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君宜《思痛錄》介紹及節選

介紹韋君宜的《思痛錄》

　　中國女作家韋君宜的《思痛錄》值得年青人一讀。現出其中的《緣起》及第14章以饗讀者。

　　在今天，當「新」中國已經變成舊中國的時候，越來越多人因激憤於社會不公日益嚴重，而重新對共產主義思想產生興趣。這是一個可喜現象。可是，在重溫共產主義思潮的時候，中國過去幾十年那種以共產主義之名而行專制主義的惡果，卻不能不一幕幕重現於當代人腦海。

　　可悲的是文革派至今卻是一口抹煞文革的陰暗面，只知歌功頌德，實在是誤導那些對文革沒有切身經驗的年青一輩。更誤導的是那一套思維：誰否定文革，誰就是否定毛主席，誰否定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或至少是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敵我矛盾。韋君宜是黨員作家，至死沒有拋棄共產主義，但她以切身經驗來道出毛澤東那種以整人為樂的路線，怎樣殘害了千千萬萬真心信仰共產主義，信仰共產黨及毛主席的人的身心。這種路才真正是共產主義的敵人呢。這種路，早在1942年整風已經鞏固下來，文革不過其餘緒吧了。如果誰讀了這書而仍吹捧文革是甚麼反官僚主義革命，那謝謝，我們用不著你那種「革命」，你那種「共產主義」。

韋君宜《思痛錄》緣起

四人幫垮台之後，許多人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筆來，寫自己遭冤的歷史，也有寫痛史的，也有寫可笑的荒唐史的，也有以嚴肅姿態客觀寫歷史的，也有從五七年反右開始的，也有從胡風案開始的，想壓也壓不住。

要知道這些，這是這一代及下一代讀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這些，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人民）今後生存下來的需要，我想這是應當寫的。

所以我也想寫，只是所寫的時間包括稿子長一點。

這部歷史，不論由誰來寫，不論是寫得直抒胸臆或委曲婉轉，實際上都不能不寫成我們的領導（乾脆說毛澤東主席吧）這些年打擊人的歷史，整人的歷史。他犯錯誤的歷史這麼多年，一茬又一茬，人們剛抱點希望，他又來了。不像是馬克思主義常說的無產階級去消滅資產階級，倒像是無產階級對自己的領導人也來有計劃地一層一層加以消滅。正如文革中的口號「打倒一切」在重現似的。所以，將近百年離開祖國的香港將要回歸祖國的嘉訊傳來後，竟有大批並非與共產党有仇的香港人想法逃離香港。他們怕甚麼？怕我們這幾十年打倒人的政策。勸他們說，現在已經改了，他們也不信。

那，我們怎麼會得到全國的勝利的呢？一九四九年為甚麼能全國歡騰歡迎我們進城？毛主席第一次登上天安門，怎麼就使各階級的人，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歡喜得流淚？在海外的要想方設法回國？

我想起了抗日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八路軍只有三萬五千人。蔣介石有雄兵數百萬，丟盡了華北、華中城市。而毛主席謀略出奇制勝，領導我們這一點人深入華北鄉村打游擊戰，逐漸壯大起來。終於緊緊包圍了平津。蔣軍坐飛機來也趕不上了。我想起當年在延安，沒有吃、沒有穿，窮陝北的老百姓養不起我們。毛主席定下方針，搞大生產，自己動手，吃盡一切辛苦，不管是誰，人人自己揮鋤種地，自己用木紡車紡織。到一九四五年，有吃有穿，困難度過去了，局面扭轉了，解放區站住了。

毛主席領導我們得到了勝利，我們全心全意擁護他，他是我們真正的領袖。

沒有人想到我們變成了我們的領袖心目中的敵人，而且「敵人」愈變愈多，幾乎欲盡消滅之而後快。這個道理，我不能論列之，我只能敘述這些年的事實，大大ｄ、小自己看見的事實：大批在他領導下的人，忠心耿耿，繼續為把中國搞好而工作到底，到死，而且直到被毛主席整死，仍然認為自己是在為毛主席的路線而奮鬥。這使我們這個國家這些年為人民做出了一些好事。這使我不能同意那些棄祖國而出走情願做無國遊民的人，而我不可能認為我的路走錯了，當年應當跟蔣介百走。他那以殺人、騙人為兒戲的一套，也有他的歷史事實俱在，我豈能信？我只覺得這些年我們在自己國家裏所親身經歷的錯誤悲慘的一切應當拿出來，公之於眾，好使它不再發生，隱瞞是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的。

我們這個國家是大家的，不能因為出了這些悲慘、錯誤歷史而拋棄之：毛主席其人其功不能沒，提起中國歷史，他是功臣，誰也不能把他只當作一個罪人或瘋子來紀錄。但是他後來所作所為，實在不能掩蓋，而且我不同意有些同志把一切罪惡都歸之於王、張、江、姚「四人幫」，好像毛主席本人倒是受了四人小丑的欺騙。這怎麼可能呢？人們估計;他大概絕不會有意把中國搞亡國，他的所作所為，必係出於好意，要把中國搞好。大概必是如此。但是他的確把我們推到了滅亡的邊緣，在全世界實現了從未有過的民族自我屠殺和自我消滅的奇景，到最後，為建國流血流汗的功臣們，已幾乎鋤削將盡，毛主席自己也己病入膏肓，但是他還在說：「黨內有走資派，走資派還在走」。國家真是馬上面臨滅亡了。這才在他老人家過世之後，我們消滅了四個小丑，改變了大局。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十來年了，現在的年輕人把這一切都忘記了，這不能不老實記下來，所以我想寫，從最早的部份寫。

開頭

我寫這本書是講我自己的事。

首先得說明：我是個忠誠的老共產黨員。

為甚麼當共產黨的？開始，我並不知道甚麼是共產主義：不是為了家中窮苦，反對豪富，是為了中國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從讀中學起，學校就教給我們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國史，日本怎樣馬上就要打退中國來了，報上天天登。我早就覺得了，我們和日本不共戴天。

中國人都要反對日本，但是沒有反對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蔣介石與日本人和談結束：報紙上公然只許說敦睦邦交，不許說抗日。

有甚麼路走？唯一的一條抗日的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的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人的名字差不多全包了中國文壇，避不屬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見往左倒，不往右傾：毛澤東說中國有文化新（紅）軍，確實不假。我就由中學的一個老師，介紹我讀了這些左翼作品，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

成立「冀察政委會」這種事情，連右派也震動了，還和日本和談退讓麼？最簡單的一點愛國心使我對國民黨政府發生反感。

接著是「一二‧九」運動，我們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報紙上對於愛國運動隻字不許提：我們回到學校，憤怒充滿胸膛：政府不支持愛國，只有共產黨才說必須抗日，左派刊物高呼無保留地支持學生的抗日運動，愚蠢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產黨的旗幟之下。

共產黨本身的影響，當時實在並不大，我們只知道有一支紅軍在四川一帶被國民黨部隊打得東跑西顛，國民黨報紙天天登著「朱毛殘匪已就殲」。後來忽然又看到這共產黨軍隊跑到陝西去了，從陝西又到山西，山西又回陝西，我們實在也沒見他們對抗日實際局勢做出任何扭轉，真正震動全國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學聯活動，七君子的被捕，連宋慶齡都出面支持，自願坐牢，最後來了個「西安事變」，這才使共產黨的影響真的到了全國。

我明白了，我要愛國，必須從此全身心跟著共產黨：我覺得共產黨這麼不顧一切苦幹，看來是真的能夠為人民為袓國而犧牲一切，這是值得我一生永遠跟著它走的。人能夠如此，這才是真正的光榮，是人的價值的實現。

入黨後我從不懷疑黨的光輝偉大，為這一點，一切都可以犧牲，多少同學找機會奔往美國學習，我的父母願自己出資送我留美，而我丟棄了這一切的機會。我在學校本來是很不錯的學生。在中學屢次得獎，入大學讀哲學，也覺得金岳霖的邏輯、馮友蘭的哲學史甚麼的很有味道。實在，休謨的人性論，使人深思，得一種思辨的快樂。我並不喜歡《反杜林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但在決心人黨之後，我把讀書所得一切都放棄了。我情願做一個學識膚淺的戰鬥者，毫不考慮地相信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說的一切，因為那是我所宣佈崇拜的主義：我並沒有放棄我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莫名其妙地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裏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都在內。我由此成了共產主義真理的信徒。

我跟著黨，受苦受窮，吃糠曣菜，完全算不了甚麼。這些艱苦生涯，我覺得連記都不值得一談，丟了它更沒有甚麼痛苦可說。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我在黨內一步一步走進去，一步一步深入了許多我所從未想到的人間事物，開始使我懷疑，懷疑這美好的地上天國怎麼會有這些完全是庸陋不堪的事？然後我自我安慰，以為人總是有缺點的。我不能因某些缺點而放棄我美好的理想和信仰。但是許多事情的不公平，本人的遭遇，親眼見到的不合理、實在使人無法坦然。這裏不但沒有自由和民主，甚至要求我們排斥自由和民主：這時我只能想，像基督徒那樣地想:我已經把自己的一生貢獻出來了，不能收回，我得忍著、忍著，流淚忍耐，是生命給我的慰安，對外，我還得說一個黨員所應當說的，說我們黨在如何如何歷盡一切艱難，為祖國而戰，黨的紀律是鐵的，為了戰鬥，全黨要服從中央，只可說黨的光榮，連黨的缺點也不可多講。

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有多少常年為黨犧牲自己的純潔的人，被冤死或者劃成右派，最後的悼詞只說了他們對黨的若干貢獻，至於那一切錯殺錯判，只用「曾被錯誤處理過」一句，帶過去了。甚至只當沒有那回事，一句不提，只說這個人活著時如何如何忠於黨，意思是對的還是黨。你的痛苦猶如腳下塵土。

我提筆記下一些痛苦來。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忍著一部份。還是說：過去的事情儘管不大好，但是會好的。前邊的領袖不那麼好，後邊的領袖還是好的，他們總是為袓國為人民的。錯一點兒，我們還是忍一口氣，原諒了吧。而且不原諒也不行。我已經失去了自己思辨的能力，只能信黨的。我得想一切都會變好，現在已經在逐漸變好了。最明顯的例子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那的確是不好，毛澤東主席領導有誤，可是已經糾正，不是一切都變好了嗎？對今後，只需要抱著美好的希望，還是足夠了。

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思索我這十來年的痛苦，直到思索痛苦的根源—–我的信仰。直到我們這一整代人所作出的一切，所犧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一步的，寫下來又非一日，其中深淺自知，自亦不同。現在均仍其舊。這個根源，我留給後來者去思索。他們應該不應該像我們一樣？至於我本人，至今我還沒有完全說透的眼光和膽氣。我的思維方法也沒有討論這些問題的理論根據和條理性。我還是只說事實，不用雄辯，只把事情一件件擺出來如後。

韋君宜《思痛錄》十四章 編輯的懺悔

按語：

韋君宜是大陸算是有名的文學家，1935年已入黨，被整過好多次，也被迫整人整過好多次。因作品、言論獲罪不少。第14章寫她文革後期從下放回到北京，參與編輯工作。當時中共號召文藝不僅要為工農兵服務，而且鼓吹在踢開臭老九（知識份子）之餘，鼓勵工農兵自己去寫文學作品。但由於這些作品水平太低，還得由知識份子來編輯，常常是「編輯」之後只剩下十多行。其次，14章還談到，即使是工農兵文學家，其作品從策劃、情節安排、佈局、人物到下筆，都要由上級（黨委或軍代表）定調、審核、修改，完全沒有創作自由。《金光大道》作者浩然算是文化水平較高的“工農兵文藝家”，但是也要由軍代表干涉修改他的小說。所以，文革時期這類“工農兵文藝”，表面上是寫實（甚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嘛），其實大都虛構，而且是按黨八股而非按藝術創作的原則去虛構。自然不排除當中可能會有個別較好的作品，但整體而言並無多大文學或生活價值。思痛錄中一再談到中共那種專門以謊言及國家機器來欺騙自己人及鎮壓自己人，怎樣令無數仁人志仕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希望今後不再有人上當受騙就好了。

十四、 編輯的懺悔

盧梭的《仟悔錄》，記錄了他平生見不得人的事情，有損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如果盡情去寫，寫寫這些年都搞了些什麼運動，寫了些什麼文章，那真要清夜捫心，不能入睡了。

“四人幫"當權那十年，我不能說自己完全沒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種地。而隨眾呼喊，以"最高指示"罵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壞事，不過也不盡然。我就記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體大會上，一個革命群眾循例發言，罵我是"狗膽包天"。這句話竟使我一直牢記，無法忘懷。(其實像這種壞話，自己豈有不講之可能？）好事呢，也還是做過的。就在我已經被"解放"之後，在幹校裡沒有被調回京的時候，那一段暫充連指導員，搞專案，任務是把前一段軍宣隊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審查一番。這時，地方軍宣隊已換了班子，對前案弄不清，更無精力去細細審查這些糊塗賬。於是我鑽了這個空子，自己做主來搞這些所謂 “專案"，取消了幾個荒謬透頂的所謂 “結論":例如那些 “結論"把一個從不認識吳的人，說成與吳勾結;把一個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沒問題的人，又說成"特務";把共產黨自己的機構名稱套在國民黨頭上，然後給人定罪……分辨了這麼幾件有些政治常識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卻使我覺得心裡極愉快，夜裡開始睡得香了。多年對我冷冰冰的下級，如今見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親沒有幾天就急著要回幹校辦我這些沒有完的案子。楊述奚落我:"忙什麼，你這數不上數的幹校小官!"我撇撇嘴，說:"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這些年工作，還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做得高興哩!"

所以說，別人的文章只講自己在幹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離了幹校，回原單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實則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籠，真正去做自己應當懺悔的事情去了。

我雖不再當領導，上有軍宣隊，卻也算做了社領導小組的一員，管業務，就是管組稿出書。但是，這時哪裡還有什麼作家來寫稿出書呢?有的進秦城監獄了，有的下幹校了。要出書，就要靠 “工農兵"。換句話說，靠不寫書的人來寫書。我才從幹校回來，那些先回來的被結合的 “革命派"就告訴我 ，今後一切必須依靠黨－－ 先依靠黨委選定主題和題材，再依靠黨委選定作者，然後當編輯的去和作者們研究提綱;作者寫出來，再和他們反復研究修改，最後由黨委拍板。至於"三突出"等等原則，不必贅述。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則，今後決不再發表只字作品。但是對於別人的作品，我卻不得不管，無法逃脫。於是我開始一個一個地和這些作者接觸。

這些作者，大部分是生平從未寫過任何作品的人。往往是組織者接到黨委指令，某某題材重要，於是便把這些人集中起來。這些人中有具備一點寫作能力的，有勉強拼湊完成任務的，有想學時髦寫幾句的，還有很想寫自己的生活但是對於這生活沒有認識的，或者自己的認識與領導上的意圖完全兩樣的……而我這時的任務，就是把著他們的手，編出領導所需要的書來。

我記得我第一條需要編進去的內容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條使得作者和我都動盡腦筋。有一本在當時銷了好幾十萬的書，叫《千重浪》，故事原是寫的 “走資派"不准搞機械化，農民積極分子弄了些拖拉機零件來，自己制作了一台拖拉機。生活內容很少，也不大有現實性，但好歹也還算一件說得過去的事。但是，不行，要階級鬥爭，那就得把意見不同的雙方寫成兩個階級，敵對階級還要具體破壞，這就更難了。作者想出一個隱藏在地窖裡多年的人，這是從報紙上抄錄的。但是，還不行，如何破壞拖拉機?作者從沒有見過。我這編輯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作者把 “作品"編圓。於是我帶著作者跑到一個有拖拉機的農場裡去，請拖拉機隊長給我們講破壞拖拉機的竅門兒，如是，就算我幫助作者深入了"生活"。

我這樣做，曾想過這完全不是藝術嗎?當然也偶然想過一下，但那時想的最主要的根本不是什麼藝術不藝術，而是任務。這個時代，給我的任務就是編出這樣的書來，使它像個故事。我是一個補鞋匠。記得有一本書叫《東風浩盪》，寫一個 “資產階級思想"的工程師和一個無產階級思想的工人的鬥爭，一開始就是兩個人整整空論了一章。我一看，這樣多空話，讀者看得下去嗎?勸作者刪一刪，這就是我的"藝術加工"了。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當時的範本，因為他能編得比較像個故事。其中當然必須有階級鬥爭，又必須有故事，他就編了一個"範克明"，地主化裝當炊事員，搞階級破壞。自從他這一招問世，於是紛紛模仿，有男地主化裝為女人的，有用煙頭破壞自己的臉化裝為麻子的，所謂"十八棵青松"都是如此栽成。幾位作者聽說階級鬥爭要提得越高越好，不能只寫些農村土地主，於是就提高到局長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壞人，又提高到 “蘇修"和國民黨直接派進來的特務。既然一定要寫這些東西，而作者對這些又實在毫無知識 (不是說生活)，於是要編輯幫忙。我實在無法，正趕上文化宮有公安局辦的特務罪行展覽會，我獻出主意，帶著二位作者去參觀。也真虧他們的腦筋靈，看了兩回就有了故事，後來小說居然出來了。

這樣的小說，那時還多的是。像:《伐木人》《鐵旋風》《無形戰線》《朝陣》《晨光曲》《鑽天峰》……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藝術。但是，是這些作者有意逢迎上級，破壞藝術嗎?不是，有幾位作者很有生活，例如森林生活、農村生活、學校生活，有的段落寫得很真實，很動人，但是整體構思卻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隨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現在我不說出這真情，我將永遠都對不起他們。

我記得當時的大作家浩然，他那個 《金光大道》的架子實際上是由編輯幫他搭的，先賣公糧，後合作化……前邊我不清楚，到寫第二卷時，我從幹校奉命調回社來，接任責任編輯。管這部書的編輯組長，是由外單位調來，沒當過文學編輯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說:"書中寫的那個時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寫抗美援朝怎麼成?"但這一段故事，實在與抗美援朝無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還是把抗美援朝添了進去。那編輯組長再次提到，在四五頁稿子上，每頁均加上 “抗美援朝"，又把小標題 《堵擋》，改成頗有戰鬥性的《阻擊》，把《讓房》改為《讓房破陰謀》。記得浩然苦笑著對我說:"我不同意他這麼改，沒有別的意思，只是還想保護一點點我的藝術創作……這個人像念咒似的一句一個抗美援朝……"

還有一位中學教師胡尹強，寫的中學生活，主題是按照當時的教育思想，反對死讀書，要動手做，內容還是真實活潑，符合生活的。我又是在半中間接手這本書。書中的老校長，可以看得出是一個熱愛教育、一心教好學生的人。但是到了我接手時，已經被改成了一個 “走資派"。作者寫他為了讓學生及時回來參加畢業考試，自己連早飯都不吃，拿著兩個包子親自跑到水利工地去找學生，這實在叫人不忍說他是 “走資派"。可是怎麼辦呢?他的性是定了的。作者最後無奈，改成發了洪水，全縣生命財產危在旦夕，這校長竟為了學生成績，把正在戰鬥的學生從堵洪水的大壩上硬拉走了。我說:"不行，如果全縣發了這樣大水，縣委也得下令各單位先停止業務，大家搶險。這麼改說不通。"但是沒辦法，必須讓這個校長當當"走資派"。我也別無他法，竟同意了－－ 同意把一個藝術形象砍殺了。

有一本我奉派去延安組織插隊青年寫的，歌頌"第一號英雄人物"的小說。我物色到了兩個下放插隊的姑娘，文筆不錯。"第一號英雄人物"選定為她們插隊青年中一個挺潑辣能幹的姑娘。第一稿，老實說是不錯的。寫這些青年想法兒改善那窮得要命的陝北農村，做種子改革實驗，和不衛生的習慣鬥爭，自己冒險學做醫生，救活農民的孩子……大概都是作者親身經歷的。糟糕就糟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要找出一個地主來做鬥爭對象。但是，陝北土改已經過去五十來年了，又是真刀真槍幹的，不是和平土改，那時候人人知道的口號是肉體消滅地主。到了這時候，哪裡還找得出地主?不是殺光也是死掉了。說陝北還有土地革命前遺留的地主，當地農民聽了也會詫為奇談。我主張可以寫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作為鬥爭對象，鬧一次反貪污就完了(作者原來有寫貪污案的意思)。但陝西文化局派來指導的同志認為，這樣的階級鬥爭還不尖銳，堅持用地主，於是把這地主編成是從外地偷遷來的。最後要生死鬥爭，是地主開閘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閘門。作者說:"我從未見過這種水閘。"那位同志就領著作者去參觀並講解，最後這樣照寫了。年輕的女作者對我悄悄地說:"我實在不願意讓我的女主人公 (也就是真實生活中她的同學)去和那個老地主在水裡肉搏一番，那成什麼局面?怎麼下筆……"我懂得她的意思，這不是叫她創作，這是侮辱她。幹脆說，侮辱一個作者。但是在我們那天開會"集體創作"中還是通過了。我也屈從了。天，我幹了什麼事情!

這類事情我還遇見過多次。起初是鬥地主，後來提高為鬥負責幹部、老幹部、知識分子幹部。記得那部寫伐木人的，起初是說那個局長在育林指導思想方面有錯誤 (主張大伐，而不主張著重多育)，這還說得過去。到後來追他的思想根源，原來那位正確的書記是工人出身，這位錯誤的局長是知識分子出身。再追下去，當年他參加革命不是真的，參加學生運動也是騙人，甚至他還偷偷做過出賣人的事，說什麼老幹部全是假的……這還有什麼說頭呢?

接二連三，都是這類情節。一個很難得的蒙族工程師硬要搞保守，只有工人出身的技師 (技術員)才肯搞創造;一個現在北京的大學教授、學術權威，原來是個大特務，在指揮破壞礦山……當小說已經寫到凡知識分子全是壞蛋的程度之後，我起先覺得，這無非就是按照現在的大字報給我們滿臉塗黑而已，我本人只當登台陪鬥，看著書中人物挨罵卻無能為力，叫我有什麼辦法替他們一個一個翻案?

到後來，看稿看得多了，漸成習慣。好似看那些誣陷別人的刀筆吏的訟狀，知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有一點難過之處，就是我自己必須參加幫忙制造這種刀筆吏的訟狀。

這裡面有些文章，說的那些罪狀，好似過去我確曾見過的某些人的罪行，都是通告了的，罪大惡極，而實際上竟不是那麼回事。

記得一位比我早三級的同學熊大縝，平時不大活動，很用功，從抗戰開始，他這個書呆子便拋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大學助教不當，跟到冀中參加革命。他是學工科的，在部隊主持科研工作，制造了炸藥、手榴彈，還跑北平為部隊採購藥品和電台，誰想到，這個人後來竟以特務罪被槍斃，而且正式通報，明正典刑。同學們見到都既驚訝又傳以為戒，一提起他就是 “隱藏的壞人"。又是誰想到，過了幾十年後查清，原來是場冤獄!

還有一位，北平“一二‧九”運動中的知名人物，北平市學聯的常委王文彬，1938年還在武漢負責籌備全國學聯大會。會散後，領導上留他在武漢工作，他卻執意要回山東微山湖拿槍桿子抗戰，說:"我們給國民黨幫忙幫得夠多的了，我要回去拉我們自己的隊伍去了。"這樣一個人，卻在微山湖的"湖西肅反運動"(聞為康生領導)中，被定成"反革命"，槍斃了!可能因為他是學生運動中的名人，消息開始傳來的時候，都沒有人告訴我們真情，只聽說他是抗日"犧牲"了的。所以楊述曾寫過追悼他的詩，還說是:"我聞君就義，矢志與君同。"到後來才知道是這麼一個死法，早知如此，是決不能 “與君同"的。

這些人，他們的身份就和當時我們那些小說裡寫的知識分子壞蛋一樣，公布的罪狀也一樣。但是，這是多麼可痛可恨的捏造，多麼無恥的羅織誣陷啊!這也能叫做"文學"嗎?我為什麼特別喜愛樸素的真實的作品，而一見到想以編造一鳴驚人的作品就往往自然地反胃，非有他也，就是這點病根。

由此我聯想到當時很多很多小說，凡寫知識分子的幾乎全壞，凡寫工農兵出身的全好－－ 這就叫"歌頌工農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農兵)，否則叫沒立場。當然，知識分子也有投敵的，也有怯懦的，也有庸庸碌碌的。各種人都有，都可以寫。但是，讓我們這些當編輯的掌握這麼一條按階級出身劃分清濁的標準，而且一概按此執行，這是什麼?這不是作者給人物抹黑，也不僅是當編輯的自己陪鬥，這是人對人的基本態度!

後來我想了很多很多該懺悔的事情。我為什麼拋棄了學業和舒適的生活來革命呢?是為了在革命隊伍裡可以做官發財嗎?當然不是。是認為這裡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國的真理!值得為此拋掉個人的一切。那麼又為什麼搞文學呢?自然也不是為了掙稿費或出名，是覺得文學可以反映我們這隊伍裡一切動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記。但是現在我在幹這些，在當編輯，編造這些謊話，誣陷我的同學、朋友和同志，以幫助作者胡說八道作為我的 “任務"。我清夜捫心，能不慚愧、不懺悔嗎?這一點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

“四人幫"垮台之後，我才忙著下令，讓當時正在砲制中的這類 “青松"式作品趕快停工。但是有許多部作品正在進行中，有的編輯單純從業務出發，覺得半途丟掉太可惜，還有的已經改完了，發排了。為了這些事，我和一些同志爭論過。同時，我盡力幫助一些好作品，反映真實的作品，能夠出版，和讀者見面，這實際上都是一種懺悔自己錯誤的行為。後來有的同志寫文章，對於我這樣當編輯頗有褒詞。而我還能有別的改正自己罪過的做法嗎?我有罪過，而且沒別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內亂，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應該把自己的懺悔拿出來給人看看，不必那麼掩飾吧。我這麼想的。

有人說自己當時是 “拉車不認路"，真的嗎?真是看不見路嗎?讓我們想想當時暗路兩旁的狀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