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午夜：「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台前幕後

李星

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橫空出世，素來是世界左翼的痛苦話題。簽約後，克里姆林宮泰然自若地宣佈「條約使我方得以消除對德戰爭的危險，縮減了歐洲戰事的可能土壤，如此一來，該條約爲全面和平服務」[1]（莫洛托夫），各國共產黨則幫腔稱頌「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是蘇聯社會主義力量增長和蘇聯政府堅持和平政策的結果。這個協定……鞏固了蘇德兩國間的和平，保障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毛澤東）[2]。但蘇維埃與法西斯結盟的事實，比資本家的屠刀更有力地打擊了三十年代末的共産主義運動（從親蘇派到第四國際）。那段「世紀午夜」的黑暗日子裏，大批黨員退黨甚或變成激烈反共分子（如作家阿瑟·庫斯特勒）；許多已同蘇共當權派決裂但尚認同列寧主義的革命者（從陳獨秀、菲舍爾到沙赫特曼），則提出「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3]（陳獨秀）或徹底否定十月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要性（沙赫特曼）。

眼看左派房倒屋塌亂作一團，資產階級學界敲鑼打鼓再次埋葬了赤色烏托邦——「通過馬克思主義可以達到自由與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潰，已經迫使俄國走上德國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極權主義的、純粹消極的、非經濟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會。這等於說共産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相同的」[4]（海耶克）。

歷史的轉彎永遠出人意料。二戰初左翼內部的惶恐絕望和壓抑感，未幾便爲凱歌行進所取代——蘇聯粉碎納粹的蓋世功業與戰後工人國家群的出現；反佔領抵抗運動的頂梁柱——各國共產黨政治威望如日中天，以上種種似乎驗證了莫斯科對德「策略」的無比英明；五十年後，當幾乎所有人都習慣于蘇東陣營的「自然」存在時，它卻紙房子一樣塌下來了！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使思想領域內「清算共産邪惡」的復仇呼聲盛極一時——國際資產階級的現代史詮釋得到獨佔地位，原本對社會主義思想與實踐的三分禮讓（流行一時的「趨同」理論）讓狗血淋頭式大批判取代。毫不奇怪，1939年「蘇德蜜月」被清算運動列爲重磅炸彈。當代「新左」或「民主社會主義者」，則普遍斷言史達林暴政即爲列寧理論的必然結果（「毒樹的果子都是壞的」）；至於繼承專斷官僚思想傳統的殘留蘇中「老左」勢力，對共運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累累傷疤，他們基本採取了死不認錯的標準遺老態度[5]。

鑒於國內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對蘇德條約前因後果的論述、整理仍屬空白，筆者抛磚引玉先行一步。二戰的帝國主義利益衝突背景；莫斯科對德結盟的內在政治原因；國際工運和衆多革命者有何反應及其心理根源（以及它與外部階級鬥爭的表裏聯繫），便爲本文闡述的幾大要點。

列強的決斷：以刺刀求霸權，以霸權保利潤

六十年來，國際主流學界爲二戰塗抹了一張「反法西斯聖戰」的天使面孔；自封的正義使者拍著胸脯發誓「我們完全對得起良心。我們爲了建立和平已經做了任何國家所能做的一切努力」[6]（張伯倫），剩下要做的無非「向一個在人類犯罪的黑暗、悲慘史冊中無出其右的邪惡暴政作戰。那就是我們的政策」[7]（邱吉爾），可謂義膽丹心。實情究竟如何呢？

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大陸動蕩不定——工業危機、勞資衝突、國際戰爭與工人革命絞纏不休；大洋彼岸的美帝國主義，以猛虎在山之勢覬覦「老歐洲」的裏外家產。已走下坡的舊霸主拼命維持既有掠奪秩序，新挑戰集團急不可耐地要掙脫老格局的緊身衣；經濟領域你追我趕的擴張與利益重疊，不可避免地演變爲戰艦、重炮和神經毒氣的一決雌雄。1914-1918年的國際戰爭奪走了近千萬生命，但正如協約國總司令福煦元帥所說，凡爾賽和約「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的休戰」。

三十年代初，德國壟斷資本選擇法西斯運動取代傳統執政代理——刷新後的官僚機器用恐怖大棒毀滅了有組織工人，重整軍備刺激工業；短短數年，德帝國主義又煥發了生機。1936年德日結盟，次年接納義大利入夥；1937年日本全面攻打中國；1938年春德國吞併奧地利；同年9月，四列強簽署《慕尼黑協定》，德國吞併捷克。在此之前，意法就非洲勢力範圍達成交易（1935年），在此之後，英日就在華勢力範圍達成交易（1939年），更多的分贓努力不歡而散（如美日談判）；工業巨子、銀行家、外交官與將軍們很清楚，全局性利益摩擦終歸得在戰場（而非談判桌）上求得根本解決。1939年4月，德國最高統帥部指令「徹底解決波蘭問題」[8]；1939年夏，蘇日兩軍交火（張鼓峰事件）。時間走到這裏，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箭在弦。

時世越艱難，有産精英大打出手擺脫窘境的心情越急迫；各路強盜的胃口雖分大小，手法固有高下，目標卻驚人一致：資源、市場和其他任何有助於贏得競爭與賺取紅利的東西。工人革命的空前威脅，又迫使各國統治者無奈地尋求團結，劍拔弩張地試探合作反共的底線。德日聯盟自稱《反共產國際協定》[9]；1938年9月，倫敦仍向柏林反復喊話「德、英是歐洲和平的兩根支柱，也是反共産主義的主要依託，必須以和平手段解決兩國現有關係的難題……也許，我們終能找到讓大家——俄國除外——都接受的方案」[10]（張伯倫）。

反共固然是各幫有産強盜的共同夢想，但誰負擔犧牲、誰進園摘桃，卻極難談妥；對消滅蘇維埃國家，張伯倫、墨索里尼和羅斯福毫無異議，可眼前的資源與市場分配，畢竟更實在、誘人與緊迫。德資產階級軍國路線的經濟代價，使它急於得到補償——「現實問題是（德國應該）保證自己擁有爲自身繁榮所必需的原料來源」（希特勒）[11]，所以「必須吞併波蘭和但澤走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對七千萬人口的德國的未來生存，是必不可少的」[12]（里賓特洛甫，時任駐英大使）。鑒於德帝的鋒芒正盛，英帝有意讓步（比如犧牲捷克），但絕沒打算無休止地滿足法本與克虜伯巨頭們的胃口，並優雅冰冷地警告後者——「不列顛政府不會任由德國在東歐自由行動。我們同蘇聯的關係確實很不好，我們和希特勒一樣憎恨共産主義，但他也許知道得很清楚，……英國也不至於對大陸命運如此漠不關心，以致任由德國取得中歐和東歐的霸權」[13]（邱吉爾）。

重劃勢力範圍的前夜，諸位玩家都揣著一打協定，時刻準備進行和接受叛賣的打擊。議會講壇的「民主口水」無關宏旨，利潤才是資本世界的真命天子；爲了現實與潛在的紅利，任何手段均可使用，任何結盟都有可能——「我們不要怕別人說我們親法反德。如果情況改變，我們同樣可以親德反法」[14]，邱吉爾如是說。英法蘇三國一邊舉行軍事聯盟談判，一面與德國保持密切接觸。隨著時局的演變，一小批最睿智果敢的英帝國主義分子（從邱吉爾到勞合·喬治）冷靜地看到一旦戰事開啓，「沒有強大的東戰線，我們在西歐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滿意的防衛；而沒有俄國，也就不能有強大的東戰線」[15]，並敦促決策者儘快締結對蘇同盟。然而，英法決策圈的猶疑和失算[16]，最終使第三帝國搶了頭籌。

1939年8月23日，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主要包括「保證決不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彼此間進行任何武力行動，任何侵略行爲或者任何攻擊」「如果締約一方成爲第三國敵對行爲的對象時，締約另一方將不給予該第三國以任何支援」「締約任何一方將不加入直接或間接的旨在反對另一方的任何國家集團」等內容[17]；此外，雙方另訂有瓜分密約[18]（蘇方否認文件的存在）。一周後，德蘇兩軍先後閃擊波蘭；蘇軍于芬蘭、羅馬尼亞取得部分具戰略意義的領土；1940年夏，蘇聯吞併波羅的海三國。

出手聯德的決策，究竟屬於反納粹鬥智的高明一環（「巧妙地利用蘇德和約鞏固國防……希特勒匪軍的進攻戰線被推往西部較遠處」[19]），抑或打擊了工人大衆的政治自覺而造成階級隊伍的極大混亂呢？莫斯科的決定具有怎樣的利益動機和心理前提？ 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澄清蘇德出兵的「受害者」——波蘭國家的階級性質，以及二三十年代群雄爭霸和勞資搏鬥中，華沙政權扮演的角色，以免深陷僞善和平主義泥潭（「誰打第一槍？」「誰侵略，誰防守？」「出境作戰是否算保衛祖國？」）。

資產階級波蘭：資本叢林的貪婪豺狗

波蘭民族國家誕生於帝國主義大戰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年代，深受歷史環境左右。1920年，在法帝策應下，波軍擊退了蘇俄支援中歐工人的華沙遠征；死亡營內遭虐殺的七萬紅軍戰俘，化作了有産波蘭拜見資本世界的血腥投名狀。依仗英法的軍事庇護，隨後二十年裏「波蘭一直是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前哨」[20]（邱吉爾），以沙文主義和恨共狂熱作爲立國根基。獨立後的二十年裏，「反布爾什維主義前哨」對境內少數民族（從德裔到烏克蘭人）推行了系統歧視政策，並縱容極右戰鬥隊燒殺劫掠少數民族和猶太教徒聚居區。話說回來，波蘭當局並非如蘇共傳聲筒亂罵的那樣是什麽「帝國主義的政府」[21]（毛澤東），它遠不夠格——與孔武有力的鄰居相比，華沙衆老闆顯得單薄寒磣，但華沙實業界和軍官團同樣做著帝國夢（「披堅執銳，頂盔貫甲，跟隨斯米格爾大帥，進軍萊茵河」[22]）。每有風吹草動，「大帥」和工商老總們便心癢蠢動一番，妄自尊大地囈語「（假設波德戰爭爆發），最初幾日內波軍——而非德軍——將攻入敵方腹地！」[23]（1939年8月18日波蘭大使Juliusz Lukasiewicz 與法國外長的談話）。

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是四大列強對捷克民族的輪暴，少有人知的是，波蘭與匈牙利資產階級同樣參與了這出醜劇。1938年9月，華沙兩度向布拉格發出通牒，要求「歸還」發達的捷屬特申邊區[24]，10月1日，屈從惡霸意志的同時，捷克也向趁火打劫的無賴低了頭。特申企業群大大充實了波蘭富豪圈的工業實力[25]，讓後者對此次「揚威異域」極爲滿意[26]。

1939年德波戰爭，是兩架有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逐利戰爭；但上層打鬥的苦難與犧牲注定要落在工農肩上，使我們無法置身事外。重大時局變化（如戰爭、外軍佔領和殖民統治）對工農反抗的程度、趨勢和形式有著巨大影響，它打亂了日常社會經濟生活，把固有階級矛盾激化到極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爆了系列工人革命和殖民地反抗風暴，誰敢斷定二戰不是資本主義徹底滅亡的開端？然而，列強混戰的前夜，十月革命發源地與國際共運的領袖——蘇聯與蘇共，卻處於深刻的蛻化過程中，最終葬送了整整一代革命潮；蘇共中央（工人國家的專斷官僚代表）的短淺眼光與自作聰明的實用主義行爲邏輯，在1939年暴露得淋漓盡致。

蘇聯官僚層：簡約的社會政治精神分析

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孩子，工人共和國無疑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就國內而言，它需要確保和促使工人與其他最廣泛的人民群衆構成社會生産生活的管理主體，不斷稀釋職業官員制度在國家機器裏的含量，爲此要提高一般的文化和物質生活水平；就國際而言，它的長遠出路在於國際革命的勝利（即援助和協調無產階級運動，促使更多地區出現工人政權，儘快使全球政治力量對比産生有利於無産大衆的轉折）。

20年代中後期，蘇俄執政黨對工人民主的侵蝕和壓制已制度化（以1936年新憲法爲頂峰）。簡單地說，蘇共官僚可定義爲工人國家的波拿巴篡權集團，既禁止工人參與社會管理，又（不很情願地）壓迫資產階級復辟趨勢。從階級屬性來說，史達林一夥仍附在工人國家這張皮上，後者的覆滅意味著蘇維埃官員（作爲一種制度）的權力終結，所以被迫保衛蘇維埃（發展經濟、充實武備、避免和擊退國際軍事干涉）；另一方面，特權集團又生怕工人階級奪回失去的權力，使得「波拿巴統治集團只有一個念頭：生存、生存、生存，只有生存下去才能維持高高在上的特權地位，任何其他事物都屬於‘技術問題’」[27]（托洛茨基）。

由於不具獨立歷史前途，這個集團（及其支配的蘇維埃國家）的精神面貌顯得支離破碎——既對（已成事實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有所借重，同時攙雜著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空想成分（從社會改良、代議民主迷信到和平主義），又保留（甚至復興）了許多剝削文化殘餘（從民族地域偏見、宗教愚昧到等級崇拜），時不時地從官方馬列套話的縫隙間流出來（比如莫洛托夫以「蘇聯政府不能對同一血脈的（旅波）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人的命運無動於衷」[28]爲佔領波蘭辯護）。從個人內心世界來講，大小蘇共頭腦熟知份內工作但視野狹窄，既勤奮聽話，又本位意識十足（時常不惜爲此損害全局長遠規劃）；史達林時代（尚極粗糙和失衡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初步發展帶來的驚人進步，讓本就妄自尊大的專權分子們自信爆棚，對強調無產階級領導角色的「馬列教條」極不耐煩充滿鄙視；面對國外老牌有産集團及其文化傳統和國家代理，書記們既滿臉不屑，又暗暗感到莫名的自卑和敬畏。

對共運的日常工作（從人事安排、政治路線到思想宣傳），史達林和莫洛托夫之流擅長小圈子談判與「暗箱」伎倆，但領導（而非操縱）群衆性反剝削鬥爭的能力已喪失殆盡，更害怕海外工人革命取得突破會衝擊國內專制系統，因而熱衷維持現狀。通過（依附於己的）共產國際機關和組織網路，莫斯科以拉攏收買私相授受等手法控制各國党領導層，以十月革命的威信和蓬勃建設成就迷惑擺佈各黨的基層骨幹和週邊群衆，一度頗爲成功。與此同時，20年代出現的官僚集中制組織原則，使上述實用主義做派爲禍無窮，蘇德條約和前後發生的諸多共運事變，即爲類似禍害的黑色經典。

從莫洛托夫晚年談「瓜分密約」，進一步看蘇共官僚的實用主義「變通思維」

蘇德條約秘密部分（密約）的真僞，素來衆說紛紜。蘇聯官方固然矢口否認[29]，莫洛托夫晚年也一再闢謠「壓根兒沒什麽密約，太荒唐了！」「我負責任地告訴你，類似說法完全是（西方）編造的謊言」[30]。去世那年（1986年），他又被訪問者問及此事，含糊地表示「我不記得了」[31]。其實，與「田中奏摺」案一樣，密約（作爲實物）存在與否並不關鍵；蘇德聯手的默契行動，已於大天白晝下把傳說中的密約內容演示給全世界。莫洛托夫否認文件的存在，卻輕鬆證實了交易實質（換句話說即交易本身）——「關於波羅的海三國、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和西摩爾多瓦地區（的地盤劃分），我們和里賓特洛甫在1939年解決了它」，「1939年他（即里賓特洛甫——李星注）來了以後，我們就談妥了，九月到十月間我們已拿到（商量好）屬於我方的那份好處」[32]，老莫不無得意地回憶道。

事隔五十年，往日的蘇共「大管家」生動淺顯地闡述了官僚集團信奉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假設它們想達成某種妥協，就得遵守一定界限：這是你的勢力範圍，那是我的勢力範圍。和里賓特洛甫談的時候，就說好了在（瓜分後的）波蘭劃界時，按照這個原則來劃」[33]。從史達林到戈巴契夫，莫斯科始終恪守上述律條，難怪直至解體前夕，蘇共仍堅稱條約「並未違背國際法準則和通行的國與國和約簽訂實踐的行爲框架」[34]。

從官員業績考察的技術角度看，克里姆林宮諸位大佬運籌帷幄的「功底」非同凡響，他們或具有極強經濟動員能力（如卡岡諾維奇），或出色地同時包攬多類工作（如貝利亞），或深通行政管理與秘密外交之道（如莫洛托夫）。與東西方主流史學界的流行觀點相左，史達林從未（如赫魯雪夫所說）盲信希特勒的保證[35]，而精明冷酷地監視著「合作夥伴」的任何動作，始終遵循著「寸利必爭」的對德工作原則。瓜分波蘭期間，德軍試圖蠶食蘇占區（里沃夫州的石油基地和鐵路樞紐），慘遭雙料反擊——史達林嚴令德軍後撤[36]，同日兩軍激戰並迫使希特勒妥協[37]。1940年蘇軍前進至多瑙河流域，取得對南歐石油工業（納粹重要能源基地）與黑海港口的制約權，並迫使德軍撤出羅馬尼亞。對「抓緊做好軍事鬥爭準備」（伏羅希洛夫元帥）以應對急速逼近的國際大事變，莫斯科高層成員絕無分歧；從1939年8月至1941年5月，瘋狂換裝中的蘇軍同時也急速擴充編制——從120個師增至300個師（其中近100個坦克與摩托化步兵師），並大幅推進國民經濟軍事化。史達林集團的備戰枕戈，爲最終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然而，上述成就的政治代價，亦大得嚇人。對眼前具體好處緊抓不捨，對工人國家根本前途淡漠無心；重視物質領域的虧賺輸贏，忽略無産大衆的覺悟和自我組織；信賴密室謀劃與交易，對自下而上的群衆運動害怕乃至仇恨，以上種種篡權官僚精神元素，構成了莫斯科邁向蘇德條約的心理前提。條約本身的準備過程即爲密室交易的傑作，「直到最後時刻，多數政治局委員還蒙在鼓裏」[38]（赫魯嘵夫）。官僚們覺得一切均可玩弄於股掌之中，只要能多撈幾隻籌碼便成——「雖然法西斯德國背信棄義地侵犯我國，（互不侵犯協定）至少爲國家贏得了一年半的和平時光和積蓄反擊能力的準備」[39]（史達林）；他的左膀右臂更真誠歡呼「史達林是最偉大的戰術家，希特勒同我們簽約時沒跟日本打招呼，日方火冒三丈，（日德）聯盟從此名存實亡」[40]（莫洛托夫）。

沾沾自喜的莫大人看不到的是，離間敵手的同時，那些權謀手段已讓追隨紅旗的先進工人暈頭轉向——1939年共產國際告訴他們納粹與英法「雙方的目的都是帝國主義的目的，都是爲了爭奪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統治權，都是掠奪性的戰爭」（毛澤東）[41]，轉過臉來便不容置疑地宣講「反對軸心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從一開始就具有反法西斯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性質，重建民主自由也是它的任務之一。蘇聯的參戰只能是加強而且也確實加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戰爭的性質」（史達林）[42]。

1940年的歐洲鐵血交融；連串奏凱後，納粹怪獸貪婪地吸食著養分[43]，繃緊肌肉醞釀新的虎跳；蘇俄一衆當家人把交易進項清點過後[44]，開始處理某些「瑣事」——爲了向納粹表示合作誠意，共產國際的方向盤天旋地轉起來。

簽約後，蘇聯宣傳口徑的變化

交易談成簽字畫押後，莫斯科大模大樣地告訴全國與全世界，蘇德條約有助於「蘇聯人民和德意志人民友誼的發展和繁榮」（莫洛托夫）[45]，理由是「該條約與隨後的系列政治經濟合作協定保證了德國有信心擁有一個寧靜安全的東部。此外，給予了它解決所面臨諸多經濟難題的決定性幫助。至於蘇聯，與德國建立的牢固友誼使它能夠實現西部邊境地區的國家利益」[46]。

蘇共及其附庸——共產國際昨天還驚呼「法西斯主義像一隻瘋狂的野獸猖獗于全歐」[47]，今天卻笑眯眯雙手一攤：「昨天我們還是敵人，今天形勢變了，便不再是敵人」[48]，並百靈鳥似地歌頌蘇德友誼萬歲：「我國同德國的關係徹底改善了。現在兩國正沿著加強友好關係、擴大實際合作以及從政治上爭取和平的努力的路線發展……我們始終認爲，一個強大的德國是歐洲持久和平所必不可少的條件」[49]（莫洛托夫）。一年後，莫同志仍莊嚴誠懇地宣佈「蘇德之間良好的睦鄰友好關係，並非出於臨時的偶然考慮，而建立在蘇德兩國根本利益的基礎之上」[50]，並再次指出「我國政府嚴格遵守協定，消除了當蘇聯在西部邊境一帶採取措施時（指擴張勢力範圍的系列行動——李星注）蘇德關係中出現摩擦的可能性，而且協定也保證了德國對東方的安全感」[51]。甚至雙方的頭臉人物也一度打得火熱——1939年底，希特勒致電祝賀史達林壽辰，收到如下回電：「鮮血凝成的蘇德友誼[52]，具備所有理由成爲長期和牢固的關係。約·維·史達林」[53]。

對西歐共產黨來說，莫斯科傳來的消息直似天崩地裂。正如上文所述，實用第一的蘇聯官僚早已「把工人運動（中的蘇聯影響和威信）當成石油、錳礦石一樣向世界資產階級出售」（托洛茨基），視自身短期本位利益變化需要，經常向各國黨發出前後立場截然相反的指令，結果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和民族解放運動，變成了蘇聯與帝國主義國家做交易時討價還價的籌碼」[54]。自1935年以來，鑒於納粹上臺的對蘇威脅，莫斯科要求共產國際各支部不計代價埋頭「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55]，以「保衛民主自由」「反戰」的名義與小資民主派混在一起，並成立各種喪失原則的政治同盟（「人民陣線」）。直至五個月前，莫斯科還把列強劃分爲所謂「侵略國家」和「非侵略民主國家」（見1939年3月蘇共十八大史達林的政治報告），悲聲控訴「法西斯壓迫者匪幫的愚弄、監獄、集中營。……法西斯統治者對各國自由、獨立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56]。1939年9月1日，法共議會黨團投票支援政府舉借戰債（即向統治者擴充軍備提供政治支援），成爲共產國際民主主義尾巴路線登峰造極的標誌。

蘇德條約後，共產國際的宣傳口徑一夜之間面目全非，但尾巴路線依舊。從號召本國資產階級及早考慮掠奪戰爭，改爲協助納粹鞏固軍事佔領，蘇共及其操控的各國党領導層寫下共運史上最下作的一頁。

德占區的共產黨：從甘當本國資本家附庸，到充任法西斯政治助手

出於政治慣性，蘇德簽約的當日，法共仍一口咬定「（互不侵犯）協定絕非幫助侵略者的工具，蘇聯必將竭盡全力阻止希特勒進犯波蘭」[57]（1939年8月23日《人道報》社論「蘇聯拯救和平」） ；兩天後法共政治局尚發表宣言，故做鎮定地解釋「協定的唯一作用就是鞏固和平、保護各國人民的自由不被剝奪，歐洲和殖民地的任何一寸土地不被強佔」[58]，並重申本黨「比以往更加仇視國際法西斯主義——首先是希特勒德國，因爲它是反民主和煽動戰爭的禍首」[59]。法共成員、大詩人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則極力勸告讀者相信「蘇法英三國協定仍是世界和平的基本柱石，並極好地被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所補充」[60]。自作主張的法共迅即遭到上峰痛斥，又一輪劈頭蓋腦的共運路線大挪移開始了。

9月7日，史達林接見共產國際主要領導層，下諭曰「戰爭正在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之間進行……如果他們大打出手並互相削弱，我們會很樂意。如果能假手希特勒動搖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會很不錯」[61]（1939年9月7日季米特洛夫親筆會談記錄）；各國共產黨的現階段任務何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應該堅決反對本國政府和反戰」[62]，史達林一錘定音。總書記同志已無數次證明自己對工人階級獨立立場毫無感知更沒興趣；這次也不例外；他的「反對本國政府和反戰」演繹出來便是同情納粹反對英法。

9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要求英法等支部「立即改正錯誤路線」[63]，停止反法西斯宣傳，而應把納粹德國描繪成「一個力爭儘快結束戰爭與要求和平的國家，而昨天還在譴責侵略的英國和法國，都贊成戰爭繼續打下去」[64]（莫洛托夫），並主要攻擊英法（「不是爲各國的自由而戰，而是爲奴役這些國家而戰；不是爲從法西斯主義下拯救民主而戰，而是爲反動派的勝利而戰」[65]）。

1940年4至6月，百萬德軍千里擊敵氣勢如虎，中北歐廣大地域相繼落入納粹鐵蹄下；6月22日，法國投降。同年4月9日，在給丹麥共及其它北歐黨的指示信裏，共產國際要求開展下列宣傳：「北歐人民應該要求結束帝國主義戰爭與和平……絕不允許英帝國主義利用自己作爲在北歐擴大戰爭的工具」；「英法在斯堪的納維亞戰爭中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致使德國採取了相應的帝國主義對策；倫敦、巴黎的戰爭販子及其第二國際代理人應（對戰爭爆發）負主要責任；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政府包庇了帝國主義煽動戰爭的行爲，並支援了反蘇戰爭的準備工作，所以負有同等責任」。至於無産大衆的角色，莫斯科宣稱「北歐人民有責任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並爭取和平」，並指示當地共產黨以開展「和平運動」爲主要任務[66]。

中央發了話，底下人便熱火朝天幹起來。1940年6月荷共理論刊物《政治與文化》發表編輯部文章，要求「正確看待」佔領軍。兄弟黨亦不甘落後，紛紛投入爲納粹佔領塗脂抹粉的「和平運動」中去。在首都党積極分子會議上，丹共主席拉爾森發言稱德軍佔領其實是「德國對英、法妄圖侵略丹麥的挑釁行爲的迅速回應」，「由此可見，目前的人民生活困苦和一定程度的民族獨立自由受限，應完全歸罪於英國企圖侵略我國，隨著戰爭的結束，（上述困苦和主權受損）會自然消失，（戰後到來的）和平會還給我們充分的自由」[67]，拉主席照本宣科地解釋道。挪共中央黨報對友党的權威意見頗有同感，指出「儘管存在嚴格的戰時新聞審查制度，但工人運動能夠合法活動並出版報紙」[68]，一副惟恐佔領者被誤解的吹拍嘴臉。6月8日，當外省激戰猶酣，挪共在首都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心決議是建立工人階級統一戰線，消除社會民主黨在工運的影響，廣泛擴大共產黨的影響」[69]，而「黨的政策可歸納爲下列要求：給挪威和平，恢復工業生産……遵守法紀，保持穩定」[70]，儼然太平盛世。

取得階段勝利後，納粹當局迫切希望恢復工業，以供應龐大征服機器的繼續運轉。爲此，德軍與納粹黨代表與各地左派積極接觸，打算借助後者的威信推進企業復工計劃。共產黨人又如何回應的呢？僅僅一年前，共產國際還表現得像最狂熱的小資產階級愛國市民，狂吼著「在堅決擊退法西斯侵略者的基礎上保衛和平，組織集體安全，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開展抗擊反動資產階級的叛賣政策的鬥爭，這些人不顧對本國自由獨立的損害，謀求跟法西斯侵略者達成妥協」[71]。一年後，隨著蘇聯官僚新交易提出的外交轉向，莫斯科的海外小老弟自己忙不叠「謀求跟法西斯侵略者達成妥協」了！

在北歐，挪共中央機關報告訴工人階級「和平的到來意味著國家和人民內部將重新團結起來……我黨的口號是‘遊蕩可恥生産第一！’，而國民團結是落實它的重要前提」[72]。在法國，由於左翼有組織工人的沈重分量[73]，德方推廣類似合作的意願更爲迫切。1940年6月，法共中央書記雅克·杜克洛與中央委員摩·特列昂從莫斯科回國，以建立同佔領當局的穩定聯繫，爭取合法出版中央機關《人道報》。7月初，德國駐法大使奧托·阿本茨與國會議員卡塔勒爲首的法共代表團會面，地點是德國大使館。會談中阿本茨表示「法國正經受著極大困難。需要著手和平重建工作。誰能擔此重任？只有人民，人民才會重建法國，而人民就是你們——法國共產黨。能力有限、心胸狹窄和仇視任何對德親善舉動的法國資產階級，已讓事態發展抛到後面去了。我們（檔案原文如此，疑爲你們——李星注）需要把主動權抓在手裏，到處建立委員會，這樣一來，你們的黨也會大大發展起來」（1940年7月6日杜克洛對莫斯科的報告）[74]。

稍後不久，法共中央指示工廠區黨組織建立「人民工廠委員會和互助委員會」全力恢復生産，並迅速得到納粹黨駐法宣傳部長馬爾斯的表揚。後者在與法共代表團會面時，鼓勵法共「應比目前更積極些才對，以便使工廠重新運轉起來。組織人民委員會是個好主意，如果廠主逃了，就自己組織生産。在這方面，德方不會給你們製造任何麻煩」[75]（1940年7月20日杜克洛對莫斯科的報告）。

面對法西斯的「善意」與「示好」，法共態度如何呢？讓我們接著聽報告。

「昨天與德方代表見面後，我們出席了當晚的金屬工人會議，以加快（停産）企業重新開工的進程。明早我們將再次召開工會積極分子會議，以便督促他們更快、更堅決地主動把工作抓起來，在那些廠主和經理人員外逃的企業組織生産。需要在未來8天內取得立竿見影的成績」[76]（法共談判代表摩·特列昂）。

如果說連不少蘇共高級幹部也對蘇德結盟直著眼睛發愣——「我們共產黨人與德國法西斯站在完全相反的政治與世界觀立場上，突然卻成了盟友。難以理解和消化這一事件的後果」[77]（赫魯雪夫），資本主義世界的工人党更要承受無産大衆的階級壓力。以法共爲例，黨內對半公開支援納粹的上層意向或罵娘或疑慮，大批同志（含部分中央委員）更退黨抗議。憑著階級直覺，首都黨組織的許多工廠支部紛紛指出「如果我黨與德軍當局——在我們工人看來，他們是壓迫者——保持工作聯繫，黨會醜化自己（在工人中的形象）。試圖取得德軍的許可出版黨報，等於是試圖證明納粹比法國政府好」[78]。特列昂曾試探要下屬工會與納粹進行工作接觸，立即受到公開駁斥——「金屬工人代表團去德國使館做客、會面，只會對建立親納粹運動有利」[79]（法共黨員、巴黎金屬工會領導人戈吉葉）。可悲的是，官僚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對蘇聯的盲目信任，像兩根繩索束縛著左翼工人，使他們無法從領導層的醜行中得出政治結論，畢竟「每個徹底的革命者必須把蘇聯的意義和角色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80]（德共領袖台爾曼）。

黨內群衆或消極或茫然；党官僚只知本位利益；柏林的壟斷巨頭卻對自己的天敵所在極度清醒（「必須牢記指導原則：蘇德政治友誼絕不影響兩種世界觀的對立。德共黨員仍是國家公敵」）[81]。爲安撫德方，克里姆林宮不僅指令德占區各國共產黨（不同程度地）配合納粹，自己也下廚操刀奉獻了一把——1939年底至1940年6月，蘇安全機關從各監獄和流放地先後提走數百名德共黨員並陸續轉交納粹情報部門。

蘇聯向納粹遣返五百名德奧流亡共產黨員的經過

自三十年代中期以後，數以千計的德共黨員流亡蘇俄；那些逃離法西斯鐵爪的柏林赤衛隊員、薩克森學生與漢堡碼頭工人，從未想到有朝一日會在蘇維埃國家遭到捕殺流放。1936-1938年間的大清洗吞噬了六位德共中央委員[82]，更多的黨人身陷集中營。雖頻受個人與政治打擊，西伯利亞的共産主義囚徒們並不曉得更酷烈的厄運等待著他們——有朝一日他們會被遣返回納粹德國（這確乎需要超常的想象力）。下面的引文，來自一位當事人——德共黨員瑪格麗特· 布·耐曼（德共領導人格·耐曼的妻子）的回憶。

1938年，瑪格麗特·耐曼在蘇聯被捕。1940年2月3日，她和其他服刑的同志（包括奧地利共產黨員）被押往莫斯科，並得到通知「立即遞解出境」，但改判文書裏未提接收國的名字。出發後大家察覺列車西行，普遍感到恐慌，但有些人仍幻想會給送到波羅的海三國（他們不知三國已被蘇軍佔領）。火車最終到達布列斯特——立托夫茨克（蘇德交界地），一切都清楚了，車廂內靜默得嚇人。接下來發生的一幕令瑪格麗特終生難忘。

「內務軍官率領一隊士兵押送我們前往交界處鐵路橋，迎面走來一群黨衛隊，納粹軍官和蘇聯軍官熱情地互相問候。把犯人點名完畢後，蘇聯軍官便命令我們過橋，此時我聽到身後有人激動大喊起來，三個男同志懇求俄國人別把他們交給納粹；其中包括布洛赫，1933 年前做過黨報編輯，另一個年輕工人已被法西斯缺席判處死刑。最後三個人都被拖過了橋，過橋後党衛軍接手了」[83]。

許多人永遠離開了共運（如原德共中央委員格·維內爾，戰後成爲社民黨新生代骨幹，官至副主席）﹐留駐蘇俄而尚保有自由的外國革命者（從普通黨員到共產國際高級幹部），則經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煎熬[84]。

蘇德協定之後：午夜與黎明間的漫漫等待

三十年代末，流亡國外的一小批布爾什維克（從托洛茨基、米斯尼可夫到謝爾什）感覺史達林集團出賣工人階級的種種惡行已堆積如山，「事實如此清晰和無可置疑，（蘇聯官僚）再用那些老套的花言巧語欺騙國際工人階級簡直不可能！」[85]。他們錯了。

工人國家初始階段顯示的成就和潛力，讓党官僚們對自己的既定地位頗有信心，也不反對讓國際共運這架「海外政治提款機」維持運轉。當莫斯科發現西歐各黨並未從逢迎佔領者中得到實惠，便故作超然地提醒巴黎的下屬們「納粹利用（法共）在群衆中製造虛幻的（對佔領現狀的）滿足心理，爲繼續作戰提供穩定後方，重建經濟替佔領當局服務」[86]（季米特洛夫），指示法共「以嚴厲手段揭露、制裁和開除黨內一切與佔領當局做交易的有關人員」[87]（哥特瓦爾德、皮克），即清除替罪羊和肮髒交易的見證者[88]。

納粹進犯蘇聯後，法共和兄弟黨即刻投身抵抗運動，所吸收的無數青年前赴後繼譜寫「烈士党」史詩傳奇；千萬紅軍鋼甲洪流的輝煌戰績與蘇聯戰後重建的經濟奇迹；1949年的革命勝利使中國成爲矗立東方的解放燈塔，所有這些給蘇東陣營及史達林本人提供了幾乎取之不竭的政治資本與物質實力。 二戰後，資本主義中心地帶啓動社會大改良，法共、意共應聲而入，爲勞資和平貢獻多多；亞非拉殖民地的年輕左翼及其同情者夢想著「在兄弟般的情誼的聯合體中，蘇聯各族人民正在步調一致地建設巍峨的共産主義大廈，這座大廈陽光燦爛，充滿人間幸福與歡樂」[89]，走向數十年披荊斬棘的獨立鬥爭。

蘇德協定呢？曾讓人刻骨銘心的背叛、震撼和絕望的陰鬱感呢？它沒有被工人階級遺忘，但滑進了政治記憶的深處。太多的新任務和新環境，太忙碌的鬥爭生涯，使無數革命者專注于（想象中的）「最後一槍」；如此大氣候下，黨的任何失誤乃至罪行似乎都可原諒或忽略，因爲（大家感覺）成功近在咫尺。歷史的拐彎永遠出人意料——自身物質強大的巔峰時刻，蘇中陣營完成了復辟，使階級鬥爭的總格局倒退百年。

同一條河無法踏入兩次。21世紀初，有産群雄醞釀著新的瓜分與火拼，誰敢斷言下一場國際戰爭不會成爲資本主義滅亡的契機？無産大衆的反抗空前分散細碎，卻已擺脫蘇聯時代不上不下的僵局；千萬無名的階級戰士用鮮血、熱情和犧牲驗證了哪些道路最終通向失敗，我們的責任，是打開真正的勝利之門。

09/05/05

[1] 1939年8月31日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全會上的報告

[2] 毛澤東「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⑴記者的談話」（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3] 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

[4] 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5]蘇聯解體後出現的諸多共產黨之一「全蘇共產黨（布）」如此爲蘇德協定辯護：「1918年蘇俄領袖們由於西方國家的敵對行動，而被迫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20年後同樣由於英法的敵對行動而被迫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http/www.vkpb.ru/gpw/isolation2.html ИЗОЛЯЦ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О-НЕМЕЦКИЙ ПАКТ НЕНАПАДЕНИЯ.

[6] 1939年9月3日納維爾·張伯倫「我國與德國處於戰爭狀態」

[7] 1940年5月13日 溫斯頓·邱吉爾「我能奉獻的只有鮮血、辛勞、眼淚和汗水」

[8] ADAP. Serie D. Bd. VI. Baden-Baden, 1961. Dok. № 149

[9]同時制定了一個反對蘇聯的秘密附件

[10]Год кризиса, 1938-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1. С.6.

[11] 1939年3月8日希特勒在德國軍界、經濟界和納粹党的重要人士會議上的講話

[12]溫斯頓·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風雲緊急》第十二章「用於重整軍備的間歇期。西班牙」

[13] 同上

[14] 同注釋4

[15]溫斯頓·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風雲緊急》第二十章「蘇聯之謎」

[16] 1939年3月張伯倫在私人信箋裏承認他「對蘇聯極不信任」；駐莫斯科的英法代表地位不高（英方代表甚至無簽約權）以拖爲主，蘇方則比較著急。談判期間，蘇聯向英法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內容爲：①締結英、法、蘇之間有效期5-10年、包括軍事援助在內的反侵略互助條約；②三國保障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安全；③締結三國間相互援助的方式和規模的具體協定。

[17]1939年8月24日《真理報》刊登了蘇德條約的內容。全文如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和德國政府從加強蘇德間和平事業的願望出發，並以1926年中立條約的基本條款爲基礎，達成以下協定：

1.締約雙方保證決不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彼此間進行任何武力行動，任何侵略行爲或者任何攻擊。

2.如果締約一方成爲第三國敵對行爲的物件時，締約另一方將不給予該第三國以任何支援。

3.締約雙方政府今後將彼此保持聯繫，以便對他們共同利益有關的問題交換情報，進行協商。

4.締約任何一方將不加入直接或間接的旨在反對另一方的任何國家集團。

5.如果締約雙方間在某種問題上或其他問題上發生分歧或抵觸時，締約雙方應當只通過和平方法友好地交換意見，或者必要時設立調解委員會，以便解決這些爭端或抵觸。

6.本條約有效期爲十年。除非締約一方在期滿前一年通知廢止，否則本條約被認爲自動延長五年。

7.本條約應儘早批准。批准書應在柏林互換。本條約簽字後立即生效。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全權代表維·莫洛托夫

德國政府全權代表馮·裏賓特洛甫

[18]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附加議定書（全文）

在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時，雙方下面署名的全權代表在絕密的情況下就確定各自在東歐的勢力範圍界限問題進行了討論，結果達成以下結論：

1.屬於波羅的海國家(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的地區如發生領土和政治變動時，立陶宛的北部疆界將成爲德國和蘇聯勢力範圍的界限。在這方面，雙方承認立陶宛在維爾諾地區的利益。

2.屬於波蘭國家的地區如發生領土和政治變動時，德國和蘇聯的勢力範圍將大體上以那累夫河、維斯杜拉河和桑河一線爲界。

維持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是否符合雙方利益的需要，以及這樣一個國家將如何劃界的問題，只能在進一步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才能確定。

3.在東南歐方面，蘇聯關心它在比薩拉比亞的利益。德方宣佈它在政治上對該地區完全沒有利害關係。

4.雙方將視本議定書爲絕密文件。

[19]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ы ист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М., 1952. С. 55.

[20]溫斯頓·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風雲緊急》第二十一章「到了戰爭邊緣」

[2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22] 三十年代波蘭軍歌歌詞。斯米格爾元帥是當時波軍總司令

[23]Мосли Л. Утраченное время. Как начиналась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 Сокр. пер. с англ. Е.Федотова. М., 1972. С.301.

[24]該邊區位於兩國邊界，共有8萬波蘭人和12萬捷克人

[25] 1938年底，邊區鋼産量占全波同類産量的47%（鋼錠占41%）

[26]與此同時，匈牙利軍隊開進了他們所要求的捷克東部省份喀爾巴阡——烏克蘭。

[27] 1939年3月11日《左翼反對派日誌》托洛茨基「史達林的投降」

[28]РЕЧЬ ПО РАДИ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СССР ТОВ. В. М. МОЛОТОВА 17 СЕНТЯБРЯ 1939 ГОДА

[29] 1945年西方在納粹德國找到了這個密約的副本，80年代末蘇方公佈了密約檔案，但也只有副本。正本（如果它存在的話）的所在仍然成謎。

[30]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С. 20.

[31] 同上

[32]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С. 15, 26

[33]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С. 23

[34]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правовой оценке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ненападении от 1939 г.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ъезда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от 24 декабря 1989 г.) / Правда. 1989. 28 дек.

[35]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 Хруще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5 февраля 1956 г.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 145-148.）。朱可夫證實說「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個鐘頭史達林顯得慌亂。但他很快回過神來，幹勁十足地投入了工作，不過有點神經質」（Жуков Г.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Изд. 10-е. Т.2. М., 1990. С.10.）

[36]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Т. IV. М., 1946. Док. № 354.

[37] PA AA Bonn: Bro des Staatssekret?r. Der Krieg 1939. Bd. 4 (R 29686), Bl. 303 (224106)

[38] 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赫魯雪夫回憶錄》

[39]史達林講話《真理報》.1941年7月 3日

[40]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С. 29

[4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42] 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史達林選區選民大會上的講話《載1946年史達林與莫洛托夫的講話》，1946年蘇聯新聞出版社的小冊子，第4頁

[43]納粹德國兩年內所轄土地增加6倍，糧食産量增加4倍，人口增加3，7倍，石油增加20倍，鐵礦産量增加7，7倍。

[44]蘇聯從1939-1940年的瓜分與佔領中獲得40余萬平方公里土地和2400萬人口，

[45] 同注釋12

[46]1940年8月23日《消息報》「Дата больш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важности」

[47] 1939年4月《世界見聞》第4卷，24期473頁，1939年4月2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五一宣言」

[48] 同注釋12

[49] 1939年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蘇維埃講話（見《蘇聯的和平政策：莫洛托夫的四次講話》倫敦勞倫斯與威沙特公司1941年版）

[50] 1940年8月莫洛托夫在最高蘇維埃講話，出處同上（第71-73頁）

[51] 同上

[52] 直譯：用鮮血加固的友誼——李星注

[53]《真理報》1939年12月25日

[54] 《左翼反對派日誌》 1939年3月6日「希特勒和史達林」

[55]見七大上格·季米特洛夫報告《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爲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而鬥爭》

[56] 同注釋28

[57]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83, д. 385, Л. 184-185

[58]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I.С. 75-76.

[59] 同上

[60]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83, д. 385, л. 127, 144.

[61]цит. по: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 – 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 – 1943.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С.780

[62] 同上

[63]（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I. С. 88-89.）

[64] 同注釋30

[6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10月革命22周年時的宣言，第三卷446頁

[66]ДИРЕКТИВА ИККИ КОМПАРТИИ ДАНИИ ОТ 9 АПРЕЛЯ 1940 г.Инициалы Димитрова, подпись Флорина.Помета Димитрова: ?т. Готвальд читал 11/1У?. 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18, д. 1319, л.117.

[67]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Опись 83, Дело 406, Листы 107-109)

[68]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Опись 83, Дело 404, Лист 106

[69]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Опись 83, Дело 409, Лист 202

[70]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Опись 83, Дело 407, Листы 67 – 68

[71] 同注釋46

[72]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Опись 83, Дело 410, Лист 122

[73] 戰爭前夕法共黨員達30萬人，多數是産業工人。

[74]共產國際檔案「1940年列格洛同志來信」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74, д. 520, л. 65-71 Подлинник, машинопис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75] 同上

[76] 同上

[77] 同注釋38

[78] 同上

[79] 同上

[80] Ernst Thalmann: An Stalin. Briefe aus dem Zuchthaus 1939 bis 1941. Berlin, 1996

[81] 1939年10月10日納粹党海外組織負責人艾·波萊對波羅的海港口德屬航運黨組織的指示。РА АА Bonn: Büro des Chefs der Auslandsorganisation. Bd. 115: Ru?land (R 27224), Bl. 370083-370084.

[82]納粹槍決了七名德共中央委員。

[83]瑪格麗特· 布·耐曼回憶錄 （1995年莫斯科版）

[84]一位當時在莫斯科工廠裏上班的流亡德共黨員回憶說，廠黨委書記某天忽然向他祝賀，引出下列對話：「喜從何來？」，「德國打勝仗了嘛！……你咋一臉不樂意呢？」，「我需要革命的勝利，而不是希特勒的勝利」，「革命長革命短，聽著都沒勁……希特勒是個實在人，幫我們教訓了波蘭佬」。Wehner. H. Zeugnis. Koln, 1982. S. 269

[85] 1939年3月11日《左翼反對派日誌》「史達林的投降」

[86]ПРОТОКОЛ Б № 635(1390) ОТ 5.УШ.1040* ПРОЕКТ ДИРЕКТИВЫ КП ФРАНЦИИ

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18, д. 1322, л. 161-164.

Подлинник, машинопись с рукописными вставкам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текст директивы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Communisme?, №3, №32-33-34.

[87] 同上

[88] 主要替罪羊是摩·特列昂，黨內代號(胖子), 1937-1940年間任法共中央委員，負責中央組織和人事工作。1939年11月 – 1940年5月在比利時從事地下活動，負責法共領導層的安全和法共與莫斯科電臺聯繫的工作。1940年6月，和杜克洛到達巴黎與德軍談判。1940年11月被法共中央解除一切黨內負責職務。此外還有羅·福爾森1918年起任工會運動的律師，共產黨員。1930年起任蘇聯各大駐法機關律師。1940年成爲法共與佔領當局談判的中間人。1940年9月被開除出黨。

[89]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五一宣言（節錄）1939年4月《世界見聞》第4卷，24期473頁，1939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