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俗套
布爾迪厄、瓦崗
張慧君摘譯

法國《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月報總第554期（2000年5月號）發表了法國法蘭西公學教授皮埃爾．布爾迪厄(P.Bourdieu)和美國加州貝克蘭大學教授羅依克．瓦崗(L.Wacquant)合寫的文章《全球新俗套》。兩位有名的社會學家揭露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條件下，通過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征服人們的思想。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一段時間以來，在所有的先進國家中，不論是傳媒知識份子和高級記者，還是國際公務員和僱主，全都心領神會地在使用一種奇怪的新語言以及一些含混的新詞匯：「全球化」、「新經濟」、「後現代」、「社區主義」、「多文化主義」、「彈性」等。這些新俗套不知何時突然冒出，眼下卻幾乎已成為掛在所有人嘴邊的口頭禪。

隨著全球新俗套的傳播，「資本主義」、「不平等」、「階級」、「剝削」、「統治」等具有實在內涵的概念被一些人以過時和落伍為借口束之高閣。這是名副其實的符號帝國主義的產物。由此產生的後果十分嚴重和有害。因為這種帝國主義不僅為新自由主義衛道士所推崇，而且也得到了文化產品製造者（研究人員、作家和藝術家）和以進步自居的左翼人士的捧場。

文化帝國主義是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一種符號強暴，其目的旨在把自己的見解強加於人，其特點則是把與特定歷史經驗相聯繫的特殊需要說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而全面推廣。

這些在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只是辯論俗套的概念和命題，因其原發地在美國，被人們信以為十分重要，因而從柏林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從倫敦到里斯本，迅速在世界各地傳播。以中立思想自居的各大國際機構、保守派的思想庫、慈善基金會、名牌大學和重要媒體，無不起勁地充當傳送信息的驛站，他們不遺餘力地把這些俗套當作萬能鑰匙四處分發，讓倉促命筆的專家學者有點超現代的飄飄然感覺。

後福特主義和後凱恩斯主義時代的美國社會，被當作衡量各種事物的範例和標準。這個獨一無二的最高權力，這個全球符號的麥加聖地，其特點就是破除國家的社會福利性，大力加強國家的懲治性，鎮壓工會運動，實現建立在「股票價值」基礎上的企業獨裁。而這一切所產生的社會後果，則是職業不穩定及社會不安定的普遍化成為經濟活動的優先推動力。

就拿圍繞著「多文化主義」而進行的辯論為例，這個從歐洲輸入的詞語原來用以確指文明圈中的文化多樣性，而在美國卻被用來掩蓋對黑人的繼續排斥、「美國夢」神話的危機、體系由公共教育以及破產而連帶產生的「機會均等」的危機。隨著當今對文化資本的爭奪日趨激烈，階級不平等的差距正以令人眩目的速度不斷拉大，作為掩蓋這一危機的面紗，「多文化」這個形容詞其實並不意味著學術經典對邊緣文化的承認，而是讓大學在國家甩手不管的背景下，充當中等和上等階級的再生產工具。

美國的「文化主義」既不是概念，也不是理論，更不是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卻自稱對這一切無所不包。這個用來應付門面的招牌之所以在知識界有其地位，完全是由於許多人以訛傳訛的結果。也就是說，「多文化主義」帶著美國民族思想的三大壞毛病，重新向世界各地輸出：

1.「小團體主義」：即把被國家官僚奉為經典的社會分化確認為認識準則和政治要求；
2.民粹主義：用對被統治者的文化和觀點的頌揚去代替對統治機構和運行機制的分析；
3.道德主義：在社會經濟世界的分析中，力圖阻撓實施健康合理的唯物論，因而在承認民族本質特徵的問題上，陷於無結果、無休止的爭論。正當哲學家們在「文化承認」的問題上高談闊論時，被統治階級和被統治種族卻有成千上萬名兒童因受名額限制，被趕出了小學校門。

再說「全球化」，這個多義概念的作用，說到底就是用經濟宿命論來為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裝點門面，使人們以為跨國家力量對比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情。通過對發達國家經濟演變的長時段分析，人們發現「全球化」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而是各國政府為心甘情願地屈從金融市場的意志而援引的一個「修辭用語」。在這些國家中，政府推行的非工業化措施，擴大不平等的措施，以及收縮社會福利的措施，不但不是對外貿易增長的必然後果，而是反映著階級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資本家的方向轉移。

美國在把反映本國社會結構的感知範疇強加於其他各國，力圖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通過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對人們的思想進行殖民徵服，這只能導致一切看華盛頓的眼色行事。這些新俗套鸚鵡學舌般地模仿科學，給統治者的社會宿命論穿上理性的外衣。它們深入政治和經濟決策者及公眾的頭腦，有著足以呼風喚雨的能量，因為它們既是制定政策的工具，又是進行政策評估的工具。正如科學時代的所有神話一樣，新俗套依據一系列相互促進和相互呼應的對立和等同，展示發達國家當今社會的變化；國家少管或不管經濟事務，但又強化其警察和懲治機構；破除控制資金流向的法規和放開就業市場，但又削減社會保障和鼓吹「個人責任」。由此，市場便成了「自由」、「開放」、「靈活」、「生動活潑」、「流動」等等的同義語，而國家變成「強制」「封閉」、「死板」、「千篇一律」、「停滯」的代名詞。

新自由主義理性在從事文化生產的兩類典型人物身上獲得了完美的知識體現：一類是在幕後為部長和僱主準備技術文件的專家；另一類是拋棄教職、投靠當局的官方傳媒顧問。他們的使命是以學術的形式為國家貴族和企業貴族草擬政策方針。而典型中的全球典型，無疑當屬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結構化理論之父」、不久前出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的安東尼．吉登斯，他是各種社會學傳統和哲學傳統經院綜合的代表。由於歷史、文化和語言等原因，英國位於美國和歐洲大陸之間的中立地帶，這就使布萊爾和吉登斯可以起到特洛伊木馬的作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主子們從此放心睡覺，他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潘格羅斯（伏爾泰《老實人》中一味粉飾太平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