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與十月革命後的兩次爭論

向青

一位青年朋友問：如何正確認識托洛茨基在工會、交通人民委員會、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的錯誤？

他提問的口氣表明：他相信，或者聽說，在上述問題上，托洛茨基的立場是根本錯誤的，或者至少犯了極大錯誤。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近八十年來，蘇聯和中國一般出版物都是這麼說的。但我首先要指出：這種看法是斯大林派官僚一貫歪曲事實造謠誣蔑的產物，目的在於抹黑托洛茨基，大大歪曲歷史。

根據歷史事實來公正評論，應該認為托洛茨基在上述爭論中是有錯誤，但不是根本錯誤。更不能根據這些錯誤來把他斷定為俄國革命中的反面人物，或者認為他在那段時期經常反對列寧的政策(斯大林派造謠正是為了造成這樣的印象)。

現在我根據歷史的先後次序，簡單說明我認為應該怎麼看托洛茨基在上述兩個事件中的是非功過。

布列斯特和約

對於應否接受德國所提的苛刻條件簽訂和約，當時俄共黨(我們現在使用這名稱只是為了方便，其實那時黨的正式名稱還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未改為共產黨)內部有三派意見：列寧的一派主張不惜代價簽約；布哈林派(左派)主張拒簽和約，不惜進行革命戰爭；托洛茨基派主張既不進行戰爭也不簽約。自從1917年12月初德國提出和約的條件以來，一直到1918年2月10日托洛茨基率領的代表團拒簽和約並中止談判時為止，俄共中委會和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內的多數人都反對簽約，同時主張盡量拖延談判。1月24日黨中委會多數通過托洛茨基的「停止戰爭，不簽和約，我們把軍隊復員」的提案。托洛茨基就是根據這個決策去跟德奧等國的代表團談判的。談判中止時，德方宣佈要恢復戰爭行動，托洛茨基認為這只是恐嚇的空話。但結果德軍真正開始進攻，迅速佔領了大片土地，掠奪物資。黨中委會在2月17至18日開會討論對策時，經過多次表決，列寧的簽訂和約提案仍然一直被否決。最後托洛茨基改變立場，投票支持列寧，才讓求和的提案以一票的多數獲得通過。結果，布列斯特和約在3月3日簽訂，條件比原先更苛刻了。不過，和約的效力維持不到一年。當年11月，三派共同盼望的德國革命終於爆發，德軍全面停戰，蘇俄立即把和約廢除。

毫無疑問，歷史充分証明了列寧的政策正確。他比所有別人都更了解整個形勢，更早提出正確的政策，而且堅持到底。不但左派的主戰政策完全不切實際，托洛茨基過於堅持不戰不和的政策，太遲才同意簽訂和約，也是不明智的。當時蘇俄根本沒有必要的兵力去進行抗德戰爭。人民厭戰，前線士兵紛紛逃亡，舊軍瓦解，新軍尚未建立。對這形勢托洛茨基也充分了解(他甚至比列寧了解得更清楚，因為他親眼見到前線許多戰壕的士兵已經逃亡一空的景象)，所以他和列寧同樣堅持不要戰爭。他之所以長久堅持不戰不和的政策，並不是因為他愛好折衷，欠缺果斷，或者不服列寧的領導，個人野心太大，諸如此類，而是由於好幾方面的原因。第一，他十分重視各國(尤其是德國)工人對蘇俄外交政策的反應。他認為，只有停戰但不簽訂向德帝國主義屈服的和約，才最有利於促使德國革命早日爆發。其次，他覺得俄共黨內和蘇維埃機關的多數領導人那麼強烈反對和約，甚至於形成嚴重的分裂危機，需要利用折衷政策來維持團結，以便最後取得正確的共識。第三，他認為德國的作戰能力已經在急速削弱，未必能對蘇俄大舉進攻。他這些想法都是大有根據的，由此訂出來的盡量拖延談判的政策也完全正確，並且得到了多數領導人的支持。在談判過程中，他對工人階級反對侵略戰爭、反對民族壓迫的立場和政策作出了大量強有力的宣傳，同時為革命的公開外交提供了光輝的範例，這不但是歷史上的創舉，當時沒有人能在這方面幹得像他那麼好，而且至今也還沒有人能趕得上。只有到了2月10日德國已經表明不簽和約就一定要恢復戰爭行動的時候，他還認為那一定是恐嚇性的空話，斷然拒絕簽約，並且封閉了繼續談判之門，才是判斷錯誤而且失策。但這些錯誤都是實際判斷上的錯誤，並不是原則性的錯誤，更不涉及到個人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或責任心。這類錯誤任何英明的領導人都不能完全避免。

從1924年起，斯大林和他的伙伴就故意歪曲事實，說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談判中的做法是擅自違背黨和政府的決策，也違反列寧給他的指示。後來在《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中乾脆說當時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在進行陰謀賣國。中共也長期跟隨這種說法。1979年以後，中共的出版物才拋棄了斯大林那些最荒唐無恥的誣蔑之詞，改變為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但仍舊咬定托洛茨基是違反了列寧的指示。關於事實上托洛茨基在布列特是執行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決策，我在上文已經說明了。至於說他違反列寧的指示，更不堪一駁。當時在黨和政府裡都實行集體領導制，所有的中央委員或人民委員會委員都是互相平等的，列寧個人既無權也從未企圖向其他委員發指示。他只會與其他委員共同商定之後發出委員會的集體指示，而不會把自己一人的意見當作對其他委員的指示。1918年1月24日中央委員會作出不戰不和的決策後，列寧與托洛茨基私下口頭約定，談判到了德國下最後通牒的時候，就要讓步，同意簽訂和約。那只是雙方平等的約定，並不是列寧給托洛茨基的指示。後來列寧認為，到了2月10日，根據原先的約定，托洛茨基本應同意簽約，但後者認為還不應該。那也並不表示托洛茨基違約，只表示二人對所謂最後通諜有不同的了解，而托洛茨基要等到確定德國決心實行通諜內容的時候才把它當真。李顯榮在他所著的托洛茨基評傳第255頁上說，列寧於2月10日清晨拍出電報給托洛茨基，要他立刻同德國人締結和約，並沒有注明此說有什麼根據。在列寧全集裡面也找不到這電報。即使有這電報，它也不是托洛茨基應該服從的指示。上文提到，事實上一直到2月18日早晨，列寧的意見還未能得到中央委員會通過。許多人至今還以為當年列寧在蘇共裡面的地位和作風好比後來斯大林和毛澤東在他們黨內一樣，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別人都要服從，真是可笑。

工會問題的爭論

從1920年11月開始一直到次年3月的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是俄共取得政權以後(到那時為止)時間最長久也最激烈的一場黨內爭論，但又是最不正常、最不切實際的一場爭論。在爭論還沒有結束時，列寧對它的公開評價就是這樣。事後公正的歷史評價也是這樣。

為了說明這場爭論的意義，先得說明它的歷史背景。

1919年底，內戰已經由紅軍的勝利而結束，外來的軍事侵略也暫時停止。但蘇俄的經濟破壞達到了非常悲慘的程度，並未因停戰而有所改善。交通工具的破壞成為關鍵的問題。由於運輸極度困難，所以各地糧食不能互通有無。因為工人挨餓而且原料和燃料都不能運來，工業生產無法恢復。鐵路交通的破壞尤其嚴重。火車頭不能使用的達到百分之六十，而且情況還在繼續惡化下去。專家認為，在1920年內鐵路交通就要完全癱瘓。在這情況下，托洛茨基於1920年3月應政治局要求兼任了交通人民委員，也兼任新成立的交通委員會的主席。1920年3–4月舉行的俄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以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問題為中心議題。托洛茨基在大會上擔任關於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即大會的主題報告。大會決議指出，經濟恢復的基本條件是貫徹執行統一的經濟計畫；而這計畫以改善運輸部門的工作，調運和儲備必要的糧食、燃料和原料為首要任務。

托洛茨基所兼任的恢復交通工作，整個來說，像他所領導的軍事工作一樣，是偉大的成功，當時受到普遍的稱讚。他對整個運輸系統施行軍事化管理。這是當時政府的決策，也是當時他和列寧共同特別強調要在經濟工作中廣泛採用的方法。他於1920年5月所發佈的第1042號命令，是蘇俄最早施行而且很成功的一個長期的經濟計畫，原定在4年半之內完成鐵路交通的全面恢復，到1920年12月已經取得超過預期的成就，可以宣佈將於3年半之內完成了。

當時，在鐵路上和在一切工業部門裡一樣，工人由於長期生活極度困苦，對於生產工作普遍不大積極，紀律鬆弛，曠工等現象很普遍。工會在這方面的工作成績也不好。托洛茨基一接手運輸工作，就設立鐵路總政治部，實際上把鐵路工會置於它的控制之下。由於原有的鐵路工會幹部不能積極配合恢復生產的工作，托洛茨基在1920年8月把他們撤職，委任新的人員。隨後又得到黨中央支持，把鐵路工會與水運工會合併，組成統一的工會，它的領導機關稱為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這些措施引起很多工運工作者(包括全國總工會的主要領導者托姆斯基等人)強烈不滿。在11月2–6日的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提出要全面「整刷」工會的意見，托姆斯基激烈反對。這就是爭論的開始。

反對托洛茨基領導的人指他採取官僚專制手段，壓制工人，侵犯工會的獨立性，甚至於拿他和沙皇時代一個最臭名昭著的軍政大臣相比。起初黨中央(尤其是列寧)支持他。但是到了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在工會代表大會上激烈爭論時，中委會的多數(包括列寧)覺得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軍事化政策太過份了，轉過去支持保留工會獨立性和民主化的立場。托洛茨基仍舊堅持他原有的把工會國家化的政策。隨即在黨中委會裡出現由他和列寧分別提出的兩個對立的關於工會任務的提綱。列寧開始成為托洛茨基主要的爭論對手。同時激烈反對托洛茨基的，還有傾向於工團主義的「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對派」。1920年12月，由中央決定，取消鐵路和水運的兩個總政治部，並且使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和其他產業工會的中央委員會一樣，隸屬於全國總工會的中央委員會。分別由托洛茨基和列寧領導的兩派之間爭論越來越激烈。這時出現了由布哈林領導的「緩衝派」，這派的言論實際上偏向托洛茨基派。同時黨中央決定把整個爭論留待下年初舉行的第十次黨代表大會解決。12月24日，中央委員會決定准許黨內爭論公開出來。到1921年1月17日，俄共莫斯科委員會的擴大會議討論工會的作用和任務問題時，除了列托的兩大派之外，還有6個派別的提綱交付表決。由此可見黨內意見的分歧多麼厲害。

為了辯護自己的工會政策，托洛茨基說：由於俄國現在已經是工人的國家，它的工會的任務就是積極參與生產組織的工作，以提高生產為目標；工會已經沒有了在資產階級社會裡面那種向經濟管理者鬥爭以保衛工人利益的任務，工會應該成為國家機關的一部分。所以他指責那些反對他的政策的工會工作者是保守派，是傾向於工團主義。列寧反駁道：雖然俄國已經是工人國家，但這個國家裡人口的大多數卻不是工人，而是農民；而且，這個國家還帶有官僚主義的弊病，所以工會還需要對官僚主義鬥爭以保障工人的利益，工會自己還要民主化並且保持對國家機關的獨立性。他同時指出：當時工會還沒有發展到能夠完全掌握經濟管理工作的水平，它只是工人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不應該立即變成國家機關。此外列寧還指出：起初托洛茨基和反對者之間只有很小的分歧；托洛茨基的錯誤只是過份執行了軍事化的政策，主要是沒有糾正他所領導的人(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過火行為，反而給予了支持；但後來他把分歧誇大為原則性，自己提出一些原則上錯誤的意見，並且輕易採取了派別鬥爭的手段，於是釀成這場完全不必要而且相當危險的黨內危機。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開會時，列寧派的工會政策獲得通過，同時採納了新經濟政策。托洛茨基在會上預言，很快就要重新規定工會的任務。1922年1月俄共中央委員會通過列寧所提的「工會在新經濟政策下的作用和任務」，托洛茨基完全同意。

上述列寧對托洛茨基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和斯大林派由當時起一直故意誇大並且歪曲的說法有很大的差別。斯派極力誇大當時列托之間的敵對關係，利用這次爭論來製造托洛茨基一貫與列寧敵對的神話。在列寧死後，他們甚至於從列寧在那次爭論中所寫文章的題目上刪除對托洛茨基的同志稱呼(拿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來比較就可以看出)。可見他們的卑鄙手段是多麼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利用托洛茨基一時的錯誤來讓人相信他一向驕傲自大，慣於用高壓手段待人接物。其實托洛茨基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為上都一向非常反對官僚主義。他那次所犯的官僚主義式的錯誤簡直是唯一的例外。當時軍事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尚未結束，在那極大的困境中，他由於過分專注於問題的經濟方面而比較輕視了政治方面，才提出全面整刷工會的政策。其實他的整刷政策並不代表完全高壓的手段。這政策對工會幹部來說，是採取高壓手段，因此在他們之中引起很大的反感。但政策的目的是利用全面整刷後的工會來有效地教育工人(這屬於說服手段)，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讓工人充分發揮生產積極性，打破經濟困境。其實，造成黨內和全國危機的真正原因，是整體經濟路線的問題，並不是工會問題。當時任何一派的工會政策都解決不了那危機。只有新經濟政策才能夠解決。

斯大林派還企圖讓人相信，托洛茨基是反對新經濟政策的。這更是明目張膽的誣蔑。早在1920年2月，托洛茨基已經提議放棄軍事共產主義，可惜被黨中央否決。新經濟政策被採納後，在1922年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作「關於蘇俄新經濟政策與世界革命前景」的長篇報告的，就是托洛茨基。後來在1930年代斯大林宣佈廢除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托洛茨基還責備他不該這麼幹。

至於這次爭論之後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關係：到了俄共第十次大會召開時，托洛茨基就把他原先在爭論中結成的派別斷然解散。列寧對他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非常欣賞，屢次斥責別人對他的攻擊。列寧臨死前更極力爭取托洛茨基和他自己聯盟來反對斯大林所代表的黨內官僚派。不過，托洛茨基在工會爭論中所犯的錯誤，確實在客觀上對斯大林官僚派在列寧死後的勝利有不小的幫助。

2006年2月12日

參考資料：

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多伊徹著，中央編譯出版社

托洛茨基自傳(現有二中譯本,石翁與施用勤的譯本較好)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及40卷

斯大林傳，托洛茨基著，東方出版社

E. H. 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volumes 2 and 3，Penguin (尚無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