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諾姆‧喬姆斯基

〔編者按︰本文是喬姆斯基在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後首次訪問南非時在開普頓大學的演講。〕

應要求我將就學術自由和人類自由的一些問題做個演講，這可以有很多種講法，而我將選擇些簡潔的方法。

沒有機會的自由只能是惡魔的禮物，而拒絕提供這種機會則是犯罪。弱者的命運更能使我們深刻認識到︰我們今天離真正能稱得上是"文明"有多麼遙遠。就在我演講這段時間里，就會有1000名兒童死于可預防的疾病，而兩倍于這個數目的婦女將由于缺少簡易的治療和護理而難產死去，或是留下殘疾。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為戰勝這種災難，而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基本的社會服務，將需要"發展中國家"每年軍費開支的四分之一，也就是約美國軍費開支的百分之十。若是真的想嚴肅地討論有關人類自由的話題的話，那麼，就得以這樣的現實為背景。

人們普遍認為這一深刻的社會危機很快能得以緩解。這種希望是有根據的。過去幾年里，暴政垮台，科技增長前景喜人，種種其他跡象也都昭示著一個更光明的未來。權勢階層的論調中充滿著信心與洋洋得意︰前途已知，且別無他途。其基本主題表達得鏗鏘有力，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獲勝，是民主和自由市場這一套政治經濟原則的勝利。"這些原則是︰"未來的浪潮──在未來，美國既是秩序的維護者，又是學習的榜樣。"我所引用的是《紐約時報》首席政治評論員的話，但大家都耳熟能詳，在世界許多地方都被重復著，甚至連其批評者也將它視為基本屬實而予以接受。這一說法也被闡釋為"克林頓主義"，它宣稱我們的新使命是"鞏固已獲得的’民主和開放市場’的勝利。"但在一定範圍內仍存在不同意見︰一個極端是"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者們"極力主張致力于傳統的慈善使命；另一個極端，"現實主義者們"反駁說我們也許無力推動這場"世界改良"的偉大使命，而且不應只顧服務他人，不顧自我利益。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存在一條通向更美好世界的途徑。

在我看來，現實根本不是這樣。目前的各種公共政策討論和以往汗牛充棟的討論一樣，它們與現實的政策幾乎毫不相關︰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強國，都不是以"世界改良論"為指導。民主在世界範圍內正遭受著攻擊，包括在主要的西方工業化國家；民主這個詞，就其深刻的含義來說，意味著讓人們去管理他們集體的或個人的事務。在某些方面市場也有這個特點。而且對民主的攻擊是和市場有關的。這根植于大公司的權力。大公司內部是極權主義的，公司間的聯系以及公司對國家權力的依賴都在不斷增長，而不對民眾負責。隨著對第三世界進行調整的社會政策在全球的推廣，它們的無窮的權力還在日益增長，而這又給它們帶來巨大的財富和特權。與此同時，正如200年前美國民主的締造者詹姆斯‧麥迪遜所預言的那樣︰"生活在最艱難困苦中的勞動者人數越來越多，他們悄悄地嘆氣，渴望著上帝能給他們帶來更為平等的分配。"這些政策選擇僅在英美兩國社會中有過論證，卻推向了全世界。它們不能歸因于所謂的"自由市場以它的無窮而神秘的智慧所作的決定"，也不能歸因于"‘市場革命’的無情清掃"，"里根式的粗俗個人主義"或者一種"全部由市場決定的’新正統'"。以上引言基本上是左傾的或偏左的人所說的，有些還是有相當批判性的。中間派和右派那里的分析也差不多，但通常是帶著贊美的口氣。然而，現實卻是︰國家干預仍一如既往地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有關政策的基本要點完全幾乎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時下的政策版本，反映了十五年來"資本對勞工的主宰"，這是商業媒體的原話，商業媒體常常坦率地說出具有高度階級意識的商業集團的看法，商業集團搞階級戰爭是很投入的。

如果這些看法是正確的、有根據的，那麼通往一個更公正、更自由的世界的道路，就和由權勢階層所指定的大相徑庭。我並不希望在這里形成這樣的定論，而只是提醒人們，這樣的看法是有根據的，值得仔細考慮。同時也進一步指出︰目前流行的說教之所以能存在下去，就在于努力"將公眾的思想都捏造成一模一樣，正如軍隊將士兵都捏造成一模一樣"，這句話，是借用了羅斯福－肯尼迪傳統自由派人士、德高望重的愛德華‧伯尼斯(Edward Berneys)在他的公共關系業的經典手冊中的名言，他是這一行業的締造者和頭面人物。

伯尼斯說出了他在伍德羅‧威爾遜當總統時的國家宣傳機構即"公眾信息委員會"里工作的真實經驗。他寫道︰"當然了，是戰爭期間宣傳上的令人震驚的成功，才使各行各業中的少數聰明人士大開眼界，使他們注意到有可能將公眾的思想捏造成一個模子。"他的目標，是將他的經驗適用于"聰明的少數人"的需要，主要是商業界領導人，他們的任務是"對大眾的習俗和觀點進行有意識的、巧妙的操縱"。這種"輿論一致的工程"正是"民主過程的精華"，伯尼斯寫這段話是在1949年，不久之後，因為他的貢獻獲得了美國心理學會的頒獎。"控制公眾思想"的重要性，越來越被認識清楚了，因為人民大眾的斗爭成功地擴展了民主的範圍，通常被動的、漠不關心政治的民眾開始組織起來、嘗試著登上政治舞台去追求他們的利益和需求，這時，自由精英們所謂的"民主危機"出現了，安定和秩序也受到了威脅。這正是伯尼斯所解釋的，伴隨著"普選權與全民教育制……最後甚至連資產階級也在普通大眾前發抖。因為大眾想成為國王。"很幸運，這種傾向已經被扭轉了，一些人如願以償，一種"塑造大眾的思想"的新方法發明出來了，並很快付諸實施。

相當引人注意的是，在世界上兩個主要的西方民主國家里，都逐漸認識到︰必須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傳系統的高度成功的經驗運用到政治斗爭的組織中，英國保守黨主席70年前正是這樣提出的，威爾遜派的自由主義者在同一年里也在美國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包括公眾中的知識分子和正在發展中的政治科學這門學科的有名人物。而在西方文明的另一個角落，阿道夫‧希特勒則發誓︰在下一次的宣傳戰中，德國將不會被打敗，同樣也設計了他自己的應用英美宣傳經驗的方式，以便在國內政治戰爭中運用。

與此同時，在商業世界里，謹防著"群眾對政治權力最新覺醒"而使"企業面臨的風險"，還必須"進行一場持久的斗爭來贏得人們的頭腦"，以及"用資本家的故事灌輸給市民們"直到"他們能夠高度保真地重播這些故事"；諸如此類的努力，鋪天蓋地，成效驚人，構成了現代歷史的中心主題。

為了發現那被宣稱為"未來的浪潮"的"政治和民主原則"的真實意義，當然有必要拋開浮夸矯飾的炫耀和公開的聲明，而去調查實際情況和內部文獻記錄。對特別案例的仔細檢查是一條有效的途徑，但這些案例必須仔細選擇，才能得出準確的圖案。這是自然的指導方針。一種合乎情理的途徑是︰采用教條學說的提倡者本人親自選擇的例子，作為他們"最有力的案例"。另一種是調查那些影響力最大而妨礙又最小的記錄，這樣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操作原則的最純粹的方式。如果我們想判斷克里姆林宮的"民主"和"人權"的意義，我們可以不必關注《真理報》上對發生在美國的種族主義或美國支持的代理國的國家恐怖主義的鄭重揭露，更不必考慮這背後動機是否高尚。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狀況。這一點道理很簡單，也同樣適用于"秩序維護者和榜樣"角色。拉丁美洲是明顯的實驗地，尤其在中美加勒比地區。在這里，華盛頓幾乎一個世紀沒有遇到特別的挑戰，所以政策的指導原則，和今日所說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在我們考察這一地區的狀況時，就被清楚地揭露了。

耐人回味的是，這種考察幾乎沒人做過，而如果提出來的話，就會被遣責為極端主義者或者更糟。我把這留給讀者作練習，只是提醒︰有關結果對于我們了解即將成為"未來的浪潮"的"政治和經濟原則"會有很大幫助。

華盛頓所宣稱的"民主的十字軍東征"，在里根年代，以拉丁美洲為首選的地域，以極大的狂熱來推行。結果通常被作為一種演示，表明美國是如何地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中民主運動勝利的鼓動者"，這里引用的是美國自由主義最主要的知識分子雜志的編輯們的話。一位作者散福德‧拉科夫(Sanford Lakoff)特地指出"歷史性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就是潛在的民主化運動的工具。他寫道︰傳統上受美國影響的地區的國家，在經受了"軍事的干預"或是"惡性的內戰"之後，而正朝著民主發展。

讓我們先來更仔細地研究這些最近的個案，一些是自然地受到美國壓倒性影響的個案，還有一些是經常性地被挑選出來以顯示"美國使命"的成就和承諾。

拉科夫提出︰"貫徹民主的主要障礙"，正是那些試圖保護國內市場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阻止外國（主要是美國）公司進一步控制本國社會的人。我們這下明白了︰隨著決策權更多地落入到不負責任的私人暴政手中（而且，主要還是外國的），民主就得到了增進。與此同時，公共領域要進一步地萎縮，因為國家必須"極小化"，以便與勝利了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原則"相一致。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指出︰新教條代表著"偏離開多元的、參與性的政治模式，趨向于權威主義的、技術官僚模式的巨大轉變"，這與二十世紀自由主義和進步思想的一些主要因素是非常符合的，它的另一種變體，即是列寧主義模型，這兩種模型遠比通常人們認識的要接近。仔細思考這些不言而喻的推理，我們可以對民主和市場這些概念在操作上的意義就有了深刻的了解。

拉科夫沒有詳細調查拉丁美洲的"民主的復興"，但他引用了一份對80年代華盛頓"十字軍東征"的作出過貢獻的學術資料。這份資料的作者是托馬斯‧卡羅特斯(Thomas Carothers)，他把"內部知情人士的看法"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他曾參與了里根政府的"民主增進"計劃。卡羅特斯認為華盛頓政府"竭力推進民主"的熱情雖然是真誠的，但卻是個極大的失敗。而且，這個失敗是系統性的︰在南美，民主有真正的進展，對此里根政府一般是反對的，後來，看到這個進展已經不可逆轉了，里根政府就歸功于己。哪里華盛頓的影響力最弱，哪里就向民主方向發展；哪里華盛頓一言九鼎，哪里的民主就止步不前，即使有進步，美國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或是負面的。據此，他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美國總尋求保持"不民主社會中的基本秩序"，並且避免發生"以大眾為基礎的轉變"，"這就不可避免地只是尋求有限度的、自上而下的民主變革，這樣的變革不會威脅傳統的權力結構，這些傳統權力結構和美國是長期的盟友。

最後一段需要注釋，"美國"這個特定名詞一般是指美國國內的權力結構；"國家利益"是指這些集團的利益，它與普通民眾的利益沒有太多的聯系。因此結論是︰華盛頓只要自上而下的民主，而並不想威脅到與美國權力結構結成長期盟友的那些傳統權力結構。這並不是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在歷史上也不是什麼的新鮮事。

為了理解這個事實的意義，我們需要更仔細地考察議會民主的本質。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最典型的個案，這倒不完全是因為它很強大，而是因為它的堅固耐久的民主制度。另外，美國也是人們所能找到的最接近一個"模型"的國家。美國可以"要多好有多好"，湯馬斯‧潘恩在1776年這樣說道︰"她有一張白紙，可以畫任何圖畫。本土社會被近乎連根撥去，也沒有什麼早期歐洲社會結構的余孽。美國的社會契約和社會福利支持很弱的一個原因，就在于那些東西都扎根于前資本主義社會上的制度里。極大程度上，社會政治秩序是被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當我們研究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能構造實驗，但美國是我們所能找到的近乎于"理想案例"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

而且，憲法體系的締造者是一位精明、冷靜的政治思想家－－詹姆斯‧麥迪遜，他的觀點基本都得以實施。在關于憲法的爭論中，麥迪遜指出︰在英格蘭，如果選舉制度"面向所有階層的人，那麼地主的財產將變得很不牢靠。一項農業法將很快取而代之，"把土地分給無土地者。他堅持認為︰他和同僚們所設計的系統必須要防止這種不公正的產生，必須"保證永久國家利益的安全"，即財產所有權。麥迪遜宣稱︰"保護富裕的少數人以防多數人的侵犯是國家的責任。"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政治權力必須掌握在"國民財富"手中，即掌握在那些足夠認同財產權、並對財產權提供安全保護的人手中，而其他人則將被邊緣化、分割化，只能享有有限的公共參與。研究麥迪遜的學者，一致認為︰"美國憲法是一部徹頭徹尾的貴族文件，它設計出來就是為了抑制當時的民主傾向"，將權力交給那些"杰出類"人士，並將"那些非富人、非名門之後、非達官顯要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這些結論，經常被一些人所沖淡，他們認為︰麥迪遜和憲法體系，一般來說，試圖平衡公民權和財產權。但這種理解是誤導的。財富並沒有權利。在理論與實踐中，"財產的權利"意味著人對財產的所有權，特別是物質財產，這一項個人權利必須優先于所有其它的權利，和其他權利都有重大不同，因為︰一個人對財富的所有權是建立在對其他人對該財富的所有權的剝奪之上。闡明事實以後，我們就可以懂得"國家屬誰所有，就該誰統治"這一原則的力量了，這是麥迪遜有影響的同僚約翰‧杰(John Jay)最欣賞的格言之一，杰的傳記作者這樣寫到。

你可以象一些歷史學者們那樣爭辨︰當國土被征服、佔領後，這些原則將隨著本土居民的被驅逐或被消滅而失去作用。不管如何估計那些歲月，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這些立國原則表現出新的更加壓迫性的形式。當麥迪遜講"人的權利"時，他指的是人。但隨著工業經濟的增長和公司形式的企業增加，賦予了這一名詞全新的含義。在一份現行官方文件中，"個人"被廣泛地定義為包括任何個人、分支機構、合作企業、合作團體、協會、不動產機構、信托機構，公司或其它組織（不管是在哪個州的法律下組成的）或任何政府實體，這個定義無疑將震憾麥迪遜和其它先賢們，這些人的思想根植于啟蒙運動和古典自由主義－－這是前資本主義的思想，因而本質上是反資本主義的。

這些在人權和民主概念上的巨變並非首先由立法機關引出的，而是歸功于一些司法審判的結果和知識分子的評論。公司在一開始的時，候被認為是人造實體而沒有權利，現在被賦予了個人所有的一切權利，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它們是"不死的法人"，有著巨大的財富和權勢。而且，它們也不再被州憲章指定為特定目的，而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去扮演任何角色。把超級權利提供給"集體主義的合法實體"的智識上的背景，存在于黑格爾派的學說中，並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提供了基礎︰有機的實體的權利凌架于那些個人之上的觀點。保守的法律學者激烈抨擊這些新的概念，認為它們腐蝕了"權利只能內在于個人"的傳統觀點的根基，同時也腐蝕了市場規律的基礎，但新的專制式的原則被制度化了，並且遵循著它的原則，工資勞動也被合法化了，19世紀大部分時間中，主流的美國思想認為工資勞動比奴隸勞動的好不了多少，這不僅是興起中的勞工運動的看法，也是亞伯拉罕‧林肯這樣的人物的看法，以及共和黨以及體制內的傳播媒介的看法。

這些都是和了解市場民主有重大關系的話題。我再次在這里強調它們。物質上和思想上的結果有助于我們理解︰國外的"民主"反映出我們在國內所尋求的模式︰"自上而下"的控制，大眾處于觀望地位，不參與決策，排斥那些"愚蠢的、愛管閑事的局外人"，這就是主流的現代民主的原理。我剛剛引用過的話，恰恰是瓦爾特‧力普曼(Walten Lippmann)關于民主的論述。他是本世紀最受尊敬的公共知識分子和記者。但總的觀點是標準化的，有著根深蒂固的憲法傳統，盡管憲法已在集體主義的合法實體的新時代被極大地修改了。

再回到美國指引下"民主勝利"這個話題，不論拉科夫還是卡羅特斯都沒有問︰華盛頓是如何維持那些高度不民主的社會的傳統權力結構的。他們的話題並不是使成千上萬的人無家可歸、留下數以千計被折磨死的、被肢解的尸體以及毀滅性災難的恐怖主義戰爭，這些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教會作對的戰爭。當教會采納了"給予窮人優先權"的辦法、試圖幫助受苦受難的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公正與民主權利時，教會就變成了敵人。最有象征意義的是，八十年代的恐怖十年，開端于一位成為"沉默者的代言人"的大主教被謀殺，結束于六位選擇了同一道路的天主教耶穌會會員被暗殺，凶手都是由"民主十字軍東征的勝利者"所武裝和訓練的恐怖主義軍隊之手。我們應注重這樣一個事實，在中美洲持不同政見者的知識分子受到雙重的謀殺︰既被強制保持緘默，又被謀殺，他們的言論，或準確地說，他們的存在，在美國都是鮮為人知的，而不象來自敵國的那些持不同政見者，他們被推崇備至，受到廣泛關注，我想這大概是另一種文化普遍現象吧！

然而這類事情在勝利者所陳述的歷史中是找不到的。拉科夫的研究，在這方面頗具典型性︰唯一能看到的，只是提及"軍事干預"和"內戰"，而是什麼外部因素的干預則根本不提。但是，這些事情將不會被很快忘掉，因為人們試圖更好地領會︰如果一切都按現存的權勢結構照辦的話，"塑造未來的原則"到底是什麼東西。

尤其說明問題的，是拉科夫關于尼加拉瓜的描述，這又是非常典型的︰"民主選舉之後，內戰結束了，一項更艱巨的努力開始了︰建設一個更繁榮、更自治的社會。"而歷史事實卻是︰超級大國一直在攻擊尼加拉瓜，在尼加拉瓜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中，超級大國加強了戰爭攻勢。1984年尼加拉瓜的選舉，是在很多組織和觀察人員的仔細監督之下進行並公認合法的一次選舉，監督這次選舉的組織有︰拉丁美洲學者職業協會、愛爾蘭及英國議會的代表團和其它的組織，其中包括不友好的荷蘭政府的代表－－該政府對里根當局的暴行是相當支持的，還有中美洲民主的首要人物－－哥斯達黎加的何斯‧非古雷斯(Jos Figures)，他也是一位帶著批評態度的觀察家，但他認為︰這次選舉是合法的，何況"這個國家還在遭受著侵略"，他呼吁美國政府允許桑地諾陣線"完成他們以和平方式所開始的工作，他們有資格這樣做。"美國政府強烈反對舉行選舉，並力圖破壞它，因為擔心民主選舉可能干擾美國對尼加拉瓜的恐怖主義戰爭。但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因為教條體系出色地完成了任務︰這個體系十分有效地阻攔住了任何報導，心領神會地遵循了國家宣傳口徑︰"選舉完全是個騙局！"

另一件被忽視的事實是，在尼加拉瓜下一次選舉日期來臨時，美國清楚地表明︰除非選舉結果符合自己的要求，否則尼加拉瓜人民將繼續是非法經濟戰和"非法使用武力"的對象，美國的這些作法早已遭到國際法庭的遣責，並被要求停止，當然這是徒勞的。這次尼加拉瓜選舉的結果是美國可以接受的，美國輿論于是爆發出興奮的歡呼，這告訴我們很多東西。《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中，安東尼‧劉易斯(Anthony Lewis)，算是在獨立性、批評性上走得最遠的，連他都說︰他對華盛頓"民主與和平的實驗表示崇拜傾倒"，並且表明"我們生活在一個浪漫的年代"。但實驗手法並不是什麼秘密。因此《時代》雜志，雖然也加入到慶祝"民主在尼加拉瓜的迸發"的歡呼聲中，卻坦率地承認︰"毀滅其經濟、與其進行長期的、血腥的代理戰爭，直到當地人民被耗盡、對政府感到厭倦，自己起來推翻它，"該雜志接著說，這對于我們來說代價是"微不足道"的，而使受害的國家留下一片"斷垣殘壁、停水斷電和田園荒蕪"，還給華盛頓的政客提供了一個"能贏的話題"，結束了"尼加拉瓜人民的貧困"，更不用說停止了恐怖活動，這一條還是不提為妙。對尼加拉瓜人來說，戰爭的代價很難被稱作"微不足道"，卡羅特斯提到︰戰爭中死亡人數如以人均來看，大大地超過了美國南北戰爭和二十世紀所有戰爭中美國人損失傷亡的總和"。這是"美國公平競爭原則的勝利"－－《紐約時報》的頭版頭條這樣歡呼雀躍著說，它使美國人"感到舉國快樂"，就象阿爾巴尼亞和北朝鮮式的"舉國歡樂"那樣。

這個"浪漫的年代"的手法，以及開明人士圈子對此的反應，讓我們更加了解"勝利了的民主原則"。它們還有助于解釋︰為什麼在尼加拉瓜"重建繁榮和自治的社會"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不錯，這項工作正在進行中，而且對于擁有特權的少數人來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與此同時，人口的大多數所面對的是經濟和社會的災難，這一切都是依附于西方的國家中所常見的。請注意，恰恰就是這個案例，使編輯們拍手稱慶，歡呼"在我們這個時代民主勝利令人鼓舞"，加入了熱情的大合唱。

我們更好地理解了這個勝利者的法則︰同一批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敦促︰華盛頓的戰爭必須是冷酷無情的，無論多少人頭落地，也要給"拉丁式的法西斯分子"以軍事支持，因為"美國的首要關注是高于薩爾瓦多人權的"。編輯邁克爾‧金斯萊(Michael Kinsley)這個在主流評論和電視辯論中代表"左派"的家伙，煞費苦心地告誡說，要反對那些針對華盛頓攻擊非軍事性的平民目標政策的輕率批評。他承認，這種國際恐怖主義行為"引起了極大的平民傷亡"，但他也認為，如果"成本收益分析"表明，"投入了大量的血肉與苦難"能產出"民主"的話，那麼國際恐怖主義"將是完全合法的"，而"民主"則要由這個世界的統治者來定義。開明的觀點認為，恐怖本身並無內在價值，它必須滿足實用的標準。金斯萊後來評論說，所希望的結果已經達到︰"讓尼加拉瓜人民窮困潦倒，恰恰是這場反政府戰爭和同時進行的經濟禁運、否決國際發展貸款的目標"，戰爭連同這一系列措施"把經濟摧毀，引發經濟災難，而這可能就是獲勝的反對派手中最好的競選話題"，但他話題一轉，加入到歡呼1990年"自由大選"的"民主的勝利"的聲浪中去了。

美國的僕從國也享有類似的特權。在評論以色列攻擊黎巴嫩的行動時，15年前曾生動地報導過以色列第一次大舉入侵活動的《波士頓環球報》的國外新聞編輯格林威(H. D. S. Greenway)這樣評論說︰"如果炮轟黎巴嫩的村莊，即使是以生命為代價，把平民難民向北驅趕能夠鞏固以色列邊境安全，削弱阿拉伯人聖戰派游擊隊，並促進和平進程的話，我將會象很多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樣說，這樣做下去吧。但歷史並不偏愛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冒險行動，這些行動沒解決丁點兒問題卻引發了更多的矛盾。"以這種實用的標準看，對于平民的屠戮，對成千上萬難民的驅趕及對黎巴嫩南部地區的蹂躪，仍然很難為之辯護。

我想，在這里〔指南非－－譯注〕，從不遠的過去找出一個類似的案例是不難的。

記住，我所一直引用的有關言論，都屬于體制內所允許的範圍內的"忠實反對派"的意見，也就是所謂的"左派"。這就更說明問題，讓我們更加了解優勝者的原則，及其賴以存在其中的主流思想文化。

同樣說明問題的是︰里根政府時不時指控尼加拉瓜計劃從甦聯進口噴氣式截擊機（美國已強迫它的盟國拒售飛機給尼加拉瓜）。鷹派要求立即轟炸尼加拉瓜。鴿派則認為，應該先查清這項指控，如果屬實，那美國將不得不轟炸尼加拉瓜，頭腦清醒的人明白尼加拉瓜為什麼想要噴氣式截擊機︰為了保護尼加拉瓜的領土不受中央情報局高空偵察的侵犯。中央情報局給在尼的美國傀儡軍隊提供補給，並向他們提供最新情報，以便他們能按照指令，對沒有防衛能力的"軟目標"發動襲擊。這個不說出的前提是︰任何國家都沒有保護平民不受美國攻擊的權利。這個原則雖然受到了挑戰，卻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看看我們能否在別處找到它的"副本"，那將很說明問題。

美國進行恐怖主義戰爭的借口是自衛，這是官方的標準辯護，可以為任何窮凶極惡的行為、甚至納粹大屠殺那樣的行為來辯解。事實上，里根就發現"尼加拉瓜政府的政策與行為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構成了非同尋常的極大威脅"，因此于1985年5月2日宣布"處理威脅的國家緊急狀態"，這些話竟未遭到嘲笑。其它人們的反應就有所不同。在1961年，為了回復肯尼迪關于組織聯合行動打擊古巴作法，一位墨西哥外交官是這樣解釋的︰他說墨西哥不能參加，"因為如果我們公開宣布古巴對我國安全構成威脅的話，四千萬墨西哥人民都會笑死的"。西方國家更英明的觀點，則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這等嚴重大事不苟言笑。以同樣的邏輯，甦聯擁有足夠的理由去襲擊丹麥，因為它對甦聯的威脅要嚴重得多，如果波蘭和匈牙利尋求獨立時，就更有理由進攻它們。這樣的借口，居然被一再地拿出來，這件事本身就是對征服者的思想文化的一個有趣注解，也暗示著︰在未來有什麼樣的東西等著我們。

古巴事件清楚地說明了冷戰借口的實質，也說明了真正的操作原則的實質。在過去的幾星期中，這一切又再次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華盛頓拒絕接受世界貿易組織關于歐盟反對美國禁運的裁決。美國的這項禁運是空前嚴厲的，它已被美洲國家組織譴責為對國際法的侵犯，聯合國也多次近于全票通過加以譴責；而且近來這項嚴厲制裁擴展到了不服從美國命令的第三方，這再次侵犯了國際法和貿易協定。如《新聞記錄》所報導的，克林頓政府的官方反應是︰"歐洲所反對的，是美國三十年來一貫的對古巴政策，該政策一直上溯到肯尼迪政府時期。美國對古巴政策的"全部目標都在于促使哈瓦那政府下台"。克林頓政府還表明，世界貿易組織"完全沒權利插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並且無法"強迫它更改美國自己的法律"。

就在同一時刻，華盛頓和媒體都不約而同地盛贊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間通訊協議的達成，並認為"它將成為對外政策的新工具"，可使用它來強迫別國根據華盛頓的要求來改變別國的法律及其行為，恰恰是把這些國家的通訊系統交給主要是美國的幾家大集團公司，這是對民主的又一次嚴重打擊。但世界貿易組織無權迫使美國更改法律，就像國際法庭無權迫使美國結束美國的國際怖主義和非法貿易戰一樣。自由貿易和國際法就跟民主差不多︰是個好想法，但行得通行不通，要看結果是否對美國有利，而不是看過程是否公平。

美國對待世界貿易組織裁決的推理，可使人聯想到美國拒絕國際法庭關于尼加拉瓜指控的裁決的官方理由。在這兩個事例中，美國拒絕了裁決，其理由無非是︰判決將不利于美國。于是，以簡單邏輯來看，世貿組織和世界法庭兩者都是不適用的機構。美國國務院的法律顧問解釋說，在40年代當世界法庭的判決為美國所接受的時候，聯合國中大多數成員，"都是美國的盟友，並同意美國對世界秩序的看法"。但現在有很多成員國，指望不上它們對聯合國憲章的認識，和我們保持一致的觀點，"這些國家構成大多數，它們在重要的國際問題上經常反對美國"。既然不能保證美國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美國現在就必須"把權力收回，而根據具體案例來決定國際法庭是否對我們有裁決的權力。"美國堅持這樣的原則︰"美國不接受任何實質上涉及美國國內司法判決的強制性裁決，是否涉及，要由美國來決定"，而這里所謂的"美國國內事務"，當時是指美國攻擊尼加拉瓜。

和知識分子的一般意見一樣，媒體也認為，如果世界法庭的判決不利于美國，那麼該法庭本身就喪失信譽了。該裁決的關鍵性部分從未在美國報導，其中包括︰美國對反政府方面的援助屬軍事援助而非"人道主義"援助。在美國各種各樣的權威言論中，卻從來是"人道主義"援助，一直到最後，華盛頓的恐怖主義戰爭、貿易戰和顛覆性外交，給我們帶來了"美國公平競爭原則的勝利"。

回到世界貿易組織的案例，我們不必糾纏于這樣的觀點，即︰美國的生死存亡取決于能否扼殺古巴的經濟。更有意思的是這樣一種理論︰美國有權顛覆它國政府，在這個案例中，美國的手段是侵略、長期的大規模恐怖行為、經濟扼殺，因此，國際法和貿易協定是與之毫不相干的。優勝者的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則再一次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克林頓政府的宣言未受任何挑戰便通過了，盡管在局部細節上遭到了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批評。施萊辛格寫到︰"該宣言涉及肯尼迪當局的古巴政策，但是，克林頓政府錯誤地理解了肯尼迪政策。"主要的擔心是︰古巴是"西半球的搗亂者"以及"與甦聯的關系"，他這麼解釋道。但這些目前已成為過去，所以克林頓政策是過時的，除此之外，倒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施萊辛格讓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

施萊辛格沒有解釋"西半球搗亂者"以及"與甦聯的關系"這兩個短語的意思，但他在一個秘密的場合曾解釋過。在1961年早些時候，施萊辛格出使拉丁美洲結束後，在向即將就職的肯尼迪總統的報告中，仔細講述了卡斯特羅的"搗亂"，也即是克林頓政府所說的古巴在努力"破壞拉丁美洲部份地區的穩定"︰"卡斯特羅的思想在擴散，他主張人們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一個嚴重問題，施萊辛格補充道。"〔在拉美〕土地以及其他形式國民財富極大部分是分配在有產階級手中，……窮人和被剝奪了正當權利的人們，受到了古巴革命的鼓舞，現在正在要求能夠過上象樣的生活"。施萊辛格也解釋了"與甦聯的關系"的威脅︰"與此同時，甦聯側立在旁邊，源源不斷地提供著大量的發展貸款，並以自己為樣板，顯示如何經過一代人的努力就達到現代化。"在華盛頓和倫敦那里，"與甦聯的關系"被作著類似但更廣泛的理解，這從八十年前冷戰發源時就開始了。

了解了這些（秘密的）關于卡斯特羅"破壞安定"、"西半球的搗亂者"以及"與甦聯的關系"的解釋後，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冷戰的實際情況，這是另一個重要的話題，我也不得不放過不講。毫不奇怪，盡管冷戰已經漸漸在記憶中淡化，冷戰的基本政策仍一如既往。正如同︰早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同樣的政策就已經在執行了︰對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殘忍而毀滅性的侵略，只不過是打著"威爾遜理想主義"的旗幟下的"全球改良論"的例證之一。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早在肯尼迪政府以前，就制定了推翻古巴政府的方針。卡斯特羅在1959年1月份奪取了政權。到了6月份，艾森豪威爾政府決定必須推翻卡斯特羅政府。來自美國基地的恐怖分子的襲擊很快就開始了。1960年3月秘密作出正式的決定︰推翻卡斯特羅政府，要建立一個"更忠誠地服務于古巴人民真正利益和美國政府更易于接受的政府。"並附加說明，執行這一決定時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即抹去美國干預的任何表面跡象。這是因為預料到拉美即將會有所反應，以及減輕教條的宣傳人員在美國國內的負擔。那時，和施萊辛格的看法相反，所謂的"與甦聯的關系"及"西半球的搗亂者"還根本沒有。中央情報局估計卡斯特羅具有廣泛的民眾支持（今天的克林頓政府也有相似的證據）。肯尼迪政府也認識到，美國的做法違背了國際法、聯合國憲章及美洲國家組織憲章，但這樣的問題未經討論就被抹掉了。這是解密後的紀錄所披露的。

讓我們轉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按照拉科夫的說法，這個"歷史性"的協議將有助于墨西哥國內美國式民主的發展。仔細考察一番又是富于啟發性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連沖帶擠勉強通過國會的，普通公眾強烈反對，但是它得到了來自商界和傳播媒體的壓倒一切的支持。媒體上充滿了興高采烈的承諾，保證對所有的人都帶來好處，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和掌握著最先進的估算模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也充滿信心地作這種預測，盡管先進模型對美國－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的預測剛剛慘敗，完全沒預測到協定的惡性後果，但現在非讓人們相信這次預測不可。完全受壓制的是技術評估辦公室（國會研究機構）的一份詳細的分析，它得出結論︰計劃中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將對北美的絕大多數民眾有害，並提議對其進行修改，這樣可使協定的受惠範圍比投資和金融的小圈子有所擴大。更為說明問題的是另一份同樣被壓制了的、反映美國勞動運動官方立場的分析報告，給出了相似的分析。與此同時，勞工受到苛刻的指責，被說成是"帶著倒退落後、蒙昧的看法"、"使用粗俗的威脅手法"、"害怕變化、害怕外國人"。我這次仍然是僅從有關言論的極左端取例分析，剛才所引用的話是安東尼‧劉易斯的。很容易說明，這些指控是不成立的，但這些言論是這場令人激動的民主的運作中唯一可以被公眾所听到的。進一步的細節更為有啟發，這在當時的反對意見派的文獻里有所記錄，但沒有為公眾所知，也不可能進入到官方批準的歷史中去。

到今天，隨著事實本身的到來，關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神奇作用的童話已經被靜悄悄地收藏起來。再也沒有人听到種種動听的許諾，比如，出現成百上千的新工作，或者其他什麼巨大的利益等著這三個國家的人民。取而代之的是"特別溫和的經濟觀點"－－"專家的觀點"－－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會帶來什麼顯著的影響。《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政府官員們感到受挫了，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去說服選民們︰威脅並不會傷及他們"，那些工作機會的喪失"比羅斯‧佩羅(Ross Perot)所預計的要少"等等，佩羅之所以被允許進入主流的討論，是因為他的看法經常過于極端，從而很容易遭到嘲笑（而OTA、勞工運動、不遵循黨派路線的經濟學家還有持反對觀點的分析家們就不被允許進入主流討論）。"靠講出真相來和批評家們論理是非常困難的－－真相是︰貿易協定實際上並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一位政府官員沮喪地說。被忘掉的是︰當威風顯赫的民主實驗全力向前發展的時候，真相將是什麼樣子。

當專家們已經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貶低為"沒有顯著的影響"，把原先"專家的觀點"打入了記憶的冷宮的時候，如果"國家利益"能擴大為包括普通民眾，一個沒有那麼"特別溫和的經濟觀點"就會進入輿論焦點。1997年2月，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作證時，聯邦儲備主席格林斯潘對"可持續的經濟擴張"持非常樂觀的態度，因為工作安全感下降，導致工資增長受到了不同尋常的限制－－看起來，這是一個公平社會的必需品。1997年2月總統的經濟報告，對政府所取得的成就甚為驕傲。報告以"勞動力市場制度和行為的變化"這種拐彎抹角的描述，作為"顯著的工資限制"的因素之一。正是工資限制支撐了經濟的健康運行。

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勞動秘書處的一份題為《關于突然關閉工廠對三國工人結社自由權利和有權組織工會原則的影響》的研究報告中，說明了那些"良性"變化的原因之一。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規則，這份調查是由于電信工人控告斯普林特(Sprint)公司非法使用勞工而引起的。美國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支持了這項控告，它在拖了幾年後對斯普林特公司處以了輕微的處罰，這是其標準的作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這份調查，由康乃爾大學勞動經濟學家布朗芬布列納(Kate Bronfenbrenner)執筆，已經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獲準發表，但克林頓政府還不準發表。報告揭示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罷工的顯著影響。由于雇主威脅要將生產轉移到國外，大約一半工會組織活動都被瓦解。例如︰在有工人組織活動的一家工廠前，掛著"可移往墨西哥的工作"的牌子。這種威脅並非空穴來風，如果工會組織運動成功，雇主們就全部或部分關閉工廠，這個比率是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前的三倍（現在大約15%），一些流動性較大的企業（如制造業、建築業）關廠的威脅甚至更高兩倍。

調查中論及的這些活動都是非法的，但是，卻只被人們當成一個技術細節，和那些美國因拒絕接受裁決而違反國際法和貿易協議的事情作同等看待。里根政府使那些工商界人士明白，他們非法的反工會活動將不會受到國家的阻礙，因為國家自己就是犯法的，里根的後繼者也持同樣的立場。從那時起，毀滅工會的行動發生了很大效果－－或者客氣點說，帶來"顯著的工資限制"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和行為的變化"，給一個落後的世界提供了自己引以為榮的經濟模式，而這個落後的世界還沒有領悟到︰優勝者的原則引導的是自由和公正之路。

主流輿論之外關于北美自由貿易區目標的報道，現在也被主流悄悄地承認了，即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真正目標是把墨西哥鎖定在帶來"經濟奇跡"的改革之中。"經濟奇跡"的技術含義是︰給美國投資者和墨西哥富人的帶來的"奇跡"，而人民卻陷入災難。《新聞周刊》的記者馬克‧列文森(Marc Levinson)高傲地宣稱，克林頓政府"忘記了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促進貿易，而是為了鞏固墨西哥的經濟改革"。但他沒能指出，為保證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的通過，與此相反的輿論曾大行其道。當時批評者指出，這個"根本目的"，在思想的自由市場上被其主人有效地排斥了。也許有一天其中的原因也會被承認。據希望，"把墨西哥鎖入有關改革"可以避免1990年9月在華盛頓召開的拉美戰略發展會議上所偵測到的危險。該會議結論認為︰我們同和殘忍的墨西哥獨裁政府的保持良好關系沒問題，但有一個潛在問題︰如果墨西哥發生"民主開放"，使得一個趨于在經濟上和民族主義立場上對美國提出挑戰的政府掌權，那麼美墨特殊關系就會受到考驗了。現在，既然墨西哥已被條約"鎖定在改革中"，這就不再是一個嚴重問題了。美國可以隨意無視條約的義務，但墨西哥卻不行。

簡言之，正象我們的例子所說明的，在國內和國外，民主才是對美國真正的威脅。民主是被允許的，甚至是受歡迎的，但這又是從結果而不是從過程來判斷的民主。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就被當作是一個有效地減少民主的威脅的工具。在我們國內，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在成功地顛覆民主程序後得到貫徹，在墨西哥，則是依靠武力進行貫徹，同樣是無視民眾的抗議。現在的結果表現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機制，它將美國式的民主帶給受到冊封的墨西哥人。一個了解事實的人是會無可奈何同意這樣的看法的。

我們舉出的以上民主勝利的例子，也全都是典型的、饒有興味的、說明問題的，盡管不是按照原來設想的方式。

市場從來都是一個人為構成的社會機制，它被當前的社會政策精心雕琢成特定形式，來限制民主的運作，正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及其它未來的各種機制所起的作用。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富人的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正在策劃著的多邊貿易協定(MAI)，以及世界貿易組織正在策劃的類似協定(MIA)。顯而易見，他們希望協定在公眾不知道的時候通過，正象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最初意圖一樣。但這個目標沒有完全實現，雖然"信息系統"設法不讓人知道有關基本事實。如果該草案所廓定的計劃得以實行，整個世界就會被"鎖定"在條約中,使那些跨國公司有更強大的武器去限制民主政治的活動範圍，從而使擁有強大市場干預能力的私人暴政掌握政策的制定。但由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和馬來西亞，它們不想成為大的外國公司的附庸－－的強烈抗議，這種圖謀在世界貿易組織中被阻止。而經合組織的版本可能運氣更好，它想送給世界一個既成事實，其後果可想而知。迄今為止，所有這些都是在高度秘密狀態下進行的。

伴隨著克林頓原則的公布，是一個非常好的例證，來圖解優勝者的原則︰美國政府在海地的所作所為。既然它被認為是另一個最有力的案例，我們去看一下還是十分值得的。

的確，海地的民選總統是被允許回去了。但這是在海地的民間團體遭受了武裝勢力制造的恐怖統治達三年之久後才發生的，這些武裝勢力與華盛頓有著緊密的聯系。克林頓政府仍然拒絕將美軍沒收的16萬頁的有關海地政府的國家恐怖主義活動的文獻資料交還海地，據"人權觀察"說法，是為了"避免尷尬地暴露"美國政府在政變政府中的插手。同樣必要的是，讓阿里斯蒂上"民主和資本主義的短期培訓班"，這是阿里斯蒂在華盛頓的主要支持者們描述如何馴化這個盡搗亂的神父的過程時所說的。

這種作法並不罕見，如果考慮向形式民主痛苦轉型，這種作法就會派上用場。

作為阿里斯蒂回到海地的條件，他被迫接受了一項指導海地政府政策的經濟方案。這一方案是為了滿足"市民社會，尤其是私營部門（本國的以及外國的）"的要求。在這里，被列為海地市民社會核心的，是美國投資者，和那些支持軍事政變的海地富人，而不是海地的農民及貧民窟的居民，這些農民和貧民曾組織了如此地生動活潑的市民社會,以致于他們能夠抗拒壓倒之勢的力量而選舉出自己的總統。這立即引起美國政府的敵意，並設法去推翻海地第一個民主政權。

海地"無知且好管閑事的局外人"〔海地政變軍人對當選的阿里斯蒂的誣蔑－－譯注〕的不軌行為最後被以暴力加以制止了，美國直接參與了這次暴力，而不僅僅是通過它與海地國內當權的恐怖勢力的接觸。雖然美洲國家組織宣布了對海地的貿易禁令，但布什和克林頓政府從一開始就破壞該禁令，他們違背該國際制裁把美國公司排除在禁令之外,並且暗中授權的士古石油公司為政變政權及其富人支持者供應石油。這一關鍵事實在美國軍隊登陸"恢復民主"的前一天被披露出來，但公眾對此尚無所知，這件事是不太會進入歷史記錄的。

現在民主已經恢復了，海地新政府卻被迫放棄了令華盛頓反感的民主與改革計劃，而執行1990年選舉中僅獲14%選票的華盛頓的候選人的政策。這一典型事例使我們更進一步了解了"民主與開放市場"勝利的真正含義。

海地人似乎學乖了，盡管西方教條的經營者們更希望是另外的一種樣子。據媒體報道，在1997年4月份海地議會選舉中，只有"令人沮喪的百分之五"的選民參與投票選舉。這于是凸現出了"海地辜負了美國的希望嗎"的問題。我們作出了那麼多犧牲，給他們帶去民主,可他們卻根本不領情，他們也根本不配。因此，人們能夠明白，為什麼"現實主義者"極力要求我們與所謂的"全球改良論"運動離得遠遠的。

類似的態度遍及整個半球。民意測驗表明︰在中美洲，人們對政治感到"厭煩"、"不信任"和"無所謂"的比例大大超出了"信任"和"熱心"，因為冷漠的公眾"覺得自己是其民主制度中的看客"，對前途普遍悲觀。由歐盟資助的首次拉丁美洲民意測驗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其巴西協調員稱︰"這次考察中最令人警醒的消息是，人們普遍認為只有社會精英從民主轉型中獲得了好處。"拉美學者觀察到當前的民主化浪潮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並駕齊驅，而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非常有害的，它導致了對正式民主程序的嘲諷態度。類似的轉型在世界上最富國家的實行也有著相似的影響。經過15年的國內結構調整，到90年代初期，80%以上的美國人逐漸認為︰民主制度不過是一個騙局，金錢的勢力過分強大，經濟"根本上是不平等"的。這是在金錢統治下精心設計的"市場民主"的自然結果。

這是自然的，也非意外的。新自由主義已經有幾個世紀的歷史了，人們對它的效果不可能不熟悉。著名經濟史學家保羅‧白羅奇(Paul Bairoch)指出︰"毫無疑問，19世紀第三世界被迫實行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其工業化遲緩甚至非工業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歐洲和那些成功地遠離歐洲控制的地區卻因對這些原則的激烈背叛而獲得了發展。"施萊辛格關于肯尼迪的拉美使命的秘密報告，說的是更近期的事，它很真實地批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惡劣影響"，當時該組織正在追隨50年代版本的"華盛頓共識"（結構調整與新自由主義）。盡管有多麼信心十足的浮夸，對經濟發展卻沒有太多的理解。然而，歷史的教訓看起來應該是清楚的和不難理解的。

讓我們回到這個盛行的信條，即"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是民主和自由市場的勝利。就民主而言，這個信條是部分正確的，雖然我們不得不明確所謂"民主"就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以"保護少數富人而反對大多數人"。什麼是自由市場呢？同樣，我們發現現實與信條相去甚遠，正如一些事例已經說明了的那樣。

讓我們再來考察一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情況，它是一個旨在束縛墨西哥使它遵守一項保護投資者不受"民主開放"威脅的經濟規則的協議。協議的條款告訴了我們更多關于正在取得勝利的經濟規則。這根本不是什麼"自由貿易協議"，而是用以阻礙東亞和歐洲競爭者的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而且，它與其他全球協議一樣，都有諸如嚴格的"知識產權"限制的反市場原則。這些原則，富裕社會在它們的發展時期從未接受過，而現在卻致力于用它們來保護其國內公司︰例如去摧毀貧困國家的制藥工業，以及附帶地阻止技術發明創新（比如對已取得專利權的產品進行的生產工序改進與提高）。進步同市場一樣，不再是他們迫切需要的東西，除非能夠給有權有勢者帶來利益好處。

也有關于"貿易"性質的問題。據報道，美國與墨西哥的貿易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內部交易，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來上升了大約15%。例如十多年前，絕大多數在墨西哥北部的美國公司雇佣很少的工人，與墨西哥經濟幾乎無任何聯系。這些公司生產1/3以上的美國汽車制造業所需的發動機部件和3/4的其它主要部件。在實施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1994年墨西哥經濟崩潰中，只是最富的人和美國投資者幸免于難（由于受到美國政府經濟緊急援助的保護），它使美國與墨西哥貿易在這次新的危機中得到增長，而使大多數墨西哥人的處境更加悲慘。據商業媒體報道︰"墨西哥成了一個工業品廉價（即比原來更廉價）原料產地，工人的工資只相當于美國工人的1/10。"據一些專家認為，10年前美國的世界貿易中有一半是這種中央管理的交換，其它工業國家也是如此，不過對這種對公眾並不負很大責任的機構，我們的結論總不是很肯定的。一些經濟學家很有道理地把世界體制描述成是一種與自由貿易理想相去甚遠的"大公司的重商主義"。經合組織含蓄地表達了與之相似的觀點，該組織認為︰"是公司之間及政府之間的寡頭競爭與戰略性相互作用在控制著當今世界的競爭優勢和高科技工業的國際勞動分工，而不是市場的無形之手的力量。"

甚至連美國國內經濟的基本結構都違背了人們為之歡呼的新自由主義原則。美國商業史方面權威著作的主要主題是"現代企業在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方面代替了市場機制"。公司內部進行大量的交換，這是對市場原則的又一重大偏離。當然，還有很多偏離之處。例如，考察一下亞當‧斯密的一個原則的命運︰人的自由遷徙（比如跨越邊界）是自由貿易的必要因素。當我們再來來看這個與強有力的政府結成戰略同盟並得到政府關鍵性支持的跨國公司世界時，信條與現實之間的鴻溝是如此巨大。

自由市場理論以兩種面目出現︰一種是官方的信條，另一種是我們可以稱之為"現實存在的自由市場信條"︰盡管市場原則是好的，但我需要的是國家保姆保護。官方的信條是強加給無依無靠者的，而"現實存在的信條"才是有權有勢者所采納的，自英國崛起為歐洲最大的財政、軍事國和發展主義國家後，就是如此。隨著稅收急劇增加，和高效的公共管理，英國政府成為"經濟活動中及其全球擴張中最大的單個行為體"，英國樹立的這個榜樣一直被其他工業國所效仿，美國當然是從頭就效仿這個榜樣的。

英國確實最後轉向了全球自由主義－－但那是在1846年，150年的保護主義、暴力和國家強權，已經使英國的競爭力遠遠超過其他競爭者。即使如此，這種轉向自由市場的程度也是有相當大保留的。英國40%的紡織品繼續運往其殖民地印度。英國的出口大體上都是如此。英國的鋼鐵因美國征收重稅而無法進入美國市場，這使美國能夠發展本國的鋼鐵業。而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市場對英國是暢通無阻的。所以，英國的鋼鐵業一直佔領著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市場，後來因其價格過高而被擠出國際市場之後仍然如此。印度是個很有說明力的事例。18世紀末，印度的產鐵量是歐洲所有國家的總和。1820年，英國的工程師們都忙于研究印度先進的鋼鐵生產技術，"以期縮小英國在技術上的差距"。當鐵路業開始繁榮後，印度的港市孟買以極具競爭力的生產水平制造火車頭。但是，"現實存在的自由市場信條"摧毀了印度工業的這些部門，正如它摧毀了當時同樣居于先進水平的印度紡織業、造船業及其它工業一樣。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和日本，它們擺脫了歐洲的控制，並且采取了與英國一樣的市場干預模式。

當日本的競爭力變得太強而使英國無法控制時，英國干脆結束了比賽︰大英帝國有效地向日本關閉了市場。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背景的一部分。而就在此時，印度的制造商請求保護－－為了對付英國，而不是日本。但印度在現實存在的自由市場信條之下決無此榮幸。

20世紀30年代，英國政府拋棄了其有限的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對國內經濟也開始更直接的干預。在幾年之內，英國機床的產量增加了五倍，同時化學、鋼鐵、航空航天和一批新興產業也出現繁榮。哈頓(Will Hutton)稱之為"一場無聲無息的新的工業革命浪潮"。由國家控制的工業使英國在戰爭期間的工業產量超過了德國，甚至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而當時美國也正經歷著巨大的經濟擴張，由大公司財團的經理接管了國家協調的戰時經濟。

在英國轉向全球自由主義形態一個世紀之後，美國也步其後塵。在實行了150年的保護主義和暴力之後，美國成為了當今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和從前的英國一樣，美國也開始覺察到"公平比賽場"的好處，因為通過它可以很有把握地擠垮其他競爭對手。但是如同英國一樣，美國的自由競爭也是有關鍵性的保留的。

一個事例即是華盛頓利用其強權阻止其它地區和國家的獨立發展，正如當年英國的做法一樣。在拉美、埃及、南亞和其它地區，發展只能是對美國的"補充"，而不是"競爭"。同時，貿易上也有大規模的干預。例如，將馬歇爾援助計劃與購買美國的農產品聯系起來。這就是為什麼到1950年美國谷物的世界貿易份額由戰前的不足10%上升到50%以上，而同期阿根廷的農產品出口卻減少了2/3的部分原因。在阻止其他國家和地區獨立發展的許多措施中，包括美國的"糧食換和平"援助計劃，也是一方面想給美國農業貿易和航運業以補助，另一方面想以低價與外國生產者爭奪市場。哥倫比亞的小麥生產就是被這種方法徹底摧垮了，這是導致毒品業興起的因素之一，最近幾年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整個安第斯山地區的毒品業加速發展。由于克林頓政府強加限額，肯尼亞的紡織業在1994年垮掉了，那條曾經為每個工業化國家所走過的發展之路被堵上了。然而，"非洲的改革家們"仍被警告，他們必須在改善商業運行條件和保證"自由市場改革"的"貿易與投資政策"方面取得更大進展，以滿足西方投資者的要求。1996年12月，華盛頓違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條款（雖然從技術上講並沒有違反，因為這只是一個純粹的權力表演，而不需要通過正式關稅），禁止墨西哥的西紅柿出口，其理由是美國西紅柿的價格"由于墨西哥的競爭而被故意壓低了"和美國消費者偏愛墨西哥的西紅柿。這致使墨西哥生產者每年損失近十億美元，而美國官方卻把這筆錢讓佛羅里達的生產商賺了。這也就是說，自由市場規則運作正常，但結果是倒錯的。

這僅是一些零星事例。

一個很明顯的事例是海地，和孟加拉並列，它是世界上最富饒的殖民者爭逐之地，也是法國財富相當大一部分的來源地。海地自80年前威爾遜的海軍陸戰隊入侵以來，差不多一直在美國的控制之下。如今這個國家遭受如此劫難，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它可能成為一個無法生活的地方。1981年，美國國際開發署－世界銀行的一項發展戰略開始啟動。這個戰略依靠生產零部件的裝配工廠和農業企業〔agribusiness, 通常由西方國家投資的出口導向的、產銷一體化的商業化農業生產－－譯注〕出口，要把土地從為本地消費而產糧變為其他用途。美國國際開發署預言︰海地將有一個歷史性的轉變，變得與美國的市場相互依存程度更深，並將成為"加勒比海的台灣"。世界銀行也同意這種說法，它開出了通常的"擴大私人企業和使社會目標最低化"的藥方，因而導致了不平等、貧困的上升和健康、教育水平的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因為這很有意義），這些標準藥方是與需要減少不平等和貧困現象、提高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教誨同時授予這個國家的。同時世界銀行的技術研究承認，一定的平等和較高的健康教育水平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就海地的情況而言，其結果也沒有什麼不同︰美國制造商和海地的超級富翁獲得利潤，而海地工人的工資在80年代卻減少了56%。簡而言之，這就是"一個經濟奇跡"！海地現在仍是海地，它並沒有成為台灣，台灣走的是一條根本不同的路子，那些顧問們一定知道這一點的。

正是海地第一個民選政府試圖緩解正在不斷蔓延的災難的努力激起了華盛頓的仇恨，並引發了後來發生的軍事政變和恐怖活動。隨著"民主的恢復"，美國國際開發署臨時扣壓援助，以確保海地的水泥廠和面粉廠為了海地富人和外國投資者的利益而實現私有化，（在民主恢復後的秩序里，海地的富人和外國投資者是海地的"市民社會"），同時停止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開支。農業企業獲得了充足的資金，但農民的農業和手工業－－這些是海地絕大多數人的收入來源－－卻沒有獲得任何資金。外國人在海地開設的裝配工廠可以受益于廉價的電力，這是慷慨的監護人所補貼的。而他們所雇佣的工人（大部分是婦女），卻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下工作，賺取還不夠維持生計所需的收入。但是對于海地的貧民－－普通大眾而言，他們在用電、燃料、水或食品等方面卻得不到補貼，這些是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法規所禁止的，因為它們屬于"價格控制"而違反了原則。在"改革"措施實施之前，當地大米的生產作為國內經濟的重要一環，完全可以滿足整個國內的需求。而在實行單方面的"自由化"之後，目前僅能滿足國內需求的50%。這對海地經濟的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一個關鍵是，這種"自由化"是單方面的。按照經濟科學無情的原則，海地必須進行"改革"，消除關稅壁壘，然而不知是靠什麼邏輯上的奇跡，美國在海地的農業企業卻得以幸免，這些農業企業繼續接受巨大的政府補貼。到1987年，來自里根政府的補貼已增加到種植業者總收入的40%。不難理解，我們可以料到的自然而然的結果就是︰美國國際開發署1995年的一份報告評論說，華盛頓當局的"出口驅動貿易和投資的政策"訓令將殘酷地壓榨國內的大米種植者，按照合理預期理論的原則，種植業者將被迫轉向更加符合美國投資者利益的出口農業生產。

正是通過這樣的辦法，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成為了美國大米的主要買主，這便增加了得到公開補貼的美國企業的實力。那些有幸充分受到良好西方教育的人會毫無疑問地解釋說︰這些利益最終將會慢慢地下移到海地農民和貧民手中，說的是最終。非洲人也許會跟著選擇相似的道路。正如"全球改良論"的倡導者和當地精英們目前所建議的那樣，而且可能認為在現有條件下別無選擇，這個看法我認為大可疑問。但如果他們這樣做了，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上面的例子展現了對官方自由貿易信條的最重要的偏離。這種偏離在現代比貿易保護主義更為重要、更為顯著。其實，貿易保護主義在早期也不是違反自由貿易信條的最極端的方式，盡管它是在傳統規則失效的情況下通常被研究的對象，這種研究在掩蓋社會與政治現實方面有很大用處。提及一個明顯的例子，工業革命依靠廉價的棉花，正如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依靠廉價的能源，保證這些重要商品的廉價與源源不斷的方法，與市場原則幾乎格格不入，但這種方法根本就不被列入經濟學的學科之內。

自由貿易理論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是不允許公共補貼。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商業領導者認為，在這次戰爭中，如果不是因為有強大的國家干預最後克服了大蕭條，經濟將會完全崩潰。他們還強調︰先進的工業"不能完美地存在于一個純粹的、競爭的、不受補貼的’自由企業’經濟之中"，並且"政府是它們唯一可能的救助者"（《財富》、《商業周刊》也表述了一個大體相似的看法）。他們認識到，"五角大樓"體制將是把成本轉移給公眾的最好方法。社會福利開支會扮演同樣具有刺激作用的角色，但是它有缺點︰它不是對大公司財團的直接補貼，它具有民主化的效力，並且它是重新分配。軍事消費則沒有這些不受歡迎的特點，同時它也容易通過欺騙方式來銷售。杜魯門總統的空軍司令把事情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我們不應當用"補貼"這個詞，而應當用"安全"一詞。按他的說法，要保證軍事預算符合航空工業的要求。一個後果是︰民用航空現在成為美國的主要出口行業，基于航空的客運和旅游業是巨大利潤的來源。

克林頓總統宣揚他的自由市場未來的"新視野"，獲得許多喝彩，他選擇了波音公司作為"全美的榜樣公司"，這是非常正確的。作為現實存在的市場的好例子，是民用航空生產，目前波音－麥道和空中客車兩家公司佔據了絕大部分的份額，兩家公司的生存與成功都要歸功于它們各自享受的大規模政府補貼。這種情況同樣普遍盛行于計算機、電子、汽車、生物技術、通訊等部門，事實上包括市場經濟中每一有活力的部門。

沒有必要向里根政府解釋"現實存在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這個核心特征。他們其實是這門藝術的大師。對外關系委員會的刊物在回顧過去十年的一篇文章中，一邊向國內的窮人和海外地區頌揚市場的輝煌，同時一邊又向工商業界自豪地夸耀里根"在幫助美國工業減輕進口壓力方面，大大超過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任何一位前任"－－事實上，甚至超過了他的所有前任們的總和；里根的作法"構成自30年代以來最大的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運動"，使美國由"世界多邊自由貿易的倡導者轉為其主要挑戰者"。關貿總協定秘書處的經濟學家帕特里克‧羅(Patrick Low)在一篇學術文章中，尖銳抨擊里根信徒們自70年代早期以來領導的金錢和強權勢力"持續打擊"自由貿易原則的做法。他估計，里根式的貿易保護措施至少三倍于其它主要工業國家。

“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運動"僅僅是在"里根式的粗俗個人主義"的鼓勵下，"持續打擊"自由貿易原則的一部分。萊斯理(Stuart Leslie)認為，另外還包括巨額的公共資金在一貫的"安全"幌子下向私人腰包轉移，軍備擴張促使軍事研究開發開支（以不變美元計算）超過了最高紀錄的60年代中期水平。用國外的威脅（如甦聯、利比亞等）使公眾感到恐懼，而里根政府向商業界傳遞的信息卻更為實在。如果沒有如此強有力的干預市場，很難想象美國的汽車、鋼鐵、機床、半導體等行業能與日本競爭者抗衡，或者能迅速佔據對整個經濟有著廣泛影響的高新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

也沒有必要向今天"保守主義革命"的領導者金格理奇解釋有關操作信條，金格理奇一面給七歲大的兒童嚴厲上課，講述依賴社會福利的罪惡，一面又掌握著分配國家補貼的大權，把補貼分給他的那些本來就很富有的選民。也沒有必要向傳統基金會作解釋，該基金會為國會的"保守派"起草了預算議案，他們要求（並得到滿足）五角大樓的防務開支增長多于克林頓所提出的國防開支增長預算，以此保證"軍事工業基礎"保持穩固，軍事工業受到國家權力的保護，並提供軍民兩用技術，因而使它們能夠控制商業市場，靠著公共開支來發大財。

因此，人們對自由企業的一致理解，就是公眾支付成本並且承擔事情搞砸的風險；例如，近幾年來對銀行和企業的緊急援助已經讓公眾付出了幾千億美元。在現存的市場體系中，成本和風險社會化了，但利潤卻由私人佔有。這個有好幾個世紀悠久歷史的體系直到今天也無明顯變化，當然也不僅僅局限在美國。

公開的宣言必須以這些事實為背景去理解。比如，克林頓政府現在倡導對非洲進行貿易而非援助，通過一系列對美國投資者有利的條款和令人振作的辭藻，來避免談及長期以來這樣作的效果如何，以及在實行這個洪大革新以前，美國就已經是發達國家援助計劃中最為吝嗇的。我們也可以拿克羅克(Chester Crocker)對里根政府1981年的非洲計劃的解釋為例子，他說︰"我們支持開放的市場機會，自由獲取重要的資源，發展非洲和美國經濟"，他還說，想把非洲帶入自由市場經濟的主流。這個聲明出自這位曾經領導了對"自由市場經濟的持續打擊"的人之口，簡直是絕妙的諷刺。但是以透過現實存在的市場經濟的稜鏡標準看，克羅克的論述是相當公平合理的。市場機會和資源是專門給外國投資者和他們在當地的合伙人的，經濟必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發展，從而"保護少數富人、反對大多數人"，同時，富人還應享受政府保護和補貼。除此之外，他們如何還能以公眾的名義致富呢？

為了用另一種不同的方法說明"現實存在的自由市場信條"，有關跨國公司的一項最深入的調查研究發現，"幾乎世界上所有的最大的核心公司的戰略和競爭地位，均受惠于政府政策和（或）貿易壁壘的關鍵性的影響。""1993年《財富》的百家最大公司中，其中至少有20家，如果沒有政府在它們陷入困境時，通過使它們的損失社會化或由國家直接接管公司來挽救它們的話，今天可能已經不在是獨立存在的公司了"。其中一家是位于金格理奇的保守選區內的最大公司－－洛克西德公司，它因從政府獲得20億美元的貸款擔保而免遭滅頂。同一個研究表明，政府干預－－"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它是慣例而不是例外……在許多產品和程序的創新、開發及傳播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不僅是在電子通訊和信息技術（英特網就是目前引人注目的例子）方面，還特別是在航天、電子、現代農業、材料技術、能源和交通運輸技術方面，"在更早時期，還有紡織、鋼鐵，當然還有能源。政府的政策"在塑造世界上最大公司的戰略和競爭力方面是一個壓倒性的力量。"其它的技術性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了上述這些結論。

正如這些事例所指出的那樣，並非只有美國一家持有這種所謂"自由貿易"的觀點，當然美國的空談家們經常是這種虛偽觀點大合唱的領唱者。1992年聯合國發展報告總結指出，自1960年以來富國和窮國之間的鴻溝，本質上是由于富國實行保護主義措施而造成的。聯合國1994年的報告指出︰"工業國家由于違背自由貿易原則而使發展中國家每年損失約500億美元（差不多相當于西方對外援助的總和），主要是西方通過促進商品出口的公共補貼造成的。"1996年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全球報告估計，在世界人口中，20%最富的人與20%最窮的人的差距從1960年到1989年擴大了50%以上，並且預言"全球化進程將加劇世界不平等現象"。貧富差距在富國內部也在不斷擴大，美國首當其沖，英國緊隨其後。商業媒體為"壯觀的"和"醉人的"利潤增長而歡欣鼓舞，為財富極端集中在為數極少的人手中而拍手稱快；然而對大多數人而言，情況卻沒有改觀，或在繼續惡化。美國的大財團媒體、克林頓政府和為美國方式捧場的人都自豪地認為他們自己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樣板。在一片自我陶醉的歡呼聲中，被掩蓋的是︰在"資本牢牢地控制勞工"的歡樂時期，精心設計的社會政策的後果。例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剛剛發表的"基本指標"顯示︰美國具有發達工業國家中最壞的記錄，在諸如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等指標上，美國與古巴排位相當，而古巴是一個遭受了北半球這個超級大國無休止進攻長達近40年的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在饑餓、兒童貧困和其它一些基本的社會指標上美國也創了最壞記錄。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它擁有舉世無雙的各種優勢，擁有穩定的民主體制，但也在金錢的統治之下，其統治之嚴密程度非同尋常。如果發生"大幅度地偏離政治上的多元、參與的理念，而轉向權威的和技術官僚的理念"並繼續下去的話，上述這些就是未來的征兆。

值得注意的是︰在秘密情況下，人們經常坦率地說出自己的動機。比如在二戰剛結束不久，喬治‧凱南－－最有影響的策劃者和公認的人道主義領袖－－為世界各地區指定了它們各自的功能。他評論到︰非洲的功能就是為了歐洲的重建而由歐洲國家來"剝削"，而美國在非洲的利益甚微。此前一年，一個高層的計劃研究呼吁"合作開發非洲北部廉價的糧食和原材料有助于形成歐洲的團結，並為歐洲大陸的復興奠定經濟基礎"。沒有听到有人說過，非洲也可以"剝削"一下西方國家，以便它從過去幾個世紀的"全球改良"中恢復過來。

如果我們仔細地把信條與現實區別一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原則與那些宣揚的東西相去甚遠。人們也應該懷疑︰它們究竟是不是"未來的浪潮"，帶來歷史的美好終結。類似的"歷史終結"在過去已被多次充滿信心地宣布過，但總是錯的。客觀現實地說，我認為，盡管所有這些令人不舒服的事情都在繼續著，但一個樂觀主義者的心靈也可以明察到世界緩慢地進步發展。在發達的工業國家，以及其它地方，人民的斗爭的起點可以比過去高，也可以期待比過去更高的目標。隨著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開始認識到他們具有共同的利益，可以共同爭取之，國家主義團結也就可以采取新的和更有建設性的形式。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沒有理由認為我們受到神秘的、不可知的社會法則的束縛，束縛我們的，不過是在人所創造的體制中所做出的決定，既然是人所創造的體制，這種體制就必須面對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檢驗。如果不合法的話，那麼，就應該被更自由、更公正的其他體制所取代，人類歷史上一直是這樣的。

那些視此觀點為天真的或烏托邦而對此不屑一顧的懷疑者，應該讓他們來看看過去幾年里在南非所發生的事情，這是人類精神的驚人創造力及其無限前景的令人鼓舞的見證，這也是世界人民迫切需要學到的歷史經驗，同時也將指引人們在南非為公正和自由的繼續斗爭，因為現在南非人民正滿懷著偉大的勝利的喜悅，面對著擺在他們前面更加艱巨的任務。

1997年5月于南非開普頓大學

世紀中國

（原載《Ｚ》雜志，杭新譯，劍青、墨石校）

上網日期 2000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