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俄國兩次民主革命
大衛．曼德爾

　　從十月革命到蘇維埃制度倒台與資本主義復辟的現政權之間，雖然橫了四分三個世紀，但這兩次革命（註釋）均是同一個社會——歷史時代的一部分：1917年蘇維埃奪取政權開始了一場社會革命；官僚政權的倒台及隨之而來的復辟，代表著斯大林在1920年代開始的反革命的最後一章。

　　上述兩次革命的即時的決定性因素，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關係。從這點來看，兩場專政的對照表現了驚人的悖論。一方面，在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為數甚少的工人階級能夠作為社會的領導，並在社會更進一步的發展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另一方面，是一個工業化、城市化的國家，為數龐大的工人階級對社會的變化進程沒有能力發揮影響，在其敵對的社會力量按自身的形象重塑制度當前，無助地袖手旁觀。

橫跨其間的75年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時並存、互相鬥爭的時期；這個時期的複雜性令它不能納進任何簡單的公式。

△ 1917年革命

　　俄國1917年的工人階級在人口裡是相對的少數，它處在農民的包圍之間，並且尚未完全和農民脫離聯繫。這支工人階級才剛形成，其中大部分成員來自鄉村的農民家庭，在鄉村長大，一般的教育程度低下。可是，這個階級擔當了民主革命運動的領導，把運動領向勝利。

　　十月革命當然不是一場單一的革命。其餘不論，這是一場農民革命及連串的民族解放革命。但十月革命成功，乃由於它最主要是一次工人革命。廢除私有財產、設立計劃經濟、全面就業、相對地豐厚及持續增長的社會工資，及基本的經濟保障，所有這些並非一蹴即至，但都源出自這場工人革命。

　　工人階級不錯是在奪取政權後不久便失去了政治權力，但革命者們在十月革命其時已經預見到這一點。革命者們相信，倘若沒有發達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的支持，他們便沒法保住政權。
　　可是他們卻沒有預見到，隨著俄國工人喪失權力而來的，並非資產階級復辟（他們最終是正確的，但沒有想到這場復辟要歷時75年才發生），而卻是導向了官僚治黨治國的專政，官僚的利益基本上和工人對立。

托洛茨基把官僚專政稱為是一場在社會革命內部發生的反革命（見托氏著的《被背叛的革命》）；反革命對社會革命造成了極大的扭曲，但尚未造成恢復資本主義關係。托洛茨基由此出發，相應地呼籲發動一場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獨裁，把蘇聯重新納入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托洛茨基認為，一場資本主義復辟會是對工人階級的至大打擊，令俄國文化和俄國經濟倒退數十年。時至今天，清楚無誤地顯示出托洛茨基的分析是正確的。

△ 官僚獨裁專政

　　從歷史角度來看，最終證明了官僚制度是過渡性的；有各種互動因素促使這個制度出人意表地曠日持久地存在。不過，其中的關鍵因素，是最初造成革命的工人階級衝力的力量仍然十分強大，以致最終形成官僚獨裁專政的社會脆弱性。蘇維埃官僚的權力沒有牢固的財產基礎，也沒有真實的認受性（蘇維埃民主的外觀是艱苦地維持下來的），它恒常處在工人階級的懼怕當中。沒有極權的壓迫機器，官僚獨裁專政便無法生存——戈爾巴喬夫的自由化是造成政權倒台的直接原因，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官僚對工人的畏懼，同時又妨礙到它取得演變成為一個新的有產階級——資產階級——所必須的安全和穩定。

　　在1989年，戈爾巴喬夫企圖改革而對制度造成致命的傷害之後，他確是選擇了復辟。然而，出於懼怕民眾的反應，致令他無從用貫徹和堅決的方式進行（大約在此時，中央委員會機關派遣了一支工作人員往訪基洛夫工廠，探測工人對私有化的反應）。

　　戈爾巴喬夫及總理雷日科夫在回答主張復辟的激進派的批判時，相當公開地表示了他們的恐懼。波蘭的經驗、蘇聯本身工人的興起和愈趨政治化，顯示了戈爾巴喬夫的恐懼是有所根據的。

可是，當政權一旦倒台（政權是破產居多，而不是被推翻），工人階級便幾乎立時地停止對社會變化的路向有可見的作用；它頂多是對改革所選用的手段和步伐方面有著微小而間接的影響力，但卻並無影響改革的方向。葉利欽政權的鎮壓能力相較於舊政權儘管是望塵莫及，卻並不懼怕工人。

△ 資本主義復辟

　　俄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及復辟進行時相對的順利（從政治角度來說），令俄國以外的左派，包括採納托洛茨基對蘇聯的分析的左派，大感驚奇。他們均預期會有一場政治革命，把蘇聯納回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然而這場政治革命卻導向了資本主義復辟。

　　托洛茨基本人卻大有現實主義眼光，估計到這個可能版本，雖說他總體上是革命樂觀主義。他在1936年寫道，沒有其他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便必然復辟。可是他的大多數追隨者卻忘記了他的分析的這部分。

　　左派們的樂觀，當然不完全是痴心妄想。過去數十年來，是有一些顯出政治革命成熟性的徵兆，而就復辟之即將降臨，卻沒有顯著的徵兆。包括我自己的左派分析家們，都會指出各種有利因素，如工人階級在規模上的增長，城市化及教育化的程度、生活水準提高等等，在在都顯示出被官僚獨裁專政破壞了的公民社會，無可避免的會再度重生。

　　蘇聯工人階級不錯是相當靜止，可是在匈牙利、捷克和波蘭均有著強大的反官僚運動，工人並且成為那些運動的領導力量。那些運動是在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的旗幟下要求民主和自管。運動全都失敗了，但主要是受到蘇聯直接或間接的干預造成。

　　我在本文裡，會分別就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當代復辟時期下的工人的形勢作出比較，以參看工人在此兩個時期內迴然相悖的事實。以下的比較，主要涉及影響到工人階級的覺悟性的因素，即「主觀」的方面；因為，在表面來看，蘇聯在倒台時的「客觀」形勢比起1917年來，對工人是更為有利。

　　在此我們還應補充一點：蘇聯工人階級是相當一式化的，全體工人都為同一個僱主（國家）工作，由這同一個僱主決定工人基本的物質狀況和工作條件，而這些條件又是相當同等的。此外，蘇聯本來資本主義的力量甚是薄弱，例如在1991年8月那次流產政變之時及之後，工人階級要是想奪取政權，當時是沒有一支武裝力量準備制止他們的。

當然，人們愈是靠近具體的現實，所謂「客觀」「主觀」的區辨便愈顯出人工化。但這樣的區辨具有啟示性的用處。下面論及的各種因素均是緊密相關，實際上是不可分割的。

△ 國際形勢

　　托洛茨基把俄國社會主義的命運和世界其餘地方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聯結一起。假如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沒有出現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則「放在議事日程上的，將會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反對官僚，而不會是工人的起義。」

　　「〔可是〕要是西歐的無產階級，儘管在改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領袖們的聯合怠工下，仍是找到通過權力的道路，那麼就將會為蘇聯歷史翻開新的一章。革命在歐洲的初次勝利將會如一股電流衝擊穿越蘇維埃的大眾，把他們衝擊起來，提起他們的獨立精神，讓1905年和1917年的傳統復甦……唯有這個方法，才能挽救第一個建立起來的工人國家社會主義的未來。」（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尋路人出版社1972年版第290頁）

　　在1980年代末官僚政權出現危機的其時，正值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大退卻和薄弱的時期。其時沒有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模式（「共產主義集團」國家自身是日益萎縮的官僚專政或是正處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沒有正在推進的社會主義鬥爭以至也沒有以勝利結束的自衛性的鬥爭，可供蘇聯工人仿效。其時，資產階級正成功地走離開戰後的「福利國家」。

　　就在這種種狀況下，親資本主義勢力所說的「全世界都擁戴市場」、只有資本主義才是「正常的」的論句，在工人之間便甚為有力。

　　再者，這些親資本主義勢力是由國際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政治和財政上作出撐腰。相形之下，國際工人運動是形同虛設，至多只是作為一種負面因素：它向俄國工會提供的小量援助，是旨在令俄國工會適應資本主義，而不是為尋找另類出路而戰鬥。

　　更糟糕的是，在俄國最露頭臉的「國際勞聯產聯」（AFL-CIO）有意識地把「援助」用在分裂工人運動方面，以助長親資本主義的勞工派別的發展。

　　國際局勢在十月革命裡也起了關鍵的作用。十月革命是在勞工力量高漲的時期內發生，由工業化國家的群眾工會和群眾工人黨的組成為其特徵。儘管爆發了戰爭及大部分社會黨領導層的背信棄義，這些退卻還不是決定性的失敗。戰爭本身最後成了激進化的強有力因素，促使勞工前所未見的興起，橫掃戰後的歐洲，直到德國1923年10月革命失敗，才見沉寂下來。

　　十月革命是這個革命時期的一部分，雖然它是其中的第一炮。全世界工人都把大戰視為資產階級舊有秩序的危機的徵兆。不同於1980年代的蘇聯工人，在當時有愈來愈多的工人把社會主義視為實在而必要的選擇，而不是失去信用的烏托邦。

　　當時俄國的資產階級在列強中是最薄弱的，資本主義的發言人在保衛其制度而提出的論句，縮減至這一點：俄國的條件尚未成熟至走社會主義（這隱含著同意社會主義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在整個工業化的歐洲，資產階級——而不是工人——由於看不到出路而不能動彈。

　　十月革命假如不是這場國際性的革命興起的一部分，它大概便會成為歷史上第二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立即陷在與資本主義列強的你死我活的衝突包圍中。那些富裕的強國能夠把以百萬計的男人武裝起來投進帝國主義的互相殘殺之中，但卻不能取得軍事勝利，打敗初生的蘇維埃國家；後者從一無所有中建立起一支軍隊，它的工業基礎已經破產，並且受到外面世界的經濟和外交封鎖。
　　正如歷史學家W.錢伯林所言：「盟軍為什麼無法滿足白俄的希望，派遣大宗軍隊介入呢？有一個絕對有說服力的理由：沒有可靠的軍隊可以動用。各個大國的元首以至兵士均普遍相信，任何派遣大量軍隊到俄國的企圖，極有可能會以兵變告終。」

　　其時是有過許多兵變，而軍隊不可靠本身也是那個時期的一個症候。W．錢伯林寫道：「在巴黎〔和談〕的國家元首如坐薄壁，薄壁下社會興起的火山動力正在沸騰聳動。」（見W．錢伯林著《俄國革命》第二冊第153頁）

　　國際工人對俄國革命的支持大部分採取了間接的形式——在他們所屬的國家內進行階級鬥爭，令統治階級無暇他顧，也不夠膽量干預更強勁的俄國。但亦有許多直接的、自覺地支持革命的行動。
　　與此同時，期望不久即將得到來自國際強大的援助這點，起著支持俄國革命力量的士氣的重大作用。每一次傳來有關勞工聳動的消息，都令俄國的革命力量精神大振。

反過來說，國際工人的失敗在1923年底成為定局，歐洲的革命浪潮到處被打退（除了俄國）這點，對造成蘇維埃工人士氣沉低的效果，對反革命勝利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 「舊制度」的意識

　　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關係對塑造被壓迫階級的意識是關鍵的因素，雖然這個意識的特定內容是由具體的歷史經驗和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所決定。

　　蘇聯是一個過渡性的制度，是同時具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元素的混生體，但又兩者皆不是。這是集黨國一身官僚政體的極權專政，建基在國有化、計劃（或說是行政管理）經濟上，其官方意識形態是一個綴以民族主義味道的被閹割的社會主義。

在勃列日涅夫治下，它甚至擁有一個恬不知恥的、半官方的稱號「真正現存的社會主義」。而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則是處在具有強烈封建殘餘的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專制君主制。其中，工人不論在哪種制度裡都是工資工人，其主幹受僱於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線。不過，舊俄和蘇聯是兩種極為不同的社會制度，它們所引發的工人意識也大不相同。

△ 階級獨立性

　　我在本文只會檢視工人階級意識中最中心的一個面：工人怎樣看他們和剝削者的關係。工人們視他們基本的社會經濟利益是和所有其他工人的利益相聯繫的嗎——而那種利益是與他們的僱主，即剝削階級的成員基本對立的？或是相反，工人是否把他們的利益與所屬的企業和僱主相聯繫？

　　在政治行動的平面，這個課題同樣適用：是階級獨立性或是隸屬於剝削階級的合作？

　　現實生活中的意識比起「理想模式」誠然是更為複雜和矛盾。不過，上述課題代表了工人的基本選擇。剝削者及其理論家不斷在工人之間鼓吹形形式式的從屬性的階級合作。反之，革命社會主義者則鼓吹工人保持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但不排除在組織獨立和思想獨立的基礎上與剝削者進行暫時性的、戰術性的合作。

　　在通向革命之前的年月，俄國工人運動最突出的品質之一，是它在資產階級跟前所具有的堅持「階級獨立性」政策的毅力；這項政策不論在企業或全國層面俱能照辦如儀（在1912-19年勞工興起的時期，這點尤為顯著），令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立出來的，主要就是這個課題。這也解釋了布爾什維克為何能從1912年開始（除了2月革命後的短暫時期），成了俄國工人運動的主力。

　　有利於工人覺悟性其中一個客觀因素，正是由於有著「封建殘餘」。俄國社會具有莊園制度多方面的品質，譬如國家杜馬〔國會〕的選舉，是用一定數量的莊園和財產來劃分的政治區域來進行（從而大有利於有產階級）。這樣，對於工人把自己看為是與有產階級基本分立，便甚為有利。

　　另一個因素是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薄弱，而這最終可以追溯到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脆弱性及它對國家的依賴。這個階級整體上感到無力向工人階級作出讓步，特別在經過1905年革命的經驗後，它深信工人運動是朝向社會革命，對它本身的存在構成了致命的威脅。

　　俄國資產階級是一個反動的、親沙皇的階級；它的自由派的一翼（其中一些人曾經在財政上短暫地支持布爾什維克派）十分細小，無足輕重。它和政府及沙皇警察緊密合作，鏟除活躍份子，鎮壓工人的集體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實在沒有餘地讓工人幻想與資產階級享有共同的利益。

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在社會和政治方面俱是個兩極化的社會。而歷來作為階級之間的橋樑的智識階層，繼1905年革命後，在工人運動中實實在在地消失了（它最終為統治階級服務）。

△ 蘇聯內部的「楚河漢界」

　　蘇聯社會的圖畫是複雜矛盾得多。官僚對權力的壟斷及社會關係方面整體性的壓迫架構，確是令工人感到有著「我們和他們對立」的意味。

　　與此同時，也並存有一種強烈的「各階級合作」的元素。這種元素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尤為突顯。在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變得百病叢生時，有些工人會緬懷勃列日涅夫時期，稱之為他們的「黃金時代」。

　　官僚體按權力和特權組成層級制，每個官僚都有官僚上司指揮。這種狀況每每令工人把他們看成為「我們和他們」的區辨，因為工人把自己看成是階梯最底層的一級。

　　雖然官僚體一般被稱為「官僚層」，但它絕不是個封閉的集團。蘇聯最末期的領袖群，包括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等人，都不是機關人員的後代。覺悟性高的工人通常會被敦促修讀工程師，而許多人就是由此而開始躋身到行政機關的統治集團去。許多廠長的職業生涯就是從同一間工廠內當工人開始的。反過來說，官僚的後代罕有成為官僚，他們通常都成了特權部門的專業人士。

　　官僚體最重要的是滋養了許多時甚為腐敗的官官相衛的關係，這種風氣在勃列日涅夫政權下最為熾烈。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特點是放寬中央領導層對官僚體的管制，這在實質上就是把政治和經濟的行政部門實行分權化。在這樣的狀況下，諸如企業總管、部長、黨地方委員會的第一書記的雙重角色，便變得更為突顯了。他們在生產單位、經濟部門或由其管理的地區上，是國家的代表；但他們同時又是企業、部門、或地區的僱員或居民的代表、說客、保衛者，以此和國家交涉。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後一種屬性最為顯著，因為經濟已變得愈來愈「封建」了。

　　很大方面由企業管理的社會工資（包括住屋、疾病補償、津貼娛樂、渡假、保健、學前託兒等），以及愈來愈多經由企業分發的短缺的消費品，這些狀況助長了工人抱持「各階級合作」的態度。再者，工人經常被管理層呼籲「考慮企業的處境」，也就是要作出讓步（尤其在加時工作和工作假期方面），以幫助企業達成計劃指標。

　　在管理層呼籲的背後是帶有相當威嚇性的：拒不合作便招來麻煩。而工人一般都會積極響應呼籲，因為工人認為他們的利益是和企業、管理層的利益相聯繫。

這種制度要行之有效，管理層當然是要作出回報的。除了有企業管理的社會工資外，還有是管理上的彈性，那就是對工人的上班時間有彈性、容忍違紀行為，並保證工人得到獎金（獎金佔了發放工資一大部分），不論企業實際的生產結果、他們是應得或否。

△ 兩次民主革命的對比

　　工人意識方面的這些狀況，對1917年和蘇聯倒台的事態的進程，是一個重要的元素，而且有著驚人的對照。在前者（推翻沙皇），緊接著民主革命的是工人取得國家和企業的權力，即一場社會主義革命。

　　在後者，緊接著民主革命（官僚政權倒台）的是把工人徹底逐出政治和經濟權力，迅速復辟資本主義。

　　工人在1917年2月時，雖然曾經短暫地追隨孟什維克派，把行政權力交給自由派政府，但工人也即時組織了屬於自己的、分離出政府的階級組織：蘇維埃。在工人看來，應是由蘇維埃決定政策，由自由派政府執行。工人在企業內成立了獨立的階級組織：工廠委員會。當工人面臨大批解僱或關廠的威脅，工廠委員會毫不猶豫的把管理權侵奪過來。

　　工廠委員會完全是從下而上產生出來，而不是從任何政黨的綱領內冒出來的，雖然布爾什維克派不久接納了它，並予以領導。

　　認為工人應集體奪取他們所在的工廠這個傾向，在工人中並不顯著。工廠委員會不斷拒絕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這個要求。而這些要求對於奪取國家政權這個問題，又都慣常是三緘其口。

　　事實上，在二月革命開始後第3個月，工廠委員會在彼得格勒會議上提出權力歸於蘇維埃；那是在重要的工人大會上第一次提出來的有關要求。工人代表在那次及繼後的會議上，確認了資產階級並無興趣阻止經濟危機，而一個沒有資產階級影響的大眾政府，是阻止經濟危機和廣泛失業的必要條件。只有在全國經濟管制、制訂計劃的狀況下，工人管理才會有效，因此就需要有蘇維埃政府。

　　工人奪取工廠在10月前甚為罕有，並且只當工人面臨迫近眉睫的關廠威脅，或是行政層方面強硬而持續地怠工破壞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奪取工廠；而即使如此，工人都會同時要求國家工廠。

　　10月後，經濟危機急劇深化，工人有蘇維埃權力支持，便更為熱衷於奪取工廠，而那時候，工廠委員會大會也提出了全面國有化。這一點也不在布爾什維克派的綱領之內。不過，十月革命8個月後，頒發了全面國有化的法令。新政府管理經濟的中央機關全國經濟局的大部分成員，來自工廠委員會中央局的成員。

所有這一切均表明，在1917年時，工人是用階級獨立性和階級團結的方法來應對民主革命之後的危機

△ 1990年代的工人運動

　　官僚政權在日益深重的經濟危機之間垮台，但工人這一次的反應迥然兩樣，沒有組成本階級的組織，不論政治性的或經濟性的也沒有。

　　在許多地區，工人誠然是支持打出反官僚政綱的候選人，但卻沒有人認真地要求把官僚（或前官僚）排除在競選席位之外。許多機關人員，特別是中下層機關人員被選上，至於那些企圖以工人為基礎作組織的努力卻徒勞無功。在實行起來時，勞工政治始終停留在議會遊說的形式，並且大部分依賴於和管理人員的合作。

　　而且兩次民主革命的性質的差異也甚是鮮明。1917年二月革命完全是從下而來的運動，大眾從沒有喪失主動性，即使他們把政府交給自由派，也仍舊堅持通過蘇維埃保留對政府的「控制」，而且是由蘇維埃單獨指揮軍隊。

　　1990年代的勞工運動在推倒官僚政權上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卻不全然是起著獨立的作用，並且這個運動只佔工人階級的少數。「從下」而來的運動到底發揮了多大的作用，這點很難作出精確的估計；但很清楚的是，官僚政權的垮台較多是「來自上面的革命」，由資本主義復辟的勢力（這支勢力來自官僚體的內部和外部）造成，這支勢力能夠玩忽民眾力量。

　　1991年8月（「保守派」政變流產）及12月（蘇聯解體）的關鍵時刻，工人都是被動地袖手旁觀。假如官僚政權的倒台是以全民革命的形式出現，復辟便會艱辛得多。復辟派的策略家們深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與官僚中的親資派同盟，以避免用民眾動員來推倒舊制度。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不少工廠成立了「工人委員會」，部分煤礦工人及一些團體也組織了只容許工人參加的新工會，至少在初期是這樣。但這些組織屬於「各階級合作」性質較多，而不是階級性的組織，因為它們被理解為是體力工人的組織，排除非管理層的白領工人。況且這些組織努力是孤軍作戰，不是俄國工會的常態。

　　「改革」時期在工廠內興起的組織以至全國性的運動，看來多是關於經濟權力和財產問題。這一類「勞工——集體會議」（STK）最初是在戈爾巴喬夫的指令下組成，只有局部的、含糊不清的自管權力。這些組織是典型的蘇聯式的階級合作組織，包括所有僱員，從最低層的清潔工到廠長，而很多時當然是由後者把持著組織。這個運動雖然基本上反對舊有的官僚制度，但其意識形態基礎仍是階級合作主義的，其中最激進的份子也接受這種想法，即工人的收入應該視乎企業在市場的表現。他們要求企業完全自治。

　　尤為驚人的是，這個運動只限於要求自管、由集體擁有企業（少數人要求向國家租貸），企業之間由市場關係作聯繫；但對於全國經濟卻提不出一套觀念。這種要求在實踐上就是行資本主義，只不過是由工人擁有企業來推行。

　　可是這支運動的活躍份子並不是有意識地要求資本主義，他們中許多人認為這是在資本主義和舊有制度之外闖另一條出路，而另有一些人則相信親資派的宣傳家所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區辨已經過時，問題只在於有多寡市場性、有多寡國家管制。

　　「勞工集體會議」成了復辟派的囊中物。這支運動的領袖支持葉利欽，而葉利欽則承諾政府將以「勞工集體會議」為基礎，而且會通過法例，讓僱員較易成為集體所有者。不過，到葉利欽的私有化綱領面世，內容卻是集體所有制不會擁有新私有化工廠的股份。這個綱領就此輕而易舉地把工人完全排擠出企業行政之外，令工人對之無法施加任何影響。

　　工人大眾和勞工運動是辯證的關係。特別在1905年後，布爾什維克是個工人階級佔壓倒性多數的黨，聯合了最有覺悟力的革命工人，而這些革命工人本身又和工人群眾有機地聯繫起來。布黨是積累了整個時代的工人階級鬥爭的結果。

　　官僚政權和沙皇政權對照之下，更由於前者的脆弱而絕對不能容忍任何獨立的勞工組織和工人運動。蘇聯工人直至戈爾巴喬夫時代之前都無法在制度裡取得自治的空間，只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才打開這個悶局。然而開放證明對制度是致命性的。可是蘇聯工人得到的時間太少了，他們在全無集體鬥爭的經驗、沒有超越廠房的獨立組織的條件下，進入了制度全面性的政治危機的時期。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之前，工人偶爾會爆發大規模的自發性行動，但這些行動都局限在個別地區，被迅速鎮壓，幾乎不留痕跡在集體意識裡。所以蘇聯工人在開始活躍之時，並沒有經驗可援，然而獨立的集體鬥爭的經驗卻是克服各階級合作的遺產不可或缺的。

△ 經濟崩潰

　　經濟崩潰在兩次事態中俱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十月革命發生不久，帝國主義戰爭、內戰、經濟崩潰及建設國家的需要，是造成工人分散到各地去的原因，這種局面直到1921年才有改觀；到1926年，工業才恢復到大戰前的水平。

　　失業率高企對工人活躍性具有嚴竣的影響，結果令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後中止了其作為歷史的獨立主體。工人在內戰勝利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但蘇維埃民主卻很快讓位予黨的專政。

　　俄國今天的經濟危機沒有早年的內戰時期那麼嚴重。但俄國現時處在和平時期，而且其危機的深度和長期程度，大概在現代史上前所未見，沒有任何主要國家出現過同類情形。尤有甚者，這場經濟我們打擊了正在成形的工人運動，即使沒有徹底斷絕它的發展，也令之步伐遲緩。

　　吊詭的是，階級合作主義的社會基礎雖然被迅速侵蝕，但它對工人及工人領袖的影響，卻是有增無減。今天，階級合作主義的官式名稱是「社會合夥人」。經濟危機對工人造成的不安全感、無能感，是促成依賴性的階級合作歷久不衰的原因。

工人士氣低沉，致使葉利欽在1993年10月的政變建立一個「軟性」的獨裁政府成為可能。這次政變的直接打擊對象，是國會內反對葉利欽的經濟路向的人；但政變同時也是一種預防措施，對付工人潛在的反抗（已知的是，葉利欽案頭上有一張已簽署的法令，是下令解散主要的工會聯合會——該會的主席支持國會，反對葉利欽）。在消弭工會領導層內富有戰鬥性的傾向這一點上，證明了政變完全達到成效。

△ 結論

　　這種比較分析，對於俄國工人階級再次成為歷史主體所應該採取的做法，提供了一些想法。本文所引伸的結論，對短暫的將來並不樂觀。

　　可是，把俄國工人階級一筆勾銷，乾脆是錯誤的。造成俄國工人階級軟弱的條件將會變化，而且已在變化。在所有那些條件裡，其中之一是發達國家的工人和社會主義的力量，以及他們對俄國同袍的直接支持。

　　俄國在20世紀的歷史悲劇很大程度是與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力量的薄弱相輔相承的，反覆申明這點甚有必要。由於西方沒有出現社會主義，前蘇聯的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同樣地，蘇聯的官僚獨裁專政，在鉗制西方工人階級的革命潛力方面，也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西方沒有出現社會主義，西方的工人在今天付上了愈來愈高昂的代價。

註釋：我知道此是不太嚴格地使用「革命」這個詞語來形容蘇聯制度的崩潰。可是官僚專政是被一個民主政體之類的東西所替代的——不管為期是多麼的短促，而這又是與資本主義復辟的開始恰巧重疊。

（本文作者在加拿大滿地可魁北克大學講學，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1998年12月號，惑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