与希特勒搞交易，不认真备战，最后让希特勒打了个措手不及，导致开始阶段苏军的惨败和被动危险的局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充分，笔者无意在此再费笔墨。在本文中，想请读者把视野转向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即“第三阶段”理论，正是这个错误的“第三阶段”理论，导致纳粹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希特勒上台，使人类蒙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祸。而这个理论的炮制者以及据此制定的政策的推行者，就是斯大林。仅凭这一点，他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第三阶段”理论溯源

由于这是斯大林的败笔，所以没有大肆宣扬；而且是在他独揽大权之后，无法再找替罪羊，所以干脆就不提了。因此，至今许多人不知该理论为何物。

什么是“第三阶段”理论呢？简单地说，就是把1917年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7至1923年，是革命的高潮时期；第二阶段从1923至1927年，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第三阶段从1928年开始，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即将总爆发，它已无力对付下一次经济危机，从现在起，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此前一直处于守势的共产国际将转入全面反攻，阶级斗争中的任何偶然事件都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

这个划分阶段的理论是斯大林的代理人莫托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提出的。今天看来，这个理论是如此机械、荒谬，但对斯大林及其集团来说，却有它内在的逻辑和必然性。

所谓第二阶段，即该理论定性为资本主义稳定的阶段，并不是客观历史事实，而是当权的多数派推行的右倾内政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事实。正如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所反驳的那样，如果发生了中国革命（1926-1927年）和英国总罢工（1926年）的历史阶段被称为资本主义稳定阶段，那就找不到资本主义不稳定的阶段了。

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右倾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于1924年底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马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爆发才有胜利的可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修正了这个理论，它成功地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在一个国家中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包括后来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斯大林和鼓吹该理论的布哈林在内，都坚持世界革命的原理，他们认为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中首先获得成功，但只有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之后，才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因而，即便是在内战的严酷条件下，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创建了共产国际，旨在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

至于“一国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是非对错问题，当年在季托联合反对派和斯大林、布哈林的多数派之间已经进行了激烈的理论交锋，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来阅读，本文只就它与本文题目相关的部分加以论述。

“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世界革命理论，成为斯大林、布哈林所倡导的新正统之后，他们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在世界革命理论基础上的列宁时期的外交政策以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为目的。而建立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外交政策，则是把俄国的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此以后，无产阶级政党掌权的俄国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桥头堡和大本营，它要集中精力在俄国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要为保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服务，服从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它们最神圣的职责。如果某个国家的革命利益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发生冲突，该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放弃和牺牲本国的革命。因为建设需要和平环境，只有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才能为苏联赢得建设的机会和条件。当权派认为，如果外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刺激了该国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使苏联失去好不容易赢得的喘息机会。他们没有魄力也没有能力以世界革命来彻底改变世界格局。当年斯大林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长江为界，各守一边，就是怕中共一旦打过长江，会刺激美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时斯大林的作法就是当年的政策的翻版。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没有服从斯大林的指示，而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解放了全中国。否则，内战后中国的格局将与朝鲜和越南一样，国共两党各守半壁江山。

一旦不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己任，而以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在其外交政策中，那些没有实力的各国共产党自然就沦为苏联与外国资产阶级政府政党打交道的讨价还价的筹码，成了“老大哥”的“小兄弟”，失去了独立的地位。斯大林与布哈林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国民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判断，据此制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并强迫中国共产党执行。他们的外交政策的右倾实质在中国大革命和英国总罢工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只能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因此，这场革命的领导者理所当然是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只能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苦力”。他们把国民党定性为四个阶级的联盟，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这四个阶级的政党。由于这种定性，他们自然更器重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的有实力的国民党，而不是作为“苦力”的中国共产党。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鲍罗廷成了蒋介石的顾问。1926年初，国民党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准会员，并选举蒋介石为它的名誉委员，以这种姿态表明他们与国民党的友好，逼迫中国共产党就范。在蒋介石的3月20日反共政变之后，莫斯科派要员布勃诺夫前往中国，劝说中国共产党服从中国革命的利益，为国民党作苦力。[①]

北伐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农民起义的支持下，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蒋介石被这种革命形势吓坏了，他下令禁止罢工、游行，并镇压工会和农民，军队与共产党之间再次发生严重的对立。陈独秀又一次向莫斯科提出要求，让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摆脱国民党的纪律约束恢复行动自由，全力支持无产阶级运动和农民需求土地的斗争，并做好与蒋介石发生公开冲突的准备。莫斯科拒绝了他的要求，布哈林斥责他为危险的“极左”异端。他在苏共的七月代表大会上以中央委员会报告人的身份重申中国只能维持惟一的统一民族革命阵线，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客观上起着革命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它必须在农民和反帝的资产阶级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它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证一切反帝力量的团结一致，必须抛弃与国民党分裂的任何企图。[②]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讲话时，也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并严禁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建立苏维埃。[③]

在上海工人经过三次起义，最终夺取了对城市的控制权之后，陈独秀再次向莫斯科呼吁，要求让他的党摆脱国民党，放手推进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但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被迫再次服从莫斯科，把上海交给蒋介石，并遵照指示交出了武器。这样，在起义胜利后的三个星期，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参加起义的工人倒在了血泊中。

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之前，斯大林还得意洋洋地说，右派将军还听从革命命令，为革命服务，所以不能抛弃他们，就像农民不会抛弃还能劳作的老马一样。一旦利用完他们之后，就像被榨干的柠檬一样把他们抛弃。话音未落，这只“被榨干了的柠檬”就夺取了政权，给斯大林一记响亮的耳光。斯大林为了挽回他的面子，指示各国共产党，将他这篇讲话从刊登它的那期《共产国际通报》上撕下销毁。

当右派将军“造反”之后，他们又要求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地依靠武汉左派国民党政府。其结果是“马日事变”，宁汉合流，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再次遭到屠杀。

与此同时，另一个打击——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也接踵而来。斯大林和布哈林一直支持苏联工会与英国工联总委员会之间的联盟，期望改良主义的英国工会能在必要的时刻帮助苏联政府与英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英国工联的头头认为，考虑到英国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的不满日益加剧，在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与苏联工会建立良好关系，可以得到左面的掩护，对他们是有利的。于是双方各自抱着自己的目的玩这场游戏。1926年，得到苏联支持的工联总委员会的背叛破坏了英国煤炭工人总罢工，并在最后主动退出英俄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的外交政策再一次破产。

本来，根据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有权为保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而牺牲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中国革命失败与成功，他并不特别在意；英国总罢工的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还可以找替罪羊。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何况反对派对他们的中国政策和英俄委员会一直进行尖锐的批评。好在他利用权力限制反对派的批评的传播，并利用他控制的宣传工具对这两场失败轻描淡写。但终归不能把失败说成是胜利。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命令中国共产党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在革命已经失败，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力量元气大伤时，应该总结经验，积蓄力量，为新的革命高潮的来临做准备。但这不是斯大林关心的事，他只想挽回自己的面子。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策划广州起义，指望仓促举行的武装起义能够胜利，以此来堵一直批评他们的中国政策的反对派的嘴。更为可笑的是，他们策划广州起义，竟然是为给苏共十五大献礼。冒险的武装起义如能成功，是可以往他的脸上贴金的好事；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对派的批评被他牢牢地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不能见诸报刊，广大党员群众和一般群众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他推行的导致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革命失败的政策不仅不会使他下台，他还可以借革命失败和反动势力的加强而进一步加大对反对派的打击。

然而，国内政策的恶果却不是靠耍花招、推诿责任就能消除的。这就是1927年底的粮食收购危机。

这一危机是多数派（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后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等）推行的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的恶果。自192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中，在经济政策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在对外贸易垄断制不同态度中爆发出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数人主张取消或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

实际上，这两种不同的立场的核心，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形势下如何对待俄国的工业。农业危机是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只要让农民恢复生产积极性，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的俄国农业就可以恢复生机。然而，要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没有投入是不行的，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到1922年，农业就恢复到战前水平的75%，而工业只有战前水平的25%，而这也只是就轻工业而言，重工业仍处于瘫痪状态。从而出现了工农业发展不平衡问题。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数党的领导人主张通过放松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列宁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等于允许外国商人同国内私商直接接触，它将导致破坏苏维埃俄国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工业，有助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俄国商人、农民的结盟，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列宁反对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不仅是他对对外贸易垄断制在发展民族工业、捍卫国家利益的重大作用的肯定，而且是他对他在新经济政策伊始时提出的“谁战胜谁”的诠释：个体农民和私营商业是资本主义因素，薄弱的国营工业是社会主义因素。斯大林等人只盯着眼前的经济利益，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到加快工业化速度对苏维埃国家的的意义，也看不到它对苏维埃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病中的列宁捍卫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反反复复，进行了一年之久，最后在托洛茨基的协助下，才推翻了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④]

斯大林和布哈林都看不到大力发展工业的必要性，看不到工业严重滞后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平衡。这种片面的经济政策必然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早在1923年，工业产品的匮乏和农产品的相对富裕就造成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早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所做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多数派领袖对此视而不见。1923年秋天，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已经相当严重，农村的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认为，应该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加快工业发展来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而多数派认为，加大工业投入将损害农民利益，他们主张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削减对工业的投入，尤其是削减对亏损企业的投入。他们希望市场发挥作用，可以使农民富裕起来，工业将在农民对其产品需求的基础是缓慢恢复。

托洛茨基坚持只有加速工业的发展才可以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才能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从根本上消除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因而国家应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发展重工业，否则，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不能长久，甚至连农业也会因农机具缺乏而受影响。这个观点被斯大林、布哈林等诬蔑为“超级工业化”。他们推行他们自认为是能够维护工农“结合”的、面向农村的稳健正确的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剪刀差越来越严重，农民出售粮食不能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他们拒绝出售粮食，造成那场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1927年7-12月，西伯利亚收购的粮食不足全年计划的1/3，国家大粮库中已有一半见底，城镇居民面临着饥饿的威胁。面包价格不断上涨，连军队的给养也没有保障。收不上粮食，以农业为主的苏联国民经济就要瘫痪。粮食是苏联主要出口商品，没有粮食，苏联的进出口就会陷于停顿。作为一个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斯大林没有理论预见能力，不能见微知著。困难和问题只要还没有变成灾难，他就心安理得继续吹嘘他推行的政策如何正确，如何稳健，对批评中指出的所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导致的恶果一概否认，还反诬批评者无中生有、危言耸听、惊慌失措、恶意攻击。就这样，他杜绝批评使及时改变政策本来可以纠正的错误和问题越积越多，最终酿成灾难。一旦灾难来临，他还是能看到的。这就是他这个经验主义者比繁琐哲学家布哈林强的地方。后者在大难临头时，还主张继续向富农让步。在内外失败的打击下，斯大林气急败坏地亲自前往西伯利亚，制定紧急措施，并与主张进一步向富农让步的布哈林集团翻脸。2月中旬，《真理报》发表标题为《富农抬头了！》的社论。4月下旬，中央委员会承认，国家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它是由政府对富农经济力量增长的控制不利造成的。这表明，在严重的灾难面前，斯大林意识到他与布哈林共同推行的内政外交政策是行不通的，他决定改弦更张，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右变成极左。

错误政策酿成的灾难摆在面前，不能再自欺欺人，找替罪羊也变不出粮食来，紧急措施只能解燃眉之急，不是长久之计。在不取消和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情况下，怎么向富农让步？斯大林明白，这几年，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对他们推行的政策的批评是正确的，他们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新政策是现成的，就是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实施计划经济，对富农课以重税，农业逐步实现集体化。这也是左派反对派从1923年起一直坚持的经济政策。虽然他昨天还指责上述要求，说它们是“超级工业化”、“破坏工农结合”等。一旦为形势所迫，他立刻把它们接过来，一点也不在乎前后政策的脱节，他的口号、立场、说法的前后矛盾。而且，他还把反对派的要求推向极端，把它们变成极左。1929年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就是例子。

斯大林明白，中国革命和英国总罢工的失败同样是他和布哈林推行的右倾外交政策的恶果，这样的政策确实不能再继续推行下去了。况且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国内政策向左转并变成极左，外交政策也要跟着向左转，也同样变成极左。“第三阶段”理论的根子就在这里。

另外，“第三阶段”理论还为斯大林的中国英国政策的失败做了辩解。中国革命失败在1927年，英国总罢工在1926年，正好处于1924-1927年的革命低潮阶段，它们的失败是形势使然，与我的政策没有关系。

其实，“第三阶段”的提法，首先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内容完全相反。他认为，第二阶段中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的稳定，在第三阶段中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固有性质，世界革命无限期地后延。就在这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接过了这个名词，赋予它截然相反的内容。

“第三阶段”理论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及其策略方针

因为政策改变了，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稳定阶段，现在则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罢工浪潮风起云涌，不仅席卷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席卷了落后的殖民地，在某些地方，它与持续不断的革命和内战因素交织在一起，……群众不满的加剧和向左转波及到数以百万计的农业工人和受压迫的农民大众”。[⑤]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已经无力承受下一次经济危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矛盾即将总爆发，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甩掉了改良幻想的工人阶级变得更加激进。因此，今天阶级斗争中的任何事件都具有无法估量的革命意义，它将点燃世界革命的燎原之火，资本主义世界即将土崩瓦解。

这种出于转变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成了新策略的基础，共产国际领袖据此制定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人必须执行贯彻的策略任务：一是要进行总罢工，二是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后者是“第三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策略结论。莫洛托夫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革命组织与改良主义者的组织之间联合的策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相对于前两个任务来说，第三个任务更加有害。因为前两个任务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完成的，总罢工是一个国家中政治、经济形势、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生存状况和情绪的产物，不是说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占领街道也不是说占领就能占领的，它是总罢工的产物，没有总罢工的胜利形势，工人群众是无法占领街道的。贯彻这些策略任务的共产国际西欧局在号召欧洲工人阶级进行总罢工未果，五一示威游行和8月1日示威游行（即占领街道）都遭到失败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拒绝与改良主义组织联合的任务，只凭主机愿望就可以执行。在这三条策略指示中，世界各国共产党惟一贯彻到底——直到希特勒上台，共产国际开始推行人民阵线策略为止——的就是这第三条。

如今40-50岁的人还能记得，在描述当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小群人在街头突然聚集起来，喊几句口号，撒几把传单；警察吹响了哨子，军警特务就赶来抓人。笔者小时候就在影片《我的儿子欧阳立安》中看到过这样的镜头，当时心中当然充满了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崇敬。现在回过头来，才知道这完全是中共执行斯大林“第三阶段”策略的产物，为此，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革命者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行动之中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与在德国推行“第三阶段”策略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为什么不能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呢？共产国际是这样解释的。在真正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时，社会民主党只能与反革命勾结在一起。由于资产阶级只能求助于法西斯来维持它的统治，所以议会和自由民主时代即将结束，社会民主党将变成“社会法西斯党，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的法西斯主义”。由于他们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幌子，更有欺骗性，所以他们比公开的法西斯更加危险。因此共产党应该集中力量打击“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敌人。根据这个逻辑，左翼社会民主党徒比右翼“社会法西斯党徒”更加危险，是共产党的主要敌人。以前，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自上而下”地建立统一战线，现在它不仅严厉禁止与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建立统一战线，甚至与它的下层都不行。惟一允许的是与那些准备与其领袖决裂的社会民主党基层群众建立统一战线。

斯大林的这一次转向正值欧洲、主要是德国法西斯崛起、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西班牙内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人类面临着空前的浩劫。正是需要政治家采取有远见卓识的政策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绩线，全力以赴地与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现象做斗争，阻止它掌权。然而，当时欧洲各国的当政者、德国国内各党派的领袖中却没有这样的政治家。斯大林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关闭了统一战线的大门，并集中力量打击所谓的“社会法西斯”，却放过了真正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党。以台尔曼为首的德国共产党却不顾一切地将斯大林的这一策略指示贯彻到底，直至纳粹上台，自己灭亡，并给人类带来第二次次世界大战的惨祸。

威廉·夏伊勒在其《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有这样的话，当时各国政治家一直搞不清楚希特勒是不是疯子，在巨大的灾难降临之后才确认他是疯子，但为时已晚，几千万生灵已经涂炭。作者指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当时欧洲各国政治家仍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一个能给人类带来如此之大的灾难的疯子，各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想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著名例子的就是想把祸水东引的慕尼黑协定了。

本文所探讨问题发生在1929至1933年，即纳粹党为夺权而斗争的那几年。而夏伊勒所讲的这段时间，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可能有人会说，你对第三阶段和斯大林的批评太苛求了。希特勒上台几年后，甚至在惨祸发生之前，各国政治家还都看不清他的嘴脸，你怎么能要求斯大林在他还没有上台之前就能对他有清醒的认识呢？

中医认为，上工治未病，即高明的医生在疾病刚有苗头时就把它消除了。我想，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应该是这样的，他不是在灾难已经形成之后再去与它斗争，而是预见到可能发生的灾难，竭尽全力阻止它的发生。这样的领袖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趋吉避凶，转危为安。因此才要求政治家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噢，原来你说的是理想的政治家呀，在现实中上哪儿找去啊。不，我说的是现实的政治家，他就是列宁的战友，1905年革命的领袖，1917年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总司令托洛茨基。

反对“第三阶段”理论的“一个人的”斗争

“第三阶段”理论出笼时，斯大林已经消灭了俄国共产党内的所有反对派，成为苏联的独裁者，共产国际各支部领导也已经换上了惟莫斯科马首是瞻的人。况且莫洛托夫在宣布“我们已经双脚迈进第三阶段”时，还蛮横地说，“只有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这点。要知道，无论是联共（布）党内，还是受它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各支部，谁也不愿意当“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托洛茨基只能以他个人之力，始终与这个错误理论做艰苦卓绝的斗争。当年，丘吉尔因他反对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赢得了首相的位置。而托洛茨基对纳粹性质的深刻认识，对当时德国国内形势、力量对比的分析，对第三国际和德共政策的批判，以及他在批判中提出的正确的政策，是完全有可能阻止希特勒上台的，从而使人类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共产国际及其麾下的各国共产党的嘲笑和咒骂。1929-1933年这4年中，托洛茨基为阻止纳粹上台所进行的斗争，证明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前几天，许多国家都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但没有任何人提到托洛茨基当年进行的斗争，令人为他感到不平。

此时，托洛茨基已经被开除出党，被驱逐到土耳其，背着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但他仍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不忘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创始人之一。他以革命政治家的视野和敏感，敏锐地意识到欧洲兴起的法西斯、特别是德国的纳粹对工人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威胁；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第三阶段”理论和策略将使这一威胁变成现实。“第三阶段”理论刚一出笼，他就在1929年他个人创办的《反对派通报》上结合奥地利危机，撰写《奥地利危机与共产主义》一文，批评荒谬的“第三阶段”理论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策略。针对“第三阶段”理论将社会民主党混同于法西斯的结论，他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下层毕竟由无产阶级本能推动的，而法西斯下层则是得到小资产阶级和奥地利如此之多的失掉阶级属性分子的无出路的滋养，并预见一旦法西斯获胜，不仅会消灭为数不多的箸共产党，还将粉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和基地。他根据奥地利的具体情况，阐明奥地利危机不是共产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冲突。[⑥]他对被“第三阶段”理论称为最主要敌人的“社会法西斯”加以剖析，他说，倒霉的理论家制造这个概念的根据是“社会民主党准备借助武装力量反对工人，保卫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的话，那么阶级社会就是一部法西斯史”；“在世界上有多少资产阶级政党，就有多少种法西斯”。那么，这个界定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进一步指出：“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征，而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的政党，……它反对所有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它最激烈地反对的正是社会民主党。”[⑦]

1930年1月出版的《反对派通报》第8期的全部版面用于刊登托洛茨基的长文《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阶段》。此文是托洛茨基全面批判这个错误理论与策略的第一篇文章。因莫洛托夫认为法国革命形势已经开始高涨，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法国的现实为例，逐条驳斥了“第三阶段”理论对形势的判断。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详细介绍他那充满辩证理性的精彩分析和犀利的辩论，只能扼要地叙述一下他的分析方法和结论。他根据1919-1929年10年期间法国劳工部的官方罢工统计和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相关数据，描绘出了这10年间法国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的曲线，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法国1928-1929年两年的罢工与1919年后罢工连续衰退相比较，仅仅是克服了衰退的惯性，当前的罢工斗争还仅仅是经济性的，“绝没有提供可以使人得出革命阶段或哪怕是革命前阶段的迅猛发展的画面”。[⑧]托洛茨基接着指出，判断群众的激进化的程度的因素除了罢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的因素，首先是共产党的影响。而法国共产党的人数和影响力持续下降。在立法选举中，1924年共产党得票87.5万张,占全部选票的10%，1928年所得的选票略多于100万张，是全部选票的11.3%。4年之内党在国家选举中得票率增长了1.3%。8月1日，党不能动员那部分投它的票的无产者、甚至不能动员全部工会会员参加巴黎的示威游行。工会的情况也一样，从1926-1928年三年之中，工会会员从47.5万人降到37.5万人。根据上述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法国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复苏。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再次拿出一定的篇幅驳斥“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的策略。他指出，当改良主义者因形势所迫向前迈出一步或半步时，必须与他们进行阶段性的联合，在改良主义者领导罢工的情况下，怎能拒绝与他们签定具体协议呢？他强调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更不能切断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具体协议的途径，不仅与普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而且与它的领袖。

由于最危险的法西斯在德国，此后，托洛茨基对“第三阶段”理论的批判主要联系德国形势进行。

“第三阶段”理论在德国和围绕着它展开的斗争

在那命运悠关的几年中，在灾难面前，托洛茨基不计个人恩怨，不遗余力地给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敲响警钟，告诉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形势，他们对形势的判断错在何处，他们推行的政策将带来什么恶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才能保住工人的阵地和反攻的可能。然而，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改组是彻底的，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不仅没有能力对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并做出理论预见，甚至连大难临头时的预感和自保的本能都丧失殆尽，只会鹦鹉学舌般地重复斯大林定下的调子，对托洛茨基的睿智的分析和用心良苦的规劝报以恶毒的讥讽和咒骂。

对局势的准确判断

德国危机刚刚开始，托洛茨基就对其实质做出了准确的基本判断，即德国当前的危机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正常的统治方式都无力解决德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这场危机有两种可能的结局：法西斯获胜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也就是说，最后的决战将在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展开。根据这个判断，他认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是勃鲁宁以及巴本-施莱赫尔的巴拿巴主义的政府（在“波拿巴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一节中将对此做进一步阐述），都是最后决战的序曲，是过渡阶段。他坚持德国共产党应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反对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红色全民公决”，对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做科学区分，反复提醒共产党在力量对比中的劣势，对所有能导致纳粹上台或减轻其夺权的困难的愚蠢作法予以致命的抨击，这一切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在进入决战时更强大，能占据更有利阵地。在德国形势的每一次重大转折之时，托洛茨基都重申这个基本判断，并根据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而导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削弱所形成的新的力量对比，指出可能出现的恶果，提出避免灾难的新的策略和任务。如在1930年大选之后，他认为只要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在与纳粹的斗争中表现出坚定性，就可以使甚嚣尘上的纳粹运动化为乌有。在勃鲁宁政府和巴本政府时期，纳粹进一步强大，希特勒上台几乎已是大势所趋。德共从认为希特勒在1930年大选就开始走下坡路的轻率乐观转到消极地听任这个趋势成为现实，并不负责任地说，他们不怕希特勒上台。托洛茨基针锋相对，他指出，一旦纳粹上台，工人阶级展开斗争的条件就不利得多，在此时，无产阶级除了加强统一战线之外，并坚定地表明将以内战阻止希特勒上台决心，这将会使害怕社会震荡的大资产阶级打消起用希特勒的念头，还可以加剧传统资产阶级政党与法西斯政党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此时，无产阶级仍可以不战而达到阻止希特勒上台的目的。在希特勒已经上台之后，托洛茨基认为，希特勒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真正掌握国家权力，无产阶级要趁其立足未稳，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展开内战。在这个机会又被错过后，托洛茨基建议，德国周边国家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趁纳粹的战车还没有将他们的国家和组织碾为齑粉之时，对纳粹德国形成包围，以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与德国纳粹进行斗争。[⑨]为了加强他对德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以及德国各政党的影响，他把《反对派通报》的编辑部转到柏林，并于1932年出版了他论述如何与纳粹做斗争的文章的德文译文集，书名是《惟一的道路》。然而，那些应该对无产阶级命运、德国工人的命运负责的共产国际领袖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还有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国各政党却对托洛茨基的深刻的分析、准确的预见和正确的策略建议不仅不予采纳，还大加嘲弄，使托洛茨基的全部努力虚掷，也使人类最终陷入纳粹带来的空前的灾难。

对纳粹运动的科学定性

托洛茨基对德国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和预见来自于他对纳粹党性质的科学认识和剖析，来自于他对德国主要政治的力量对比的准确把握。“第三阶段”理论把社会民主党定性为法西斯政党，而且认为德国共产党应该集中力量打击社会法西斯党，这样就把法西斯这个反革命阵营中的特殊的党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混为一谈。针对这点，托洛茨基对纳粹进行了科学定性。他把纳粹定性为代表小资产阶级绝望的党，纳粹运动与历史上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运动不同，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反革命运动。[⑩]它反映的是中产阶级下层巩固自己的需要。这个阶层对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既羡慕又仇恨：它羡慕大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又因自己只能屈从它而仇恨它；它居高临下地鄙视工人，又对他们的力量和组织能力羡慕不已。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一动机一直被压抑着，由于中产阶级底层是一盘散沙，是社会的“渣滓”，它不具备自我组织的能力。因此在20年代繁荣期间，希特勒的纳粹党无非是一个极端的小党，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迄今为止一直追随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的大量小资产阶级转到纳粹党一边，使这个本来在德国政治中微不足道的小党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即便这样，这个在政治真空中膨胀起来的党仍是乌合之众，一旦遇到坚定的抵抗,他们就会胆小如鼠，溃不成军。

俄国革命史和欧洲工人运动史证明，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角色。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往往追随表现得更自信、更勇敢、更有能力与国家面临的困境做斗争的一方。俄国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就是因为追随它的除了工人阶级之外，还有大量动摇不定、分散孤立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因此，在德国当时极端严重的社会危机下，小资产阶级并不是注定要追随希特勒的，它也有转向革命的可能。但这要求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站在时局的至高点，表现出它的力量以及能够扭转乾坤，使整个民族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能力。为此，它首先需要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1929-1933年间，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德国局势的钥匙在德国共产党手中，依据的就是他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心理的准确的把握。因此他相信，只要德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并推行合理的政策，工人阶级表现出它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就可以把中产阶级下层中的大部分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使纳粹来源于工人阶级软弱和小资产阶级过于膨胀的虚荣心的纳粹的力量化为乌有。[11]

然而，在当时的德国，由于第三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纳粹已经是现实的威胁。托洛茨基抓住每一次机会对纳粹获胜的可怕后果发出警告。他不厌其烦地说，纳粹运动威胁的不仅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成果，还有人类文明的未来。纳粹运动的兴起带来了中世纪的阴影，它一旦获胜，将把资本主义拉回野蛮时期。它否定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达尔文主义，用10或11世纪的神话来对抗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它是国际政治思想中的垃圾的集大成，唤醒并聚集了在文明化的阶级社会的薄薄的表皮下躁动着的全部野蛮力量，人类历史上的全部黑暗、蒙昧、兽性是它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他在《什么是民族社会主义》一文中把纳粹主义界定为“社会在其正常发展（也即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下，一定会将之作为文化粪便……而摒弃的一切全部通过它的嘴排泄出来：未及消化的野蛮撕裂着资本主义的文明，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理学。”[12]

如今，由于极左滥用，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已经不以为然了。不过，看了托洛茨基对当年德国纳粹所做的阶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斗争策略，足矣证明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比所有其他方法更高明。

至于希特勒是不是疯子，托洛茨基的观点显然要高明得多。他认为，德国的危机使小资产阶级夸大了它对阶级斗争的恐惧，产生了狂热的民族主义的自豪感，这是数百万沦为赤贫的小资产阶级患上的政治神经官能症，希特勒是身患这种病症的典型人物。[13]当然还是阶级分析。

纳粹上台意味着什么，素有先知之称的托洛茨基当时就做出了准确的预见。他在1932年3月出版的《反对派通报》刊发了题为《国际形势的钥匙在德国》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说：“在今后许多年中，不仅是德国的命运（这本身就不是小事），而且是欧洲和世界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德国危机局势的走向。”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希特勒上台意味着反苏战争不可避免。

下面，结合德国形势的重大转折，介绍托洛茨基就德国共产党的策略问题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展开的斗争。

谁是1930年大选的赢家

1929年10月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德国，使600万工人失业。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缪勒被控辞职，共和国总统兴登堡解散议会，任命亨利希·勃鲁宁为总理。后者实行紧缩政策：缩减社会保障经费，大量裁减国家职员，降低工资，对小商人加重税收。这些措施加重了全体人民的苦难，搞得众叛亲离，怨声载道，为法西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1930年9月14日的大选中，1928年选举中仅获80万张选票的希特勒的纳粹党得票猛增至650万张，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共产党的选票也从300从增至450万张。而魏玛共和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却遭到了失败。当时，德国各政党的领袖都忽略了这个危险的征兆。保守派尽管由于在选举中的失败和纳粹党徒的猖狂而担忧，但他们因后者公然宣称要与工人组织决一死战而感到满意，希望与它结成反左翼党派的联盟。共产党则为自己增加的150万张选票而欣喜若狂，无视纳粹选票的如此大量的增长。公布大选结果的第二天，德共机关报《红旗报》写道：“昨天对希特勒先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纳粹分子在大选中所谓的胜利仅仅是他们末日的开始。”[14]

几个月后，当纳粹冲锋队开始在全国各城镇制造恐怖时，德共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声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在9月14日的大选中获得轰动一时的成功后，……我们已经清醒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9月14日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继之而来的……只能是最坏的日子。”共产国际执委会赞同他的观点，并责成德共“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分子”。

托洛茨基对这次大选的结果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根据上述他对小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斗争中所扮演政治角色的认识，看到这场选举表明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相反的转向：“在危机的打击下，小资产阶级不是转向无产阶级一边，而是转向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一边，并吸引了无产阶级相当多的阶层。”[15]他在纳粹选票的剧增中看到的是“使小资产阶级失去平衡的深刻的危机，缺乏这样一个今天在人民群众的眼中就是公认的革命领导的革命党”。[16]他断言德国共产党虽然“赢得了议会选举，但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却在选举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17]对台尔曼的盲目乐观，托洛茨基警告说：“过去共产党的领导夸大法西斯的力量，为后者的进一步加强创造了条件。相反的错误，即今天共产党领导对法西斯的力量估计不足，将使革命遭受沉重的覆灭，而且在今后许多年中都翻不过身来。”[18]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描述了局势发展的种种可能性之后，再次提出了最核心的问题：

德国共产党近期推行的策略是以防御还是进攻为标志？我们明确地回答：防御。……

如果今天发生冲突，共产党进攻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在国家和法西斯的结盟之前碰得头破血流……防御立场意味着与德国工人阶级大多数接近，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19]

其实，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对纳粹的力量估计不足，只是由于他们当时还看不到纳粹夺权的现实可能性，所以他们能够无所顾忌地说漂亮话。由于他们推行的错误政策使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时，他们失去了阻止希特勒上台的信心，指望纳粹夺权后将把它自己搞得名声狼籍，那时再消灭它就易如反掌。社会民主党此时的态度也一样。社会民主党领袖许诺说，一旦希特勒企图夺权，他们就将发动总攻。共产党领袖则吹嘘说，只要希特勒夺取政权，工人就会把他消灭。共产党国会议员雷梅尔说：“希特勒即使掌权，也很快就会垮台，到那时，胜利将属于我们。”[20]

针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托洛茨基驳斥说，总攻应该在希特勒取代勃鲁宁之前开始，在工人组织被摧毁之前开始。说希特勒一旦掌权就会被工人消灭的人，是在为希特勒掌权铺平道路。如果德国工人竟然消极盲目地允许法西斯掌权，那么就没有根据指望他们在法西斯上台之后马上会摆脱消极状态，挺身而出，一举推翻法西斯统治。最后，他愤怒地抨击那些自称不怕希特勒掌权的共产党人：“‘我们并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意味着明天的胜利将属于希特勒而非雷梅尔。……‘我们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不是彻头彻尾胆怯的表示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制止希特勒夺权。而且比这更糟的是：我们，官僚主义者们，业已退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不敢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下与希特勒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怕’。你们不怕什么呀？与希特勒斗争！噢，不……他们不怕希特勒取胜，不怕拒绝战斗，不怕承认自己的胆怯，可耻之至！”[21]

波拿巴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在德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产生的勃鲁宁政府从一开始就被德国共产党定性为法西斯政府,德共机关报《红旗报》再三宣称：“德国已经生活在法西斯统治之下”，“希特勒未必会使饥饿总理勃鲁宁统治下的现状变得更坏”。这就牵涉到对勃鲁宁政府和接替它的巴本-施莱赫尔政府的定性问题。德共把这两个政府都定性为法西斯政府。早在勃鲁宁政府上台之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就说，借助于非常法进行统治的勃鲁宁政府阻断了法西斯的夺权之路。斯大林官僚则说，法西斯已经获胜，勃鲁宁制度就是法西斯制度。[22]

托洛茨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社会民主党把对法西斯的消极退让当成与它的斗争,斯大林分子则把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说成是既成事实。这两种观点都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有利于它的敌人。[23]他认为，勃鲁宁政府是波拿巴主义的政府，即凌驾于社会之上依靠军警进行统治的政府。波拿巴主义即军警官僚专政，是两个社会营垒——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斗争趋于紧张激烈的产物。因此而产生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勃鲁宁政府虽然废除了议会民主，终止了劳资双方的妥协，但它依靠的仍是一般的官僚机构的手段。凭借这些手段，它是无法粉碎德国工人的组织的。[24]

1932年7月20日，巴本-施莱赫尔政府取代勃鲁宁政府，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又把巴本上台称为法西斯政变。针对德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事件，托洛茨基在同年8月、10月写了两篇专论德国波拿巴主义的文章，标题分别是《波拿巴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德国的波拿巴主义》。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深化了他在此前论勃鲁宁政府是波拿巴主义政府的文章（《波拿巴主义的漫画》），阐述了勃鲁宁政府与巴本政府的区别，修正了对勃鲁宁政府的界定，给波拿巴主义加了一个“前”字。他还与所有批评这一界定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布兰德勒派——论战。在驳斥社会民主党关于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产物时，他说：“这一说法只有在这点上是对的，即没有阶级斗争的激化，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根本就不需要法西斯主义。……确实，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对无产阶级革命威胁的反应的产物。但正是因为这一威胁在今天还不是直接的，统治阶级合力通过波拿巴专政来避免内战。”[25]也就是说，无论是勃鲁宁政府还是巴本政府它们的任务都是一个，即消除内战。数百万工人小资产阶级之所以投兴登堡的票，就是想避免内战。因而他们把兴登堡抗在自己的肩上，让他成为最高仲裁。而由此建立的波拿巴专政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卫私有财产和秩序而凌驾于两个彼此斗争的营垒之上，在军警机构的帮助下平息内战。

至于巴本政府的寿命，托洛茨基是这样分析的：无视所有政党，解散议会，在首都实行戒严的巴本政府虽然给人以强有力的表象，但它比勃鲁宁政府更软弱。因为波拿巴制度只有在由它来结束革命时期的条件下，即力量对比已经在斗争中得到检验，革命阶级已经灭亡，但资产阶级对明天是否会带来新的震荡还忧心忡忡，才能获得相对的稳定性。[26]据此，托洛茨基判断巴本政府的寿命长不了，因为它的存在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两大阵营的中立为支撑，巴本政府还能运转多久，不久的将来就会有结果。[27]

托洛茨基认为，将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的最大害处是：“那些一口咬定说他们看不到勃鲁宁与希特勒的区别何在的智者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的组织的存在和被消灭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勃鲁宁政权是过渡性的，……不是过渡到法西斯主义，就是过渡到工人阶级的胜利……两个阵营才刚刚开始为殊死的战斗做准备。如果你们把勃鲁宁和希特勒混为一谈，你们就是在把战斗前夜的局势与失败以后的条件混为一谈，就是事先自认失败。你们实质上是在号召人们不战而降。”[28]

“红色”全民公决还是褐色全民公决？

1931年春天纳粹掀起疯狂的沙文主义狂潮，号召发动一场反对“居然会同意奴役和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的党的“人民革命”，旨在推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共产党则向普鲁士政府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布劳恩和泽维林格提出最后通牒：如果后者能同意他们的一些要求，它就号召工人保卫他们的政府，如果不满足它的确条件，它就号召工人投票反对这个政府。表面上看，好像是共产党寻求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但由于他们提出的是后者绝对不会接受的条件，从而他们事实上与纳粹建立起无条件的统一战线。更可笑的是，他们把这种愚蠢致命的策略称之为“红色全民公决”，虽然它与“褐色全民公决”一般无二。甚至在口号上都与纳粹毫无区别，如“消灭凡尔赛条约”、“解放德意志民族”等。莫斯科对德共的政策表示支持，在全民公决前，7月24日的《真理报》声称：“不参加全民公决，就意味着共产党员支持今天反动的州议会。”在全民公决之后，8月11是的《真理报》说：“对党来说，参加全民公决的意义在于在议会之外动员群众。”第二天的《真理报》这样写道：“投票的结果是迄今为止工人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29]

在1931年9月出版的《反对派通报》第24期上，托洛茨基发表了题为《“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严厉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愚蠢的作法，指出，同一作法，只有在力量对比有利于无产阶级时，才是正确的：即用合法的方式推翻社会民主党以及与它协作的其他政党的政府之后，再在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打垮企图接替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法西斯。而根据目前的力量对比，接替勃鲁宁-布劳恩政府的将是希特勒政府，因而所谓的“红色便民公决”纯属冒险。[30]针对德国共产党说什么社会民主党法西斯上台铺平道路，所以不能保卫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他驳斥说，如果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铺平道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缩短这条道路；如果法西斯企图推翻勃鲁宁政府的话，我们将与他们血战到底。但我们保卫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而是无产阶级的精华，不仅是共产党的、还有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织、工人刊物。因为这是我们争取大多数工人跟随我们夺取政权的基础，如果听任法西斯将它们摧毁，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就无从谈起。

* * *

托洛茨基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就德国局势以及共产党的策略所展开的斗争,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后者对局势的错误判断，混淆传统资产阶级政党与法西斯，并错误地把矛头指向本应该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社会民主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击败真正的法西斯——纳粹党——的机会，最终导致德国工人阶级不战而降，不仅使德国无产阶级，而且使人类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而这一切又是在对不断被政治现实所证实的托洛茨基对局势的判断，对形势发展方向的预见，对法西斯的科学定性，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原则的疯狂诅咒和嘲弄中完成的，更加彰显“第三阶段”理论的荒诞，“第三阶段”策略的制定者和推行者的愚蠢和无能。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时那场德国反法西斯斗争则是一块最大的试金石，它雄辩地证明了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高瞻远瞩的革命领袖，谁能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胜利的革命；谁是鼠目寸光的经验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掘墓人。二者之间的强烈反差，德国反法西斯斗争并不是孤证。1923年以后托洛茨基反对派与斯大林多数派（先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后是斯大林、布哈林等）关于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斗争，1927年关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展开的斗争，在与本文所提到的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时，围绕着西班牙革命问题进行的斗争，还有嗣后关于人民阵线策略问题的斗争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明。所有这些斗争，勤于笔耕的托洛茨基都有文字记录。在这些记录中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英明，也显示了作为革命改造人类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和力量。在相关历史著作中、甚至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读者都可以在斯大林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左右摇摆中找到这两个人之间的反差的旁证。

大概有人会说，你写此文的目的是否想树立一个新的革命偶像——托洛茨基，用他来代替斯大林这尊过时的旧偶像。这决不是本文的目的。托洛茨基的历史功绩已载入史册，何况他本人还有大量著作，笔者在网上曾看到一种说法，说他的全集若能出版的话，可达150卷之多；另一种说法是80多卷。我想，由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和苏联解体以及东欧易帜而使人产生的对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逆反心理过去之后，人类会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留下的丰厚的革命遗产的。斯大林将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以不正当的手段剥夺了能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真正的革命领袖托洛茨基的领导地位，不听他的睿智建议，采纳他的正确的战略战术，以致于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机会，把他所犯的每一次错误都固执地推向灾难；而是他为了个人权力破坏党内民主，以邪恶手段剥夺了党在他的机会主义方针政策和托洛茨基高瞻远瞩的革命政策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最主要的是，他建立了个人独裁，用领袖永远正确、永远是真理来取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用血腥的手段来镇压对他的错误方针政策的批评，党的最重大的任务不是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和建设，不是世界革命，而是维护领袖的正确和伟大。这种荒谬的作法导致永远正确的、英明伟大的领袖所犯的错误只能由他的继任人来纠正，继任人的错误再由下一个继任人来纠正，这不仅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使十月革命的产物——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在官僚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离革命的初衷越来越远，而且使错误越积越多，最终积重难返，使庞大的苏联帝国轰然倒塌。

[①] 参见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348-34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参见同上第352-353页。

[③]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321-331页。

[④] 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列宁的最后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的相关章节。

[⑤]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9年6月第12期第9页，转引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номер 8,стр14.

[⑥] См.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номер 7 ,стр.22-27,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29 г..

[⑦] 同上，第25-26页。

[⑧]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номер 8,стр.4.

[⑨] 参见托洛茨基于1930-1933年间发表在《反对派通报》上的相关文章。

[⑩]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номер 17-18 стр.46.

[11] См.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номер 29-30,стр24,сентябрь 1932 г..

[12] 转引自《流亡的先知》第158页。

[13]《流亡的先知》第135页。

[14] 同上第132页。

[15]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номер 17-18,стр.47.

[16] 同上，第47页。

[17] 同上。

[18] 同上。

[19]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номер17-18 ,стр.53.

[20] 《流亡的先知》第141页。

[21] 同上，141-142页。

[22]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номер 29-30 ,стр.24.

[23] См.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номер 29-30 ,стр.24.

[24] 参见《流亡的先知》第139页。

[25]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номер32,стр.5.

[26]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номер 29-30 ,стр.25.

[27]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номер32,стр.7.

[28] 《流亡的先知》第140页。

[29]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номер24,стр.12.

[30] См.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номер24,стр.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