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和教訓
——一種獨特道路的確立（續）
佩里．安德森

八、拉丁美洲：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室

新自由主義在東歐取得勝利的影響在地球的其他部份，尤其是拉丁美洲顯示出來了。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第三大試驗場地。事實上，儘管某些大規模私有化措施在經合組織國家或東歐某些國家創始以後才在拉丁美洲被採用的，這個洲卻是第一次系統地運用新自由主義經驗的證明。我在這裡要援引1973年9月智利軍事政變之後在皮諾切特獨裁下的情況來說明。這一政體的「功績」在於宣告當前歷史階段的新自由主義周期已經開始。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無情的形式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的綱領；放鬆管制、大批失業、鎮壓工會、有利於富翁的財富再分配、公共部門的私有化。這一切的開始差不多比撒切爾早10年。在智利，皮諾切特的經驗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論的影響，美國的米爾頓．弗里德曼理論的影響比奧地利的馮．哈耶克的影響更為直接。值得強調指出的是，7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智利的經驗使英國撒切爾夫人的顧問們很感興趣。而且在80年代，這兩個政府之間建立了極為友好的關係。當然，新自由主義在智利實施的先決條件是廢除民主制和建立一種二戰以後最殘暴的獨裁制。

民主政體本身——正如馮．哈耶克不斷地重的那樣——從來不是新自由主義的中心價值。他解釋說，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數的民眾決定干涉每一個經濟主體按自己的想法處理自己的財產和收入的絕對權利，那麼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為不可調和的問題。在這一意義上，弗里德曼和馮．哈耶克可以對智利的經驗表示贊賞，卻不致使自己的理論喪失條理，也無需在原則方面進行妥協。由於智利的經濟在皮諾切特政權下以比較快的節奏發展，這一點是與受新自由主義綱領支配的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不一樣的，因此他們就更加能為自己的讚賞辯解了。況且，這一發展節奏在後皮諾切特政體下仍繼續保持，而這些政府基本上是採取同樣的經濟方針。如果說智利的經驗可以給經合組織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引路，那麼拉丁美洲國家也成了將來在東方實施的計劃的試驗場地。我在這裡指的是1985年以來玻利維亞實施的「改革」。美國經濟學家，年輕的經濟良師傑弗賴．薩克斯在玻利維亞試驗了他的休克療法並作了調整，然才向波蘭和蘇聯提出類似的建議。在玻利維亞，強制實行結構調整的計劃不需要像在智利那樣鎮壓強大的工人運動。結束過度通貨膨脹是首先宣佈的目標。執行傑弗賴．薩克斯試驗的政治制度並沒有採取獨裁專制的形式，它是領導1952年革命的民眾主義政黨的繼承者。

由此可見，智利和玻利維亞起了新自由主義實驗室的作用。但一直到80年代末這些實驗在拉丁美洲還是例外。在墨西哥，1988年卡洛斯．薩利納斯．德．戈塔里任總統時才開始明顯地轉向自由主義。接著是1989年卡洛斯．梅朗在阿根廷當選和同年卡洛斯．安烈．佩雷斯在委內瑞拉開始他的二個總統任期。最後是1990年秘魯選舉阿爾維托．藤森為總統。這些政府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在當選之前向居民說明所要實施的政策的內容。相反，梅朗．佩雷斯和藤森都明確許諾要執行與他們在80年代的反民眾主義措施相反的政策。對於薩利納斯來說，眾所周知，如果沒有革命制度黨大規模的選舉舞弊，他是不會當選的。

從這四個試驗來看，有三個在反對過度通貨膨肪方面已立即取得顯著成效——墨西哥、阿根廷、秘魯。唯一失敗的是委內瑞拉。差別是巨大的。事實上，由於存在著把強大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行政機構，就已經為通貨緊縮、急劇的放鬆管制、失業率上升以及私有化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條件。在墨西哥，由於革命制度黨實際上是唯一的黨，因此這種情況一直存在。相反，梅朗和藤森卻必須從事革新，即緊急立法、修改憲法或自行策劃政變。這一種類型的專制政治未能在委內瑞拉實施。

儘管如此，如果得出結論說只有專制政體能夠在拉丁美洲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那是危險的。玻利維亞的情況是，所有在1985年之後當的政府——不管是帕斯．薩莫的還是桑切斯．洛薩達的——都執行同一個綱領，這表明即使採取反民眾主義的鎮壓措施，專制政治本身也決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玻利維亞經驗提供的教訓是：過度通貨膨脹——對於佔極大多數的民族來講，每天都可能由此引起貧困化的結果——能起促使人們「接受」粗暴的新自由主義措施的作用，而非獨裁的民主形式卻可以保持下來。1987年，巴西的一位經濟學家（他本人國際金融組織的一名成員，也是智利皮諾切特政府經驗的讚賞者）透露真情說，當時，即在薩爾納任總統時期，巴西的嚴重問題並不像世界銀行官員所散佈的那樣是由於通貨膨脹率過高引起的。他聲稱通貨膨脹率太低，並坦率地講：我們希望障礙被衝破。為什麼？他們的回答很簡單：在巴西，我們需要過度通貨膨脹，以便創造條件，推動民眾接受極端通貨緊縮的做法，對於這個國家來講，通貨緊縮是必要的。過度通貨膨脹在巴西已經開始，為了啟動新自由主義綱領，各種條件都已具備，卻不需要獨裁手段……。

九、新自由主義的三條經驗教訓

我有意識地既強調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也強調其思想力量，也就是說，強調它的活力和它在理論上的不妥協性，以及它在短期內還不會枯竭的能動性。我認為，如果我們要在短期內有效地作出對應，就必須突出它的這些特點。如果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不穩定的或是不符合時代的，將一個危險的幻想。新自由主義是一個令人生畏的敵人，它在最近這些年間已取得了許多勝利，儘管不是無法戰勝的。如果我們試圖指出各種可能超越現實的新自由主義的遠景，如果我們力求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進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那麼我們不能忘記它為我們提供的三條經驗教訓。

1、 敢於反對某一時期佔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馮．哈耶克、弗里德曼和他們的朋友們的功績（在今天所有聰明的資產階級心目中這是一項功績）在於，他們對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情況提出激烈的批評，而在那一時刻這種批評恰恰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儘管如此，他們長期堅持一種處於邊緣地位的反對派態度，而當時得到公認的「智慧」和「科學」，就算沒有認為他們是瘋子，也是把他們當作怪物的。他們一直堅持到歷史條件發生變化並且出現能使他們的綱領得到具體實施的歷史可能性的時候。

2、在思想觀點上不要違心，不要同意調和原則。新自由主義理論是極端性的，缺乏中庸之道是它們的顯著特點。對於那個時代的具有正統思想的人來說，它們是破壞偶像的理論。儘管如此，它們並沒有喪失有效性。相反，正是由於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徹底性和思想上的堅定性，才使它獲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影響。如果用某些後現代主義思潮發明的流行用語來說（這些思潮是準備吞下折中主義理論的），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軟弱無力的思想的對立面。

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曾經全盤實施新自由主義綱領，這一事實並不能說明它在實踐方面是無效的。相反，正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如此毫不妥協，右派政府才能採用激烈的政策。新自由主義就其基礎本身來說，提供了一種最高綱領，政府可以從其中用最適合當時情況的成份以及甚至最制度語境的成份。在這一意義上，新自由主義的「最高綱領主義」是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它提供了一個根大的激進措施的寶庫，這些措施可以用於各種情況並且可以隨不同情況而加以調整。與此同時，它證明了自己的意識形態的巨大影響、自己的囊括社會一切方面的能力和作為一種佔支配地位的世界觀的載體而發揮作用的能力。

3、不承認任何已經確定的體制是不可改變的。當50年代和60年代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被蔑視和邊緣性的思潮時，在那一時代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圈子裡不能設想可以在富裕國家造成4000人失業而不致引起社會爆炸。要公開聲稱應當以積極的價值（為了社會的活力而擴散不平等）的名義將收入從貧民向富人重新分配，在當時也是不能想像的。不僅對石油（開採），而且也對自來水、郵政、學校，甚至對監獄實行私有化，同樣是不能設想的。

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當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對比在長期的經濟衰退過程中發生變化時，這一切都被證實為可行的了。新自由主義的信息在某種程序上激活了資本主義社會。任何體制，不管多麼神聖或多為人所熟知，都不是在原則上不可觸動的。制度的格局比人們認為的要更加柔韌可塑得多。

十、超越新自由主義

在提醒人們注意可以從新自由主義的經驗中得出的教訓以後，我們將怎樣設想超越新自由主義？這是一個大題目。我在這裡只想指出一個可能的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三個因素。

1、價值。必須在價值領域發動一次強大的進攻，突出平等原則作為衡量一切真正自由的社會的中心準則。平等不是像新自由主義所確認的那樣意味著均一性，而是相反，只有平等才意味著真正的多樣性。

馬克思的公式仍舊保持著它的多元主義力量：「……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哥達政綱領批判》）在這個關於平等和公正的社會的觀念中，明顯地表述了個人的需要、性格和才能之間的差別。

這在今天意味著什麼？這是指每個男女公民都有現實的可能按自己選擇的模式，在沒有由別人的特權造成的匱乏和劣勢地位的影響下生活。不言而喻，這種平等要從平等地獲得保健、教育、居住和勞動的機會開始。在其中每一個領域，市場都不可能保證普遍獲得這些不可缺少的方面的需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只有公共權力能保證人們普遍獲得高質量的治療、知識的發展、穩定的就業以及對所有的人的社會保障。

在這一意義上，必須絕對地維護福利國家原則。儘管如此，不應當僅僅捍衛已經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擴大社會保障的網絡，但並不是必須把它交給一個集中制的國家來管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建立一種與目前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還在生效的體系不同的財政體系。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等國的財政體系中的金融腐敗和道德腐敗是眾所周知的。但是有錢人逃稅並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特有的現象。這也是而且愈來愈是第一世界國家的特權階層的行為。如果說要求一個集中制國家提供服務並總是公正的話，那麼為這些服務獲得必要的財政來源卻應當始終是這種國家的一個職能。為此，需要一個能挫敗特權者的抵抗並且阻止資本外逃的國家，這就要求進行財政改革。發表忽視這一需要的反國家統制主義言論是蠱惑人心的做法。

2、所有制。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歷史壯舉無疑是國有工業和服務業的私有化。反社會主義十字軍在這一領域實現了它的目標。這件事的悖論在於，新自由主義在投身於這些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計劃時必須發明新的私有制類型。例如，可以舉出捷克或俄國向公民無償分配證券，使他們有權獲得新的私有企業的股份。這種做法將成為並且已經成為一場鬧劇。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的股份實際上被外國投機家或本國的黑手黨買去。盡管如此，這些做法證明，像我們國家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傳統形式決不是不可改變的。由此可見，新形式的人民所有制會被發明出來，這些形式將使一些職能同資本主義類型企業中極端集中的權力分離開來。

目前左派正在就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這一論題展開討論。討論是在西方國家內部醞釀的，但這個題目並不僅僅涉及發達國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同樣存在這一問題。

3、民主制。新自由主義敢於公開斷言：我們的代議制民主不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價值；相反，它是一個就內在本質來說不合適的工具，它很容易超過限度，而且事實上已變成這樣的了。新自由主義煽動者發出的信息是：我們需要更少的民主。例如，他們因此強調建立一個在法律上完全獨立於（不管哪一個）政府的中央銀行的重要性，或者堅持要在憲法中寫下禁止任何財政赤字的規定。

我們在這裡也應當接受這一「解放性的」教訓並且把它顛倒過來。我們認為民主制——就它現在的情況而言——不是一個偶像，不能把它當作人類自由的盡善盡美的表現來崇拜。這是一個暫時的、不完善的形式，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但是根本的方向應當和新自由主義所指出的方向相反、我們需要更多的民主。這不是意味著——情況應當說是很清楚的——人們設想的選舉制度的簡單化，即放棄比例代表制而實行機械多數制。同樣，更多的民主並不是意味著保留或加強總統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