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記三十年代蘇聯企業的工時制度

小记三十年代苏联企业的工时制度[1]

Н. М.

1927年苏共当权派提出「七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以示自己与工人心贴心，顺手搪塞党内诘问。稍后，这一口号得到立法确认；不过工人也好，首长们也好，没谁把它当回事。各厂厂长握有十数万计的「加班」钟点使用权，在下属职工中分配执行；如此一来，苏联企业的工时普遍超过法定时限。

计件基础上的「突击手」运动[2]，将更加刺激工人自愿加班（不算神经与肢体的过度负重）。不上轨道的生产组织状态，等于「责成」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想多挣钱，就得备好原料与工具、给车床清洗上油。上下班的前后，没几个钟头别想干完这些活儿。

官方的有关报导亦有可观之处。某工人布西京向读者描述自己如何放弃休假继续上班，并得到领导批准每天多干两小时（11月5日《真理报》）。苏联舆论尽力回避类似现象，但它们——尤其在官报文人的评论随笔中——仍多有外泄。「夜……离上班时间还有两小时，彼得罗夫茨基工厂的这位碾压工已忙开了。在车间，他遇到工友——另一位碾压工拉古特金，两人细心准备本班生产的各项必需……下班后，朋友们接茬商量解决（今天碰到的）技术故障」。（10月31日《真理报》）。按《真理报》的评价，这类工人仍不够勤勉，只算「未来‘突击手’」。顿涅茨克方向的铁路线上，火车司机的个人在岗时间大致250-290小时/月，即每个工作日约合10-11.1/2小时（11月18日《真理报》）。在莫斯科州立印刷所，1935年上半年几乎没有休息日，下半年也没好转。印刷工的额外工时一律算「加班」（9月26日《劳动》报）。同一报道透露：「某些印刷工连赶两班，不出工厂大门」。换句话说，他们连轴转14小时甚至更多！「在‘库尔茨克道路建设’的第七工程段，段领导下令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对劳动巡视员的微弱抗议，检查官光会叹气：「没法子解决」（9月18日《劳动报》）。6月23日的《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一位学徒工的抱怨：他被迫劳作12-14小时/日而非法定的6-7小时/日。一位突击手女工说：「我提前40分钟到厂，（我的同厂女伴）玛露霞更早」（11月15日《真理报》）。某次康拜因驾驶员会议透露了与会者的工作日：长达16小时。

生产项目的技术水平越低，生产率的提高越跟机器、合理化与劳动分工无关，越依赖劳动力挖潜与延长工时。以手工打麻来说，某突击手女工瓦拉比尤娃完成了32公斤（普通标准为6-8公斤/人）的产量，三言两语说清了超产诀窍：「天不亮起床，埋头苦干……结果收了32公斤」（11月4日《真理报》）。集体农庄的「五百公斤高产能手」中，上述拼命大干的现象尤其严重。拥有「五百公斤高产能手」称号的女社员，能在一公顷地里种出五百公担（即五百公斤）甜菜。要知道，1934年的苏联甜菜平均收成为82公斤/公顷（1935年为135公斤/公顷），法国的同期收成也只有300公斤/公顷。数十篇官报随笔记录了「能手」们的苦工片段：「我说的都是实话。（为了好收成）给地里足足浇了几千桶水，还得抓蛾子」「每天每夜姑娘们轮班守着种植场，找虫蛹……用手抓、用脚踩……（女社员）玛丽娜连着几天不离菜地，白天让日头晒，夜里缺觉。人瘦惨了」（11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

鉴于无法得到任何公开的官方汇总，我们只好搜集发表以上零散材料。即便仅有少数实例，也足以证明一个事实：名义的七-八小时工作日正遭受四面八方的打击，「突击手」运动则可能把它连根挖掉。

《反对派公报》N47

1936年1月

[1] 原文直译：谈苏联的七小时工作日

[2] 原文直译：斯达汉诺夫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