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影響
邁克爾‧坦澤爾

　在這次講演中，我想集中討論三個問題。第一是全球化和國家的關系。第二是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關系。第三是全球化的歷史脈絡，特別是它在經濟長期停滯狀態下的發展。

首先，通常所討論的全球化指的是，在過去的二十到二十五年中，巨大的跨國公司和龐大的匯合在一起的資本穿越國界滲透到每一個地方的現象有了爆炸性的增長。而且，這種全球化被主要認為是計算機、通訊、快捷交通等技術爆炸的結果。資本和技術的加速國際化的事實並沒有爭議。流行的見解認為，這些跨國公司已經變得如此巨大而有力以至基本上超過了民族國家的力量，並由此獨立于國家。我想就從這種見解的問題開始。

有意思的是，這種看法不是什麼新觀念。事實上，它早在二十年以前－－這二十年在習慣上被稱為“全球化”的時期－－就有了。因而，遠在1974年，理查德‧伯內特(Richard Barnet)和羅納德‧Ｅ‧穆勒(Ronald E. Muller)在他們的著作《全球通達︰跨國公司的權勢》中已經說︰“如果我們將1973年跨國公司的年銷售收入和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相比就會發現，通用汽車公司比瑞士、巴基斯坦和南非大；皇家荷蘭殼牌公司比伊朗、委內瑞拉和土耳其大；固特異輪胎公司比沙特阿拉伯大。”[1]不僅如此，作者還引用一家顧問公司1967年的報告警告道︰“國家已經過時了︰明天……它會在任何意義上都死亡。”[2]

然而今天，在公司相對于國家的“規模”問題之外，重點還在這樣一些趨勢，如資本從諸如墨西哥這樣的國家迅速逃離，迫使國家屈服于公司的意志；或公司從美國到香港又到墨西哥或海地的轉移。這些事實被用作例證來說明增長中的全球化，以及國家無力阻止全球化趨勢。在伯內特的最新著作《全球夢︰公司帝國和新世界秩序》中指出，“近年來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已經從受領地束縛的政府轉向可以漫游世界的政府。”[3]

我不否認這些事實性觀察的某種正確性，但我想說，就存在一種資本和跨國公司與國家或政府的分離這個結論而言，對這些事件的解釋存在基本的缺陷。誠然，埃克森，拜爾，豐田的銷售和投資遍及全球，它們的主要目標是為其股東賺錢，但這並不使其中每一個獨立于它的母國，即它的總部和最大多數的股票擁有者所在的國家。理由是，今天如歷史上的以往時期一樣，國家的力量對尋求全球性銷售和投資的公司來說總是重要的。無論國家力量是否用以迫使其他國家減少公司出口或投資的障礙，都是這樣。

國家力量的關鍵性作用，無論是軍事、政治、外交、經濟，也許在自然資源如石油等部門體現最明顯。這里，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之間為控制這一關鍵性工業的歷史性競爭，歸根結底是由國家力量的終極考驗－－從事戰爭的能力來解決的。因而，諸如埃克森、莫比爾、不列顛石油和殼牌公司的名字家喻戶曉，而Veba和Nippon煉油公司這兩個在德國和日本最大的全國公司只有專家知道，這要歸功于美國和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石油是個突出的例子，但我認為在公司爭奪市場或投資機會的每一個工業中，無論它是在墨西哥、泰國還是沙特阿拉伯，公司的國別會是成功或失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且，事情的另一面是，即使跨國公司根本不在乎它的行動會對自己國家的產生什麼影響－－順便提一下，這種情形在美國比在德國或日本更有可能，德、日兩國的工商界和國家機器的聯系更加緊密－－本國政府卻總是在乎的。故一個或更多的本國公司控制如石油這樣的重要自然資源或如計算機這樣的關鍵技術是有利于本國政府的。這樣做有很多理由，包括所產生的利潤給本國的股東，也包括由于控制資源所帶來的國家安全和獨立。

另一個理由是，政府對由本國公民擁有的公司的控制力比對外國公司大得多，它可以更容易地迫使本國公司做它想要做的事。例如，在最近的例子中，美國政府阻止了一家美國公司－－大陸石油公司，幫助發展伊朗的油田，而歐洲和日本的公司卻能抵制住美國的壓力。

值得牢記的關鍵點是，在一個公司之間強烈競爭的時代，國家和公司聯系的意義是最重要的。當全面經濟增長放慢或停止的時候，這種競爭空前激烈。相反，當經濟快速增長而所有競爭者都有足夠的生意時，或當一個國家的公司佔據絕對優勢以致沒有真正的外國競爭者時，這一國家和公司的聯系才會不那麼重要。事實是我們正處在一個慢增長或停滯的時代，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而這只能意味著國家和公司的聯系遠比以往更重要。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今天，那種全球化使國家無足輕重的傳統觀點尤其錯誤。

牢記住我們所討論的歷史時期，對理解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有必要簡單談一談這個時期。這兩個機構的歷史可追溯到五十年以前二戰結束時，特別是1950年以後，那時歐洲重建已經完成。

戰後時期須分為兩個階段，強勁經濟增長的早期，大約從1950-1973年，和相對慢增長或停滯的後期，1973年至今。兩組數字概括了這兩個時期的不同︰以工業化國家作為整體，1950-1973年總產出的年均增長率為4.4%，而1973年以後則僅為2.4%。而且與此相關的是，我們將會看到，早期是美國單方面主導世界經濟，而現在則是美國、德國和日本的三極競爭時期。

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從高增長經濟到低增長經濟的轉變？二戰後，美國成了世界主導經濟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那里有著巨大的推遲了的消費和投資需要，以及將這些需要變為有效需求的巨額儲蓄。這樣，在1950-1973時期，面對其需求被大蕭條和戰爭所壓制了的消費者，電視、汽車和新建住宅的生產有了爆炸性的增長。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郊區化、龐大的建築業繁榮、高速公路建設、以及隨之而來的汽車工業的擴張推進了經濟增長。隨郊區獨門獨戶家庭的需要產生了各種商品的需求，從家俱到游泳池，公共設施如學校、道路、自來水、用電和煤氣等。此外，當美國經濟開始一個周期性衰退時，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給了它另一個刺激。在隨後的年代中，軍事開支幾乎穩定增長，在越南戰爭中又大大提高，這成為經濟增長的另一個支柱。最後，歐洲和日本相繼恢復和迅速增長，增強了工業化國家的整體增長。

但在六十年代後期的某些時候，停滯的力量開始起作用了。這里面有一系列因素。首先，美國然後是歐洲，私人消費者的需要出現相對飽和。第二，繁榮年代里對美國是賣方市場，而到1970年來自歐洲和日本的競爭越來越強。由于上述兩種因素，早先的高利潤率開始減弱。更重要的是，沒有一種可以取代汽車、高速公路、建築投資群體的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技術革新。結果，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金融投資和投機性交易的巨大增長為特征。在六十年代中期，銀行跨國貸款額僅為市場經濟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1%，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這一比例達到了20%，而這時的國內生產總值又更高了[4]。正如伯內特在他1994年的書中指出的︰

全球金融網是一個不斷變幻的迷宮，那里有貨幣買賣，全球證券，信用卡，歐洲日元，物物交易，“出王牌”，以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的用以重新包裝、倒賣貨幣的投機工具的新鮮花樣。這一網絡更象一連串賭博游戲機，而不再是以往單調灰色的銀行。一天二十四小時，成萬億美元流過世界外匯交易市場……這一巨大數字中不到10%和商品與服務貿易有任何聯系。[5]

同時，里根－撒切爾的時代的取消控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政策，伴隨著政府的稅收和支出的傾斜政策，使收入和財富向富有者急劇轉移。其結果削弱了商品和服務的真實需求。不僅如此，隨著冷戰的結束，八十年代美國經濟的主要支柱－－軍事支出－－不再有合法性；即使軍事預算仍保持在接近冷戰的水平，但尋求“軍事凱恩斯主義”的膨脹政策就很困難了。

最後，我要強調，習慣思維所注意的全球化過程恰好發生在1973年以後的停滯時代，我認為這更主要地是對繁榮期結束的一種反應。因而，在繁榮期結束時生產性資本的過度積累（其另一面是消費不足）意味著加劇競爭，從而給謀取利潤帶來壓力。這反過來又促使公司進行海外擴張，從而增強了金融投資和投機。

我認為，是這些變化促使了1973以後時代計算機、通訊、運輸等領域的技術提高，而這些變化不是諸技術提高的後果。

現在我們來考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哪里介入了全球化過程。這兩個機構都是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會議上誕生的，歸根結底反映了那時居世界壓倒性優勢的力量－－美國－－的利益。美國認為，在大蕭條中，它受到了其競爭對手對其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內的貨幣、貿易、資本進行防御性管制的損害。因而，美國希望戰後時代建立在它的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基礎上，放棄幾乎所有國際貨幣流動的限制，以便為貿易和投資創造最大的機會。為達到這一目標，就構想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一對雙胞胎機構，它們分工不同，互相配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是確保在經濟衰退期，各國不再象三十年代那樣，用以鄰為壑的政策解決自己的問題－－比如，通過匯率和貿易限制以及貨幣的競爭性貶值提高出口，削減進口。因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標是，當一國面臨外部收支平衡困難時，采取內部措施改善競爭地位，如用降低工資或政府支出來減少生產費用，而不再采用會給其他國家帶來負面影響的辦法，如匯率控制或貨幣貶值。

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胡蘿卜是，當一個國家發現自己處于收支平衡困難時，它可以從基金得到短期貸款以贏得擺脫困難的喘息機會，來做根本的調整。成員資格的副作用則是大棒，即作為獲得基金貸款的條件，政府必須采用損害人民大眾的一切辦法－－減少工資，取消補貼，私有化，向外國資本開放市場。這些都是極端反人民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機制是直接和成員國所交的錢相聯系的，這保證了美國（它佔36%的上交資本）與其他工業化國家一道（共佔上交資本的絕大多數），是壓倒一切的聲音。即使到1974年，美國的份額下降到了23%，因為有通過關鍵問題需要80%多數票贊成的條款，美國仍有否決權。

切里爾‧佩爾在1974年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早期繁榮年代中所起作用的作了很好總結︰

在富裕的發達國家之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調整匯率和貿易實務上從來沒有起過明確的作用，盡管它有大量可用以穩定其匯率的資金。當國際金融巨頭間有根本性分歧時，它什麼也做不了。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原則所全力支配的是那些弱小的國家……[6]

這種對不同國家的不同作用後面還要提到。現在來看世界銀行。受戰爭創傷的工業國的重建完成後，世界銀行的主要作用是向第三世界政府貸款，以支付巨大的基礎設施工程如大壩、電廠、道路等的投資。這些工程是私人投資所不願或不能做到的，但又是為在其他部門進行私人投資所必須的前提，特別是在自然資源開發和制造業。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樣，世界銀行的投票機制是由上交資本決定的，這保證了銀行也是主要為發達國家的資本利益服務而不是為第三世界服務。因此，從一開始，美國就擁有銀行股份的最大比例(35%)，工業化國家作為整體佔絕大多數。不僅如此，由于銀行的政策是通過從世界資本市場－－不用說這同樣是由工業化國家統治的－－籌措大部分貸款，因而工業化國家的影響更加增強了。

習慣思維認為世界銀行的貸款最終是促進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而現實卻是︰它的作用是促進外國私人資本在第三世界的投資。銀行真實動機的一個極好例子在石油領域，數十年來銀行頑固地拒絕借錢給第三世界政府在石油提煉和生產上進行高利潤的投資。相反，世界銀行堅持外國投資者應得到這些有利可圖的機會。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全球化之前的戰後繁榮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本上是作為西方資本和第三世界打交道時的僕人，而對工業化國家之間的關系不起什麼作用。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這兩個機構在回擊第三世界的挑戰上起了傳統的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是由歐佩克的興起所提出的挑戰，並由其他關鍵性原料生產國推動，以改善它們的關鍵出口商品的貿易條件。特別是世界銀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阻止工業化國家和原料生產國達成優惠的單邊協議，而且世界銀行還促成多邊努力以增加所有工業化國家可獲得的原料供應量。換言之，世界銀行阻止了工業化國家之間潛在競爭的形成，這本來會提高第三世界的討價還價地位。

更進一步，在八十年代，當全球化和金融投機日益加劇時，這兩個機構繼續努力以確保第三世界服從于國際資本的需要，不惜任何代價。因而它們聯手協調處理第三世界債務危機，這一危機本是由西方大銀行為周轉石油美元向第三世界國家如墨西哥和巴西欺騙性地提供貸款所造成的。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運用其廣大神通，迫使這些國家向西方資本集團償還債務。如一份聯合國的報告寫道︰“在1983年-1989年，富裕的貸款人從借債的發展中國家的長期貸款中得到了2420億美元的驚人的淨資金回流。”[7]而其總債務，1970年只有1000億美元，在八十年代翻了一翻，從6500億美元增加到13500億美元[8]。

這些枯燥的數字還沒有現實出人道因素方面的代價。正如戴維森‧布都，一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1988年由厭惡而辭職，他寫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計劃(SAPs)減少發展中國家的消費，並將資源導向生產用以還債的出口商品……這些程序的最大的失敗可以從它們對大眾的影響上看出來……據估計，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計劃的反人民的、甚至滅絕性的實質，從1982年以來每年至少有六百萬五歲以下的兒童死去。而這僅僅是冰山的一角……大約有12億第三世界的人民現在生活在絕對貧困中（幾乎是十年前的兩倍）……在環境方面，數以百萬計的當地人被巨大的商業化農場主和木材商從他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上趕走……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對南方的環境的打擊和它對當地人民與社會的社會與經濟的打擊具有同樣的毀滅性。”[9]

因此，結論是，就代表工業化國家利益反對第三世界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所做所為無論在繁榮期還是停滯期都是一致的。然而，在九十年代，我們處在一個三大工業化力量中心極其激烈競爭的時代。共產主義國家的瓦解意味著日本和德國不再需要美國的軍事保護傘，雖然海灣戰爭可以被認為是美國試圖向它們顯示它們的脆弱，顯示美國軍事力量對保護它們獲得資源的重要性。但今天主要的競爭是在貿易和投資保護上，特別是在美國和日本之間，也在美國和歐洲之間。

在這種競爭白熱化的形勢下，國際金融機構就不那麼清楚它們該做些什麼，當它們的主要成員在爭吵時。最近的兩個事件是極好的例子。第一個是墨西哥比索的崩潰，其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照美國的要求迅速行動以解墨西哥危機，幾小時內提供了一筆將近180億美元的應急信用貸款－－這遠遠多于它以往給一個單獨國家的數量，也佔了它全部借貸能力的很大比例。但歐洲的主要權力中心如德國和法國，還有日本，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行動十分惱怒，其中一些采取了意想不到的步驟棄權投票同意這筆貸款。在這件事情中，美國的競爭者們認為比索危機基本上是一個美國的問題，應該由美國自己來解決，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這樣一個問題不惜鑽火圈，他們為此感到惱怒。

第二個例子是最近受到廣泛注意的美元對日元和馬克的貶值。日本和德國公開表示，美國應該用傳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于第三世界的方式解決它自己的“美元”問題－－他們認為，這個問題是由美國巨大的預算和貿易赤字引起的。即，美國應該通過提高稅收和減少社會開支來削減這些赤字，即使這會將美國甩向衰退。美元持續不斷地貶值對這些競爭者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這既因為貶值損害了他們對美國的貿易競爭地位，也由于他們作為美國債務的巨額持有者，因債務的貶值而受到損害。

假如按照標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藥方，這種匯率貶值是不能被接受的，國家應該采用內部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但美國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是不願意接受它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于第三世界國家那些同樣約束的。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現它自作自受了︰整個世界都看到了它的自由市場和金融管教的教條對弱者是很好的，但對強者則不靈。

最後，我想以對全球化和這兩個機構的前景的思考來結束。全球化連同其合謀者－－私有化，意味著私人資本和市場原則無情地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一個強大的力量。由于不再有社會主義國家提供實際的或思想上的挑戰，各地的民眾和領導人都屈服于那個被不斷鼓吹的思想，即沒有替代私有化和市場的方案。然而，全球化自身的不斷增長也許給這一趨勢的最終遏止和逆轉鋪平了道路。

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全球化以在北美、歐洲、東亞基礎上的集團化的發展為標志。這些相互沖突的集團是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但私有化的具體推進可能開始和這些集團的願望相抵觸。例如，上個月在華盛頓召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會上，與會者普遍同意世界銀行貸款的重點應該放在私人投資者上，而不是第三世界政府。但這馬上引起了問題︰來自哪個國家的哪個投資者應該成為受益人呢？

對全球化的一個更根本的制約是，在今天這個停滯的時代，全球化在整個世界加劇了收入不平等。在1970年，世界人口的最富的20%的平均收入是最窮的20%的32倍；到1991年這一比率幾乎翻了一翻，達到了61倍[10]。正如《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在富國和窮國、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收入和就業機會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而且還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拉大。”[11]同樣類型的過程在美國這里，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和城市中也可以看到。

這種收入不平等增長的結果之一是，資本過度積累或消費不足的問題，本來就是引發停滯的原因，現在變得更嚴重。世界上越來越少的人能支付得起全球經濟所能生產的生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有時候幾乎一夜之間就被毀了。這種現象的一例，直接與全球化之下加速的金融投機的沖擊相關的，是墨西哥。1994年短期資本的逃離致使當年底比索的急劇貶值，其結果數以千計的墨西哥企業毀掉了，成千上萬的墨西哥人失去了工作，而在八十年代已經下降了一半的實際工資，到年底很可能又下降了20%或者更多[12]。

目前，世界各地的人們對全球化產生的巨大壓力的反應不一，從耐心等待到震驚絕望到孤立的暴力行為。另一方面，市場的意識形態吹鼓手們、政治領袖和大眾媒介的頭面人物等，經常向受苦難的大眾掉幾滴鱷魚的眼淚；他們說這種苦難是不可避免的，隨著市場經濟的妙處最終開始正常工作，每個人的生活都會提高的。然而，今天的現實卻是︰市場本身沒有任何機制來阻止最大多數的人的生活水平掉入無底深淵。的確，一些市場的意識形態吹鼓手們已經在為接受一個新的空前不平等的時代準備輿論基礎，這種不平等經常是以種族和階級偏見為基礎的。在我們自己的國度這里，已經有所謂“鐘形曲線”的探測氣球來試圖證明非洲裔美國人和一般少數民族的受壓迫地位的合理性。

在這幅陰暗的圖畫中還有什麼亮點嗎？我想有的，從大多數人民並不愚蠢的意義上，在震蕩和絕望過去以後，我相信他們最終會看到市場神話的破滅。這個時刻在各地到來的時間會有所不同，但各地的人民都將尋找組織經濟的新的出路和辦法。他們會看到，正如人們在三十年代的美國或革命中的第三世界國家中所看到的那樣，並不見得只有坐地無援、絕大多數人民失業窮困這一種選擇。通過運用智慧、計劃和協作，人民能在他們的社區和國家中建立起有尊嚴的經濟生活。

這些新的經濟共同體的性質是什麼，則難以預先知道或詳細刻劃。但即使我們還不能給出新的理想未來的詳細藍圖，作為起點，重要的是要揭露當今全球化的動力和為此服務的資本絕對統治－－一張處理停滯和經濟危機的藍圖，那里少數富人暴發到空前的程度而多數人一貧如洗。

就此而論，因為去年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和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五十周年，出版了許多對這些機構的有價值的批評，以及大量各種各樣的改革建議。在我看來，由于這兩個機構一直是不公正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奴僕，根本的出路不在于改革甚或撤銷它們。我們所要的是對國際經濟體系的全面徹底的改造，以人的優先取代資本優先。只有到那時我們才會看到所需要的全球金融機構。

最後，由于我認為民族國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仍然是政治活動的支點，美國的進步人士有責任為改變政府的政策而努力。只有這樣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才會用來為全世界所有的人建立起一個更加公正的經濟秩序，包括我們自己國家的人民。在這一過程中，一個很小但重要的步驟是，教育我們自己，去了解現存的國際體系是什麼東西。我希望這次講演和接下來的討論會推動這一過程。

注︰

[1]理查德‧伯內特和羅納德‧E‧穆勒:《全球的研究︰跨國公司的權勢》，(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5), p.15.
[2]同上，P19.
[3]理查德‧伯內特和約翰‧凱文納︰《全球夢︰帝國化公司和新世界秩序》，(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14.
[4]哈里‧馬格多夫︰《全球化︰走向何方》，《社會主義年鑒》，(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2), p.56.
[5]同3, P.17.
[6]切里爾‧佩爾︰《債務陷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第三世界》，(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p.24.
[7]《人類發展報告》，1992，表3.1，P.36和1994，表2.6，P.35.
[8]同上。
[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第三世界的蹂躪》，自《五十年足夠了︰論反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凱文‧丹納爾編，(Boston: South End Press for Global Exchange, 1994), PP.20-22.
[10]《人類發展報告》，1992, P45.
[11]同上，P38.
[12]《左翼商業觀察》，1995.3.14，P7.

邁克爾‧坦澤爾，經常給《每月評論》供稿的作者，是住在紐約的一位經濟顧問。這篇文章是在紐約長島五鎮論壇的一次講演基礎上整理成的，時間是1995年5月12日。

（原載《每月評論》1995年第4期（九月號）；杭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