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和教訓
──一種獨特道路的確立
偑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費新錄譯

編者按：安德森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洛彬磯大學教授，英國《新左翼評論》雜誌的主編。這篇文章是他不久前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社會科學系所作的一次學術報告。原載法國《思想》雜誌第320期(1999年10至12月)。

1.佩勒蘭山的伙伴們
2.1974年的轉折點
3.撒切爾夫人、里根及其他領導人
4.掌握政權的新自由主義
5.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和局限性
6.危機與緩解
7.來自東歐的衝擊波

新自由主義產生於二戰後的西歐和北美。它對國家干預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展開了猛烈地抨擊，是它們在理論上的反動。1944年，著名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思想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馮．哈耶克發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認為是標誌新自由主義創立的憲章，它帶有激情地抨擊了國家對市場機制自由運轉的一切限制。馮．哈耶克認為，這些束縛之所以應被廢止，是因為它們對經濟自由同時也對政治自由構成了一種致命威脅。在當時，馮．哈耶克的矛頭是直接針對英國工黨的。英國即將進行選舉，而1945年7月該黨最後贏得勝利，其領袖克萊門特．理查德．艾德禮出任英國首相。馮．哈耶克的書所傳達的信息可以概述如下：在他看來，英國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儘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勢必會導致與德國納粹相同的災難：現代奴役制。

一、 佩勒蘭山的伙伴們

1947年，當福利國家在戰後歐洲佔有一定基礎時，馮．哈耶克曾在瑞士沃州區的韋維城市、佩勒蘭山上這個名勝地的小研究所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聚會。在與會的學者中，不僅有堅決反對歐洲福利國家的人，而且有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反對者。

被他選中來參加1947年4月在這個度假村的公園旅館召集會議的著名學者有：莫里斯．阿萊、米爾頓．弗里德曼、瓦爾特．李普曼、薩爾瓦多爾．德馬達里亞加、路德維格．馮．米塞斯、米海爾．波拉尼、卡爾．波普爾、威廉．埃．拉帕爾德、威廉．羅普凱和利奧內爾．羅賓斯。

這之會議結束後成立了佩勒蘭山學會，這可說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共濟會，而且組織得很好，努力散佈新自由主義論點，並定期舉行國際會議。

佩勒蘭山學會的宗旨是，一方面反對凱恩斯主義和二戰後佔統治地位的社會團結政策；另一方面為創建另一種資本主義模式即強硬的和不受任何規章約束的模式奠定理論基礎。在這一階段形勢對於這樣一種事業很不利。事實上，資本主義不多幾年之後被稱為新資本主義，那時正進入一個經濟擴展長波階段。資本主義處於它的黃金時代。在20世紀50-6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是特別迅速和特久的。新自由主義派提出的關於國家對市場的某種控制可能導致危險的警告，看起來是不可信的。儘管如此，經濟學界發生的專門反對社會調控的論戰仍舊引起了廣泛的反響。馮．哈耶克與他的朋友反對這一時期的新平均主義（這是很有限的）。新自由主義派認為，這種受到福利國家鼓勵的平均主義破壞公民的自由和扼殺人們發揮才能的積極性，而大眾的幸福是依賴這兩點的。佩勒蘭山學會的帶頭人藐視當時佔支配地位的官方理論和觀點，因為在他們看來，不平等是一種積極的價值，正因為如此，實際上是不可缺少的。西方社會正需要這種價值。新自由主義派的這些觀點在長達20多年期間始終停留在「理論」狀態。

二、 1974年的轉折點

1974年的「石油衝擊」展現了戰後世界經濟的嚴重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全部被捲入了經濟衰退的漩渦，首次出現了以低增長和高膨脹為特徵的滯脹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的觀點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馮．哈耶克與他的同志斷言，危機的深層次根源在於工會（更加廣泛地說是工人運動）的力量過大和破壞性。在他們看來，工會破壞了私人用於投資的資本積累的基礎，因為工會在工資方面提出要求，也因國家在工會的壓力下不得不斷擴大寄生性的福利開支。這兩種壓力匯合在一起，壓制了企業的利潤，刺激了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從而必然導致市場經濟出現全面危機。根據這個推理，醫治危機的藥方只能是：一方面，維護強大的國家，使它有能力削弱工會力量和嚴格控制貨幣總量的發展（貨幣主義政策）；另一方面，節省財政開支，壓縮社會福利支出，減少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貨幣的穩定性應成為各國政府的最高目標，在此目標下，嚴格限制預算是必不可少的。同時，要緊縮社會支出和保持所謂的自然失業率，也就是說建立一支「僱佣勞動者後備軍」（失業者大軍），用以削弱工會的力量。此外，還應該推行稅制改革，刺激「經濟主體」去進行投資和儲蓄。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的主張無非是要減少對高收入者徵收的所得稅和大公司的利潤稅。

這樣一種重新出現的和起解救作用的不平均可以使因滯脹而處於困境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復甦和再現活力，而滯脹病的起因是受凱恩斯和貝弗里奇影響的政策組合，也就是說，是國家的反周期性干預（力求減輕衰退）以及社會再分配的後果。這些措施的總體扭曲了資本積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場的自由運轉，是起破壞作用的。根據這一理論，一旦實現貨幣穩定並使主要的激勵機制重新活躍（壓縮預算、限制企業的社會保險負擔、放鬆管制等等），經濟自然就會重新增長。

三、 撒切爾夫人、里根及其他領導人

新自由派的這一綱領的支配權不是很快就可以實現的，應該說需要長達十年時間才能得到承認。起初，經濟發展合作組織的多數國家針對由1974年至1975年的普遍衰退引起的這一經濟危機，力圖實施凱恩斯主義的補救辦法。儘管如此，從70年代末——準確地說是1979年——一種新的政治形態已經明確地顯示出來。就在1979年，撒切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這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一個公開宣佈實踐新自由主義綱領的政府。一年之後即1980年，里根當選為美國總統。隨後在1982年，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赫爾穆特．科爾擊敗社會民主黨人赫爾穆特．施密特，出任聯邦德國總理。1982年至1984年，丹麥在保羅．施呂特首相領導下，一個明顯右傾的聯盟掌握了政權，而丹麥本來是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福利國家的象徵。接著，幾乎所有的北歐國家，除了瑞典和奧地利，都轉向右翼。這些年的「右轉」浪潮使運用新自由主義處方所必需的政治形勢重新結合起來，而這些處方被認為是能夠擺脫經濟危機的。1978年，「第二次冷戰」隨著蘇聯干預阿富汗和美國決定在西歐部署新一代核導彈（巡航導彈潘興2型）而加劇。在戰後各種類型的親資本主義思潮中，新自由主義學派一貫是作為一個中心因素而構成一種非常兇惡的反共產主義的勢力。在馮．哈耶克看來，反對「惡之帝國」——對人類的最徹底的奴役——的新的鬥爭不可避免地會增強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潮流的吸引力，使歐洲和北美的新右翼支配權得到鞏固。這樣，在80年代，人們目擊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可爭辯的成力。

四、 掌握政權的新自由主義

這一時期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實施是怎樣的呢？英國模式是最純粹的，同時英國在這方面的經驗也是開創性的。撒切爾夫人領導的各屆政府壓縮貨幣總量，提高利率，大幅度減輕高收入者的所得稅，取消對領域流動（資本的進出）的控制，大幅度提高失業率，壓制罷工，執行反工會法和削減社會開支。最後，實行廣泛的私有化計劃——按新自由主義信條的輕重次序來說，這是出人意外的延誤——先從公共住宅開始，然涉及基礎產業領域，例如鋼鐵、電力、石油和供水。這一整套措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新自由主義的全部經驗中是最野心勃勃和最有系統的計劃。

新自由主義在北美的變體不同。在美國，根本不存在類似歐洲那樣的社會福利國家，里根及其政府部門優先考慮的是與蘇聯的軍備競賽。這涉及到一個應能破壞蘇聯經濟以及通過這種迂迴方式顛覆蘇聯現行社會制度的戰略。里根在國內政策方面同樣是實這有利於富有者的減稅，提高利率和摧毀他任期內唯一的一次重大罷工，即航空職員的罷工。儘管如此，事實上，里根不重視限制預算。相反，他卻大膽從事空前的武器裝備競賽，結果導致巨大的軍事開支，造成超出前任所有統治任期的極高國家赤字。此外，這是由國家直接和間接地補助一個龐大的工業部門。這是求助於一種古怪的軍事凱恩斯主義，其他國家都沒有仿效它。這也是由於，唯獨美國由於它在世界經濟中的重量，才有能力由這一政策造成的巨大赤字。在歐洲大陸，這個時期的右翼政府——往往起源於基督教民主主義——對實施新自由主義綱領多少持保留態度。它們首先堅決主張貨幣緊縮和財政改革，較少關心大量縮減社會支出。它們並不堅決與工會對抗。儘管如此，這一政策與社會民主黨在前一個時期所推行的政策之間的差別仍是非常大的。

當時，北歐的多數國家所選舉出來的是實施不同版本的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右翼政府，而大陸南部——也就是說，在這些國家以前執政的是佛朗哥、薩拉查、戴高樂，在希臘則是一些上校軍官——已是左翼政府第一次執政。這就是當時人們所講的歐洲社會主義，這個時期有法國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西班牙的費利佩．岡薩雷斯、葡萄牙的馬里奧．蘇亞雷斯、意大利的貝蒂諾．克拉克西、希臘的安德烈亞斯．帕潘德里歐。他們的出現是作為替代原來領袖的進步人物，依靠工人運動和民眾，與里根、撒切爾、科爾和北歐一些國家政府的反動方針相對立。實際上，在最初一個時期，密特朗和帕潘德里歐至少力求實現再分配、充分就業和社會保障的政策，這一試圖展示了在南歐也實行與戰後歐洲北部社會民主黨類似的模式的前景。儘管如此，從1982年年末起，法國社會黨政府的計劃發展緩慢，1983年3月起開始明顯受挫。這一政府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約束下，徹底改變了經濟發展道路。它實行了非常接近新自由主義的方針，優先考慮貨幣穩定，控制公共支出赤字，在財政上向資本佔有者讓步。充分就業的目標已放棄，在80年代末，法國的失業率高於保守主義的英國，這一情況是撒切爾樂於強調指出的。

在西班牙，岡薩雷斯政府從未尋求實施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或再分配政策。相反，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政府執政初期，貨幣主義是佔統治地位的。工人社會黨政府與金融資本關係十分密切，贊成私有化方針，它甚至有些泰然自若地面對接近國家就業人口20%的失業率，這在歐洲創造了最高記錄。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人們以蠻橫的態度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方案。在實施徹底新自由主義基本綱領方面，歷屆工黨政府甚至勝過右翼保守主義力量。新西蘭確實是最極端的代表。那裡的社會福利國家的解體是極為徹底的，並且是以極為殘酷的方式實行的，就撒切爾夫人在英國也未那樣做。

五、 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和局限性

新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掌握支配權時的經歷是這樣的。起初，只有確定無疑的右翼政府大膽提出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方略。隨後，不同類型的政府，包括一些自稱為左翼的政府也相繼對新自由主義表現出可以與前者媲美的極大熱情。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新自由主義是以宣佈社會民主黨為其主要敵人開始的，這一做法在社會民主主義方面引起敵對反應。以後，自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在實施新自由主義方面表現得最為堅決。也有些例外。80年代末，在奧地利和瑞典，對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湧現表現出一些抵制。

然而可以說，佩勒蘭山學會的思想在主要的經合組織國家取得了全面勝利。因此，提出下面這一問題也許是恰當的：在80年代期間，在工業化國家中，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權的有效具體實現是哪一些？新自由主義是否履行了它的許諾？為了回答這一問題，讓我們概觀一下全貌。新自由主義最迫切的首要目標是遏制70年代的通貨膨脹。在此領域，它是卓有成效的。通貨膨脹率在整個經合組織國家，由70年代的8.8%下降到80年代的5.2%，90年代通貨膨脹繼續保持下降趨勢，通貨膨脹的降低也為重新提高企業利潤率創造了一定條件，在這一領域新自由主義同樣取得了實際成效，在整個經合組織工業國中，企業利潤率70年代約下降了4.2%，80年代卻增加了4.7%。如果人們考慮到整個西歐，那麼企業利潤率的上升就會給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由減少5.4%變成增加5.3%。毫無疑問，運動的失敗是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表現為80年代罷工次數急劇減少以及工人工資的下降或停滯。工會運動這一新情況——它的緩和越來越明顯——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義第三次勝利的結果，就是說，高失業率被認為是使整個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自然的和必然的機制。整個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失業率在70年代為4%，到80年代則至少翻了一番。這一結果從實施新自由主義目標的角度看，是令人滿意的。

總而言之，收入之間的不平均——對新自由主義來講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加深了。當僱員的購買力維持不變或有時已經減少時，各國的股市價值卻不同程度地上浮，股價增加3倍或4倍。就這些與目標有關的問題而言——通貨膨脹的降低、就業、工資和利潤率——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的綱領已經獲得了勝利。不過，這一切措施都是被設想為達到一個歷史目標的手段，即在國際範圍內重新推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恢復像70年代危機之前那樣的平穩增長率。在這一方面，失敗也是明顯的，這是無可懷疑的。最大的問題是，在70-80年代期間，一直到90年代初，這些國家的平均增長率沒有大的改變。在整個經合組織國家中，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興發展始終停留在脆弱和搖擺不定的狀態，同50-60年代膨脹波的節奏相比相去甚遠。

六、 危機與緩解

為什麼出現這一悖論式的結果呢？儘管創造了一切在制度上有利於資本的新的條件，但80年代的積累率——即在生產設備方面的有效淨投資——只有極少量的增加。如與70年代的水平相比，它甚至減少了。在整個發資本主義國家中，生產投資率平均每年的變化是：60年代為5.5%，70年代為3.6%，在80年代期間期間為2.9%。曲線明顯是下斜的。

由此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企業利潤率的恢復沒有重新推動投資？一方面，能夠發現對金融市場放鬆管制的重要反應（比如：資本流動的自由，出售和購買債券的自由，新的金融產品的創立等）。這種放鬆管制是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內在的一部份。但是這導致投機性的領域投資人的贏利超過生產性投資。在80年代，人們目擊到國際匯兌市場的成交額空前高漲，貨幣交易飛速發展，比有關實際財富的商業貿易多好幾倍。資本主義運作的食利一面，即寄生性的一面在這些年大大加強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失敗的一面是，儘管採取了一切壓縮社會開支的措施，但福利國家的財政負擔並未大量縮減。80年代，在整個經合組織國家內，這一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份額仍處在平穩狀態，甚至有所增大。這一形態可以用兩個深層次的理由來加以解釋：社會開支的發展是與失業相聯繫的，失業問題加重了國家預算負擔，高達數十億美元；另一方面社會開支的提高與居民領取退休金數額的增加也有關係。因此在90年代，對付社會保障計劃應當是新自由主義的新措施的目標。

最後，當資本主義進入到新的極大衰退時，人們可以觀察到一個帶有嘲諷意味的現象：包括英國和美國在內的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公共債務達到令人吃驚的高度，尤其是企業和家庭的私人債務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歷史記錄，失業率更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水平。隨著90年代初期的衰退，經合組織國家內部的所有經濟指數都是負數，經合組織國家失業人數已達3,800萬，幾乎相當於斯堪的那維亞國家人口的兩倍。

在這一劇烈危機的形態下，人們預期90年代會出現對新自由主義強大的反作用，這是有道理的。但與此相反，新自由主義卻獲得了第二次活力，至少在它的誕生之地——歐洲是如此，儘管這一情況似乎不可理解。撒切爾主義在撒切爾下台後仍能幸存下來，1992年約輸．馬卓安在選舉中獲勝。在瑞典，80年代社會民主黨曾抵制自由主義的衝擊，1991年卻被右翼統一戰線擊敗。1993年，法國社會黨遭到慘重失敗。在意大利，1994年西爾維奧．貝魯斯尼作為包括新法西斯勢力在內的聯盟的領袖獲得了權力。在德國，科爾政府重新當選。在西班牙，右翼人民黨領袖荷塞．馬里亞．阿斯納爾擊敗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

七、 來自東歐的衝擊波

在選舉結果之外，新自由主義的計劃顯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活力還沒有衰竭。私有化的潮流在一直到目前還對它相對地有所保留的一些國家——如奧地利、德國以及意大利——的出現就是一個證明。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權在一些黨和政府的行為中還有所表現，儘管它們在形式上是聲稱與新自由主義對立的。在美國，克林頓難道不是把預算赤字的縮小確定為首要任務嗎？然後他又通過了一項倒退的苛刻反對犯罪的立法。這個論題被英國工黨新的領導人托尼．布萊爾政府重新提起。這些黨和政府的創新是受新自由主義因素支配的，而在這同一時間，這一綱領的實施在重新推動經濟發展方面已顯得是無效的，在社會方面已表明是起破壞作用的。那麼人們怎麼解釋90年代初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新自由主義的第二次活力呢？可以解釋第二次活力的一個根本性因素是由1989年至1991年之間，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的失敗提供的。這些事件正好在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局限性已在西方國家開始明確的時候發生。

這一「轉型」的衝擊之所以如此強烈，是因為西方國家在冷戰中的勝利——這一勝利是由「敵對的共產主義勢力」本身的崩潰加以確認的——不是隨便哪一個資本主義造成的，而恰恰是由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爾這些新自由主義代表性人物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造成的。東歐的後共產主義經濟建築師跟隨新自由主義的潮流：波蘭的副總理巴爾塞羅維奇、俄羅斯的財政部長（後來是總理）蓋達爾、捷克的克勞斯。這些人物都是弗里德曼和馮．哈耶克堅信不移的門徒，他們完全藐視凱恩斯主義的理論，也就是福利國家的干預和混合經濟，更廣泛地說，也就是戰後時期在西歐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模式。這些政治領導人所設想和實現的私有化比西方國家實施的私有化更加廣泛和迅速得多。那裡的不平均也比經濟合作組織國家更加野蠻，這表現為多數居民的嚴重貧困化。世界上哪裡的新自由主義也沒有東歐一些國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那樣毫不妥協。克勞斯不是公開抨擊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正統派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執行貨幣政策方面表現出可悲的軟弱嗎？克勞斯在倫敦《經濟學家》周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西歐的社會制度是受許多規章條例的束縛和過多監督的。福利國家連同它的全部慷慨大方的轉賬支付是不受任何準則限制或者不以當事人的努力和功績為條件的，這就破壞了勞動的道德基礎和個人的責任意識。公員是過分受到保護的。應該說，撒切爾主義革命，也就是反凱恩斯主義的和自由主義的革命，是在西歐的『渡河碼頭』實行的，必須把它轉變到對岸來」。

後共產主義國家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形式儘管有很大影響，但肯定要引起民眾的反對。因此，1993年9月，前共產主義者在波蘭選舉中獲勝。1994年在匈牙利和立陶宛也是這樣。

不過，前共產主義者組成的政府在實踐和政策上的表現與它們的公開的新自由主義敵人的政策沒有明顯的區別。通貨緊縮政策，公共服務縮減政策，私有化，資本主義的一個與黑手黨聯繫的部門的發展，社會的兩極分化都在持續。節奏也許更為緩慢，但方向不變。在這裡，與西歐社會黨政策的相似之處表現得很清楚。這兩種情況都涉及新自由主義範例的溫和變種——至少在話語方面，但並不總是在實踐中——即右翼和官方左翼的共同的新自由主義範例的變種。因此，新自由主義者能夠由於自己是規模巨大的、會持續幾十年的社會經濟變革的領導人而洋洋得意。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