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社會主義的小驛站？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棱鏡下的馬克思主義

林木

（一）

有朋友告訴我，就他所接近、熟悉的許多人，大都相信社會民主主義。這並不使我吃驚，因為這些人可以說都是知識分子，以他們現在的地位和所處的社會環境，能對現實產生一些否定觀點，已經不錯了，還能要求他們什麼呢？近年來，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也是產生於中國高層知識界，因為他們對自己以往的思想信念，徹底絕望，而又不能從斯大林主義的魔域中徹底擺脫，加上如今所處的社會地位、養尊處優的生活境遇，他們也只能緊抓這根救命稻草——社會民主主義。

就是這些目前整天“論證”社會民主主義“正確”的人，過去也是整天“論證”斯大林怎樣“偉大”、“正確”，“論證”斯大林“英明”、“天才”。不是嗎？這些人過去不是“社長”就是“主編”，或者所謂高層記者……是中共喉舌的“領軍”人物。也是這些人整天“論證”蘇聯成功建成社會主義，“論證”蘇聯向共產主義邁進。不幸的是蘇聯從現實中消失了，而這些先生們感到絕望，他們不去總結這悲慘的歷史教訓，如今還是沉睡在斯大林主義的溫床上，去做新的罪惡“美夢”，企圖再去迷惑人們，要人們再次去走社會民主主義的死胡同。

過去“論證”蘇聯已成功建成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邁進的人，當然是斯大林的門徒，是世界上的斯大林主義者，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是國際性的事業，一國是建不成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首先在某一國家取得勝利，甚至像俄羅斯這樣落後國家，無產階級可以奪得政權，但保持工人政權和取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還要無產階級世界革命。

所以蘇聯從來不是已建成的社會主義社會。斯大林主義者獨裁統治下的蘇聯，更不能稱為社會主義，它是墮落了的工人國家。所以陳獨秀曾說過：將後期蘇聯稱為社會主義是糟蹋了社會主義。這墮落了的工人國家，擺著的是兩條道路：一是蘇聯的工人階級起來再進行一次政治革命，打倒官僚統治，使蘇聯恢復十月革命傳統，走上健全發展的的工人國家道路，從事社會主義建設；這種可能，也許是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影響下產生，或者是本國工人階級自我覺醒的結果。另一條道路是資本主義復辟。這是世界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共識。不幸的是，蘇聯最終走上資本主義復辟道路，蘇聯解體，蘇聯的蘇維埃制度徹底死亡。

蘇聯解體，表明斯大林主義徹底破產，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早已預言的不幸結局，因此蘇聯解體決不是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問題。當然歷史的進程並非都是一帆風順的，它有暫時的曲折，甚至還能逆轉、倒退。十月革命後，斯大林叛賣了革命，消滅了黨內民主，剝奪了蘇聯人民自由生活，實施了專制獨裁。這些被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熱月反動”，這當然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次曲折，但不能說是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破產，也不能說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破產。現在世界上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如既往地從事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事業，勇往直前。

蘇聯的解體，在中國還有另一些人認為斯大林主義的失敗也就是列寧主義的失敗。首先他們將斯大林和列寧捆綁在一起，斯大林的一切罪惡，需要列寧埋單，他們說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說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是背叛了後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思想。蘇聯的“結局”，就是列寧主義錯誤的證明。所以如今他們認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裡需要再次指出，有這樣思想觀點的人，過去大多是斯大林主義的忠實信徒。直至今天，這些人還沒有忘卻他們的鼻祖教導：“斯大林是列寧的忠實學生”，“斯大林忠誠地執行了列寧的遺教”。過去崇拜斯大林，順便崇拜列寧；今天否定斯大林，連列寧也否定掉不是順理成章嗎？因此他們至今還“理直氣壯”地說斯大林主義的破產就是列寧主義的破產。凡是不帶偏見，對蘇聯歷史稍有正視的人，都知道斯大林背叛了列寧，背叛了十月革命。

（二）

說“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人，如今大力宣揚“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他們說在歷史上曾有三種社會制度在競賽：資本主義制度、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競賽的結果，蘇聯社會主義敗北了，民主社會主義取得了輝煌勝利。但這種說法的前提就不成立，世界上什麼時候有過社會主義制度？在第一節裡我說過，社會主義是國際性事業，一個國家建不成社會主義社會。蘇聯早期是被稱為“工人國家” ，斯大林背叛十月革命後，蘇聯產生官僚層，成為斯大林獨裁專制國家，因此被稱為“墮落工人國家”。

這裡倒要指出：我也認為北歐的資本主義，在很多方面的的確確比蘇聯林大林模式的社會制度優良些，但它決不是社會主義，連一點社會主義的影子也沒有，它們還是地道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斯大林主義統治下的蘇聯的政治制度是二十世紀最反動、最落後、最無人道、最血腥的，它只能同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相提並論。

說起“民主社會主義”，必須要提到“民主社會主義”的鼻祖伯恩施坦。所以這些先生們就千方百計的尋找論據，替伯恩施坦翻案、招魂。他們說伯恩施坦才是馬克思主義正統。歷史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伯恩施坦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 ，始終處於少數，他以批判馬克思主義為己任，他稱自己為“修正主義”，他曾“理直氣壯”地說修正主義有什麼不好，馬克思本身也是修正主義者。所以自他發表修正主義觀點後，一直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現在被人們歸納進馬克思主義“正統”陣容——伯恩施坦陣容內的普列漢諾夫，當時在批判伯恩施坦時，也是不遺餘力的。由此將一位批判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著幹的人物，怎能稱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也許世界上除了這些整天自鳴得意製造“正統”謊言的人外，其他活著的人，都是弱智。

有人說恩格斯後期與伯恩施坦是一夥的，不然的話，恩格斯怎能將自己的遺產交給伯恩施坦，將伯恩施坦作為遺囑執行人？的確，這好像很有說服力。但是還有另一事實，1898年10月16日，倍倍爾給伯恩施坦的信中這樣寫著：“你——（指伯恩施坦一引者）入黨時是一個愛森納赫派，幾年後你在杜林的著作和講演的影響下變成狂熱的杜林分子，然後你認識了赫希柏格……變成了赫希柏格分子，你和赫希柏格以及施拉姆寫了那篇可惡的文章（即《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引者）（1879年），它把我們大家都惹火了，……那篇文章以及由於赫希柏格而發生的一些事，是我們到倫敦的‘恩格斯堡’作‘懺悔之行’的原因，當時你是真正的‘懺悔者’，而我是在兩位震怒老人面前充當你的‘引見人和守護神’。我們帶著必要的‘赦免’回去了，後來你當了《社會民主黨人報》的主編。……那個時期是你一生中的黃金時代，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比誰都更加熱情地關懷你。你遷居英國後，由於經常和恩格斯親密交往等等，你的觀點起初也沒有發生任何改變。自從恩格斯逝世，……你的觀點又來了一個變化，看到你變成這個樣了，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搖頭惋惜。……”

從引文中我們可以清楚，伯恩施坦源本是思想搖擺不定的人物。去倫敦“懺悔”之後，的確取得恩格斯的信任，有過一段“黃金時期”，但恩格斯逝世後，“觀點又來一個變化”。恩格斯逝世于1895年，伯恩施坦修正主義著作，1896-1898年陸續在《新時代》上發表。這就是說，恩格斯逝世以後，伯恩施坦才徹底暴露自己的修正主義嘴臉。當然在與恩格斯相處的日子裡，他的修正主義思想在形成，或者已經形成，但至少是隱瞞著，為了得到和保持恩格斯對他的信任，他採取了隱瞞和欺騙的手法。這好像斯大林對列寧所使的“花招”一樣，但列寧病重的時候，發現真實的斯大林的時候，斯大林也就撕掉偽善面具，暴露其猙獰的本相。由此可見，列寧不能對斯大林的罪惡行為負責，恩格斯也不能替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思想負責，更不能說恩格斯後期與伯恩施坦是同路人。

（三）

在辛子陵先生的《千秋功罪毛澤東》和謝韜先生為該書所與的序言，論證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某些章節，證明“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從‘左’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成功後，忽視或有意不執行馬克思關於在‘生產資料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832頁）這句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理論的根源”。

《資本論》第一卷中寫的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出的資本主義佔有方式，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個人的以本人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又以一種自然過程的必然性，生出了它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並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已經獲得的成就——協作、土地及各種由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有——的基礎上，建立個人的所有制。”辛子陵先生在捉弄讀者，好像讀他書的人不是“腦殘”就是“白癡”，連馬克思所指的“私有制”與“……生產資料的共有的基礎上，建立個人的所有制”（著重號系筆者所加）都分辨不清。馬克思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這並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生產資料共有的基礎上，建立個人的所有制。”如果這裡所提的“私有制”如辛子陵先生所歪曲的那樣等於“個人所有制”，那就是馬克思舉起左手說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不是重建私有制”，而同時舉起他的右手宣告：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要建立“私有制（個人所有制）”。那馬克思算什麼呢？還能算什麼“導師”、“革命家”麼！？不過是江湖騙子！這本來顯淺的道理，用不著讓我這些無名之輩來費筆墨加以論述，但博學的辛子陵和德高望重的謝韜先生們這樣故弄玄虛，出於無奈，只得說幾句。

“私有制”是說生產資料掌握在個人手中，在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家掌握生產資料，所以被稱為資本主義私有制；而共產主義社會的“個人所有制”的前提是生產資料屬全社會所有，共產主義是“自由人聯合體”，每個人都有權從聯合體中獲得生活必需品，個人能全面自由發展。所以“個人所有制”也可以理解為在生產資科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建工人對自己的生活資料所有制。

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個人的以本人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是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再一次否定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馬克思稱之謂“否定之否定”。而且馬克思再三強調：第二次否定，“並不是重建私有制”。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政權後，當然要沒收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革命的最終目的是消亡階級，沒有理由要保持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同時要同資產階級（保護資產階級）共同建設社會主義。

辛子陵比他的老祖宗伯恩施坦走得更遠，宣稱“資產階級”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認為只有“勞資雙贏”，資本主義沒有剝削。他還鼓動他人要“理直氣壯”、“正大光明”。而令人不解，為什麼辛子陵自己就不能“理直氣壯”、“正大光明”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的辯護士，而是以“江湖騙術”肆無忌憚地歪曲篡改馬克思的《資本論》，還假冒馬克思的權威，販賣自己的“資產階級”的私貨！？

“十月革命”被叛賣，蘇聯的解體消亡，有其原因。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已有“真言”，我不想在這裡多說，我只著重地說：決不是如辛子陵所說的是沒有執行馬克思的“教導”結果。

（四）

辛子陵一方面說十月革命沒有執行《資本論》第一卷正確的教導而失敗，另方面又說《資本論》第三卷否定《資本論》第一卷。不知辛子陵有怎麼樣的邏輯思維？被“否定”了的著作有什麼好“執行”的，辛子陵怎樣才能自圓其說？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說：“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然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辛子陵的曲解：“股份公司的出現，使馬克思不僅找到了把生產資料‘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財’的過渡點，這就是股票”。

馬克思這裡說的“股份公司”決不是等於“資本”已轉化為“生產者所有”，等於“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兩者之間有一“過渡”，過渡是必然的，但也不是“和平長入”，而必須經過革命。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所說的：“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削者要被剝奪了”（《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頁）。

辛子陵一個天才的發現：“個人所有制的過渡點”就是“股票”。

好極了！辛子陵設計的未來“天堂”裡全民是“股民”，個個持有“股票”。辛子陵能否告訴我們所有的“人民”所持有的“股票”是一樣多的麼？辛子陵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因為他資產階級辯護士的思想就是反對“剝削者被剝奪”，因此那些富豪（資本家）對某一股份公司的股票將是該公司所有“股票”的51%以上，至少是達到控股的數字。而資本家為“控股”還要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那麼看看其他一些“幸運”的持股者將來“命運”吧！

還是讓馬克思自己來回答吧：股份制“因為所有權在這裡是存在於股票的形式上，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證券交易所賭博的結果，在這種賭博上，小魚為大魚所吞，羊為交易所的豺狼所殺；在舊形式內，社會的生產資料是當作個人財產出現的，那種和舊形式相反的性質，在股份制度內已無存在；不過這個轉向股份形式的轉化，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限界之內，所以，股份制度並沒有克服財富當作社會財富和當作私有財富的性質上的對立，卻不過在一個新的形式上發展了它”。（《資本論》第三卷第508頁）這就是說“股份制”並沒否定《資本論》第一卷中所闡述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社會化生產與私的佔有。

這就是馬克思對“股份制”的“判決”！

“不過這個轉向股份形式的轉化，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限界之內，所以，股份制度並沒有克服財富當作社會財富和當作私有財富的性質上的對立，卻不過在一個新形式上發展了它”。這些馬克思的話，對辛子陵們是毫無用處的，但相反地更無情揭露辛子陵們的醜惡嘴臉。

這裡又一次證明辛子陵並不“理直氣壯”和“光明正大”，而將自己的資產階級的觀點，強加給馬克思。

（五）

辛子陵在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所寫的導言裡，找到自己所需的“論據”。

恩格斯在導言中說：“歷史表明我們也曾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

辛子陵在這段引文中“1848年的鬥爭方法”下面加上自己的“引者注”。這“引者注”怎麼寫呢：？說“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這樣的“注”很不道地，很不光彩，對讀者是“誤導”，是“欺騙”，是很不“理直氣壯”、“光明正大”的作法。這也許是辛子陵的原有“風格”。但決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這是文痞的下三爛行為。

恩格斯說的“1848年的鬥爭方法”指的是什麼呢？首先文中指定的1848年，已有時間 “限定”，所以決不是指《共產宣言》所主張的“暴力革命”。而是指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原則下的1848年的鬥爭“策略”。1848年的革命鬥爭中， 馬恩曾主張“街壘戰”，認為1848年二月革命爆發後“偉大的決戰已開始，這決戰定將在一個很長的和充滿變遷的革命時期中進行到底，然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獲得最終勝利”（見《導言》）。而1848年的革命失敗了，因此恩格斯說自己和馬克思有錯誤，其錯誤在於對時局的估計和革命策略應用上。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是一長時期工作，無產階級要進行長期的堅苦、卓越的鬥爭才能奪得政權。因此恩格斯總結歷史鬥爭經驗，再次著重提出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鬥爭策略：爭取普選權，他說：“《共產黨宣言》早已宣佈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這話也證明恩格斯說他們自己錯了，決不是指《共產黨宣言》主張“暴力革命” 。如果“暴力革命”和“爭取普選權”是相對立的，那麼在《共產黨宣言》中決不會同時提“暴力革命”和“爭取普選權”。之所以在主張“暴力革命”的《共產黨宣言》中還要提“爭取普選權”，因為“爭取普選權”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鬥爭策略，有助提高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和紀律性，有助向無產階級及所有社會階層宣傳社會主義的道理，對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原則有利而無害。就民主社會主義——修正主義來說，他們要的是“普選權”，堅決要放棄、反對“暴力革命”。

辛子陵摘引恩格斯《導言》的目的就是“斷章取義”、“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以恩格斯的“權威”，來欺騙別人，以達到他效忠“資產階級”的目的。他說恩格斯都承認他們自己“暴力革命”錯了，只有經過爭取“普選權”，通過“議會” ，才能“和平進入社會主義”，因此辛子陵們的結論：“民主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恩格斯整篇《導言》，沒有半句話說：“通過議會鬥爭，可以和平進入社會主義”，也沒有半字要國際無產階級放棄“暴力革命”。

對爭取普選權“策略”是這樣說的：

“由向來是斯騙的工具變為解放的工具。並且，即使普選權再沒有提供什麼別的好處。只是使我們能夠每三年計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過定期標誌出的選票數目的意外迅速增長，同樣地既加強工人的勝利信心，又加強敵人的恐懼，因而成了我們最好的宣傳手段；只是給我們提供了關於自身力量和各個敵對黨派力量的精確情報，從而給予了我們一根估計我們行動的比例尺，使我們既可避免不合時宜的畏縮，又可避免不合時宜的蠻勇，——即使這是選舉權所給予我們的唯一好處，那也就很夠了……”

這是主張爭取“普選權”的宗旨和目的。 當然恩格斯還例舉了選舉權給黨帶來其它種種好處，就是沒有說選舉權和通過議會可以使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避免暴力。

恩格斯還說要將支持德國社會民主黨（當時還未變為修正主義的党）225萬選民構成“突擊隊”，“不是要把這個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

“決戰的那一天”。除了辛子陵們外，誰都知道指的是什麼。事實上辛子陵也懂得，只是他像駝鳥般的將頭埋進沙堆，就太平無事了。好像世上的人都會如他一樣愚蠢。

恩格斯在《導言》中還進一步教導我們：“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是決不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

關於《導言》，托洛茨基在《1905》之“工人代表與革命”一章和盧森堡在《在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上的發言》中都有談及。當然他們都是站在與恩格斯同一革命立場上討論問題。在這裡我不作闡述。

（六）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澤東》結束語中說“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民營企業家，憲法中不稱之為‘資本家’或‘資產階級’，而稱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就是給民營企業家摘掉‘剝削’的帽子。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根本改變，對他作社會屬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和第四代領導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結驗教訓的最深刻的總結，是對鄧小平理論的重大發展……”這些辛子陵的“自我闡釋”，足夠證明辛子陵的觀點本來與馬克思主義毫無關係，他對《資本論》是抱徹底否定的態度，他摘引《資本論》和恩格斯《導言》中的詞句，為的是以“歪曲”、“篡改”手法，達到反馬克思主義的目的。這同時也證明我在上面提到的：他比伯恩施坦走得更遠。在伯恩施坦的著作中，我們找不到“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找不到“資本家”、“資產階級”不是“剝削階級”的說法。如果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當時明目張膽地宣揚“資產階級代表先進生產力”、“資產階級不是剝削階級”，我想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這樣客氣地稱他為“修正主義”，而非要給他戴上“工人階級的叛徒”、“資產階級的走狗”帽子不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不會有立足之地。辛子陵們的思想連一絲兒“社會主義”氣味也沒有，他們只能劃歸于那些為王者師的御用文人。客氣一點的定位：他是富豪或老闆的看家。

（七）

近日我閱讀了一位信仰“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學者的文章，其中寫著：“陳獨秀晚年講‘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這個東西’呀！‘誰反對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要搞法西斯了’。此語令人怵然”。

的確“令人怵然”！這話竟然在陳獨秀口中說出。由於我才疏學淺的關係，我真的弄不清這些話寫在陳獨秀的哪本大作中？而作者也未注明引自陳獨秀何種著作中。作者是一嚴謹人物，決不會信口雌黃、無論編造。如果真的是“信口雌黃、無論編造”，那麼，也只有將他歸類于辛子陵、謝韜等人的隊伍，古話說得好：“物以類聚”！因為辛子陵們的慣用技倆是：斷章取義、歪曲、編造馬克思、恩格斯著作言論，現在加上連同“陳獨秀的話”。

陳獨秀給西流的信中曾評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此次若是德俄戰勝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陳獨秀在獄中對西流說過：“資產階級民主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民主，而蘇維埃民主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民主，後者比前者廣泛得多，擴大得多”

的的確確，陳獨秀晚年使用過“資產階級民主”這個慨念。

從這些話中，我們是找不出陳晚年認為“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這個東西”的，也不能演繹出“誰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就是搞法西斯了”。這完全是“捕風捉影”！

從陳的話中可以肯定陳晚年認為有“資產階級民主”這個東西。

這些話胡適先生也“利用”過，而且大作“文章”，在《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序言”中，胡適說：“‘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這理論在一切共產黨的眼裡是大逆不道的謬論。……”像胡適這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怎能理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鬥爭策略，他如辛子陵們一樣斷章取義，歪曲陳獨秀觀點，將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強加給陳獨秀。陳獨秀的說法，重點在後一句：“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什麼是“大眾民主”？“大眾民主”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所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權。“資產階級民主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民主，而蘇維埃民主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民主，後者比前者廣泛得多，擴大得多”。

陳獨秀希望英、法、美在二次大戰中取得勝利，這樣“資產階級民主”得以保持，那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才容易取得成功，“大眾民主”才能取得。如果英、法、美在戰爭中失敗了，則面臨的是法西斯加斯大林主義獨裁專制統治，無產階級政黨的生存都成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工作將艱巨百倍，“所以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陳獨秀並不是如胡適所想的為了要“保持資產階級民主”去“保持資產階級民主”，也不像那些整天歌頌“資產階級民主”有“普世價值”而要“保持資產階級民主”。陳獨秀決不像那些“民主社會主義”者一樣“庸俗”，他所考慮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利益。請問那些大人先生，歷史就不是這樣寫的嗎？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所統治的德國、意大利有無產階級政黨活動自由麼？在斯大林主義統治的國家，除了共產黨外還允許其他的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存在麼？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有這樣的論述：“恩格斯在這裡特明確地表達象紅線一樣貫穿在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這就是，民主共和國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因為這樣的共和國雖然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因而也絲毫沒有消除對群眾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是，它必然會使這個鬥爭擴大、展開、明朗和尖銳化……”（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七版63頁）

為什麼要將“捕風捉影”的話強加給陳獨秀呢？因為他們有意圖，企圖將陳獨秀也拉進他們的圈子裡去。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當然不會去歌頌“資產階級民主” ，但也不會去籠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反對“資產階級民主”的人，可能主張搞法西斯 。但無產階級革命者可以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去幹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主義革命工作。去宣傳，去鼓動，去喚醒無產階級，最後走上街頭，奪取政權。更具體地說：無產階級政黨可以利用“集會結社”、“言論”、“出版” 、“遊行”……等等民主權利，去喚醒、說服、號召群眾起來行動，同時也可通過爭取普選權和議會鬥爭，使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早日取得勝利。

無產階級革命者和民主社會主義，或者說同目前中國的修正主義者不同（為什麼要強調說：“目前中國的修正主義”？因為筆者曾在本文中提到，中國目前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比伯恩施坦走得更遠） ，他們不會去歌頌資產階級：認為“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生力的代表 ”；也不會去歌頌“資產階民主”，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具有“普世價值”。

硬說陳獨秀說過“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這東西”和“誰反對資產階級民主，誰就要搞法西斯”，其真實意圖是欺騙世人：陳獨秀也同他們一樣，認為民主沒有階級性，民主就是民主，不分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因此民主具有“普世價值”。其潛台詞是：資產階級社會，永世長存。

反對民主的“普世價值”提法，並不是要反對民主，主張專制。斯大林主義的專制政體，我們堅決反對，我們堅決主張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廣大的人民群眾享有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保障人權，各級官員，要由選舉產生，同時可以隨時罷免……我們要共同為實現民主、自由、人權而鬥爭。但“民主的普世價值”的提法是不科學的，它意味著資本主義萬古長青、永世長存，它十足是資產階級的口號。

我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一定會取代資本主義。在共產主義社會，“民主”已經消亡了。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人們通常在談論國家問題的時候，老是犯恩格斯在這裡所警告的……那個錯誤。這就是說：老是忘記國家的消滅也就是民主的消滅。國家的消亡也就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未，這樣的論斷似乎是極端古怪而難於理解的；甚至也許有人耽心，是不是我們在期待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因為民主也就是承認這個原則。

“不是的。民主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個東西。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暴力的組織。

“……我們在嚮往社會主義的同時，深信社會主義將發展為共產主義，而到那個時候就沒有任何必要對人們使用暴力，沒有任何必要便一個人服從另一個人，使一部分居民服從另一部分居民，因為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條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從。”（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4月版73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民主已經消亡了，那裡還有什麼“普世價值”。

（八）

以上我用很了多篇幅反駁辛子陵和謝韜等人怎樣歪曲馬克思主義，歪曲列寧和陳獨秀的思想。這絕對不是僅僅學理之爭或“正統”之爭。不是的。中國現在鼓吹社會民主主義（或曰“民主社會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可以說連一點勞動人民立場的氣味都沒有。他們肆意歪曲革命先賢的思想，其實是為了美化資產階級剝削，為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披上“符合道統”的外衣。他們不學歐洲早期的（還未蛻化為資本主義秩序擁護者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怎樣發動工人大眾自下而上的向專制官僚和資產階級索取權利，反而卑躬屈膝的向統治者獻策，寄望統治階級自我改良。一切都很明顯，辛子陵和謝韜等人標榜的“社會民主主義”不過是通往“反社會主義”的小小驛站而已。勞動人民不要受這種思想迷惑，要堅定走自己的路呵。

2009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