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取消主義」嗎？

陳鏡林

　　在我國現代革命史上，陳獨秀作為偉大的革命先驅者的歷史地位為舉世所公認。他的一生從反對清王朝、反對袁世凱到反對蔣介石都是最堅決的。他為人民爭民主、為無產階級求解放、從理論到實踐都是奮不顧身，那怕赴湯蹈火，坐牢殺頭，威武不屈，矢志不移。這樣一位曾經叱吒風雲戰鬥終生的革命家竟然被戴上「取消主義者」的帽子！筆者在沉思這段公案之時頗有感慨。

一、反對「加入國民黨」主張黨外合作不是取消革命

　　斥陳獨秀為「取消主義」的一個理由是：在二四——二七年中國大革命中陳獨秀對加入國民黨進行國共合作表示懷疑、軟弱，沒有充分信心奪取領導權，以致帶來革命的失敗。（1）當時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革命唯一民族主義的黨就是國民黨，在民族民主革命階段，反對封建軍閥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只有依靠國民黨。而國民黨是個鬆散的組織，自上至下沒有統一。在孫中山提出三大政策後，國民黨就是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聯盟。所以只有加入幫助國民黨從中爭取與左派聯合才能推進革命取得勝利。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自馬林、維經斯基、羅易以及蘇俄駐中國的顧問鮑羅廷是根據國際的這一指示指導中國革命的。但在我國革命實踐中陳獨秀一開始就覺得有困難，初次與馬林談判即有抵觸。1922年4月6日陳獨秀曾提出六條反對加入國民黨的基本意見致共產國際維經斯基，（2）而且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陳都一致反對加入，只是尊重國際紀律才勉強同意。在馬林傳達國際指示要求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時，他就主張「黨員應以個人資格加入，不應兼任國民黨的職務，以免混淆中共獨立的面目。」（3）陳獨秀最早就有共產黨應當有自己的獨立主張及行動的認識。而孫中山當時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們便要反對蘇俄。（4）」一個政黨的政治主張及行動都代表其自身的利益，國民黨有自己的黨綱黨章，陳獨秀完全認清這一點。參加國民黨內，與國民黨員共謀革命，自然免不了意見分歧與利害衝突，受到各種矛盾的牽制，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實際上等於被國民黨吃掉。

　　在黨的「三大」後，上海一些國民黨黨員即出現一股反對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的尖銳情緒。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國民黨中的右翼便迫不及待地對共產黨人公開進攻了，他們首先刺死支持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廖仲愷，繼而張繼、謝持等西山會議派磨刀霍霍，通過決議要「取消共產黨人的國民黨黨籍，解僱鮑羅廷。」1926年掌握軍權自認為中山先生信徒的蔣介石竟悍然發動「三‧二○」事件，包圍中山艦；逮捕艦上所有的共產黨員，包圍駐東山的蘇聯顧問團。這樣嚴重的挑衊，共產黨再留在國民黨內就非常危險和不可能相處了。當時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曾痛陳必須退出國民黨的理由，並電示共產國際。（5）接著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進一步通過「整理黨務案」，要求共產黨交出在國民黨內全部共產黨員的名單，限制共產黨員的人數，並且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的部長。限制排斥共產黨已經達到忍無可忍的地步。陳獨秀再次提出要退出國民黨，否則就不能執行獨立政策取得群眾的信任！然而這個主張遭到鮑羅廷的反對，當時共產國際布哈林在《真理報》上作文「最嚴厲的批評中共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並派維經斯基來中國「矯正退出國民黨的傾向。」在施加壓力下，陳獨秀又只得「尊重國際的紀律和意見了」。（6）

　　但是，陳獨秀是目光犀利而有實際經驗的革命家，眼看在國民黨內共產黨員的工作受挫折，行動步步受限制。國民黨並非國際所說的群眾聯盟組織，亦非後來認定的小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實權操在上層大地主官僚資產階級政客之手的黨。他們深怕群眾起來的革命損害到他們的土地財產利益。所以一旦掌握權力，立刻要排擠工農群眾的革命力量。如果要把革命推向前進，唯一辦法首先要退出國民黨。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四屆三次會議，陳獨秀再次提出決議案表白：「所有中共黨員必須退出國民黨，僅只實行黨外合作，並同左派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只有擺脫國民黨的控制，我們才能真正實行獨立領導工農運動的政策。」（7）可是陳的提案未得通過。而那時鮑羅廷反而提出「除了蔣介石沒有人足以打擊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陰謀」的荒唐見解，國際這樣的阻力及錯誤的方針，怎不使黨進一步陷入被動難堪的局面？

　　是年11月，國際召開執委第七次會議，國際執委中國委員會書記之一彼得羅夫（即費德爾‧拉斯科爾尼可夫）說：「中國共產黨卻存在著一些錯誤的觀點……由此乃產生華北、北京委員會要求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的情緒。遺憾的是，這種錯誤的建設不僅在中國本土，而且在我們聯共也得到了同情的反應。」接著他堅持說：「這是一種極其有害的、錯誤的、投降主義的觀點，這是一種必須徹底批評的失敗主義的思想。」（8）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後，聯共黨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提議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立刻退出國民黨的主張，而斯大林卻譴責他們是「徹底消除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並且說「這是不容忍的失敗主義。」（9）國際這樣強制的壓力對當時幼稚的中國黨的傷害可想而知了。陳獨秀承認封建軍閥割據的中國，只有與南方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才能負起共同打敗吳佩孚、張作霖統一中國，但是共產黨要獨立，只能與國民黨進行「黨外合作」的統一戰線，才能發揮自己的主張，引導工農群眾奪取革命領導權而不受資產階級勢力的限制，最大限度地發揮反帝反封建的作用。保持黨的獨立是與列寧在「落後國家及東方殖民地問題提綱」中提出的原則一致的。但共產國際的代表指示「要求加入國民黨」進行所謂「黨內合作」，其結果必然「將中共全融化在國民黨黨內」（10），這就種下革命失敗悲劇的種子。可見，取消革命的不是陳獨秀，恰恰是共產國際。

二、汪蔣合流證實「加入國民黨」的錯誤

　　1926年，北伐軍攻下九江，帝國主義者被廣大工農的革命情勢所壓倒而嚇得驚惶失措，各列強在長江下遊諸大城市部署兵力達四萬多，軍艦一百三十五艘嚴陣以待，向革命工農大施鎮壓和誘降兩手準備。國民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眼看找到帝國主義這個靠山，排斥共產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下定決心向工農開刀。可是當時的共產黨人還在真心實意地配合北伐軍的到來，舉行起義歡迎北伐軍進城。1927年2月，吳稚暉看到上海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提出組織上海市民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時，馬上堅決反對，聲言「倘若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紐永建也借海軍提前開炮而對共產黨責難。（11）共產黨的一舉一動此時處處都受國民黨牽制監督。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的4月5日，斯大林還在莫斯科黨組織積極份子大會上演說：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蔣介石是反帝的」，批評要求退出國民黨是「極其錯誤」。沒過幾天，恰恰就是這位所謂中派的蔣介石拿起屠刀將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大批槍殺在血泊之中。「四‧一二」事變後，蘇聯《真理報》發表斯大林「中國革命問題宣傳員提綱」卻說：「蔣介石的政變，表示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

　　如果說蔣介石的叛變僅代表國民黨一部分右派退出革命，武漢汪精衛「七一五」叛變相繼在蔣介石之後反共又應如何解釋？如果說這是陳獨秀思想本身右傾，「由於不斷背離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導致失敗，」（12）那末國際在這之前正確指示又在哪裡？「四‧一二」事變前，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領導不是沒有覺察蔣介石的反動面目，陳是早已有所疑慮的。蔣的叛變不是簡單的僅僅國民黨右派的退出，它證明國民黨並非四階級的聯盟，而是根本害怕敵視工人群眾革命的資產階級政黨，事變之所以得逞正是一貫實行「黨內合作」的錯誤政策，束縛住共產黨人手腳。在革命進潮的關鍵時刻，陳獨秀領導三次上海工人起義推翻軍閥統治的勝利，說明陳並非受國民黨意圖的限制，果斷英勇地掌握起義領導權，這些曾經震憾世界的歷史事實足以說明陳對革命忠心耿耿，決非「取消主義者」。

　　「四‧一二」事變後，斯大林認為「革命已發展進入第二階段，要求共產黨人全力開展土地革命去積極支援武漢的軍隊」，「要千方百計保持與汪精衛合作」。共產國際執委會仍堅決反對退出國民黨，並指示中共吸收工農勞動群眾加入國民黨，指責中共領導機關的右傾是將「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對立起來」（13）的錯誤做法。其實在國共黨內合作期間，國民黨於二屆三中全會組成的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徐謙、顧孟餘五人的土地委員會以解決農村土地問題，共產黨人提出將地主土地超過五十畝及對官地荒地沒收分配給無地少地農民的決議時，立即受到譚延闓等人阻撓而不予通過。1927年4月28日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五大」，蘇俄顧問鮑羅廷即認為土地革命開展將會導致統一戰線的破裂。以前中共對農村亦曾提出不少限田抗租減租的鬥爭，但從這兩種事實來看，試問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怎能開展土地革命這一實質性的運動呢？

　　「五大」以後，形勢更是急轉直下，湖南的土豪劣紳在夏鬥寅、許克祥帶領下發動一系列叛亂，殺害許多共產黨員及工農群眾。其時正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會上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人仍必須努力改組國民黨的領導機構，並提出著名的「五月指示」，極力支持布哈林所謂「如果我們不限制土地革命，我們將失去我們的左派同盟者」。這些指示來到中國後，使鮑羅廷、羅易等真是啼笑皆非，不知所措。羅易為求保持黨內聯盟討好汪精衛，竟把這個絕密指示出示給汪精衛，汪精衛卻反臉無情抓住這件「破壞國民黨的陰謀」佐證，有「理由」開始「七‧一五」大屠殺。

　　對於土地革命之延緩，後來都說是陳獨秀妥協退讓的結果，主張「先擴大，後深入」。因而利於國民黨右派奪權。然而，共產國際在1926年10月就曾電示北伐軍佔領上海之前暫不宜加強土地運動。（14）而且一直把解決土地問題寄託於國民黨身上，完全依靠它的政權和軍隊。而且國際源源不斷把武裝軍備支援國民黨，而不給共產黨，以致國民革命的軍事重權掌握在國民黨之手，這就不能不使共產黨人在緊要關頭處於挨打的地位。

　　從蔣介石「四‧一二」屠殺直到「七‧一五」汪精衛叛變，國共合作完全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了。後來陳獨秀總結這件革命的失敗原因說：「乃是因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遂至不自覺的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過分助長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勢力造成了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之前提。」（15）這個結論是很正確的，錯誤的觀察不是陳而是國際。助長資產階級軍事勢力的正是國際之對國民黨一貫在金錢武器等有力的援助支持。所以，陳獨秀的敏銳觀察力及早期屢次提出退出國民黨是有充足理由的，決不能說他的見解是「取消主義」。

三、「低潮論」決不是取消主義

　　第二個斥責陳獨秀為「取消主義」「取消派」的理由是：陳獨秀反對蔣汪合流後革命高潮論及黨採取的暴動路線。

　　「八七」會議後，陳獨秀辭去總書記，由於革命的失敗使他自己覺得責任之大一時感到無以自處，他自己說：「一年來他是處在內心的沉思和反省之中。」（16）有人說他消極了，不革命了，其實他一方面在檢查過去的過失深究原因是非，另一方面仍積極向黨中央提意見表示看法，繼續寫文章評論時政，發表在當時中央的機關報《布爾塞維克》上。對發生的重大事件如「中東路問題」向中央常委提出自己的見解，1929年8月——10月間，三次上書中央陳情，拳拳之心可表，說明陳獨秀一直在關心黨與國家的事業。

　　汪蔣合流，中國革命失敗已成定局，中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勾結奪得勝利，而後的蔣桂、蔣張、蔣馮、蔣唐之戰都不過是資產階級內部的爭奪戰，他們一致的目標是鎮壓工農鎮壓革命，全國到處是一片白色恐怖。革命事實已走向低潮。當時共產國際為了掩飾革命的失敗，反而認定中國革命進入「第二階段」，並且說「世界革命進入第三時期」。斯大林斷言：「現在資產階級跑進反革命營壘，小資產階級繼續退出革命」，而「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仍要進行反帝鬥爭」。並且說：「經過幾個月，中國革命將出現新的高潮。」（17）中共根據這個講話精神於1927年10月23日公佈《中國共產黨反對軍閥戰爭宣言》，號召工農貧民兵士「團結在工農暴動的旗幟之下」推翻南京、北京、武漢、廣州等一切的反動政府，從而以武裝反抗走向全國總暴動之路。黨開始了「左」的拼命的盲動主義。當時寧漢戰爭爆發與唐生智軍的後撤，武漢實際僅剩六百多黨員和不足三千有組織的工人，卻要奪取反革命中心的武漢重鎮；北方張作霖失敗，北京城內僅有一千多學生，天津黨組織只有一百餘人，而且工人群眾未發動起來，而中央立即要求特區和京東四縣暴動，毫無希望的宜興無錫農民起義，堅持一天就失敗了，江蘇省委卻認為時機比前三次上海起義的時機尤為成熟，要加緊準備上海工人暴動，結果連工運都無法發動。（18）黨的十一月擴大會議揚言「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形勢，」要求「全國各地不論主客觀力量，普遍要舉行起義，奪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要求全國總暴動。然而在廣州起義前一月，黨曾發動兩次工人鬥爭：海員工人罷工遊行及鐵路工人示威，但均遭反動派的鎮壓而失敗。12月，當張發奎的軍隊準備進入廣州，局勢危急，廣州工人為保存革命力量而採取防御舉行起義，而蘇聯顧問紐曼則認為起義必須「進攻！進攻！再進攻！」張太雷隨之說：暴動「只能顧成功，不能顧失敗。」以孤注一擲的態度代替退兵一擊之戰，結果起義僅堅持三天終遭失敗。廣州起義失敗後，中央又認為「湖南成為繼續廣州蘇維埃革命之發展最有勝利機會的省份，革命將開始於湖南而發展到武漢。」批評「懷疑革命高漲的意見」是機會主義的觀點。瞿秋白說：「廣州十二月暴動的失敗，不但不是全國的失敗，而且是全國革命勝利的序幕！」這些不顧客觀形勢盲目拼命的方針，把大革命中積緊起來大部可貴的力量都犧牲殆盡。這是多麼的驚心可悲！

　　廣州起義失敗後，1928年共產國際第九次全會上斯大林在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中才否定了革命「不斷高漲」的說法，改口說「革命處在兩個浪潮之間」，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目前在全國範圍內還沒有出現群眾革命運動的新高潮。但是，有許多徵兆說明工農革命正在醞釀這種新高潮。「於是中國黨直到『六大』中才肯定這個階段」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兩個高潮之間的中間形勢」。從而結束了革命不斷高潮的極「左」思潮。但惡根未盡，隨後的立三王明路線又重蹈覆轍。

　　陳獨秀當時對局勢看法就不一樣。上海漢口長沙南昌暴動連續失敗，革命高潮分明已經過去。陳獨秀指出：駐守長江一帶的外國艦隊都一批批退走，駐在上海的帝國主義兵士也一批批回國了，那就是低潮的證明。拿廣東來說：廣州暴動前指導機關曾大力發動群眾罷工，都因被嚴重的白色恐怖所鎮壓而不能起來，農民暴動屢起屢蹶，群眾大都心灰意冷，中山、東莞均沒有戰鬥，西江從暴動失敗後差不多完全星散，全省各地組織都處於「漫不健全的狀態中」（19）。毛澤東在《井崗山的鬥爭》一文中談到當時群眾的鬥爭情緒同樣說出：「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這些情況和陳獨秀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他們和那時「左」的中央聽從國際主張一味制造高潮，自上至下命令創造暴動的條件深為不安。《井崗山的鬥爭》一文說：「三月（1928年）湖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四月全軍到邊界後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這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這些活生生的現實足見當時「左」的中央的路線造成的危害，使毛澤東堅決起來糾正。

　　1927年11月，陳獨秀給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中指出：「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此時工農運動應偏重經濟鬥爭，當然不迴避政治以發展我們的實在力量。問題是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不可以為目的，此時尤不可存以暴動奪得政權的幻想。」對於農村則提出不繳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的「四不」口號，喚起廣大農民群眾。他向中央直諫「現在認為『另一個工農革命已開始」的認識是錯誤的，」陳獨秀說：無產階級在反動時期的現階段中，應一面採取防御戰略培養自己的能力以鍛煉自己，重新團結離散的隊伍，並一面採用所需要所可能的策略與口號，開辟新的革命環境，走到新的革命階段。（20）

　　陳獨秀的這些見解無疑是可取的，而當時的中央卻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因為他反對高潮論反對盲目暴動，抵制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以及秋白、立三、王明等人的錯誤引導，因而被斥為「取消主義」「取消派」，殊不知「左」的高潮論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損失之大比之右傾機會主義時期所造成的更有過而無不及！

四、低潮時期提出「國民會議」口號並非取消主義

　　在革命處於低潮時期，陳獨秀認為共產黨的策略應該提出一般適應群眾的民主權利和民主要求，「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封建地主土地」、「民族獨立」、力爭召開「平等直接普選的國民會議」等。他引證列寧在1919年說的話：「在工人階級奪取整個政權的鬥爭還未成為當前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形式，只有積極利用民主運動和議會制度，才能發動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陳獨秀完全知道召集國民會議及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絲毫不解決工農群眾的根本問題，他是把國民會議作為反革命時期走向革命時期的跳板，一種可行的鬥爭形式。他說：「我們不能對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有所幻想，更不能助長工人群眾的幻想，我們應該儘量利用民主政制來促進民主政制的死亡」，「我們要利用民主口號與運動輔助我們奪取政權的根本目的。」（21）

　　一種見解認為陳獨秀之提出國民會議就是承認資產階級革命任務已經由於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而勝利解決，共產黨只能幻想在資產階級的議會中解決民主問題，無產階級革命成為將來的事。所以陳獨秀是「取消派」。這種說法亦非真實，他在《答列爾士同志》一文中對召開國民會議的意義講得很清楚，他說：「在反革命時代，為了有利於無產階級自己解放鬥爭的條件，我們可以而且必須為此實現和發展而鬥爭，然而這不是我們的前途。」（22）他非常反對列爾士把國民會議說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形式。他自己也不認為這種「普選全權平等的國民會議」真能實現，作為口號它是能夠「引導千百萬勞動群眾重新參加政治生活」，這是一種手段用以造成新的革命形勢，其目的仍是走向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最終目標。這裡沒有「取消主義」成份可指責的。

　　陳獨秀是位偉大的深刻的敢作敢為的革命家，他之所以如此說：「中國人自己能夠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顯然是對共產國際當時的發號施令造成錯誤有所覺悟，只是當時囿於紀律而陷自己於右傾機會主義的深淵。他後來之沒有去莫斯科接受「學習」也就是對「教皇的唾棄」的嚴肅表態。正因如此，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罪名一發無從解脫了。

　　陳獨秀是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他不僅熟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史，同時對蘇聯十月革命的過程和經驗都有很深的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初期以及迅速到來的大革命形勢使他認為中國革命必須依照俄國革命的模式進行，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工人階級的勝利只有走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道路，不僅中國共產黨是這個主張，連共產國際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只有這個唯一的主張。共產黨在沒有革命形勢的低潮時期，提出國民會議及一般的民主主張來促使再次革命的形勢的出現，這種理論在西方國家的歷史上已為規範，而俄國革命中同樣這個過程也發生過，所以陳獨秀走這條城市革命的道路是不奇怪的。猶同俄國一樣，農村革命只有取得城市革命一定的勝利基礎上才能進一步全面開展。毫無疑義陳獨秀提出的國民會議口號其目標是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權，而後來參加托派同樣還是以推翻蔣介石專政為當然的目的的。他在南京監獄中的強硬表現有力說明他的立場堅定和意志的堅決。如果說陳獨秀把資產階級已取得政權作為革命已經勝利完成而提國民會議為謀取國民黨什麼官職，那就錯了。所以將「取消主義」加在陳獨秀頭上是不符合事實的。

五、應當抹去陳獨秀「取消主義」的稱號

　　那末究竟是誰賜予陳獨秀為「取消派」這頂帽子呢？那個發明決不是當時中國黨的領導，帽子來自蘇聯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1927年蘇共黨內對中國問題的意見討論是相當尖銳的，托洛茨基、季護維也夫等反對派，他們正對斯大林等的意見進行猛烈評擊，斯大林利用權力打敗了反對派，於是把「取消派」的罪名強加在托洛茨基等人頭上，陳獨秀退出國民黨的見解以及革命低潮的見解恰好與托氏等意見不謀而合，「取消派」的帽子終究從遙遠的莫斯科送到我國黨內。1927年3月16日，蘇聯《真理報》社論批評「當代取消主義」「鼓吹脫離國民黨等於鼓吹取消中國革命」。（23）1929年10月共產國際給中國黨的訓令說：「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及托洛斯基派……」。（24）於是「托陳取消派」的說法一直就流行下來，經歷半個多世紀而未衰。歷史說明：斯大林的權威跨了，他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並非沒有錯誤，而托洛茨基的見解和陳獨秀的見解也並不見得都是錯誤。「取消主義」「取消派」一詞只不過是斯大林為了解決自己的政策而採取的一種強詞奪理的手段而已。今天我們回顧當時這段歷史應當實事求是地重新認識這個問題。陳獨秀以自己的實踐經驗和判斷提出的一系列關鍵問題有其卓越之處，歷史證明他比那些蘇聯顧問們高明得多，比斯大林、布哈林領導的共產國際實際正確得多。

　　人類社會發展史證明：社會的前進革命的形式不是千篇一律一個模式的，馬克思列寧的革命理論只能科學地預示人類的將來必然是共產主義的勝利無疑，條條道路通羅馬。但是一個國家的革命卻都有它的特殊環境及具體的社會經濟條件。資產階級越到東方越反動，經濟越落後越黑暗，統治階級就越殘酷。在反革命白色恐怖密布下的當時中國，不用說群眾沒有民主可言，連共產黨地下組織也不易生存。那些心向光明在城市堅持鬥爭的志士仁人無時無刻不是拿鮮血和頭顱面對敵人的屠刀，爭取民主與生存權利的鬥爭是如此艱苦。革命的核心就是取得政權，本就沒有一條固定的公式可循，毛澤東也反對「六大」的本本主義，他成功地走出一條把革命引向農村而後包圍城市奪取城市結合我國當時國情的勝利道路，而陳獨秀的革命道路則完全依照俄國經驗，從宣傳而組織而暴動，從城市而農村，在蔣政權法西斯特務統治下，事實證明這樣做是難以開展的，至少也是相當漫長的。後來抗日時期陳獨秀在武漢曾設想發展到軍隊中走出一條新路，只是沒有成功。但儘管國民黨的統治如何反動黑暗，城市的鬥爭對革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要求生存，要求民主，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喚起工人及各階層群眾的覺悟意識，團聚革命力量，仍然是推倒蔣介石反動政權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如一位日本學者所說的，城市的路線與農村的路線而在各個方面打擊反動政權，從歷史的意義看兩大力量互為配合、互為補充，是相輔相成而不是相剋相斥。所以上述事實說明陳獨秀「取消主義」一詞應當抹去。

註釋
（1）（9）見格魯寧《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提出陳在一九二三年「二七」慘案後就「完全形成」取消主義思想，王觀泉認為這說法「未免過早亦嫌武斷。」……並說馬林那種「將中共完全融化在國民黨內」的思想才是不折不扣的取消主義……。見王觀泉著《陳獨秀傳》249頁，台灣業強出版社1996年版。
（2）《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載《「二大」和「三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8月版。
（3）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292頁，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
（4）（6）《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87頁、89頁，《告全黨同志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7）《陳獨秀年譜》，唐寶林、林茂生編，249頁、25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8）《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227-22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10）王觀泉：《陳獨秀傳》，250頁。
（11）《吳稚暉先生全集》，第九卷877頁，群眾圖書公司1927年版。
（12）（13）《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340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據說這條電令斯大林後來承認有認錯，而時間已經過去。《斯大林全集》第10卷17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5）《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37頁《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信》。
（16）（24）《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159頁《答國際的信》。
（20）（21）（22）《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143頁，156頁，《答列爾士同志》186頁。
（17）《時事問題簡評》，《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8）金沖及《試論「八七會議」到「六大」的工作轉變》，載1983年《歷史研究》第1期。
（19）《廣東省委報告》1927年11月14日。
（23）《陳獨秀年譜》唐寶林、林茂生編2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