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國家與特權現象：略述早期蘇俄的平等實踐

李星

适逢文革四十周年，阶级民主与官僚特权的话题，在泛左翼内部又趋热烈。工人政权如何消灭不平等？毛左派鼓吹的文革实践，是否真地击中官僚专权的要害？对毛时代若干政策（如鞍钢宪法和「四大」）的全方位分析，需另开新篇；本文仅记述早期苏俄的平等尝试，或有一定的启发效果。笔者抛砖引玉，希望出现更深刻的研究与讨论。

内战时期：平等法令的颁布与演变

二十年代，俄国币值随着战乱剧烈起伏，苏维埃仍坚持出台许多拉近工资差别的法令。十月起义不久，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规定官员工资上限为四百卢布/月（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1917年11月18日，列宁起草（获通过）法令《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规定「人民委员无子女者每月最高薪金为五百卢布，有子女者每个小孩另加一百卢布；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1]。1918年春，铁路工人与彼得堡职员的平均工资降到282-510卢布/月，最高与最低工资比例为1:1.8[2]。

俄共党内引入「党员最高收入限额」概念，党员应向党内互助基金上缴限额以外的收入。1924年的限额标准是175 卢布/月（冶金工人的平均工资），当时一般工人薪水约50卢布/月。1922年2月，列宁的薪水为4700卢布/月，比当时工人（含杂工）平均工资高37%。

内战与工业崩溃让社会生活快速失衡。混乱无序的战时节奏、国际干预和境外革命让苏维埃、红军及党官员流离四方，他们的食宿时常低于工人标准。内战末期，俄共中央惊呼众多骨干「不分昼夜地忙碌。地下活动、流放与监禁已让他们的健康严重受损。（目前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精疲力竭，无法积极工作」[3]。目击者告诉我们，1921年的「苏俄要人们看来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马。他们多数服装不整，蓬头散发，甚至年轻人也蓄着很长的胡须」[4]（张国焘）。持续饥荒的大背景下，向革命的领导核心——先进无产者——开放营养特供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工业瓦解、产业工人队伍削弱及多数无产者文化落伍等因素，使社会生产的基层监控左右支绌难以为继。革命领袖们坦率承认「无产阶级领导下组织对产品的生产分配的全民计算监督方面，我们的成就大大落后于‘剥夺剥夺者’的领域」[5]（列宁），导致工人政权「被迫因袭旧的资产阶级方式，同意对一流资产阶级专家的‘服务’付给高报酬」[6]。平等的缺口打开了。

从食品配给、住房到教育：社会领域平等措施的变迁

配给领域

资产者的怠工，使十月革命后食品短缺价格飞涨。1917年11月9日，苏维埃法令授权地方苏维埃征用任何商铺、饭店和仓库，打击囤积居奇。苏维埃着手食品限价，开始推广配给制。1917年底，一个苏俄工程师即便享有最高工资，实际收入也仅等于工人最低工资的80%，因为后者的食品配给远优于其他阶层[7]。1918年秋，随着内战加剧，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居民被纳入严格的配给系统——两京所有居民分为三类（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无业者），相应分配标准为4:2:1；1920年4月，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配给比例调整为4:3。基础科学研究的需求、专家重返企业管理层和高危繁重工种的特殊性等因素，催生了「特别配给」的范畴。1920年4月，苏维埃出台法令，规定对「有重大意义的国企的工人职员、高危职业工作者和高级专家给予特别配给」[8]；1921年10月，八千学者（以自然科学为主）被纳入类似体系。

1918年底，各级苏维埃及高层党机关先后出现供应较好的「内部食堂」：以俄共中央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执委会为例，内战后期它们的食堂保持了相对丰盛和廉价。高级干部的态度分化严重——有人拒绝任何附加待遇（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有的硬挺着挨饿（军委委员拉舍维奇）；有人心安理得笑纳送上门的好处（加米涅夫），且不忘换个年轻老婆（加里宁）。至于中下层官员，他们中也出现「饿字当头以粮为纲」的倾向。当苏维埃给予红军战士较高配给后，很快呈现「冒军领粮」的现象：众多肃反干部、军工厂职工乃至党团机关人员各显神通挂靠到红军系统，只求多分些「粮草」。1919年9月，俄共及中央军委被迫组建特别委员会，整顿军队配给的发放范围[9]。

住宅领域

1918年1月，地方苏维埃得到分配住宅的授权[10]，规定国企工人仅交纳象征性房租[11]。1920年5月，工会开始与地方苏维埃共同主持住宅分配。1921年9月，上述机构指定五类人有权享用更多住宅面积——国家公务人员；（工会认可的）自由职业者；红军高级指挥员；重要科研人员和原政治犯。稍后，这一特权扩散到广泛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12]。

以斯大林领导的民族事务人员委员会为例，65位中高干部近半数的住宅条件远超一般工人家庭：一人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八人住在特别划拨的「苏维埃大楼」（即高级宿舍），二十人分别搬进原上流住宅区的三栋小楼，三人「屈就」旅馆的高级包间[13]。1923年9月，苏维埃政府重申旅馆无权驱赶长期入住的官员，哪怕后者拖欠房租[14]。

交通领域。

内战使铁路彻底崩溃。1918年11月，苏维埃政权把手头的软卧几乎尽数改为硬卧，以增大客容量。同时，财政、铁路肃反人员、邮局职工、各人民委员会、军委及工会负责干部保留乘坐软卧的权利。与许多配额的使用实践相仿，软卧的利用范围很快混乱不堪。1920年1月，中央政府下令完全禁止个人长期使用专列和软卧。

同年，俄共中央指示莫斯科市委统计市内、州内所有党员的物质状况和住宅条件，以便「建立较均等的物质待遇」，尤其强调清查「负责干部配车的使用情况，杜绝该领域的浪费与无监督」[15]。

教育领域.

1918年8月，苏维埃宣布高等教育向全社会开放。然而，鉴于师资设备极其有限，苏维埃只能首先提高无产者的文化素质。1923年5月15日的《劳动》报提出高校招生应优先考虑工人和党员[16]。同年高校恢复学费制。贫困工人、红军指挥员和高级党务人员免费入学；无产者家庭的子女可享受低学费的待遇[17]。为杜绝入学舞弊，苏维埃曾尝试工厂推荐制、共青团推荐制等办法，尽量帮助年轻无产者改善文化低落[18]。然而，1924年俄共的一份文件承认专家层——利用革命后悄悄重建的「人脉」——普遍让子女享受免费名额[19]。

随着苏联官僚蜕变的趋势加快，专家、管理阶层日渐公开地表达对「阶级歧视」政策的不满。1925-1927年间，学费双轨制逐步取消，迅速导致相应的社会后果：1930年的统计表明高校学生的工农子弟成分约37，4%[20]，沦为「来自多数的少数」。

高薪、特权与官员腐败

1918 年6月27日，全俄苏维埃中执委出台新的工资规定，各类「专家」的工资上限为1200卢布/月，人民委员为800卢布/月；同期工人职员的薪水下限为350卢布/月。1919年2月，专家的工资上限调至3千卢布/月，1922年最终达到6万卢布/月。不过，货币贬值部分抵消了高薪的实惠。

1919年3月，27等级工资制开始实行。1920年3月，奖金制度死灰复燃；企业管理层也能领取奖金，引起工人的牢骚。官员特权小步溜边儿，四出寻觅突破口。1918年内部补助制合法化[21]；1919年高级官员、企业经理与总会计师群体获得自行决定工资浮动比例的许可；1922年10月，新订的奖金制度允许向企业经理发放折合全年工资的年终奖；1923年1月，「特种个人工资制」正式亮相，专家层作为一个经济因素站稳脚跟。1925年3月，全俄苏维埃执委会决定对106种负责职务（苏维埃、合作社、经济、工会及其它）的工资进行分级；中央委员以下的干部被划为7等，占据了17类工资的最上7类[22]。政权内部，军事斗争让大批干部习于独断专行，也对标准以外的物质享受滋生兴趣。衰弱的工兵农代表会无力遏止这一趋势；工厂区和贫民区怨声载道却充满灰暗情绪。

满目疮痍的苏俄，上层掌舵者、残存的先进工人与投身红军的进步青年吃力地试图维持工人政权的主导原则。1919年1月，受权制订工资标准的工会召开二大。发言中，工会领袖阿·洛佐夫斯基揭露莫斯科多数工人的薪金仅390卢布/月，部分专家却可拿4500-5000卢布/月；他一针见血地抨击这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廉价行政」背道而驰[23]。另一位工会活动家施密特如此评论专家的高薪制：「部分专家的工资明显过高，等于鼓励企业管理者作假（扩大高薪发放范围）」[24]。

同年，俄共九大《致全党同志书》谈到饥荒使面包与珠宝等价，饿殍遍野之际却存在「部分干部脱离群众的政治病，这些人——有时整个领导集体——滥用特权……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散播分化、互相敌视的气氛」[25]。1920年4月，工会召开三大，决议工资两极的比例不得高于1:8[26]。同年夏，俄共中央确认党内干部分化：有些人「拒绝任何（附加物质）待遇，把一切力量献给工作，不考虑自己前途也不关心个人健康」[27]，另一类干部充满暴发户气息。1921年全俄苏维埃八大召开，与会者痛陈苏维埃「尚未与资产阶级官僚政治决裂，又遭遇了——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官僚政治。现在我们遭受新旧官僚制度（病症）的双料折磨」[28]（季诺维也夫）。1921 年3月，俄共十大责成中央委员会和中监委「负起责任，与党员滥用职权及物质优越地位坚决斗争」[29]。1922年，俄国十一大决议《关于党的巩固与新任务》要求中央委员会「无情制止政权与经济机关的‘党员’干部利用职权聚敛财富的行径」[30]。

细心的读者，或许察觉到苏俄政治基调的变化——「党」、「中央委员会」与共和国军委会自信挺胸地发号施令「负起责任」，工人代表会、工厂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怯生生地退避三舍，等待政治局的新决议。各地的破落工厂区时而响起零落的怒骂声，却少有回音。1921年4月4日，彼得格勒「速动」机械厂召开工代会。发言中，一位工人代表公开指斥领袖们忘了本：「当年布尔什维克是革命者，大家跟着你们走，心甘情愿牺牲在内战前线。如今你们跟法国总理英国首相那帮玩意儿成天开会，跟我们（工人）断了联系」[31]。

工人的反应：政治淡漠与迟到的抗议

所属阶级的不满——哪怕仅是无言的敌视目光——让革命先锋们如刀刺背。1920年9月俄共九大上，列宁执笔的决议草案提出「制订较精确的实际准则扫除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水平），亦即专家、负责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违反工人民主制，也是党的瓦解与党员威信下降的源头」[32]。可叹的是，决议仅头痛医头地禁止职业官员收取外快（特种工资、奖金和加班费），看不到革命正让汹涌的逆流推偏方向。至于苏维埃的阶级基础，内战、工业萧条与党内特权的夹击下它趋于崩解。

1920年9月，俄共中央的一份报告承认「克里姆林宫的特权现象极其尖锐」[33]，提出组建独立公正的调查委员会「查清克宫干部群体的工作生活状况，确定现存特权的实际范围，把它们——由于无法立即全部撤消——限制在统一框架内。使每个党内同志了解情况以澄清流言，因为满天飞的流言歪曲了实情」[34]。一年后，第十届党代会的中央政治报告指出，对个别干部的特供「初期得到全党理解，被承认是完全合理的措施，未引起任何非议。随着特殊措施的广泛传播……党内外都出现斥责之声，抨击（继续）扩散类似措施的做法。党内反对派的出现，主要来自——有时下意识的——反对高层特殊化的情绪」[35]。

每出现反特权的声音，总有若干决定出笼。1924年5月，最高工资有所削减；1926年12月，出台了奖金限额标准；累进税的实行，限制了高收入者的货币积累。但皮毛措施无力遏止国家的官僚独断蜕变。也就是说，社会分化的趋势会继续下去。

一度走在世界无产者前列的俄国工人为革命洒尽鲜血，又让赤贫压弯了腰，思想状态倒退至早期工运的经济斗争水平。1922年11月，彼得格勒一家冶金厂的会议上，出现了阶级与先锋「当面对质」的戏剧性场面。一批（一个？）工人以匿名便条质问报告人——苏维埃共和国军委会主席托洛茨基：「我们严肃地问您，托洛茨基同志，工人到底要看着自己和孩子们破衣烂衫光脚走路到猴年马月？！请坦率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工人能活得像个人？什么时候我们能穿戴整齐，而工人的孩子不再光屁股？」[36]。最后，质问者请托主席为厂里的职工配发靴子，以参加十月革命节的游行。当众宣读便条后，托洛茨基回答道：「无产者需要也完全应当为自己的劳动索取报酬，但工人无权为自己的英雄主义索要报酬。共产党不能接受有偿游行者。这类要求是以奴隶的身份提供服务，而非觉悟的无产者」[37]。

托洛茨基的回答，清晰展示了苏俄工人政权所处的尴尬位置。它的阶级基础饥寒交迫，正为靴子、袜子、肉汤和白糖操心；它却面临击退有产包围、拓展国际革命的历史任务。内战后，工人政权盼望自己仍能看到万千觉悟的无产者，严酷的生存现实却唤醒了工人的奴性与狭隘心理。七年后，与托同志一道奋力阻挡蜕变浊流的另一位革命领袖冷酷地写道：「（干部）丑闻浪潮里，最醒目也最可怕的地方，是群众的消极情绪（党员的消极程度比一般群众更甚）。闻所未闻的官员专横早让工人看在眼里，后者却仍保持消极。出于对权力的恐惧或政治冷漠，工人们毫无反应或局限于不满的嘟囔」[38]（原乌克兰苏维埃主席赫·拉科夫茨基）。

零碎的经济罢工四处冒头，遭到国家机器的迟钝阻挡。1924年，列宁格勒港口发生要求加薪的码头工人罢工，28个工人立即被捕。其他工人在市内企业串联后，发生连锁罢工。很快被捕者得到释放，工资标准上升50%。随着官员专断的泛滥，政治自由——包括工人结社自由——日渐稀薄。1928年12月，全苏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发言中，老资格列宁派工会领袖叶·托姆茨基坚称「不能允许工人一方与工程技术人员一方有过大的工资差别」[39]，却不敢揭穿一个事实：工会早已丧失自主斗争的权利，谈何保卫日常利益？

托姆茨基讲话的前几个月，列宁格勒州政治保卫局（格柏乌）介入了纺织业的连锁罢工。内部报告中，保卫局干部指出1928年4月10日「豪图林」纺织厂罢工的起因是「工资下跌和管理层对工人的粗暴态度」[40]。就抗争工人的组织程度，报告说「罢工纯系自发，于毫无组织的基础上发生」[41]。罢工者约2800人，包括260个党员和500个团员（「团员最积极地参加了罢工」[42]），领导者是工厂委员会成员果洛文（党员）和老工人费多洛娃，主要口号是「我们不反对苏维埃，我们反对歪曲上级指示的个别党员干部」[43]。值得一提的是，苏中等国工人后来盛行的自我安慰（「歪嘴和尚念经」）与「找中央」的期待心理，上述口号里已见端倪。在其它纺织厂，党团员也积极卷入罢工——「工人」纺织厂的罢工有6个党员和17个团员参与，「纳根」厂的罢工者包括8个党员和10个团员。官员们的第一反应是无情镇压——由于群众持续怠工，「纳根」厂支部书记提议格柏乌逮捕为首的女工；「列宁纺织厂党委书记、‘豪图林’工厂厂长及厂党委宣传部长都要求我局采取行动」[44]，报告写道。

二十年代末，随着俄共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失败，官员们日益嚣张地把大棒挥向工人。1930年，铁路管理层获准对「违反生产纪律」的工人处以行政拘留；工作证制度把整个工人阶级赶入官方的随意监视与调遣系统之内。官员特权的范围、程度和厚颜无耻地劲头得到极大泛滥，仅工会机关的干部特供即细划为数十等级，「不仅深化了不平等，也为沿着官僚阶梯向上爬创造了更多动力」[45]。

三十——五十年代：等级欺压的盛宴

1926 年，左翼反对派怒气冲天地谴责「今年第二季度，企业干部工资从98,38卢布涨到101,42卢布，工人工资却跌至51,44卢布」（托洛茨基）。假设托同志当时预知十年后的景象，怕要惊歪了嘴巴。虽说「党内最高工资限额」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才最终废除，但早就不具备对中上层的起码约束力。1935年，位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苏联杂工（清洁女工、守门人）与高级工程师的收入差别高达1:20。1937年，一般工程师的工资达到1500卢布/月，厂长/经理达到 2000卢布/月；与此同时，普通技术工人的薪水仅200-300卢布/月（最低工资115卢布/月）。

二战结束后，社会不平等毫无改观。耀眼的胜利，极大提高了苏军军官团的政治-社会特权。按照有关规定，阵亡列兵的家属能收到52,5 ——240 卢布/月不等的抚恤金；阵亡上校的家庭终身抚恤金却优厚许多，可达1920卢布/月[46]。国家意志下，多数工人继续承受社会牺牲的主要重负。1951年，莫斯科清洁女工的毛收入约300卢布/月，高级技术工人（比如高炉第一炉前工）工资约3千卢布/月，普通工程师则有5千卢布/月可拿。1952年4月召开的莫斯科经济会议上，尽管外国代表团具有强烈亲苏倾向，却窘困地指出以下事实：按照他们的数据，苏联普通卡车司机月入700-800卢布，中央大部的经济科长月入2500卢布；至于首都大厂的管理高层，则普遍月入7000-8000卢布或更高。与上层的奢侈相比，一般苏联群众的贫困乃至赤贫状况，直至六十年代后期才有较大改善[47]。

回到起点：零散的思考

随着苏中阵营的覆灭，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共运已崩解星散。前途何在？泛左翼内部意见繁杂。有人接受和消化了独断官僚的意识形态神话，断言社会革命「其实」也是权变和交易的产物，工农大众无外是「我们」上台所需的骡马，森严等级更是理所当然。说得形象些，这些与阶级解放距离遥远的「左翼」忙于在死亡中寻找生命，难怪他们对现实斗争一筹莫展。也有些同志提出今后的工人国家应推行「无产阶级多党制」形成制衡；但马列先贤早已点明「假如工人阶级不懂得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力，以便无阻碍地落实阶级专政和（对社会生产的）控制，再完美的苏联宪法也回天无力」[48]（拉科夫茨基）。说到底，只有保持阶级组织的活力和韧性，无产者才能把自身政权的异化局限在可控范围内。

站在前人的白骨与肩头上，今日的无产者至少可察觉当年开路者的几点主观错误：

他们对保护阶级专政的核心——先进产业工人群体的意义缺乏理解；旧秩序可「批发」生产有产世界的克隆卫士，革命工人及其阶级觉悟却是群运高峰的一次性结晶。只有百倍爱惜这笔物质财富，才能在新秩序大量诞生「新人」之前坚持顶住社会思想的逆流。正因如此，苏俄蜕变的真正起因并非「资产阶级专家」及其高薪，而是阶级核心的毁灭。

另一方面，革命领袖们机械地以为各类「老左派」总比新手可靠，有时几乎低声下气地恳请孟什维克及脱党分子出山。其实，老字辈或许经验和知识多些，但战士气质往往在漫长的消耗战期间损失净尽，倾向于跟既有环境达成妥协。征服旧世界所需的第一素质，是对革命原则的无限忠诚（哪怕迹近迂腐）；「愚鲁」的热血少年，远比犬儒气息的老社会主义者值得工人政权依靠与信赖。

当工人政权的第一簇绿叶发生枯黄，列宁告诉自己的阶级：「不要掩盖我们的错误弱点，而要及时做完未完成的事。用高薪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就是欺骗群众」[49]。21世纪初的无产者有待泅渡宽广的斗争之海，必须直面现实，我们才可做完先辈未完成的事。

PS：

题目太大，草草收尾。抛砖引玉，勉强可用。

附件一

「把法西斯独裁者及同伙一脚踹翻……」[50]

1938年4月23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被可耻地出卖了。国家让鲜血和肮脏的洪流吞没。数百万无辜者锒铛入狱，没人知道何时自己遭殃。经济在崩溃。饥荒迫在眉睫。难道你们看不到，斯大林一伙发动了法西斯政变？社会主义只存在于谎话连篇的报纸上。

以对真正社会主义的疯狗般仇视而言，斯大林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称兄道弟。为保住自家权力，斯大林不惜摧毁苏维埃国家，从而把苏联变成德国法西斯野兽的轻易猎物。对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阶层来说，这场斗争是对斯大林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斗争。

同志们，组织起来！别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刽子手！他们只会殴打无保护的囚徒，逮捕无辜者和偷盗人民财产，并对自己胡编乱造的荒唐密谋进行荒谬审判。

同志们！加入反法西斯工人党的队伍！与莫斯科委员会建立联系并建立工厂支部。建立地下活动的技术设备。从事宣传和鼓动，你们可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复兴做好准备。

只是利用我们的无组织性，斯大林法西斯主义才得以生存。无产者曾推翻沙皇和资本家的统治，也一定能推翻法西斯独裁者及同党。

五一万岁！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日万岁！

反法西斯工人党莫斯科委员会

传单作者：

摩西·科列茨，物理学家，1938-1953年间被监禁。

列夫·兰道(1908-1969)，1938-1939年因地下左翼活动被格柏乌逮捕关押，经丹麦学者尼尔斯·玻尔求情释放。后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并当选苏、美、英、法、丹、荷科学院院士。

附件二

1922年彼得格勒「红色无产者」工人致托洛茨基的匿名信[51]

托洛茨基同志！……（您）的报告让我们想起十月的日子。从您的报告可以看出，冶金工人承受了革命的全部重担——从流血牺牲到忍饥受冻，直至今日。冶金工人如今缺吃少穿。我们甚至无法借钱给自己和家人购买衣裤鞋子……现在，国有托拉斯生产了堆积如山的服装鞋帽，我们严肃地问您，托洛茨基同志，工人到底要看着自己和孩子们破衣烂衫光脚走路到猴年马月？！请坦率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工人能活得像个人？什么时候我们能穿戴整齐，而工人的孩子不再光屁股？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非常愿意与您一道庆祝工人阶级的宝贵节日，因为我们冶金工人用鲜血争得这一节日，所以不能不爱惜它。麻烦在于多数工人没鞋穿，没法和你们——亲爱的国际革命领袖们——共同去红场庆祝。我们「红色无产者」全体工人坚信，您会让鞋帽企业帮助我们穿好戴好，一齐到街头用‘乌拉’迎接十月革命五周年。

世界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同志、列宁同志、布哈林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加里宁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万岁！世界革命万岁！世界工农万岁！

「红色无产者」全体工人

1922年11月3日

附件三

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

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采取最坚决措施降低所有国家的、社会团体的、私人的机构和企业中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特决定：

1/规定人民委员无子女者每月最高薪金为五百卢布，有子女者每个小孩另加一百卢布；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

2/请各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制定并执行革命措施对高级职员征收特别税；

3/委托财政部拟定这次降薪的总法案；

4/委托财政部和各人民委员立即研究各部预算并削减一切过高的薪金及退休金。

写于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按手稿刊印

《列宁文稿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最初载于《列宁文集》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35卷105页）

附件四

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稿

鉴于施略普尼科夫同志对高级公职人员薪金标准的询问，人民委员会决定：

1/确认人民委员会成员为月薪五百卢布的法令是指最高薪金的大致标准，至于付给专家更高的报酬则不在此列；

2/提请注意，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要求采取革命措施降低过高的薪金；

3/建议全体人民委员立即提出报告，说明为执行该法令究竟做了什么工作；

4/建议财政人民委员提出报告，说明是否已采取坚决措施征收所得税和杜绝漏交所得税；

5/建议各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对过高的收入征收特别税。

写于1918年1月2日（15日）按手稿刊印

《列宁文稿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最初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35卷第218页）

附件五

关于专家的工资

决议草案

1919年5月23日

1919年5月23日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决定：

1/超过三千卢布的工资额，由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规定，同时通知劳动人民委员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并呈报人民委员会批准。

2/各人民委员部务必在一周内提出月薪超过三千卢布的所有职员的名单。

3/各人民委员部务必在一周内提出必须付给三千卢布以上的高级专家和杰出组织者的名单。

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应当说明每个人的情况：1/保证他是某一方面的高级专家；2/他担负着或能够担负哪一项杰出的组织工作。

4/在6月15日按三千和三千卢布以上的标准领薪的，将仅限于其工资额已为人民委员批准的人员。

5/人民委员会批准工资额的期限，从报批之日算起，不得超过一周。

6/报告人为列宁和克拉辛。

7/阿瓦索夫务必在明天（5月24日）向人民委员会呈报有关支付三千卢布以上工资（但不是给高级专家的）的提纲或原则。请用打字机六、七架。

《列宁文稿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最初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第35卷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38卷第381-382页）

[1] 《列宁文稿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最初载于《列宁文集》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35卷105页）

[2] Wollenberg E. The Red Army. Lnd. 1938, p. 183.

[3] X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М, 1963. С. 801, 802.

[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四篇「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第三章「莫斯科与列宁格勒」

[5] 1918年4月列宁「苏维埃的当前任务」

[6] 同上

[7] PROCOPOVICZ S. N. Histoire Economique de 1’URSS. P. 1952, p. 386.

[8] PROCOPOVICZ S. N. Op. tit., p. 387.

[9] 1922年底，实物配给制得到最终废除。

[10] MATTHEWS M. Soviet Government. Lnd. 1974, p. 28.

[11] 标准为每5平米交1%最低工资。

[12]СУ, 1922, с. 349.

[13]Справочник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иата по делам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 М. 1921.

[14]СУ, 1923, с. 741

[15]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 (б). 1920. № 21. С. 2, 3

[16]ШИШКИН С. Н. Права учащихся и учащих. М. 1925, с. 55.

[17] 无产者家庭子女与非无产者家庭子女的学费比例大致为1/8。

[18]ШИШКИН С. Н. Права учащихся и учащих. М. 1925, с. 55.

[19]ШИШКИН С. Н. Ук. соч., с. 53.

[20]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М. 1934, с. 12, 77.

[21]1918年6月的相关法令隐晦地做到了这一点。内部补助包括「最低生活标准」补助、长期工龄的奖励、住房与食品补贴、加班与兼职补助、出差补助。这些补助也照顾了部分工人，但为官员的物质特权提供了落脚点。

[22]ДАНИЛОВА Е. Н. Действующе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о труде. М. 1927. Т. 1, с. 358.

[23] KAPLAN F. I. Bolshevik Ideology and the Ethics of Soviet Labour. Lnd. 1969, p. 344.

[24] 同上

[25] IX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Протоколы. М., 1972. С. 338.

[26]Декреты, Т. Ш, с. 552.

[27]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 (б). 1920. № 21. С. 2, 3

[28]VII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М., 1921. С. 217.

[29] X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рв). С. 564.

[30]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т. 2. С. 507.

[31]С.В. Яров. Горожанин как политик. Революция, 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 и нэп глазами петроградцев. СПб, 1999, с.207

[32]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41. С. 293.

[33] 《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 (б)》 1920. № 26. С. 2.

[34] 《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 (б)》 1920. № 26. С. 2.

[35] X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М, 1963. С. 801, 802.

[36] 全文见附件二

[37] 同上

[38] 「Письмо Х. Г. Раковского о причинах перерождения парт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1928年8月2日 Астрахань

[39]СУ, 1919, с. 206, 490; 1920, с. 231.

[40]《1928年4月8日列宁格勒州政治保卫局（格柏乌）全权负责人向州委书记基洛夫的报告》Архи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фонд 6276, опись 272, дело 6, листы 9-13

[41] 同上

[42] 同上

[43] 同上

[44]同上

[45]1930年19期《反对派日志》「工会干部的来信」

[46]И. И. Евтихьев, В. А. Власов《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право СССР》

[47]以食品为例，1930年的白面包（公斤）白糖（公斤）鞋（一双）分别是6戈比、60戈比、25，30卢布。1935年则分别涨到一卢布50戈比，4卢布50戈比，100卢布-120卢布，即分别提高了2500% 、800%、400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0. Д. 272. Л. 9-13）。以住宅为例，1939年，32%的城市住宅无上水，38% 无下水道，92,7%无煤气，54,7%无集中供热。

[48] 同注释38

[49] 1918年4月列宁「苏维埃的当前任务」

[50]《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91. N 3. С. 146-147.

[51] 1922年11月5日《Рабочая Москва》「Тов. Троцкий на заводе «Красный пролетарий」(б. Бромлей)。刊登时疑似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