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經濟

［比］曼德爾[1]

生産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大型生産手段和交換手段的社會化創造了新的生産方式，這種新生産方式的基礎已經不是社會剩餘產品的私人佔有了。但是，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生産手段的社會化還是同必需品的私人佔有相聯繫的，這種私人佔有的形式是工資、交換、是出賣勞動力以換取貨幣工資。此外，部分社會剩餘產品還是以個人在消費上享有特權的形式被私人佔有了，而在過渡社會的官僚主義變形的制度下，這種特權的規模可能是很大的。因此，私人利益仍然是刺激個人在經濟上出力的基本因素。經濟也仍然是貨幣經濟。

　　從經濟的觀點看，以大型生産手段集體所有制及社會剩餘產品集體佔有爲基礎的生産方式同繼續作爲個人經濟活動主要動力的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經常是計劃經濟中摩擦和矛盾的源泉。[2] 但是，從而産生的社會矛盾則比經濟矛盾還更重要。作爲個人一切能力的充分發揮，同時也作爲個人自覺地爲社會服務的“勞動”，是一種概念，作爲“謀生”手段，作爲取得生活資料，或取得能滿足個人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務的手段的“勞動”，又是一種概念，這兩種“勞動”的概念，從長遠來看，是互不相容的。

　　只要經濟基本上仍然是貨幣經濟，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滿足決定於各人手裏貨幣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資相對缺乏的情況下，還是按照錢包裏錢的多少來決定分配東西多少，那麽，大家爲了多取得些貨幣而互相鬥爭，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擔任了某些社會公職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對稀少的商品和服務，那麽，向上爬、用人唯親、貪污、對“上級”卑躬屈膝、對“下級”專制橫行，這些現象仍然會大量流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沒有生産者、消費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沒有這些人對行政官員和領袖的行爲進行嚴格的、自由的監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組織的集體抗拒而撤換這些行政官員和領袖，所有這一切缺點只能加劇金錢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蝕作用。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殘餘本身就意味著必然會殘存著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是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在村社自然經濟中出現時就已産生了的。如果在過渡經濟時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制度規定的，而不是用錢直接買賣的，那麽，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這種作用就變成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這並不是說這種作用就不大了。關於這一點，蘇聯就千方百計鑽營當大學生而産生的流弊所進行的公開討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3]

　　在蘇聯和別的地方，權威人士和有影響的作者都不斷地認爲：首先應當“樹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滅物質刺激、未能過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勞動首先應當成爲“個人真實感受到的一種必要”；[4] 他們這種看法真是一種“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的偏向”，顛倒了本來很明顯的因果關係。事實上，在心理革命還未能完全顯露以前，新的社會主義覺悟還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舊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應當用生産大量財富、提供大量服務的辦法來消滅貨幣經濟。在過渡社會時期，特別是在蘇聯，産生個人發財欲望的，不是“資本主義殘餘”，而是按金錢多少來分配的日常的現實情況。想要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資本主義舊社會的殘餘進行鬥爭”，來建立“共産主義覺悟”，這真正是一件永遠徒勞的工作。

　　個人的佔有欲，作爲個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還未能消滅以前，必須讓這些個人得到下列這種體驗：社會，從一個虐待子女的後母，已變爲一個慷慨的、體諒人的母親，她自動地滿足全體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應當讓這些個人不知不覺地取得這種體驗，過去原始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精神會回應這種體驗的，因爲7000年來人剝削人的作用還未能完全埋葬這種精神。這種體驗的結果應當是覺悟，更好的結果應當是産生新的習慣，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舊的人死亡，讓位給未來的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的人。

　　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認爲物資豐富是建立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其意義在此，其理由也在於此。只有實現新的生産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産生新的生活方式。問題不在於宣傳社會主義道德，而是要創造社會的和心理的物質條件，使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地實行這種社會主義道德。

個人工資和社會工資

　　工資這個概念的定義是由許多特點來規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兩種，一種是：以貨幣形式支付的錢（價格），換取一定量的勞動（一定時間的勞動）；另一種是：嚴格地按勞動量、按確切地計算的耗費勞動力的時間而支付的錢。只要工資繼續存在，至少是作爲勞動（向生産手段的個人所有者提供的勞動，或向國家、集體所有者提供的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而繼續存在，那麽這些定義，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一樣，在資本主義以後的社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也仍然是有效的。

　　生産手段集體所有以後，就不再有工資勞動階級了，“因爲一個勞動者不能把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這種論斷是粗暴的詭辯。集體財産是歸集體所有的財産，而不是這個集體的每個成員的財産。一個合作社的社員很可能把他個人所有的一輛車子賣給他所屬的那個合作社。同樣，一個勞動者也可以把他個人所有的勞動力賣給他所屬的集體。必須出賣勞動力才能取得必要的生活資料，這證明工資勞動階級還是存在的，無論從交換形式（按一定的貨幣價格而出賣）的觀點看，還是從其內容（勞動者出售他所有的、並且他自己無法利用其使用價值的唯一商品，以便換取其他的商品；這些商品的使用價值對於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通過交換是不能得到的）的觀點看，都一樣。

　　但是，早從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起，從工業上先進的國家出現強大的工人運動那時候起，個人工資就已經不是個人勞動報酬的唯一形式了。與個人工資同時並存的還有社會分紅或社會工資。[5] 這就是不管個人對社會有什麽貢獻，社會保證個人能夠享受的各種福利：免費的初級教育（以後是中等教育），免費的學校午餐，免費的醫療、住院、以至藥品，公園、博物館、體育場免費享用，免費的或幾乎免費的市政設施，如路燈等。

　　當然，關於“免費教育”或“免費醫療”這些詞的意義要取得一致。免費只是對個人來說的；社會當然要“支付”這些福利事業的費用，就是說要把一部分資源（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勞動時間）用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社會工資”，就是爲滿足全體公民的某些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的社會化。

　　這種“社會工資”預示著，至少是潛在地，未來的分配方式，即朝向滿足全體個人需要的經濟。以滿足需要爲基礎的經濟是反對商品經濟的，因爲它優先滿足這些需要，因爲它不管個人所提供的確切計量過的等價品（交換！）而進行分配。[6] 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也不管孩子們的父母付不付稅，不管他們的工作是不是對社會有益，不管他們是“好公民”還是常常違反普通法的罪犯，初級教育總是免費的。

　　但是，這種“社會工資”只是預示著按需分配方式；卻不是這種方式的確切的形象，甚至也不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裏的分配方式的確切形象（假定最富裕的國家進行這種過渡，也許是例外）。事實上，放棄的只是工資的商品貨幣形式，而其斤斤計較的可憐的內容則始終存在。

　　既然我們的經濟始終是物資半缺乏的經濟，於是社會服務常常總是被當作窮親戚看待的。社會服務的分配不是在豐富的情況下進行，而是按某種標準配給的，有時候甚至還帶有強制性的（教育、預防注射、等等）。教室裏學生太擠；排隊看病或者診斷潦草；經常怠漫“免費的”顧客，而照顧“付錢的”顧客；所有這一切使“社會工資”這種初步形式更接近於産生這種形式的商品社會，同應當爲富足開闢道路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相去較遠。[7] 費用社會化的內容，無比地更爲豐富，更爲自由，更爲多樣化，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才能表現出來：免費的圖書館，要實際上能提供所需的一切方面的書（而且還要座位不是嚴格限制的！）；免費的博物館和公園，使全體公民都能享受到過去只有少數富有階層和知識階層才能享受的愉快。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生産力的巨大發展産生了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將徹底地改變分配方式：一方面，“社會工資”應當越來越接近其“理想的”水平，即物資充裕的水平；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應當逐步地從通過交換（購買）而分配的資源類，轉到按需分配的資源類裏去。

　　決定分配方式這種改變的條件，仍然離不開物資半缺乏社會的一些要求。在未能擺脫經濟打算這種由來已久的沈重包袱以前，社會不得不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精打細算。因此可以首先實行新分配方式的物資和服務是那些：

　　1．性質很相似的；

　　2．無論價格下降，無論收入增加，其需求仍然不變的；

　　3．很難用以代替其他按商品經濟交換辦法進行分配的物資或服務的。

　　簡而言之，社會可以首先把滿足需要的某些費用社會化，其條件是這樣的社會化不致於引起費用的大量增長。如果對某一産品的需求，並不因其價格降低或收入增加而有所變化，那麽把這一産品的生産費用社會化，對於社會就其整體來說，不會增加任何額外負擔。例如一切工業先進社會裏鹽的情況就是如此，鹽的消費量 — 在正常的時候 — 既不因鹽價而變化，也不因公民的收入而變化。[8]

　　支配商品經濟消亡的經濟規律可以闡述如下：隨著社會的不斷富裕，隨著計劃經濟保證生産力巨大發展，社會就獲得必需的資源，以便把爲了滿足全體公民越來越多的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社會化。而且隨著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的需求量，比起價格下降和收入增加來，幾乎沒有變化，或者甚至減少了。換句話說，由於上述兩點理由，計劃經濟所取得的進步就能使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轉入按需分配的類裏去！

　　在最富裕的國家裏，對於主食的需求 — 西方的麵包 — 比起收入的增加來，現在已經是減少了。滿足這種需要，只占社會資源極小的一部分。比利時國民收入大約5000億法郎，而每年用於麵包的開支在80億法郎左右，即不到2％。[9] 美國各種形式的糧食消費，1937~1941年平均每人3.77蒲式耳，1948年降到3.28蒲式耳，而1959年則降到了2.8蒲式耳。[10] 工業先進國家許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情況也是如此。就這些事例來說，把這些物資（麵包或大米）和服務（城市公共交通）用費用社會化的辦法來進行分配、就是說按需分配的經濟條件，現在已經完全具備了。除了這類物資和服務外，還得加上另一些物資和服務，這些物資和服務能滿足卡塞爾所說的“集體需要”：教育、醫療、等等。[11]

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 — 自由消費和定量消費

　　許多作者同意這種部分改變分配方式的可能性。但是，一般地說，他們又立即否認有推廣的可能性。難道隨著“舊”需要之得到滿足，新需要不在那裏不斷的産生嗎？[12] 逐步地把一切産品都轉入按需分配之類裏面去，同時又不致引起社會資源的普遍浪費，因而又不致在其他方面重新發生物資不足的現象，這可不可能呢？用來滿足衣、食、住這樣一些基本需要的産品，其花色和品種是不是無窮無盡的呢？想在這些方面消滅交換和貨幣的努力，其結果會不會是令人失望的單調和沒有選擇自由呢？

　　先拿需要的種類問題來說吧。稍爲嚴肅的研究一下人類學和歷史，就能證明：這些需要恰恰是異常穩定的。食物、衣著、住處（由於某些氣候條件的關係，還有取暖）、防止野獸侵襲和躲避風雨、裝飾和鍛煉筋骨的願望、傳種接代，這六種基本需要似乎從猿人到真人以來還未變過，現在也仍然占消費開支的絕大部分。[13]

　　加上醫藥衛生方面的需要（不過是表現了某種自覺程度的保護自己的本能而已）和消遣的需要（不過是擴大了裝飾、鍛煉筋骨、求知等和人類同樣古老的需要而已），少數基本需要幾乎就占了甚至是最富裕國家的全部消費開支；這少數基本需要，與其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産物，毋寧說是人類學上的特點。

　　既然這些需要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基本上是不變的，既然連過去最富有的有產階級也沒有在消費開支上超出這種異常狹窄的需要範圍，那麽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達到物資豐富、個人覺悟和社會覺悟都比過去成熟得多、這會在需要方面引起極大的變化。“效率遞減”規律，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在需要的強度問題上那樣適用。[14] 因此第一種反對論點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讓我們來研究一下，滿足這些基本需要的手段，是否象表面上那樣種類無窮。首先，滿足這些需要的産品都有一個量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根據現代有產階級的情況，歷史已經做了答復。19世紀初葉，狼吞虎咽地大吃烤牛肉和紅葡萄酒的英國大地主，或者是每餐吃20道菜的“黃金時代”的大資產階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瀟灑的、愛好運動的、經常注意自己體重的現代富有資本家，這兩者之間的變化是無可辯駁的。隨著收入的增加，食物消費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合理；健康方面的考慮超過了盲目享受或炫耀財富的考慮。這種變化並不完全由於道德進步，而更多的是由於個人保養身體的需要，甚至由於個人利益的需要。

　　衣著問題也是這樣。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尤其是婦女，大量消耗衣服並無害于健康，所以浪費的可能性（新衣服只穿一兩次）要比食品大得多。但是，儘管健康的因素不能起抑制作用，舒適和愛好的因素卻起了作用。沒有了丫環小廝，老換衣服，甚至連衣服太多，都是不太方便的。事實上，除了“暴發戶”還在這個問題上做得過分以外，許多社會學家指出：英國美國最富裕的家庭裏，趨勢正好相反，更喜歡穿的是舊的、但舒適的衣服，或只是愛好穿的衣服，而不喜歡穿嶄新的衣服，也不喜歡經常換新衣服。[15] 另一些社會學家甚至說這真是衣著上起了風格變化，他們認爲這種變化的特點是：“首先，衣著總是逐漸趨向一致，收入少的人所穿的衣服，從樣式上和料子上，都接近收入高的人所穿的衣服；其次，衣服上的裝飾部分越來越少，這反映了向更樸素發展的趨勢。最後，近來還‘著重’在衣服要有青年氣概。”[16]

　　住房和家具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僕役和女傭都沒有了 —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裏，由於平均的工資水平，由於社會的不同意，雇傭僕役和女傭的情況是一定要消滅的！ — 那麽住房所需（和所能得到）的房間數也就有限了。這種限制也正是個人舒適所規定的。現在，除了一小撮百萬富翁外，大多數資產階級都喜歡很舒適的公寓，而不喜歡19世紀式的宮殿。從前，房間裏堆滿了家具和小擺設，現在由於愛好和舒適的條件有了變化，家具的配備趨於雅潔，而且注意實用，因此家具的數量也就很有限了。現在的趨向是甚至有意限制小擺設的數量。[17]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後階段裏，儘管有顯著的社會不平等，儘管有產階級可以無限制地浪費，但是上述這些趨向還是産生了。所以，設想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或就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會産生相反的趨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情況是：社會主義社會裏，合理消費將越來越發展，而減少的是那些純屬異想天開的消費，是那些爲了炫耀而産生的消費，是那些由於不知分寸、不識美醜而産生的消費；這些形式的消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與其說是“消費者天生就喜歡的”，毋寧說是由一般社會風尚及廣告宣傳所造成的。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的是産品的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産品的數量問題雖然不存在了，但剩下花色和質量問題可能仍會使需求不因價格和收入而變化的時期遲遲不能來到。目前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主要是由時式、由社會等級及技術進步（“新産品”）來決定的；而肯定不是以個人的一時所好爲轉移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花色和質量也是社會現象，即使不是有意識規定的，那也是由社會所引導的。

　　時式是一種典型的社會現象，推動力來自生産者（創造者），而不是來自消費者。推行時式的是幾個巴黎的名裁縫，而不是“公衆”。對於極大多數的消費者來說，現在的情況已經是花色品種少得驚人，而不是無窮無盡。在一定的時期裏，沒有許許多多花色“同時並存”；而是只有幾種花色。哪怕是高級的、個人定做的手工裁縫，今天也沒有“上千種”不同的樣式，樣式的數量要比人們所想象的少。而且，除了這種專門爲某些有錢人定做的手工裁縫的樣式而外，還有少數樣式是大批生産出來賣給廣大群衆的。社會主義經濟不但不會減少現有的花色品種，大概還能使之更加多樣化，以便能過渡到按需分配。爲此，社會主義經濟將根據多數人的要求，根據身體上的經常需要、根據“社會主義廣告”的教育作用、根據民意測驗、根據公開徵求意見、以及根據其他能幫助真正從消費者的愛好和願望出發的辦法，來確定生産些什麽花色品種。因此，奧斯卡爾·蘭格和迪金遜想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爲貴重産品保持商品經濟的主張，我們是不能同意的。[18]

　　至於新産品，新産品的大批生産和“投入”市場，也就是說大規模地在消費者間進行分配，現在就已經是由生産企業來確定、而不是由消費者的一時所好來確定的。因此，這簡直是很“有計劃的” — 不過，是由一小撮資本主義企業，純粹根據私利的標準，而不是根據集體及組成集體的個人的客觀需要和合理需要而計劃的。消費者連有沒有某種産品都不知道，怎麽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生産者好象偶然似地把新産品投入市場以前，對這種産品的需要連一點迹象都沒有，怎麽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19]

　　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不會把這種計劃權放棄給生産和“上市”的“主宰們”。它將防止重復和顯著的浪費。但是它將通過民意測驗、直接徵求意見及群衆集會等一切辦法，比現在更多地考慮消費者的真正願望。在這一方面，它也將比目前的情況更擴大選擇的範圍。而且由於確定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量是比較容易和精確得多，也由於浪費現象容易發現，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要確定産品的必要貯存量，以便使需求不致隨價格和收入而變動，也是較爲容易的。

　　當然，某種程度的把握不准還是可能存在的。某些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同個人使用精良的機器從事家務勞動之間的矛盾，即使不是永遠存在，也可能會長期存在。即使有廣泛的和很方便的食堂網和洗衣房網免費爲全體公民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洗衣機和洗碗碟機仍然會很受歡迎的。社會主義社會決不能命令其成員非得要利用集體服務，並且拒絕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個人基礎上自己解決這些服務問題。由於社會主義社會要滿足人們的一切合理需要，所以它會重視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這種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是同人的集群性質辯證地、經常地聯繫在一起的。同樣，把私人汽車作爲城市交通工具儘管顯然不合理，但仍不失爲短距離和中距離休假旅行最靈活的交通工具。而且，即使飛機、火車、公共汽車旅行都免費了，人們仍然願意有一輛私人汽車，以便能夠按照自己的路線旅行，以便能在火車和公共汽車不停的地方停下來，或者乾脆就是爲了獨自走動一番。社會主義社會是會尊重這些願望的，而且，非但不把這些願望作爲“小資產階級的殘餘”來加以譴責，還將努力去滿足這些需要；這些需要的合理性質是任何誠意的人都能看得到的。

　　因此，逐步推廣新的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並沒有什麽重大的障礙。按需分配已經不必確切地計算等價的勞動量了。恰好相反，目前的發展情況，儘管受到以金錢、剝削、不平等、損人利已爲主的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但仍然已經清楚地勾劃出了未來消費情況的大概輪廓。豐盛而自由的消費，將不會無止境地向浪費和不合理的一時所好發展，而是將越來越具有合理消費的形式。要求身體健康，神經安寧和心情舒暢將越來越成爲人類一切行爲的主要動機。這方面的要求必將成爲人們在基本要求滿足以後的主要追求。要達到這種結論，並不必把人“理想化”。正如現代資產階級飲食方面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符合人類最明顯的物質利益的。

商品貨幣經濟的衰亡

　　當“社會工資”還只涉及總消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時，它在心理上的、社會上的深刻的意義還是有限的，或者甚至是完全不明顯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對一切接觸到的東西都起腐蝕作用，就連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慢慢生長的未來社會的萌芽也難免：

　　“霍林海德發現，即使是金錢不起作用的醫院看病”問題，也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他就越有機會由最好的醫生診治，受到更好的照顧。“一般說來，等級低的病人總是交給實習醫生診治的，中等病人交給住院醫師，而那些名醫則只看高等病人。人們發現，用於治療一個二等病人的錢，比用於一個五等病人的錢多八倍。高等病人有權享受個別的心理治療，而其他的病人則只能電療和服藥。”

　　霍林海德把他的意見告訴醫院領導人後，這些領導人呆住了。當然這種歧視不是有意的。精神病院裏也有類似的情況，不管病人家庭的經濟條件如何，三等精神分裂症病人比同時進院的四等或五等病人更有機會享受心理療法。一個四等或五等病人可能享受一套或兩套電療和藥物的療程；如果不見效，病人就只能聽天由命，在個人孤獨的處境中，日益沈淪下去。[20]

　　但是，如果“社會工資”擴及個人消費的大部分時，[21] 其經濟、社會和心理上的意義就突然顯著了。在這以前，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總是意味著商品貨幣經濟的擴張，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也不例外。[22] 可是到了這時候，經濟發展和生活提高卻意味著計量交換和貨幣作用日益顯著地縮小。

　　首先是由於明顯的經濟上的原因。越來越多的需要既然無須消費者支出貨幣就能得到滿足，那麽與貨幣開支有關的經濟生活的範圍自然就日益縮小了。如果貨幣收入日益增長，而要用貨幣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卻日益減少，那麽就會造成無益的緊張。這麽一來，或則這一部門的價格就要急劇上漲，或則就要人爲地去推動不斷創造“新”産品，人爲地去製造“新需要”，或則還得用稅收的辦法，把貨幣收入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回收起來。貨幣流通就會越來越顯得無意義和沒有用處。實際上，生産者領的“工資”越來越高，但其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事前就被扣住了，其餘的部分則用於更偶然的、更次要的開支。因此，由於基本需要和正常需要都已滿足了，金錢在主要經濟周轉中的地位總是更加縮小，而退居到經濟生活的邊緣（虛榮性的開支、遊戲、奢侈性開支，對於這類開支，社會主義社會將從道義上加以取締或者用懲處性的課稅來施加壓力）。

　　今後最合邏輯的解決辦法，不是增加，而是減少個人貨幣工資和待遇的數額，並隨著按需分配這種新方式的推廣和普及，減少貨幣流通。“個人工資”逐漸變成一小筆補助性的獎金，以便分配最後一些“稀少的”物資和服務，社會不平等時期遺留下來的“身分”的最後一些殘餘。只要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都達到十分充裕的程度，個人工資就逐漸喪失保衛消費者選擇自由的作用。“選擇”的範圍只限於到這個分配站去，還是到那個分配站去，採取這種還是那種消費形式，而不是用這種開支去代替那種開支。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物資半匱乏的經濟，就要開始衰亡了。

　　必然引起商品生産衰亡的，不僅僅是新的分配方式。自動化在生産範圍內也引起同樣的邏輯必然性。確實，生産豐富的物資和服務，同時必然要在生産過程中越來越快地消滅直接的人力勞動，甚至分配過程中也是這樣（自動化的發電站、遠距離操縱的貨物列車、“自動服務”的分配點、機械化自動化的辦公室工作、等等）。但是，從生産中取消人力勞動，也就是從成本中取消工資！[23] 因此，構成成本的就逐漸只限於企業和企業之間買賣的“價錢”（購買原料及固定設備的折舊）。這些企業一旦社會化了，需要計算的，很少是真正的錢，更多的是計算單位（即“理想中的貨幣”）。

　　由於服務事業在較長時期內還是非自動化的，貨幣經濟還可以在服務事業同服務職業之間的交換中、服務事業同消費者的交換中及國營企業間服務事業的交換中找到藏身之處。但是，隨著大型服務事業也自動化（如同：公用事業、飲料及標準化日用品的自動售貨機、洗衣房、等等），貨幣經濟就會逐漸只限於爲“個人服務”的事業，而其中最重要的（醫藥和教育）將由於社會上需要迫切而首先徹底取消貨幣關係。總而言之，自動化將使貨幣經濟只存在於社會生活的邊緣：女傭人、僕從、遊戲、賣淫、等。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保證每個公民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都很安全，並且保證使“勞動”普遍地、逐漸地變爲腦力勞動，變爲創造性的勞動，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誰還願意去于僕從、賣淫等工作呢？因此社會主義自動化將使商品經濟成爲荒誕可笑而終於哀亡。

　　在分配範圍內開始的這種哀亡漸漸地向生産範圍發展。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計劃化和大型生産手段社會化就已經意味著在生産手段的流通中，用賬面貨幣去代替信用貨幣日益普遍。[24] 只有購買勞動力和從非國有的部門購買原料還需要信用貨幣。但是，如果隨著生活水平提高而來的是降低、而不是增加個人工資，那麽企業的周轉金也就開始衰亡了。由於“農業的工業化”，隨著農業和分配中先是私營企業，然後是合作企業的衰亡，生産企業和這些部門之間的關係也隨之而衰亡。因此，貨幣逐漸地從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原料供應者之間的關係中，先後撤退出來。貨幣的衰亡普遍了。只剩下“計算單位”，以便在企業管理中、在經濟（就其整體來說）管理中，實行以勞動時數爲計算基礎的經濟制度。

經濟革命和心理革命

　　我們還只研究了新分配方式在經濟上的影響，就是說其結果是商品經濟和貨幣的衰亡。現在要研究一下新分配方式在社會上、心理上的影響，即完全改變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幾千年來階級矛盾和人剝削人的社會實踐的結果。

　　免費分配麵包、牛奶和一切主食，將會引起史無前例的心理革命。[25] 所有的人今後都保證能得到他自己的及其子女的生活資料，就因爲他是人類社會的成員。自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物質生活不穩定和無保障狀態，第一次消失了，恐懼和絕望的心情也隨之消失了。無保障狀態曾使一切個人，其中還間接地包括屬於統治階級的個人在內，産生這種恐懼和絕望。[26]

　　自從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以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自從商品經濟發展以來，自私自利和個人發財願望的根子，就在於對未來的這種無保障狀態，就在於不得不爲了在激烈的相互鬥爭中求得生存而“確保自己”作爲經濟活動動機的自私自利，其衰亡的物質條件和道義條件消失了（原文如此 — 譯者）。當然，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大概會空前發達。但是，由於物資豐富，而且又可以自由取得這些物資，人們熱衷於佔有的心情，也會衰亡的。爲“新的人”，社會主義的人創造基礎的，正是人對於這種新的生活條件的適應性。對於這些新人來說，團結合作將會同現在損人利己的那種努力，一樣地“自然”。人類博愛不再是虔誠的願望或虛僞的口頭禪，而成了日常的自然的現實。一切社會關係將日益以博愛爲基礎。

　　這樣的發展是不是“違反人類本性”的呢？這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對無階級社會前景的最後一個論點。經常提出這一論點的人根本不瞭解人類的本性，他們懷著粗暴的偏見和先入之見，把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中産生的風俗習慣，同人類的所謂“一成不變的”生理上和人類學上的特點混爲一談。還有一些人也引用這種論點，不惜任何代價地力圖爲他們對於人的觀點辯解，他們的觀點是建立在人性本惡、而且在世間無法“改造”這樣思想上的。

　　然而人類學的出發點是這樣的思想：人之本性，恰恰正是其適應能力，通過訓練而創造第二本性的能力；正如阿諾爾·蓋倫教授所說，人只有通過訓練才能生存。[27]

　　適應和學習幾乎有無限的可能性，這是人類學上的根本特徵。[28] 人的“本性”使人能夠不斷地超過純粹的生理因素，不斷地超過他本身的力量。

　　而且，人類互相競爭互相鬥爭的傾向，打擊別人確保自己的傾向，並不是天生的。這種傾向也是“習慣”的産物，是社會遺留下來而不是生理上遺傳的産物，是特定的社會條件的産物。競爭這種傾向不是“天生的”，而是從社會上承受過來的，[29] 同樣，只要社會環境徹底改變了，團結、合作是能夠有計劃地辦到的，是可以作爲基本社會遺産而世代相傳的。

　　況且，合作、團結、博愛這種性情，比之競爭、鬥爭、壓迫別人這種傾向，更符合特定的生理需要，更符合人類學上的基本特點。人是集群動物，不僅在社會經濟意義上如此，而且在生物意義上也如此。所有高等哺乳動物中，人出生時最弱、最沒有保護、最不能自衛。人類生物學認爲人是早産的胚胎，從而具有一種生理組織，能夠更長久地學習，並有幾乎無限的適應能力 — 這是有賴於作爲母體外胚胎而生存一年的過程中的積極性和社會化。這裏，系統發生學證實了胎生學，因爲現在胎生學界已普遍同意人類起源時期就有同樣的積極性（有意識訓練的産生）和社會化。[30]

　　許多調查證明：兒童發展的速度及和諧性是直接以他同大人（母親！）和同年齡兒童建立社會關係的多少和密切程度爲轉移的。上述觀點對於學習語言 — 思想發展的主要交流手段 — 來說，固然顯而易見，可是，從一般生理觀點來說，這一觀點就更加突出，而且同樣正確。經常不斷的身體上的接觸，是嬰兒正常發育的關鍵性因素之一。缺乏這種接觸，可能引起許多疾病。在美國的兩個機構裏進行了一次調查，兩個機構的物質條件（食物）和衛生條件都一樣；但是，一個機構裏，每個嬰兒都由其母親經常照看，另一個機構裏，一個工作繁重的護士照看8~12個嬰孩。調查結果令人吃驚。調查開始時，第二個機構裏的平均“發展指數”比第一個機構高24點。一年後，第二個機構裏的平均數從124降到72，而在第一個機構裏卻從101.5升到了105。兩年後，託兒所（第二個機構）的平均數降到了40，而第一個機構裏卻仍然維持在100以上。五年後，第一個機構裏沒有一個兒童死亡，而託兒所裏則有37％的兒童死亡。[31]

　　把生活在氣氛和制度都鼓勵合作和團結的社會裏的兒童，同我們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兒童，比一比他們在身體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狀況，那也是很有教育意義的。詹姆斯·克拉克·莫洛納博士關於沖繩島兒童的研究，勞拉·湯姆遜和阿利斯·約瑟夫關於豪比兒童的研究，以及多羅塞·雷登和克萊德·克盧克洪關於納瓦霍兒童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32] 美國偉人的人類學家阿斯列·蒙塔古把他對於“人類本性”的分析歸納如下：

　　人身機能是這樣組織起來的，歸根結底，它只要求一種滿足，這種滿足只要一句話就能加以說明，那便是：保障 — 在別人對自己的情誼和自己對別人的情誼中得到保障……人要能夠在社會範圍內滿意地進行活動，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必須恰當地予以心情上的滿足，以便使每個人都得到保障，而且保證（其人格的）平衡。[33]

　　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滿足這種需要。因爲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把經濟生活和日常生活組織得同人們對於保障和情誼的需要不致於經常發生衝突，而恰恰相反，經常而自然地滿足這種需要。

　　有這樣一種思想：“侵略本能”或“破壞本能”控制著所有的人 — 更不用說所有的動物；現代生物學完全不能證實這種思想。心理學也越來越反對這種思想。[34] 勞列塔·邦德證明了：兒童的敵意和侵略意識遠不是“天生的”，只是由於某些缺點而發展起來的。而這些缺點終究是産生于兒童同他發育時期周圍環境的關係。[35] 蘇桑·依沙克斯發現：“在一群兒童中，平等是所有這些矛盾的願望和恐懼最起碼的增殖因素”。皮阿惹指出：兒童指責顯著的不平等爲不正當，這是自發的反應。[36] 比格列豪爾研究了關於這個問題極豐富、多樣、而又矛盾的一切實驗材料以後，得出結論說：人的“佔有本能”並不是天生的，至多兒童有抓東西的自然傾向，這種傾向，由於社會環境和教育，可能走上、也可能不走上佔有的道路。[37] 這類材料是舉不勝舉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沒有理由懷疑，在物資豐盛的氣氛中實行按需要的分配方式，結果會使社會環境和日常的社會現實生活發生徹底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將很快産生合作和團結的習慣，將消滅作爲人類關係基本特徵的競爭和衝突。[38]

　　而且，還要指出，即使在動物界，通過條件反射，徹底改變環境也可以完全消滅所謂“不變的”“侵略傾向”。經驗證明，使貓和鼠和平合作是有可能的，只要儘早開始訓練，只要這兩種動物只有合作才能取得食物。[39] 在各類脊椎動物 — 包括魚類 — 身上所做的同樣試驗，也都是成功的（主要參閱朗格羅瓦博士用鱸魚所做的試驗，這些所謂吞吃同類的鱸魚是可以經過“訓練”而不再吞吃同類的）。而阿斯列·蒙塔古教授得出結論說：

　　只要周圍環境稍有改變，就可以使動物吞吃同類（錯誤地被認爲是本能）的行爲變爲基於合作的合群行爲。[40]

　　鱸魚、老鼠和貓都有這種適應能力和養成新習慣的能力，誰敢說人反而沒有？

　　但是，這樣的適應，這樣的“合作習慣”，會不會使人類衰退呢？許多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擔心這一點。他們說，這樣大家都差不多了，成了一片灰色，精神上肉體上的特質也就喪失了，因爲這種特質只有在競爭和緊張的氣氛中才能發展。阿列克斯·加萊博士寫了一本暢銷書討論這個問題，然而這本書的每一個章節裏，都反映出邏輯上的貧困和厭世的、非人道的偏見。[41]

　　事實上，這種擔心是由於把個人主義和個性發展加以混淆而産生的。個人主義是同別的個人進行鬥爭以追求物質成就的這種實踐活動的總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個性的和諧發展並不一定要同別人進行鬥爭，正好象物資豐富並不一定要鄰居沒飯吃。

　　自古以來就認爲“剛強的性格”只能經過戰爭或從軍才能發展。在核武器時代裏，誰還敢爲這種論點進行辯護呢？體育活動、汽車駕駛、航空飛行、爬山、洞窟探險、以及將來宇宙探險和到別的星球旅行，在這些方面，不是比古代戰場上能千百倍更自由地、更廣泛地發展剛強和勇敢的性格嗎？上述這些活動，凡是願意參加的人，都可以參加，而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參加，進行上述活動不再意味著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甚至殺害對手，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時進行；豈不是同古代戰場有很大的不同嗎？

　　事實上，由於社會劃分爲階級，才使人類令人束手無策地都淪於貧困。資本主義社會，因大量生産而使這種趨向引起最壞的後果。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使千百萬的人遭到同樣暗淡的命運，因爲拿同樣的工資而只能有同樣狹窄的前途，穿同樣是成批生産的衣服，看同樣聳人聽聞的報紙，在同樣的運動場上、或在同樣的電視節目前消遣。[42]

　　社會主義社會，在消滅商品生産和開創物資豐盛的時代以後，一定會使人類個性大大發展。目前泯沒在渾沌群氓中的億萬個個人，他們的個性一定要蘇醒、發展，而且在迄今還無人過問的、想象不到的無數方面洋溢奔放。人類的才力，一旦從搶飯吃的苦役中解放出來，就會投入藝術和科學，投入教育和身心雙方的醫學。個人同個人之間爲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競爭，將變爲追求美、追求真理而進行競賽。人的悍氣一定會變成崇高的創造力。

　　奇怪的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似乎是充分發展人和人之間的差別，他們的願望和能力上的差別，個性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不再意味著經濟力量的差別，也不會因而産生權利不平等或物質方面的特權。這種差別只能在經濟平等和社會地位平等的氣氛中發展。

階級和國家的衰亡

　　但是，商品貨幣經濟的衰亡只不過是消滅社會不平等、消滅階級和國家的杠杆之一而已。另一杠杆是大大地擴展並創造性地把業餘時間價值化。

　　社會的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一向享有閒暇的特權。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擺脫了不得不生産生活資料的負擔，擺脫了勞累的，機械勞動的負擔，就能夠或多或少地致力於積累知識，致力於管理經濟和管理社會事務。空閒時間多了就能使越來越多的公民掌握並執行這些管理的職務。對於國家逐步消亡來說，這是技術上的解決辦法。

　　大約100年以來，正如卡爾·馬克思在實行10小時工作日時就己指出的那樣，縮短勞動時間是創造文明的重要因素。[43] 現代資產階級民主中，凡是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以縮短勞動時間爲基礎的。然而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縮短勞動時間的好處大部分都被下列情況抵消掉了：從事生産勞動的年代延長了，從住處到勞動地點的往返路程更遠了，起初是工人的勞動強度提高了，以後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勞動強度也提高了，以及連業餘時間也都商業化了。

　　此外，從12小時或10小時工作日過渡到八小時工作日，基本上這是一大進步。1920年前後，八小時工作日就已經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工業中普遍推廣了。從那時候以來，工人的勞動日時間只有很少的縮短，只有幾個國家裏才有每周40小時工作制，而且同時並存的還有每周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五天共45小時、44小時或42小時的制度，而且這樣一來，一天工作的時間反而延長了。

　　如果要把現代工人在體力上、精神上和神經上的疲勞程度同50年前的工人相比，那麽必須考慮到1918年以來大大提高了的勞動強度，考慮到在使用越來越貴的、（常常也是）越來越危險的設備時所引起的神經緊張，考慮到上工路上往往比工作還更緊張的情況，而如果用機動車輛代步，那就尤其緊張；還必須考慮到空氣污濁和住房不夠安靜。根據醫生們的許多證明，可以得出結論說：儘管有空閒的周末及兩周或三周休假，工人的疲勞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對在各地度假的漢堡工人進行了仔細的檢查，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在休假的第四周，才是顯著的、穩定的休息（恢復體力）。這之前，環境的變化和原來的疲勞都會引起反應（其中有些反應是事後才會出現），這些反應使真正恢復體力成爲不可能。從事這種研究工作的醫生，要從第四周起，才能觀察到下列各方面的“正常化”現象：呼吸次數，脈搏，通過心臟的血量，動脈收縮，直立時血液迴圈的調整，休息時和工作時的血壓，以及體重（如果體重過高，就要減輕；如果體重太輕，就要增加）。[44]

　　因此，大部分“業餘時間”並不是真正的“閒暇時間”，而是“在體力上、神經上消除疲勞的時間”。德國醫生區別“消除疲勞”（Entmüdung），“消除緊張”（Entspannung）和真正的“休息和獲取新力量”（Erholung）。休假的作用大部分被抵消掉了，因爲工人休假的時候，正是他身體疲勞得無法真正散心的時候。

　　閒暇時間的商業化也是適應這種情況而産生的。它的根據是：現代無産者，正常地一天勞動以後，無論腦力上或體力上，都已無法再使勁了。但是藉口讓無産者“散散心”，或“娛樂”一下，實際上或則是使他們的批判能力萎縮，或則經常是不健康的刺激，終於使他們人格敗壞，並部分地破壞了他們的個性。所有一切對“閒暇文明”的指責都是隔靴搔癢：空閒時間之所以沒有很好利用，其根本原因在於勞動和社會的性質敗壞了。[45]

　　因此，要達到社會主義的主要目的，即生産者和全體公民的自我管理，必須進一步徹底減少勞動時間。考慮到目前生産工作的緊張程度，要使生産者確實能夠“習以爲常地”經常關心企業和國家的管理工作，看來至少要實行半天勞動制，即按照每周勞動五天或六天而定爲每周勞動20或24小時。這一目標，根據目前勞動生産率提高的速度（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裏，平均每年5％），如果經濟計劃得合理，能擺脫一切軍事負擔或寄生性的負擔，而且有意識地向節約人力勞動這一主要目的勢力，那就大概能在20世紀結束之前達到。即使在美國資本主義的情況下，每周勞動時數也從1850年的70小時，躍到1900年的60小時，1940年44小時，1950年40小時，1960年37.5小時，即半個世紀內減少了約40％，或者說每10年減少四小時不到一點。[46] 按照同樣的速度，社會主義社會裏到1990~2000年左右就能達到每周勞動24小時。美國經濟學家喬治·索爾也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得出同樣的結論 — 然而他沒有看到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矛盾。[47]

　　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更快地縮短勞動日時間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會碰到兩種障礙：首先是就學時間延長（從中等教育到普及義務高等教育），其次是退休年齡降低。這就意味著：減少一生的勞動時間比縮短勞動日更爲合理 — 但是生産生涯還是從16歲起到65歲止，幾乎是半個世紀。

　　徹底縮短勞動日時間後，閒暇問題在整個社會問題中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當然，“閒暇的價值化”問題歸根結底是同滿足人類需要的費用社會化問題和新的分配方式密切聯繫著的。用統一的電視節目、大批生産的影片、或印行幾百萬份的報紙去滿足2000萬勞動人民的需要，比之用高水準的戲劇演出、多種多樣的書籍、換言之，用創造文化的手段而不用消費文化的手段，自然要“便宜”得多。讓100萬電影愛好者拍電影，比攝製一部影片供100萬觀衆觀看，花的錢要多得多。加耳佈雷思認爲社會繁榮時期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是私人用於商業性娛樂的消費太多，而國家在這方面的開支卻很不夠。[48] 但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隨著社會財富的普遍發展，閒暇的價值化就越來越使人民從被動的物件變爲各種文化活動（運動、藝術、科學、文學、技術、教育、探險、等等）的有意識的參加者。勞動群眾目前用於參加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領導工作的時間，除開工人組織的幹部以外，只占其閒暇時間的極小一部分，將來，用於這些活動的時間占其“業餘時間”的比重，將越來越大。參加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的領導工作也將變成積極的、有創造性的，而不再是消極的了（由於責任感，由於對別人應承擔的義務，或由於常常是很微薄的一點個人利益，而不得不“參加會議”）。

　　有人常常提出反對意見，說是勞動者“並不願意管理企業”。[49] 一般說來，這種意見或則是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工人參加管理”而言的，或則是就東歐國家的某些“邊緣”嘗試而言的；也就是說，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企業的勞動者深深地感覺到，真正的決定權不在企業裏而在別的地方，而且，就整個社會經濟環境來說，勞動力的疲乏和爲人作嫁狀態，並未減輕。工人不願意把他們寶貴的休息時間消耗於參加會議，而這種會議又不能決定任何有關其命運的事情，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就沒有什麽可以奇怪的了。但是，南斯拉夫企業自治的經驗，給企業人員的感覺是管理工作確實 — 而且積極地 — 影響其生活水平，因而越來越多的勞動群眾積極地參加工人委員會的工作。目前掌握在工人委員會手裏的企業資金，約占1/3左右。[50]

　　自動化對於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是有很大幫助的。自動化的必然結果是消滅生産過程中的體力勞動，甚至消滅專業工人的體力勞動。自動化使生産前和生産後所需的勞動力增加（研究和設計工作，行政管理和分配），但是，如果自動化是在社會化的、或已經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下進行的，那麽，它就取消簡單勞動，而只是要求越來越專業的勞動，越來越“腦力的”勞動。因此它就像是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的偉大力量，使得只有腦力勞動繼續存在。

　　農業的工業化 — 目前在美國已經是很先進了，西歐也正在發展中 — 是與階級消亡和國家消亡同時而來的最後一種經濟發展的趨勢，它使從事“田間勞動和農場勞動”的“農村居民”減少到極少數，而仍然留在農村裏的人也日益變成農學家、畜牧專家、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的農業機械的技術員和技術工人。大城市將分散成爲類似的、自給自足的“衛星城市”，“城鄉”差別，甚至連外表也會消失掉，並將建立綠化區、耕作區、居民、文娛和社會活動區以及工業生産區等完整的中心。[51]

　　這些區域的規模徹底縮小以後，就能逐漸消滅代行權力，但在階級消亡和國家消亡的最初階段，代行權力仍然是普遍的。城市規模徹底縮小以後，生産者和消費者自由結合的公社實行自治，就可以代替公民通過特設的社會機構而實行的自治。在這種自由結合的公社裏，所有的人都可以輪流擔任公職，“領導人”和“被領導者”之間的區別就會消失，全世界終將成爲這類公社的一個大聯合。

　　這是烏托邦嗎？主要的是應該看到這種可能性全都來自生産率的提高，同時有一種經濟制度保證高生産率充分發揮效用。這種經濟制度的基礎，一方面是使生産資料社會化並且創造豐富的物資和服務，另一方面是以從人類生活中消滅金錢和個人發財致富欲望的分配方式去代替商品經濟。

經濟增長不是永久的目標

　　非貨幣經濟制度下的投資問題，還從來沒有考慮過。但是只要經濟情況真正達到物資豐富的程度，那麽解決這個問題是毫無困難的。仍然在第一部類（生活生産資料的）企業裏工作的生産者，雖然他們的勞動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間接地增加公民們掌握的大量財富，但也同第二部類（生産消費資料的）企業裏工作的生産者完全一樣，有權從社會總財富中提取物資。他們勞動的産品，不是在“市場”上“出售”，而是用於更新機器、原料、輔助産品等的貯存，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日常生産是必須要有這種貯存的。

　　除了這種總投資和簡單再生産以外，[52] 有沒有“淨”投資呢？有沒有社會主義類型的、而不是貨幣經濟的擴大再生産呢？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産力會不會繼續無止境地增長呢？只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答案真正是根據自由選擇，而不是根據某一“經濟必然性”而定的。在資本上義制度下，甚至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淨投資的限界效用”和“增加閒暇的限界效用”之間，說什麽可以有所“選擇”，那是完全荒謬的。生産者的日常消費，即使有所提高，也總是不能滿足需要的。一天的勞動時間，即使是在縮短，也只是由於體力上、神經上的疲勞程度而有所限制，因爲超過這種程度，勞動效率就要直線下降。

　　反之，在社會上義社會裏，公民有了豐富的物資和服務，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在多一點財富還是多一點閒暇之間進行選擇。因爲這種選擇再不象從前那樣爲了滿足迫切的需要而受經濟必然性的支配，所以這種選擇才是真正的選擇。經濟上剩下來的要求，只不過是機器設備的更新（淨投資、折舊）以及保證社會産品能同人口一樣快的增長。但由於社會主義的人類社會裏，同實行計劃經濟一樣，人口增長也將是有計劃的，所以人民就完全有了選擇的自由。

　　無論如何，經濟增長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滿足社會的需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以便最合理地發展人類的一切才能。而且，最合適的消費一點也不意味著消費要無限制地增長；滿足人類需要也並不意味著生産力要繼續不斷地無限制發展。如果社會上已經有了大量的自動化機器，足以滿足社會的一切需要，如果社會上已經儲備了相當數量的萬能車床，以應付不時之需，那麽，“經濟增長”大概就會緩慢下來，甚至一個時候會停頓下來。[53] 這樣人就可以完全擺脫物質上的、經濟上的顧慮了。政治經濟學就要過時了，因爲再沒有什麽經濟打算了。“效益率”的問題，或者是“節約勞動時間”的問題，已經不是財富的準則了，取而代之的唯一準則，是閒暇，是最合適地利用閒暇。馬克思曾經天才地預言說：

　　現有財富的基礎是侵佔別人的勞動時間，但是同大工業本身所創造的財富的新基礎比較起來，那就顯得是微不足道的基礎了。直接形式的勞動一旦不再是財富的主要源泉，那麽，勞動時間就不再是、也不應當再是衡量財富的尺度了，從而也就不再是使用價值的交換價值［衡量使用價值的尺度］了。群衆的剩餘勞動不再是發展總財富的條件了，同樣，少數人的閒暇也不再是人類思維［腦力］能力發展的條件了。以交換價值爲基礎的生産就此垮臺，而物質生産的過程也就沒有那種卑鄙和矛盾的形式了。［生産的目的，變成了］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不是縮短必要勞動時間以便産生剩餘勞動。所以，問題在於儘量縮短全社會的必要勞動，這樣，依靠因此而産生的閒暇和辦法，個人在藝術上、科學上的培養，才有可能……

　　……如果工人群衆自己佔有他們自己的剩餘勞動 — 如果空閒時間因此而不再具有矛盾性 — 那麽，一方面，必要勞動時間將根據社會個人的需要而縮短［衡量］，另一方面，社會生産力將迅速發展增長，迅速得儘管生産發展的方向要求發揮每個人的力量，而每個人的閒暇時間仍然增加。因爲真正的財富是在於發展每個人的生産力。於是計算財富的本位就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閒暇了。[54]

　　或者更確切些說：財富的準則變成了人們合理地、創造性地利用空閒時間，以便使自己平衡地發展成爲全面的人才。

被迫勞動和自由勞動

　　我們所說的被迫勞動，意思是生産者首先喪失對其勞動産品的控制，然後是喪失對其勞動條件的控制，因此，意思就是“爲了別人的”、受別人控制的、聽別人指揮的勞動。這種被迫性並不因大型生産資料的社會化而自動消失。只有個人自覺地、而且自然地感覺到是勞動産品的所有者，自己能夠對勞動條件作主的時候，這種被迫性才會消失。因此，這就要求生産者實行真正的自治，要求物資和服務真正豐富，能滿足一切主要的需要和一切需要的絕大部分。被迫勞動是和工資階層同時消失的（工資階層的消失有雙重意思：爲別人而勞動的無産者的消失，爲吝嗇地、精確地計算的工資而勞動的無産者的消失）。

　　但是，在“爲了別人的”勞動以前，就已經有了被迫勞動，那就是人不得不屈從勞動分工的壓力，人不得不出讓各種潛力；這些潛力是在各人身上沈睡著，只要人“有了自己的行業”，“做自己的職業”，“找一個職位”，這些潛力就無法發揮。

　　沒有任何人生下來就是清道夫，就是氣焊工人，或三級技術工人。物資和服務的生産和分配過程中，極大部分“職業”同真正的“稟性”是毫無共同之處的。職業指導最多也不過是利用某些稟性，使人盡可能合理地去適應生産的要求，遠不是使經濟生活遷就個人天生的需要。

　　它［資本主義工業］撲滅、窒息、粉碎、歪曲勞動者的某些愛好，某些才能，另一方面，卻創造了某些與職業有關的特定的適應性。而且，它竭力趁兒童還在幼年的時候就儘早開始這種適應過程，例如它主張提早學手藝，反對延長就學時間［或者是在中學共同課時期提早實行專業化］。這就是現代勞動者所以能“適應”的實在的、真正的、實際上查考得出的條件。我們有權重申：勞動力如何分配，勞動力在各式各樣的行業和具體職業中如何散播，仍然是由社會決定的，是由特定的經濟制度規定的。勞動者既是這種經濟制度的主體，又是它的客體，既是它的動力，又是它的受害者。這種經濟制度在青少年身上引起、塑造並産生必需具備的“適應能力”，必要時，就根本不考慮對人的關心。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制度還因此而扼殺人們多方面的才能，並根據新的社會標準，爲培養更密切的適應能力而創造基礎和前提 — 而這恰恰就是職業指導範圍內的事。[55]

　　廣泛流行業餘做雜務是人們自發地反抗勞動分工最有力的證據。這種業餘做雜務的風氣，隨著勞動時間相對縮短，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西方國家傳播著。19世紀時 — 甚至在20世紀的戰爭年代裏 — 工人是抱著“圖利”的目的去種菜園的。但是西方電氣公司成千上萬工人種花、造摩托車、成爲業餘電影工作者、造家具和木質玩具、熱衷於難以想象的各式各樣的活動，從鳥類學到舉重［戴維·裏斯曼的引證］，[56] 這些工人活生生地證明了他們有自發的願望，想用自由的、無私的、各式各樣的活動來抵消職業活動的單調性，[57] 他們本能地想恢復他們自己的個性，而基於勞動分工的經濟生活卻必然要破壞他們的個性。

　　現代大工廠、大辦公室裏的極大部分勞動者之所以認爲他們的勞動是一種強迫勞動，不僅由於工資低微，不僅由於體力上和神經上的勞累，不僅由於這種勞動是單調的，由別人指揮的。也由於這種勞動只發展人類適應能力的一個方面，因而從長期來看它是不能引起興趣的。雖然最近想使“機器適應人”，想發展“流動小組”，在企業裏經常改變活動，想用多面手的工人去操縱萬能機器而“恢復”需要高度技術的操作，[58] 但是也未能把個人從勞動分工的暴政下解放出來。

　　勞動分工本身是既違反人類本性，又不利於個人全面發展的。納德爾教授指出：如果說個人平均在30~35歲之間就感到智力衰退，那麽，“對於那些老做一種職業、從未更換過環境的個人，比對於那些旅行得很多、而又經常換工作的個人”，[59] 這種衰退就要顯著得多。

　　但是，那些進行極端機械和極端老一套的勞動的工人和職員，同那些做真正能符合其天賦的職業的人，如藝術家、科學家、研究員、工程師發明家、機器製造者、建築師，以及一般地說一切進行創造活動的人，一切分享人類創造的歡樂的人，這兩類人對於勞動分工的暴政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請看加耳佈雷思是如何分析那些已經沒有進行強迫勞動感覺的人的好處：“擺脫了體力勞動，不得不局限於老一套、屈服於老一套的厭煩情緒消失了，有可能在舒適的，相宜的環境中生活，而且也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日常勞動結合起來的某種可能性”。[60] 當然，上述這些分析中還未出現創造者這個詞，這是由於加耳佈雷思古怪地把清醒的見解同護短的濫調夾雜在一起。被他歸在這類人裏的，不僅有上述那些職業的人，而且還有……教員、大公司的董事長（！）、廣告專家、等等，這些人雖然收入較高，但也象工人一樣，是勞動分工的奴隸，也完全受到勞動分工的強制性的影響。[61]

　　當然，現代的“知識份子”，即使他能夠按他的天賦去工作，即使他擺脫了那些歪曲和壓迫他的思想和意識的物質上的桎梏（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以致在官僚化的過渡社會裏，是很少有的），也還遠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幸福的人。他還遭受日益加劇的專業化的折磨。[62] 一般來說，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平衡的，按照這種生活方式，不是有意識地去進行體育鍛煉和追求精神上的寧靜，而本來卻應該是這樣做的。現代知識份子常常脫離實際生活，脫離生産或脫離社會生活，他們還受到另一種性質的強迫，習慣和社會性方面的強迫。“可能和現實之間的矛盾，這種歷史性的社會矛盾反映……在天賦最好的個人的‘內心’裏，這種矛盾成爲理論和實際之間、夢想和現實之間或多或少自覺的衝突。而這種衝突，象一切尚未解決的或似乎不能解決的矛盾一樣，正是造成憂慮和不安的原因。”[63]

　　然而，現代這些“天賦最好的人”，要是他們能夠把一生獻給基本上符合他們內心需要的創造活動，他們就最接近未來社會主義的人，擺脫了勞動分工和消滅了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差別的人。

　　大學教育普及化 — 略爲樂觀的觀察家預計20世紀末就能實現（喬治·索爾，多伊徹），[64] 消滅一切老一套的勞動，研究工作和思想工作擺脫了一切物質桎梏，人們積極參預管理經濟和社會，消滅理論和實際之間的隔閡，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它使人類團結和對別人的愛成爲人類活動的主要動機：社會勞動分工消亡的這一切因素，是對於新人類的誕生不可缺少的貢獻。就新人類的誕生來說，物資豐富和社會主義這種經濟條件，只爲它創造了一般的可能性而已，而人們自覺的教育活動、治病救人的活動 — 就這個詞的崇高意義來說 — 則是它的必不可少的接生婆。[65]

人類有極限嗎？

　　人類的這種創造活動，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讓機器去做一切機械的老一套的勞動，從研究而進行生産，從畫家的畫室走向工地，工地上一座新城正在萬木叢中興起，這樣的活動還是“勞動”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這類基礎，也應當加以批判性的分析。

　　勞動是人類的基本特徵。正是依靠勞動，人類才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資料；勞動既是社會關係的主要存在原因，也是社會關係的産物和鉸鏈。只有經過了從出生到成年（且不說到體力上智力上的成熟）這樣一個“積極社會化”的階段，人才成爲人類學意義上的一個社會動物，才獲得正常的生理上的發展。

　　但是，如果由於機器代做了生産生活資料的勞動，因而這種勞動的必要性已經消失的時候，那麽作爲人類基本特徵的勞動，還剩下些什麽呢？人類學說明了勞動的概念。事實上，人的本性，就是習慣，就是行動：“人由於身體構造的原因，是一個不活動就不能生存的動物。”[66]

　　不得不辛勤勞累、受苦受難而難獲溫飽的人類至今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就勞動這個詞的歷史意義來說，僅僅是人類習慣中最痛苦的、最“不人道的”、最“獸性的”形式而已。正象恩格斯說劃分爲社會階級的人類的整個歷史只不過是人類的史前期一樣，傳統形式的勞動也只不過是人類普遍創造習慣的史前期形式而已。人類將不再生産東西，而將生産全面發展的個性。當商品、價值、貨幣、階級、國家和社會勞動分工都消亡了以後，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將引起勞動（按這個詞的傳統意義來說）的消亡。[67]

　　社會主義的目標不能是勞動的人道化，也不能是提高工資和改善雇傭階級的狀況；這些不過是過渡階段、下策和權宜之計。一座現代工廠，不管勞動時間怎樣減少，也不管廠房和機器如何適應人的需要，對於人來說，它總不能成爲“正常的”或“人道的”生活環境。只有勞動已經消亡，勞動已經讓位給創造習慣 — 這種習慣的方向只能是創造全面發展的人 — 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完全人道化的過程。[68]

　　手藝人，生産勞動工具的人，長久以來被認爲是文明和人類文化的真正創造者。最近，有些作者試圖證明：科學和哲學本身都是由於不斷地從事生産勞動實踐而從生産勞動中逐漸地産生出來的。[69] 然而荷蘭歷史家海辛加卻激烈反對這種傳統說法，恰恰相反，他認爲玩耍的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創造者。[70]

　　由整個現代人類學和在很大程度上由精神分析學所輝煌地證明了的馬克思主義，能夠把上述兩種思潮統一起來，因爲這兩種思潮都反映了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方面。人類在起源時期是既生産勞動工具而又玩耍的。[71] 科學技術和藝術是逐步脫離生産技術的；但是，隨著生産技術的專業化，社會勞動分工就成爲以後要取得初步的進步所不可缺少的條件了。手藝人，表面上是愚昧無知的，既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料，也沒有閒暇去玩耍，去自由創造，去自發地、毫無私心地發揮自己的才能，而發揮自己的才能卻是人類習慣的特色。[72] 特權階級的人，就是說有產階級及爲有產階級所豢養的階級的人，越來越成爲玩耍的人。

　　但因爲，玩耍的人也遭到一種特殊的強迫；他的遊戲日益成爲憂鬱的遊戲，即使在那些社會樂觀的偉大世紀裏（例如16世紀和19世紀），也仍然是憂鬱的。社會主義的人，擺脫了老一套勞動的束縛，重新回到集體的大家庭裏，又成爲既搞手藝而又玩耍的人，玩耍越來越多，而同時卻又搞手藝。現在，已經在某些勞動中帶有更多的“遊戲”，在遊戲中也有更多的“嚴肅勞動”。[73] 取消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同時也就要求人類的創造力這一主要生産力進一步發展。物質上無憂無慮的結果是自發的創造性，這種自發的創造性使人永遠年青，同時兼有兒童的遊樂，藝術家的激情和科學家的eurěka①。[74]

　　對資產階級來說，財産就是自由。在一個由商品所有者這些“原子所組成的”社會裏，財産就是自由這一定義是很正確的；只有有了（足夠的）財産才能免於出賣勞動力以換取生活資料，才能免於做強迫勞動。因此資產階級慈善家們以及嘩衆取寵者之流，不倦地散佈這種幻想：用“擴散財産”來“非無產階級化”。

　　有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斷章取義地理解恩格斯曾經引用過黑格爾的一句名言：自由只不過是“對於必然的認識”。[75] 他們把這句話理解爲：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同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一樣，都要受“工資不能超過最低生活費這一經濟規律”制約，唯一的差別就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認識了這一律規以後，能夠“運用這一規律來爲他服務”。

　　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實證主義變種，同馬克思、恩格斯真正人道主義的傳統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同他們的大膽的分析、同他們對於未來的深刻的展望，也是毫無共同之處的。馬克思、恩格斯都不止一次地說過：過了必然王國才有自由王國。[76] 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工廠勞動也仍然使人感到是一種令人不快的必然。真正的自由是在閒暇時間裏發展的。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越衰微，它就越爲全面發展和結合社會的個性的創造習慣所代替。人類越是因爲滿足了需要而擺脫了需要，“必然王國”就越“讓位給自由王國”。

　　人類自由既不是“自願接受的”約束，也不是貶低個人的雜亂而本能的活動的總和。人類自由是人的自我實現，而人的自我實現，那就是永恒的進化和超越，就是一切人性的不斷豐富，就是人的一切方面全面發展。人類自由既不是完全休息，也不是“完善的幸福”，而是經過了自古以來人類本來不應有的種種衝突以後，真正的：“人類戲劇”的開始。人類自由是意識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並從中汲取超越自己能力的勇氣的人們所唱的對人類的頌歌。對於今天的人來說，似乎不可能同時又是醫生，又是建築師，也不可能同時又是機器製造者，又是原子分裂者。但是，人已經把手臂伸向星球，已經快要在試管中創造生命，將來要以普遍博愛的態度對待全人類，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說還有人類所永遠不能超越的限制？

[1] 本文为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第十七章，商务印书馆1981，第290~327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2] 见第十五章：“苏维埃经济”。

[3] 特别请参阅赫鲁晓夫关于教育改革的讲话，发表在《消息报》，1958年9月21日。

[4] 参见略平：《从社会主义劳动到共产主义劳动》（A Ljapin: Du travai1 Socialiste au travail communiste）；苏晓姆林斯基［《劳动报》，1961年8月4日；并参阅彼特罗西扬（M. I. Petrossian）：“经济 — 哲学丛刊”，《莫斯科大学学报》（Vestnik Moskovskogo Universiteta），1960年，第5期］等等。

[5] 科尔：《货币，它的今日和明日》（G. D. H. Cole: Money, Its present and future），第146、312页。

[6]“这种（共产主义的）分配办法的基础早已存在……在大城市里，学校、图书馆、医院、大学、博物馆、浴室、养老院、体育馆，都是由整个集体出资的。警察局和消防机关是在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工作的。公路、运河、桥梁、公园、体育场、以致于阿姆斯特丹的轮渡，都是公用的……生活的权利，也即每个人都是集体的成员，好象孩子是家庭的成员一样。集体的权力、技术知识、社会遗产也都是每个成员的，因为，一般地来说，每个人的贡献和人与人的差别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对于那些被控违反社会利益的罪犯，我们至少还给予最低限度的食物、住处和医疗。那么，对于那些懒汉和违法者，我们为什么不给呢？如果我们认为绝大部分人类都是懒汉和违法者，那么我们就忘掉了更丰富多采的生活的积极乐趣”［路易斯·马姆福德：《技术和文明》（Lewis Mumford: Technique et Civilisation），第346~348页］。

[7] 诺尔曼·麦肯齐编：《信心》［Norman Macknzie(ed.)1959: Conviction］。

[8] 奥斯卡尔·兰格和费列·泰勒：《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第139~140页。

[9] 波尔曼：“1948~1958年比利时的消费”（J. Poelmans: “ La consommation en Belgique” ），《布鲁塞尔经济杂志》（Cahiers économiques de Bruxelles），1959年7月，第4期。

[10]《纽约时报》，1960年2月14日。

[11] 奥斯卡尔·兰格和费列·泰勒：《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第140页。

[12] 路易斯·芒福德：《技术和文明》（L. Mumford: Techniqul et Civilisa-tion），本书对于需要会无限地增长的理论，有很好的驳斥，第337~344页。主要请参阅阿尔弗利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第86~90页；米塞斯：《社会主义》第189页等。

[13] 阿斯列·蒙塔古：《人类的发展方向》（Ashley Montagu: The Direc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第131~132页；马林诺夫斯基：《文化的科学理论》（B. Malinovski: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第91~95页。

[14] 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第143页。

[15] 文斯·帕卡尔：《高级生活的向往》第70、126~128页；威廉怀特：《人的组织》（William H. Whyte jr: The Organization Man），第313、324页。

[16] 戴维·科恩：《旧时好光景》（David L. Cohn: The Good Old Days），西蒙和许斯特1940，第308页；引用在20世纪基金委员会：《美国的需要和资源》（20th Century Fund: America’s Needs and Resources），第170页。

[17] 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第193页。

[18] 奥斯卡尔·兰格和费列·泰勒：《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第141页；狄金逊：《社会主义的经济》第53页。

[19] 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第152~158页。

[20] 文斯·帕卡尔：《高级生活的向往》第232~233页。

[21] 不应当把“社会工资”同“间接工资”或“间接收入”混淆起来。后两种工资形式只是推迟领取的货币收入而已，而“社会工资”的特点是实物分配。这种混淆在苏联作者中是常见的，尤其在苏共新纲领中，在“消费的社会资金”项下，乱七八糟地把医药补助和养老金同义务教育和免费治疗混在一起了［《纲领草案》（Projet de Programme），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1961，第101~102页］。

[22] 关于这方面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请参阅第16章第70号注释。

[23]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产生物资丰裕的自动化，会导致无法克服的矛盾，再来强调这些矛盾，那是多余的。能创造商品丰富的那股力量，同时也消灭了这些商品的可能买主！但是，自动化之所以必然会导向社会主义，还有另一个原因。艾里克·弗罗姆强调这个原因说，“在未来的年代里，人们是否还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某些毫无意义的工作，而期待着有一天劳动几乎不需要消耗什么精力？这一天尚未到来以前怎么办呢？他们会不会越来越为人作嫁，而且是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都如此？”［艾里克·弗罗姆：《健康的社会》（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第288页］

[24] 见第十五章“苏联的经济”中“苏联‘经济范畴’”那一节。

[25] 象阿瑟·路易斯教授那样，认为按需分配的唯一好处是由下列假定而来：政府比个人更知道首先应当消费的是什么；这种说法，真要具有杂货铺老板实用主义的智慧才能提得出来！［阿瑟·路易斯：《经济计划原理》（W. Arthur Lewis: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第31~32页］

[26] 阿伯特·劳特巴克：《人，机器，金钱》（Albert Lauterbach: Mensch, Motive, Geld），第123~124、144~145页。

[27] 盖伦教授事前不知道马克思的观点，他独立地恢复了科学的人类学，以“训练”作为人的特点。盖伦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是在纳粹制度下进行工作的，尤其显得突出。纳粹制度企图使人类学去研究“不变的生理性质”，“种族特质”，等等。科学真理终究要胜过卖狗皮膏药者的谎话，即使卖狗皮膏药者拥有强大的政权，也仍然如此［阿塔尔·盖伦：《人》（Arnold Gehlen: Der Mensch），第39~40页；阿尔弗利德·波尔特曼：《动物学和人的新形象》（Alfred Portmann: Die Zoologie und das neueste Bild des Menschen），第14页］。

[28] 奥托·克林堡：《社会心理学》第71页。

[29] 阿斯列·蒙塔古：《人类的发展方向》第148页。

[30] 阿尔弗利德·波尔特曼：《动物学和人的新形象》第74~76、93页；拉·巴尔：《人性动物》（La Barre: Animal human），第50~51页。

[31] 阿斯列·蒙塔古：《人类的发展方向》第200页。

[32] 劳拉·汤姆生和阿利斯·约瑟夫：《豪比道路》（Laura Thompson and Alice Joseph: The Hopi Wa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5；多罗塞·雷登和克莱德·克卢克洪：《人民的子女》（Dorothea Leighton and Claude Kluckhohn: Children of the People），哈佛大学出版社1946；詹姆斯·克拉克·莫洛纳博士的论文，见阿斯列·蒙塔古：《人类的发展方向》第246页。

[33] 阿斯列·蒙塔古：《人类的发展方向》第246页。

[34] 奥托·克林堡：《社会心理学》（Otto Klineberg: Psychology sociable），第107~111页。

[35] 劳列塔·邦德：“儿童仇恨心的起源”（Lauretta Bender: “ The Ge-nesis of Hostility in Children” ），《美国精神病学报-1948年》（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第105卷，第241~245页。

[36] 苏桑·依沙克斯：《少年身上的社会发展》（Susan Isaacs: Social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第223~224页；比的林姆·索罗金：《社会，文化和人格》（Pitirim Sorokin: Society, Culture and Personality），第122~123页；皮阿惹：《儿童的判断》（J. Piaget: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第312页。

[37] 比格列豪尔：《财产，一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E. Beaglehole: Property, a Study in Social Psychology），第278、294页。

[38] 比的林姆·索罗金：《社会，文化和人格》第124页。

[39]“对于猫来说，再没有比‘爱’老鼠更自然的了。如果有人说猫有灭鼠之本能，那么我要说，猫也有爱鼠之本能。就行为来说，一个人的本性是可以塑造的，而不是象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从内部发展的”［郭进益（译音）：“猫鼠相应的起源”（Zing Y. Kuo: “ Genesis of cat’s responses to the rat”），《比较心理学学报-1931》（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第11卷，第1~35页；蔡洛生（译音）：“天然敌之间和平和合作”（Loh Seng Tsai: “ Peace and Cooperation among Natural Enemies”），两文均见阿斯列·蒙塔古：《人类的发展方向》第34~35、35~38页］。

[40] 阿斯列·蒙塔古：《人类的发展方向》第44页。

[41] 阿列克斯·加莱：《不可知的人》（Alexis Carrel: L’ Homme, cet inconnu）。

[42] 参见法国（天主教）“社会问题周”副主席约瑟夫·福利埃的话：“取消个性，或说得恰当些，没有个性……是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约瑟夫·福利埃：“人的富裕和奴役”（Joseph Folliet:“ Enrichissment et asservissement de la personne” ），《社会化和人格》（Socialisattion et personne humaine），法国第47次社会周的报导，第104页］。

[4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59页。

[44] 希特梅博士教授（因斯布鲁克大学）：“假期的理论”（Prof. Dr. A. Hittmair: “ Wissenschaft vom Urlaub” ），《慕尼黑医学周刊》1959年7月31日，第31期。

[45]“如果一个人在工作，而不真正热爱他所做的工作，如果他漠不关心地、被迫地买卖商品，他怎么能够积极地、有意义地去利用他的闲暇时间呢？他始终是消极被动的消费者。他‘消费’足球比赛、影片、报纸和周刊、书籍、演讲会、风景、交际集会，等等……事实上，他没有享受‘他的’闲暇的自由；他怎样利用‘空闲时间’是由娱乐企业决定的……娱乐也象别的部门一样成了一门企业……在任何自发性生产活动中，我的内心里总发生了一些什么。如果我看书，我观赏风景……之后，我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了。因为娱乐是被动的，我的内心里就一点什么也不发生；我消费了这个或那个；我内心里一点也没有变化，所有的，只是回忆而已……”（艾里克·弗罗姆：《健康的社会》第136~137页）。

[46] 20世纪基金委员会：《美国的需要和资源》第730页。

[47] 乔治·索尔：《明日的形态》（George Soule: The Shape of Tomorrow），第121~122页。

[48] 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第257~258页。

[49] 雅娜·海尔斯克：《意识形态和现实》（Jeanne Hersch: Idéologieset réalité）。

[50] 各式各样的作者，如法国社会学家图莱纳和多夫依，美国心理学家迈耶和维特列斯，都承认劳动者在企业里寻求自己做出决定的机会［欧仁·德简：“协调经济和经济民主”（Eugéne Descamps: “ Economic concertée et démocratie économique” ），《社会化和人格》（Socialization et personnel humaine），法国第47次社会周报导，第384页；诺尔汉·海埃：《人的关系原则》（Norhan R. F. Haier: Principes des relations humaines），散见各页；莫里斯·维特列斯：《工业中的动力和道德》（Morris S. Viteles: Motivation and Morale in Industry），第386页］。［阿塞·德里昂：“南斯拉夫工人参加企业管理”（Aser Deleon: “ Die Beteiligung der Arbeiter an der Betriebsverwaltung in Jugoslawien” ），《公共经济年鉴》，第28年，1959年5~11月，第2期，第166页］。

[51] 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学家们目前已经预言说：到1975年，农村生活就要由大面积上的城市生活来代替了。1956年7月1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目前的趋势是，如此辽阔的西部诸州正在缓慢地、但是肯定地、而且看来是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超级城市，那里居民考虑的享受是电视和快速交通”［马克斯·卡普兰：《美国的闲暇》（Leisure in America），第117~118页］。

[52] 见第十章。

[53] 加尔布雷思教授认为：今后就“可以假定任何（ ！）产品边际增产的规模是低的并且是在下降的。越来越繁荣的结果是缩小了经济目的的意义。生产和生产率越来越不重要了”（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第146页）。显然他是在那里预测。但是在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分析一定会成为现实。反之，西蒙·魏尔的悲观的预言，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完全不合理的。他说：“永远（ ！）不会有哪一种技术可以使人类不必用自己的汗水去不断地更新和改造它所使用的工具”［西蒙·魏尔：《压迫和自由》（Simone Weil: Oppression et Liberté），第75页］。

　　此外，这种前景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什么“效率下降的规律”会弄到经济增长的“代价太高”。

[54]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卷，第593、596页。

[55] 比埃尔·那维尔：《专业趋向论》第81~82页。

[56] 戴维·里斯曼：《孤单的人群》（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第351页；并参阅乔治·弗利德曼关于比利时列日城的乌格莱 — 马里海牙工厂工人的文章：《粉碎了的劳动》（Le Travail en miettes），第187页。

[57] 乔治·弗里德曼写道：“劳动者关于他们的嗜好谈论得最多的，是让他们‘有些东西爱好爱好’，有些‘他们感觉到自由’的东西，尤其是选择他们做些什么的自由，选择做这些事情的地点和时间的自由”（乔治·弗利德曼：《粉碎了的劳动》第185页）。作者还引用了费迪南·兹维格的一本小册子：《英国工人》（M.F. Zweig: The British Worker）里的如下一段：“大概嗜好要比劳动本身更能表达一个工人的个性，因为工人劳动是不得不然的，而嗜好却来自于选择”（乔治·弗利德曼：《粉碎了的劳动》第186页）。

[58] 彼得·德拉凯：《经营管理的实践》（Peter Drucker: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哈泼斯1954。

[59] 《今日人类学的估计》（An Appraisal of Anthropology today），第240页。

[60] 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第345页。

[61] 加尔布雷思指出：“一切劳动阶级都相类似，这一点是资本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作者应该说：斯大林学说］都完全同意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宁愿认为他那布置舒适的办公室同传送带是同类劳动的场所，而且只是因为他有高人一等的才能，以及他的劳动比人紧张，所以才有不同的待遇。共产党领导人当然不能说他的劳动比一个旋工同志的劳动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丰裕社会》第341页）加尔布雷思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马克斯·卡普兰：《美国的闲暇》第86页）。

[62] 而且这种过分专业化的情况，由于利润引诱的刺激，由于现代社会整个社会和经济气氛的推动，由于极端细致的劳动分工而弄得“支离破碎”，还能产生特殊形式的强迫和厌烦，即使是能按自己的天赋去工作的科学家或艺术家也不免如此（乔治·弗利德曼：《粉碎了的劳动》第242页）。

[63] 昂利·勒弗夫尔：《日常生活的批判》（Henri Lefé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第239页。

[64] 依沙克·德兹契：《大争论》（Lsaac Deutscher: The Great Contest）；乔治·索尔：《明日的形态》第140~141页。

[65] 在这个意义上说，阿伯特·劳脱巴克的说法是不对的，他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要社会经济制度一改变，个人就能自动达到心理上的平衡（阿伯特·劳特巴克：《人，机器，金钱》第168页）。

[66] 盖伦：《人》第24页；并参阅阿尔弗利德·波尔特曼：《动物学和人的新形象》第74、76、92页。

[6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了“劳动的结束”及其“转化为自主活动”，也提到“自由劳动”和“消灭劳动”之间的明显的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迪茨出版社1953，第69、70，222，228、77~78页）。

[68] 马克斯·卡普兰在提到创造活动时写道：“现在，人不只是编篮子、用笛子吹乐曲或造桌子：篮子成了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乐曲，在造桌子的行为中，所造的不是桌子，而是人自己”（马克斯·卡普兰：《美国的闲暇》第288页）。参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卷，第599~600页；关于这问题的全貌请参阅：比埃尔·里维尔：《从出让到享受》（Pierre Naville: 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第491~498页。

[69] 本杰明·法林东：《希腊的科学》（Benjamin Farrington: Greek Science）。

[70] 海辛加：《玩耍的人》（J. Huizinga: Homo Ludens）。

[71]“有一个人［班巴］说：他应该在某一个换季的时候去砍树，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必须每天劳动多少小时，而且日常劳动，这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由于习惯（ ？）而几乎成为生理上的必需了，也只是在一年的某些时候进行”［奥特雷·理查：《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饮食》（R. I. Richards: Land, Labour and Diet in Northern Rhodesia），第393~394页］。

[72] 阿尔诺·盖伦：《人》第362~363、220页；利奥·柯弗勒：《国家，社会与人道主义和虚无主义之间的上层集团》（Leo Kofler: Staat, Gesell-schaft und Elite zwischen Humanismus und Nihilism-us），第201、205、209、301~308页；本书有一节讨论到马克思关于劳动 — 游戏之间关系的看法，十分有意义。

[73] 戴维·里斯曼：《孤单的人群》第307页。

[74] ①eurěka，希腊文，意为“我发现了”。阿几米德在洗澡时发现水的浮力后，欢呼eurěka，这个词现有发明创造的意义 — 译者。

[75]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03页。

[76] 例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末尾所说。卡尔·马克思：“只有因穷困和外来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终止的时候，才开始自由王国。因此，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自由王国是在真正的物质生产范围以外的”（恩格斯：《反社林论》第278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55页）。参见戴维·里斯曼所说：“应当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如果面对外界的人能得解放的话，那么解放他们的将不是劳动，而是游戏”（戴维·里斯曼：《孤单的人群》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