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陳獨秀實行家長制統治問題的質疑
張巨浩　　林小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陳獨秀問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以前加在他頭上的許多不實之詞都被糾正過來了，但是，在陳獨秀「家長制」問題上卻沒有觸動。在學術界關於陳獨秀在建黨時期乃至大革命時期實行家長制統治問題，似乎已成定論了。筆者對此有所質疑。

一、關於陳獨秀實行家長制統治問題的由來

　　究竟什麼時候提出這個問題的？有哪些根據？筆者對此作了一審調查研究，發現這個問題從黨的創建伊始就提出來了，一直延續至今。

　　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初，在討論黨的組織原則時，陳獨秀就與李漢俊等發生嚴重爭論，陳獨秀主張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黨，李漢俊等堅決反對，並指責陳獨秀想要獨裁。蔡和森對此有過說明：李漢俊未選入中央領導集體，非常消極而回家當教員去了。「第二屆大會召集漢俊，他未到，只寫一封意見書，內容是反對集權制、鐵的紀律……」。（1）李漢俊等把民主集中制和鐵的紀律與獨裁、專制等同起來，顯然是不正確的。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指出，黨的第三次大會後，陳獨秀在中央內部獲得過「家長」稱號。他說：「那時候任中央組織工作的毛澤東多半的時間不在中央，任宣傳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會時服從多數決定的諾言，只是埋頭寫作，不多過問政策方面的事，至於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廣州耽擱了一個長時間外，返滬後忙於上海大學的工作」，這種情況下，「陳獨秀的權力增加了，許多事情往往不經過會議而取決於他個人」。因而在中央內部都稱陳獨秀為「家長」。張國燾這裡講的即使是事實，也是處於幼年時期的黨組織生活不健全所致，並不能說明陳獨秀在搞「家長制」，相反倒說明在這種特殊情況下，陳獨秀勇挑重擔，獨撐門面，發揮了核心作用。張國燾講的「家長」，亦無貶責之意。

　　真正提出陳獨秀實行家長制問題的是蔡和森，他《在「八七」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過去的家長制，現在已經不適用了，非打倒不可」。但沒有闡述，直到同年九月在《黨的機會主義史》中才作了如下的說明：「中央只有從上而下的集中，而沒有從下而上的民主，黨的機關不注意吸收群眾領袖進去，黨內無自由討論，無選舉制度……」又說，在一次會議上，「CY中央來一決議，批評黨中央迴避土地革命，獨秀大發雷霆，碎之於地」。這一實例成了後來論證陳獨秀搞「家長制」統治的鐵證。

黨內文件中最早記載關於家長制問題的，是黨的六大作出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決議案》中指出：「從前下級群眾是沒有討論過政策，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沒有選舉過自己支部幹事會和委員會。與機會主義鬥爭後……由家長制轉變後傾向於極端民主主義。」

　　蔡和森和黨的六大，均未點陳獨秀的名，直接點陳獨秀名的是毛澤東。他與斯諾談話時，指出：「在那個時候（指大革命後期——筆者註），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他不把共產國際的命令給黨的其他領導人看』，據毛澤東說，『甚至於不和我們討論這些命令』。」陳獨秀是徹頭徹尾的獨裁者，這話份量很重。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毛澤東的原話，原話僅僅指處理「共產國際的命令」這件事。筆者查遍《毛澤東選集》和能夠找到的毛澤東的文章，始終未找到「徹頭徹尾的獨裁者」的原文，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專門論述黨內民主集中制問題也沒有涉及陳獨秀獨裁或搞家長制問題。但是，斯諾是一位信譽很高的著名記者，受到毛澤東的稱贊，毛澤東生前也未聲明更正。所以，我們認為斯諾雖然引的不是原話，但仍然反映了毛澤東的看法的，只是不應把它看作是毛澤東的科學的論斷。斯諾在序言中也強調指出：「這本書絕對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統的文獻」。還應指出的是，毛澤東講這些話時嚴格限定在「那個時候」，沒有泛指大革命時期。

　　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還批評「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裡表示的意見」（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筆者註），「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刊物上發表」；五大時，陳獨秀不懂農民在大革命中的地位，未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綱領，「我要求迅速加強農民鬥爭的主張，甚至沒有加以討論，因為中央委員會也在陳獨秀支配之下，拒絕把我的意見提交大會考慮」。

　　五十年代，李達發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文，以當事人的身份作證說：「陳獨秀是官僚家庭出身，在當時雖然相信馬克思主義，卻完全帶有惡霸作風，領袖欲極強。每逢同志們和他爭論的時候，他動輒拍桌子，砸茶碗，發作起來。記得在當時派赴鄭州作鐵路工人運動的李震瀛，寄來了一個詳細報告，他看了最初幾行，就大發牛性，接連砸了兩個茶碗。我勸他把報告看完了再說，他才勉強看下去。看完之後，才覺得適才的動作是過火了。他就是這麼樣的人。」（4）因為是親身經歷，可信度大，所以李達文章頗有影響。他把陳獨秀家長制問題提前到建黨時期，而且把陳獨秀實行家長制同他的家庭出身聯繫起來，有了階級根源。從此以後，陳獨秀不僅在大革命後期實行家長制，而且從建黨開始就是如此。

　　在「文革」時期無限上綱的情形是人所共知的，在學術界也沒有市場了，所以這裡不再贅述。但是七十年代，尤其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開始系統研究陳獨秀家長制問題，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篇：1980年7月22日《光明日報》發表《從陳獨秀的封建家長制作風談起》，同年11月10日《安徽日報》刊載《陳獨秀與新封建主義》，1982年《陝西師範大學》發表《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陳獨秀家長制作風產生之由來》等等。近年來，一些學者在研究黨章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時，往往都要涉及陳獨秀實行家長制問題。

　　總之，無論在黨內還是在學術界，陳獨秀實行家長制問題似乎成了鐵案。

二、「家長制論」與歷史實際不相符合

　　1、我們黨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對此，陳獨秀起了關鍵作用。在建黨的過程中，在這個原則問題上陳獨秀與李漢俊等發生嚴重意見分歧。陳獨秀在這個原則問題上十分堅定，不惜與之分道揚鑣。陳獨秀被一大選為中央主要負責人，他明確主張「中國共產黨不採取黨魁制，如孫中山先生之任國民黨總理那樣，而採取民主的委員制，從委員中推舉一個書記來負責聯絡之責，其他委員分擔宣傳、組織等各方面的工作，權力不應集中在一個人身上。」（5）他列舉許多事例說明中國過去各政黨採取黨魁制而發生的種種流弊，而委員制則由俄國共產黨證明其善，強調委員制適合中國情況。他還指出書記的職權，遇事公決，這不僅可以確立黨的民主生活，而且可以杜絕黨魁制的個人獨裁及官僚式的流弊。由於陳獨秀的威望，也由於許多同事都是他的學生，所以在一些會議上，大家比較尊重他的意見。陳獨秀對此也有警覺，1924年5月中央舉行擴大會議，在會上陳獨秀強調指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決於他個人，難免發生偏差。因此要求這次擴大會議予以糾正。他提議沈定一為擴大會議主席。有人提出中央書記應是當然主席，他認為不妥。陳獨秀作完報告之後，又提議推舉三人審查他的報告。

　　2、注意吸收新鮮血液進入領導層，不搞論資排輩。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時，就把希望寄託在青年人身上。在他建黨和主持中央工作期間，非常注意培養和選拔青年積極份子，及時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委以重任。陳獨秀對這些晚輩們十分尊重，平等共事，從不擺架子，因而受到大家的歡迎，享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說，從黨的成立開始，我們黨就十分重視青年，沒有論資排輩的傳統。這應是陳獨秀對黨內民主建設的又一功績。

　　3、陳獨秀允許並鼓勵發表不同意見，從不搞一言堂。

　　陳獨秀認為一個政黨不能搞得死氣沉沉的，應該發揮每一個黨員的積極性、創造性，敢於發表意見，提出批評。在黨的三大召開前的一次會議上，當時中央還沒有共同起草文件的習慣，陳獨秀就在會議上表示，對他起草的文件，所有的同志都應不客氣的提出修改意見，使之成為集中大家智慧的作品。這一作法成為黨的一個好傳統。在西湖會議上，馬林提議針對黨內小組織問題形成一個決議，進行批評。陳獨秀不贊成。認為在黨的小組會議上討論黨內當前的政治問題，即使對已決定的政策發表不同意見，也是黨內民主允許的，否則，將壓抑黨內民主討論的自由。1924年8月，為了開好黨的四大，陳獨秀以中央的名義致函各地黨組織準備意見和建議，以便在大會上提出。這一作法也被很好的繼承下來了，每次代表大召開之前，全黨都要認真進行準備，使會議開起來各舒己見，生動活潑。正如毛澤東強調指出的：「大家說一樣的話，千篇一律，這個不是黨的傳統，開一大時就有爭論，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都是如此。」不是「黨魁這麼講，下面就跟著講，人們不用自己的語言講，而用領袖的語言講話」。（6）毛澤東對五大有意見，也並不是說不允許他發言，而是指「拒絕把他的意見提交大會考慮」。毛澤東說陳獨秀不同意他的小冊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筆者註）的主張，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刊物上發表，後來事實證明，並不是陳獨秀的作用，而是編輯部決定的。後來在別處發表，陳獨秀並未追究責任，並不認為這是不正常的現象，說明陳獨秀是允許不同意見的。

　　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事實上形成了上海、廣州、北京三個革命活動中心。中央從實際出發，給了廣州、北京黨組織以很大的獨立處理問題的權力。由於所處的情況不同，加上派往三地的蘇聯和國際的顧問們上邊沒有統一的領導體制，所以，廣州、北京黨組織與上海中央常常出現意見分歧。陳獨秀從未採取組織手段進行壓制、打擊，而始終堅持民主協商的辦法，按照民主程序加以解決，比較好的處理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所以地方黨組織積極性、主動性得到了很好的發揮。

　　為了發揚民主，在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獨秀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時，嚴肅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陳獨秀由於對時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動，犯了很多錯誤。」（7）這是黨內民主建設的一個重大舉措，陳獨秀帶了一個好頭，開了一個意義深遠的先例。黨的三大確實否定了陳獨秀的一些錯誤主張。後來，陳獨秀公開反對北伐戰爭的主張，也被黨中央糾正過來了。黨的五大雖然沒有能夠挽救中國革命，但是五大在黨的民主建設方面的地位則不能低估，因為對黨的現任領袖進行嚴肅的批評就是從五大開始的。這是黨的民主建設上的又一重大進步。很可惜，五大這個好傳統我們未能很好的繼承下來，發揚光大。僅就上面列舉的簡單史實，就足以證明從黨的創建到黨的五大，陳獨秀並沒有把自己凌駕於黨的組織之上，並不是一言九鼎的權威偶像，更不是不准道半個不字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獨裁者，相反，陳獨秀對黨內民主建設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家長制論完全抹煞了這一點，是很不公正的。

　　4、從宏觀上看，從黨的建立到大革命失敗的短短6年中，我們黨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就有5次之多。此外，還召開5次中央擴大會議，5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每次會議都討論並決定重大問題，每次會議都開得生動活潑。在6年中，在黨的領導下，還召開過4次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4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多次全國和各省的農民代表大會。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我們黨歷史上民主最充分的一個時期。毛澤東生前也承認這一點。

　　一個只有6歲的幼年黨，黨的隊伍最多時也不過5-6萬人，而能與國民黨合作，發動和領導了席捲半個中國的第一次大革命，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沒有廣大黨員、幹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是絕對做不到的。黨內沒有充分民主，廣大黨員、幹部的積極性、創造性也絕對調動不起來的。

　　總之，「家長制論」根本不符合歷史實際，我們應當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

三、「家長制論」忽視了根本的歷史條件

　　中國是小農經濟的大國，又有長期實行君主專制的封建傳統，這是我們黨內滋生「家長制」「一言堂」的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一些學者正是從這一角度分析陳獨秀家長制問題的，但卻忽視了更帶根本性的歷史條件。從我們黨七十多年的歷史經驗看，在黨內真正形成家長式統治，造成「一言堂」局面的，只有兩個時期，一是王明「左」傾路線統治中央時期，二是毛澤東的晚年時期。王明為什麼能夠搞「一言堂」呢？根本的一條就是共產國際的支撐，打起共產國際的金字招牌。毛澤東晚年為什麼能搞「一言堂」呢？根本的一條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長期鬥爭中，建立了豐功偉績，在黨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認為他是真理的化身。這兩條陳獨秀都不具備。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國際規定：「共產國際及其機關的決議必須執行」。「共產國際所屬各支部的中央委員會」「應經常地向共產國際中央委員會寄送自己的會議記錄和工作報告」，「各支部的綱領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批准」，「各支部的例行代表大會和非常代表大會，須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同意方可召開」，「各支部中央領導成員的任免必須徵得共產國際同意才能生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權撤銷和修改各支部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並作出各支部必須遵守的決議」。「違反國際綱領、章程、決議的整個支部、部分成員或個別成員，開除出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有權向各支部派出特別代表，特別代表有權參加被派往的支部的中央或地方一切會議，監督該支部工作。」（8）斯大林特別強調共產國際的干預權，他說：「否認它的干預權，那就是為共產主義的敵人效勞。」（9）在這樣的條件下，怎麼可能形成獨立於共產國際的陳獨秀的「一言堂」呢？！陳獨秀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否則就將被糾正。例如，關於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問題，陳獨秀不同意馬林黨內聯合的意見，但馬林意見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陳獨秀也得服從。再如，陳獨秀在蔣介石公佈《整理黨務案》之後，立即向蔣介石、國民政府發出公開信，表示準備退出國民黨。遭到共產國際的嚴厲批評。以後陳獨秀又幾次提出這個要求，均被國際代表阻止了。

　　為了支援中國革命，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向中國派遣了大批顧問，主要集中於上海、廣州、北京等地，他們都有對我黨發號施令的權力。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處理一切重大問題都要徵得國際顧問們的同意，才能作出決定。

　　陳獨秀在黨內雖然享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我黨黨員心目中的地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陳獨秀在大革命最後階段對斯大林緊急指示沒有在中央傳達、貫徹，立即遭到黨內的強烈批評，甚至CY中央都作出決議對陳獨秀進行指責。這就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總之，陳獨秀即使想搞家長制的統治，沒有共產國際的支持，也是決然搞不成的。

　　陳獨秀雖然在創建黨的過程中，做出了卓越貢獻，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中國革命剛剛起步，他的歷史功績是有限的，根本不可能樹立起如毛澤東那樣的崇高威信。更重要的是，我們黨創立時期的黨員，特別是中高層領導幹部，都是從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是經過獨立思考最終選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方向的，很少盲從。他們是不大可能盲目追隨陳獨秀的。

　　總之，黨那時所處的內外條件，不允許也不可能建立起陳獨秀自己的的家長制的統治地位。
四、「家長制論」誇大了陳獨秀作風和個性上的問題

　　陳獨秀脾氣不好，個性很強，待人處事有簡單粗暴一面，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但他並不固執已見。他一生追求真理，並勇於堅持真理。他愛憎分明，厭惡中庸之道。他「願意說最正確的話，也願意講最錯誤的話，但決不說白菜蘿蔔豆腐之類不痛不癢的話」。他認為正確的東西，如果對方沒有足夠理由駁倒他，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會動搖、改口；但是，一旦發現自己錯了，就會毫不猶豫的承認錯了，不管在什麼場合，不管對方是誰，他都不顧自己的面子，不擺架子，「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輕易讓步，即使不太顯著的差異也不願稍涉合混，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但遇到他沒有考慮過的地方，經人指出，他會立即坦率認錯。他詞鋒犀利，態度嚴峻，像一股烈火似的。」（10）

　　當然，作為一個政黨領袖，只有原則性沒有靈活性，是不行的；對待同志簡單粗暴，吹鬍子瞪眼睛也是不對的。陳獨秀也意識到這一點，並努力加以改正。據他的老朋友汪孟鄒說：「陳獨秀做黨的領導人以後，變好了，不再象從前那樣常發脾氣使牛性了」。但是，正如俗話說的，「江山易改，稟性難移」，始終沒有完全改好，發脾氣使牛性之事仍然時有發生。這雖是他一大弱點，但我們不要誇大，尤其不能誇大他作風上的問題。

　　陳獨秀是一位崇尚民主的人。從1901年東渡日本開始，他就對法蘭西民主贊不絕口，對中國封建專制深惡痛絕，他認為科學和民主是醫治中國社會弊病的兩大良方，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兩大動力。因而高舉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發動和領導了一場新文化運動，對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禮教展開了無情的批判。他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倡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時代英雄，是我黨早期領導人中民主思想準備比較充分的一位。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後，他的民主觀更加科學化了。長期的民主追求，養成了他的民主作風。

　　陳獨秀與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乃至五四運動中，結下了深厚友誼。但是，五四運動之後，兩個人政治上的分歧越來越大，以至公開破裂，成為論敵，激烈論戰。但是，陳獨秀尊重胡適的人格和信仰自由，從不進行人身攻擊。所以，他們兩個人的私交一直很好。這是陳獨秀民主素質的具體反映。他對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等也是如此，他堅決的公開的批評他們的錯誤觀點，堅持以理服人，不強加於人的原則，因而使許多信仰無政府主義的青年人，心悅誠服的接受教育。這說明陳獨秀的政治道德是很好的。他最討厭玩弄權術的政客作風。魯迅先生曾生動的指出：「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是開著，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陳獨秀確實是一位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人。他對論敵是如此，對待同志更是如此。他在黨內從不整人，對人從不搞突然襲擊！從不搞拉幫結派，從不撥弄是非。這些才是陳獨秀作風上的主流。

　　陳獨秀在處理子女關係上堪稱典範。他不讓子女依賴父母，主張讓他們獨立奮鬥。陳延年，陳喬年到上海找到陳獨秀時，不准同他住在一起，而讓他們自謀生路，白天出外做工，晚上哥倆就睡在《新青年》雜誌發行所店堂的地板上，生活相當艱苦。在陳獨秀正確引導下，陳延年，陳喬年都迅速成長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成為我黨早期卓越領導人之一，並先後為革命而犧牲。陳獨秀既不搞裙帶關係，不任人唯親，又能舉賢不避親。作為廣東區委書記的陳延年，在許多問題上與陳獨秀觀點不一致。陳延年並不把陳獨秀視為老子，而總以「獨秀同志」稱呼，並與之爭辯；陳獨秀也從未用家長身份壓陳延年就範，真正是黨內的同志關係。陳獨秀在這方面給我們樹立一個好榜樣，至今也值得我們學習。

　　綜上所說，陳獨秀在個性和作風上，確實存在一定的毛病，但是，把其誇大成家長制作風，或實行家長式的統治，則是不正確的。應當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陳獨秀作為黨的最初的領導者，對黨的民主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給我們留下了一份寶貴財富，我們應很好的挖掘出來，並加以發揚光大。

註釋
（1）《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
（2）（3）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第139、135、137頁。
（4）（7）《「二大」和「三大」》，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第586頁。
（5）（10）張國燾《我的回憶》。
（6）陳登才《毛澤東的領導藝術》，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第71頁。
（8）《共產國際章程》，見貝拉‧庫恩《共產國際文件匯編》第一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版。
（9）《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58頁，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