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該中止世界貿易組織(WTO)接管世界?
「美」威廉.塔布 William K. Tabb
美國紐約市大學女皇學院及研究生中心經濟學與政治學教授
黃建中 宮齊 譯
貿易自由化對人的尊嚴、社會公正以及可持續發展帶來極大的損害。世貿組織的原則不是好的原則。世界各地人民以各種形式抵制這些原則。人民的真正力量正排山倒海,民眾將自己決定運動的方向。
1999年11月30日,當世界貿易組織(WTO)召開第三輪部長級會議的時候,與會有3000名政府代表、2000名記者和其他登記註冊觀察員,人數上不及世界各地來譴責這一組織的數萬名示威者。據西雅圖時報報導,抗議者人數達到4萬多人,大大超過了1970年的規模,當年約有2-3萬人(西雅圖時報報導為1萬餘人)封鎖了5號州際公路,以抗議越南戰爭。這兩次情況非常類似。抗議WTO一類組織試圖掌管世界經濟的運動聲勢越來越浩大,或許遠遠超出了以往20多年裡任何一次民眾性的抗議活動。
克林頓總統注意到,他的副總統繼位的種種機會,都把握在民主黨的核心選區,分佈在西雅圖的大街小巷。這些選民也在西雅圖街上示威,扮演著兩面角色。西雅圖市長也注意到,很大一部份市民都支持示威者和他們所關注的一切。
西雅圖市長曾驕傲地宣稱自己歷來支持言論自由,但實際上他的所作所為卻是閉塞言路;也正如總統一邊宣稱自己支持勞工權力和環境保護,一邊又支持商家充滿貪欲的議事計劃,這正如他長期以來寡廉鮮恥的職生涯所為一樣。
這種試圖處理或「平息」示威的方式的結果徹底失敗。對這次新出現的激烈抵制貿易全球化運動之龐大、支持與理解之程度都是毋庸置疑的。當西雅圖會議準備召開時,來自75個國家大約800個左右的民眾組織,要求一致抗議日益增長的全球化野心。世貿組織因造成財富聚集、貧困加劇和難以為繼的生產與消費模式而成為眾矢之的。這些民間組織指控WTO的規章與程序都是不合民主的、加劇了世界上大部份人入不敷支,使其陷入不穩,進入了沒有社會約束的全球化進程的衰退之中。西雅圖事件爆發後,這一運動愈發強烈,有更多的人捲入,聲勢更壯大且更有成效。
鑒於大部份市民不知道WTO何種組織,更談不上了解其行為對民生有何影響,各類社會組織,從基督教聯合環保與經濟責任網絡組織到泰國的羅馬和平組織,從特拉維夫的綠色行動組織到拉脫維亞的綠色圖書館組織,從喀麥隆的人權組織到秘魯的保護本地人種組織,從佛羅倫薩的帕克斯基督教組織到美國聯合學生反對糖果商協會,共同協商行動,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們一直力圖表明WTO對普通勞動者、對環境、以及對居住在一星球上所有人的將來意味著什麼。西雅圖給全球上了一課。
世貿官員認為「我們錯就錯在沒能與人們溝通」,街頭的示威是對世貿無知造成的。他們還解釋說有必要「告知且教育」公眾;講清世貿的現實作用。他們實際上在幹些什麼呢?有位董事會官員說,「如果你把這兒看成是一個大市場,全世界的商人都在這裡聚會,討價還價的詁,你就說得八九不離十了。」事實上差得很遠。世貿組織根本沒有代表世界上大多數人,他們的勞動被來這兒討價還價的跨國公司(TNCs)以及(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大國貶得毫不值錢,他們給貿易談判或者價格商定強加上自己的意志。發展中國家很少能夠達到他們那種解釋複雜條文的水準;有些國家甚至窮到無錢派代表出席這些會議。在多數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以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國所僱佣的精英份子為代表,富國、強國制定了數不清的規章,規章無疑傾向富國、強國。價格的商定是那些精英內部的事。只因為相互爭鬥的結果,新的挑戰又展現了。
讓我在此回顧一下WTO的起源,它的運作以及為何抗議者想要世界體系的跨國公司的原則來一場革命性的變化。我們先從1948年的哈瓦那會議說起。當時主要世界貿易大國在該地會集,協商成立一個國際貿易組織(ITO)。這一想法以及提議建立這一組織的實際條文出自美國。ITO旨在對世界貿易體系施以秩序,以避免重蹈30年代經濟螺旋式下滑之覆轍──當時是一場威脅到資本主義體制存在的大崩潰。因為美國大公司經歷大戰而未遇到過競爭對手,所以相信在與疲備不堪的歐洲競爭時他們佔有絕對優勢。所謂「自由貿易」有利於主要經濟大國,這並非是什麼新的發現。集團化組織及其最為受益的金融資本職能部門佔了上風,從而推動了ITO的發展。然而在美國國會裡,一股強烈的民族情緒佔了上風,他們擔心美國的主權會讓位給一個世界政府,就拒絕依附任何在未來可能會擺脫美國控制的國際管理機構,於是婉言拒絕批准ITO協定。
然而,在此之前達成了關貿總協定(GATT),意欲在ITO成立之前作為一個暫運作框架。由於美國拒絕加入ITO,關貿總協定就成了一個長期架構。雖說它沒有執法權,嚴格地講,也算不上一個正式組織;然而,在近50年裡,通過一輪又一輪的談判,使它成了一個降低各國關稅壁壘(指設置阻礙進口的稅額,如果過高就會影響貿易)的談判法庭。回顧往昔,某些市場基要主義經濟學家和其他人士感到高興的是ITO並沒有發揮其功能,因為它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戰後時期,所有國家都認為,充份就業是「任何國際經濟協議」的中心目標。勞工的權力應得到保護,應通過反托拉斯法削弱大集團團公司過大的市場權力和主導地位,那些新興國家作為弱者應該享受特惠待遇,以幫助他們擺脫殖民總統者留下的遺產和不發達的狀況,所有這些,皆是關貿總協定框架的內容。
世貿組織於1995年成立時,由於來自國會的反對(仍是那些害怕喪失主權的人士反對),上述內容在WTO中蕩然無存。1996年在新加坡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針對勞工權力與環保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會議認定,這類問題與貿易無關,不應由世貿組織來決定。同時,無須給發展中國家設立惠待遇,而是分階段建立「一個適合所有國家的、公平競爭的杠杆」。這樣,就沒有任何條款可以控制跨國資本,而發展中國家期望實現的是70年代在聯合國會議上呼籲過的、但遭到富國反對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而世貿唯一的日程就是取消秩序(給跨國資本更大的自由權,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作任何想做的事情)。
WTO剛成立的時候,曾經提出過各種崇高的理想:貿易要為提高生活水平作出貢獻,確保充分就業,尊重環境保護等等。可是後來對這些問題,它並沒有採取實際行動。在世貿政策的檢查機制中,沒有就本身的貿易規則對工人、普通消費者或者可持續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的機制。世貿的基本規定就是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促使更大的競爭,獲取更大的市場效益,進而達到必要的更高的生活水準。如果生產的各種要素——勞動力、資本、土地(包括環境資產)——都可以合適地定價的話,那麼如神話說的那樣,在看不見的上帝之手幫助下,將發揮最好的效益。
令人關注的其他問題,如人權、勞動權以及環保狀況等等,WTO一概不管,雖然該組織有權對其成員國政府發號施令。這些問題卻歸某些專門的國際組織掌管,而這些組織對跨國貿易組織或者其政府沒有任何支配權。權力機構(如管理資金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和無權組織(涉及世界大多數居民重點關心的事情)之間的劃分,使得跨國大公司可以按自己的日程行事。
經過WTO的爭議決策機制,實施平等競爭被認為可得到保證,而這種由國家來判斷的實施,則是對其違反者的最好挑戰。沒有人會承認,在這種不利的法律程序下,窮國往往處於不利的位置。因為杠杆作用,使得富國壓倒了窮國和弱國,窮國通常不敢挑戰也不敢違背強國的意志。這一程序並不是國際社會使用集體力量的民主多數來強化規則的執行。相反,個別國家,純粹的正統信念佔據上風,其中法律上平等的國家(實際上並不平等)進行著一對一的較量。這種體系,就像美國司法制度一樣,有效地消除了任何對富有者與權力者的挑戰。
此外,只有那些有地位的國家,才有權參加世貿的議事日程。像俄岡(Ogone)這樣的部落居民或許反對殼牌石油公司在自己土地上正在幹的一切(儘管受壓仰的尼日利亞政府願意參加這類行動),卻無法站出來反對。西部新幾內亞居民也一樣,因為權力屬於政府部門——同印尼一樣——政府拒絕尊重西部新幾內亞居民的人權、殘殺抗議者、盜竊他們的資源、破壞他們的環境。非政府組織是沒有地位的,有些組織或許推動了本地工廠工人們的權力,這些人遭到政府以選擇「良好勞工」為由將他們大加壓制、監禁和殘殺。WTO是代表資方貿易權利的發言場所,其條款由代表資方利益的政府代理機構所擬定。沒有其他權力可言。
關貿總協定的最後一輪談判,即1986年至1994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美國的服務業(如聯邦快件傳遞公司,美國快件傳遞公司,以及其他金融與商貿服務公司都尋求加速其全球市場的直達業務)成功地使得美國代表堅持強行開放國外市場,以接受他們的產品。美國商業部建立了正式的諮詢委員會。這些委員會下設不同的下級委員會,他們的代表將自己想從談判中所要得到的好處,告訴政府的談判代表。結果導致了服務業總協定(GATS)的提前產生。美國國際商業委員會有300多名本土的跨國集團公司、法律諮詢公司、以及商業協會的成員,對涉及知識產權協定的貿易施加壓力,因為跨國公司的利益出自這些地方。他們要求且獲得了與投資措施有關的貿易,這就保證了其他國家不會傾向自己國內的產業而使美國公司難於打入他們的市場。
其他實力強大的遊說組織,對歐洲勞動者施加壓力(如由他們的執行代表坐鎮的歐洲圓卓會議)。泛大西洋商業討論會,便是其中一個歐美雙方執行董事氣氛和睦地解決分歧的場所,促成了談判的進展。缺席這類幕後會議的則是一些小公司、消費者組織、勞工組織以及世界上大部份政府。等到世貿開會討論某個議題時,其實該議題早在某些會議上私下解決了。
美國商務代表(代表著國內諸家大公司)正極力與歐洲國民健康系統競爭,企圖提供自己的醫療服務。此舉極有可能毀掉現行的(非常良好的)、在歐洲大部份地區早已存在的衛生保健系統。其他的起訴案,包括美國包裹信件速遞行業起訴歐洲政府的郵政服務的「市場壟斷」,此舉對民主選舉產生的歐洲各政府自己的郵件遞送決定權,同樣有著巨大的影響。
還有一個案例,美國的環境保護法受到了成功的質疑,迫使美國降低其保護措施。依照美國的法律,設計用網捕獲金槍魚時,如因此造成大量海豚的死亡,這批金槍魚就不得在國內銷售。然而,這是一條「不公平的商業規則」。WTO不會考慮金槍魚是如何被擄獲的,也不會考慮捕蝦的作業中是否殺死了大海龜,或者某項產品的生產是否使用了童工。因此,WTO的規定也不可能為其成員國所考慮。
克林頓政府代表他所服務的國際大商家的利益,很快就利用WTO來降低全球環境與健康保護的標準。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農產品進口農藥殘留物的檢驗要求,提出了異議。WTO分別在1998年和1999年裁定,日本的農藥殘留物標準已高於世貿組織的標準,因此,現在日本必須承認其農藥檢驗標準過高。危地馬拉曾遵循WTO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指導方針,禁止在包裝紙上列出健康嬰兒喂奶的比例配方,然而吉伯公司卻叫美國國務院出面干預,聲稱此舉侵犯了吉伯公司的知識產權,還揚言要在WTO的旗幟下對其進行法律訴訟。於是,危地馬拉今日不再遵守WTO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規定,允許在該地區貼配方標簽。WTO還代表克林頓政府的利益,告知歐洲人他們無法拒絕含人工激素的牛肉製品,因為他們無法提供讓WTO滿意的表明牛肉有損健康的證明。昔日,本應由生產者證明其產品的安全性,依照民主的解釋,選出代表來決定。如今照WTO的條例,則必須由政府提供結論性的證明。因此,跨國公司可以在WTO就爭議解決的專門委員會開會之前先行一步秘密約,而非政府組織及其他國家或者一級政府以外的黨派組織就被排除在外了。
現在,眾多相關的有識之士開始抵制這個非選舉產生的、民主的權勢,不應由他們決定該做什麼或不該做什麼;不僅食品業如此,而且也包括私有與公有部門的基本問題方面。人們針對世貿權利,針對世貿組織將大公司的盈利置於一切之上的操作模式而進行反抗。戰鬥還在繼續,這場戰鬥發生在世貿組織、跨國公司以及世界上的強權政府之間,其對手則是普通的消費者、生產者、以及幫助他們實現要求的環保組織及勞工權力組織。美國有組織的勞工已經注意到,且開始行動(如西雅圖事件),旨在將其轉變為全球性團結一致的行動。現在,那些巨商對出現在《經濟學家》週刊上要求增加工資的呼聲,表現出了擔憂。
普通民眾抵制耐克(一家龐大的體育服飾公司)所展開的戰役已卓有成效,當新聞界要調查勞工權力人士提出的要求的時候,一些記者被拘禁甚至被投入了監獄。在印尼,記者馬克.克利福德被判了監禁。他親身體驗到在跨國公司小承包商的工廠裡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感受。克利福德的故事發表在《商業週刊》上,標題為《裡面是地獄》。文章詳實地講述了他們中的活躍份子力圖公佈於眾的工人工資待遇和勞動條件的狀況。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其他地方報紙也刊登過這方面的報導。勞工權力組織對耐克、加普、迪斯尼以及其他大開發商進行了曝光。
通過公共關係的運動,法律上的挑戰以及出現像西雅圖那樣明顯可見的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一場抵制世貿組織的運動不斷壯大。運動向著跨國資本的主導地位、向著他們唯命是從的代理機構發起了挑戰。自由貿易正在不斷發展,像公平貿易、基本人權、良好的工作條件、充足的貿易補償、環境保護以及平等地享有人類共同的遺產一樣。
世貿組織認為它現在面臨著公共關係的挑戰。事實的確如此。然而,這決不僅僅是挑戰,而是面對著洞察世事的、人數上越來越的民眾運動。隨著越來越多的民眾認清世貿組織所求的價值及其所捍衛的政策,就有越來越能夠的民眾站出來反抗。世貿組織的一位發言人將民眾的批評斥之為有害無益。他說,「講世貿組織不好,就等於說世貿貿易不要一整套的多邊原則、世界反而更好一些。簡直是胡說八道,沒有人會為這種立場辯護。」不過,那些在西雅圖的街道上和其他馬路上反對世貿組織的人們,並不反對全球經濟需要一套支配規則。的確,人們需要規則,即需要能夠控制掠奪性資本擴張的規則。這場運動就是要把另一套規則擺到桌面上來。
世貿組織當然很清楚民眾運動所反對的是什麼,即當今統治者制定準則,而我們大多數人要被迫遵守這些規則。這場挑戰實質上是對整個貿易框架的挑戰。世貿組織把它描繪為通過經濟交易,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利益。實際上,它只是一個最大限度實現跨國公司利益的貿易集團。通過取消各國制定的關稅壁壘來實現它的目的,僅在限程度上,限制了跨國貿易公司。就世界上大部份公民所認同的價值利益而言,需要的是更強有力的法律條文。世貿組織聲稱,他們制定的準則是世間最好的準則(不用說是可行的),凡是認識到貿易自由化對人的尊嚴、社會公正、以及可持續發展帶來極大損害的人們都不接受這一觀點。世貿組織的原則不是好的原則。已經有千千萬萬大衛,不僅在西雅圖的大街小巷,甚至在倫敦、巴黎和其他地方,以抗議的方式、教育的方式及其他組織運動的形式來抵制這些原則。砍利亞們應該注意到:人民的真正力量正排山倒海,民眾將自己決定運動的方向。
(摘自美國Monthly Review, Jan, 2000,轉載自「國外社會科學文摘」2000年第7期)
分類:資本主義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