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

纪念王凡西同志

周履锵

2008年9月

王凡西（1907-2002）

六十多年前，连根、意因的名字，我是很耳熟的，当中国托派发生多少数派之争的时候，理论上主要是多数派的彭述之和刘家良与少数派的连根和意因争论。后来才知道连根就是王凡西，意因是郑超麟。1948年前，我曾见过郑超麟，亲听他跟我谈少数派的观点。我读过不少王凡西的文章和译著，但从未见过王凡西本人。1949年初他离开大陆，最后定居英国，我也身陷囹圄几十年，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我和王老的交往，实际上只是从1996年到2002年12月他逝世止的通讯关系。

李培去世后，我代替李培帮助郑超麟老人。得知郑老与老朋友王凡西通信原是经过香港楼子春转递的。楼老病故后，郑老试着直接与王凡西通信，结果没有受阻。于是两位老人书信不断，郑老给王老的信开始都是他亲书的“甲骨文”，连他的老朋友老王也埋怨认不出来，后来有些信郑老叫我抄正和原件一并寄去。当时郑老对我说：“你也附上几句。”我于是在郑老致王老的信中附寄问候的短信，王老复郑老的信中，有时有他给我的短简。我估计，这是郑老有意识的安排，使在他身后，大陆上能有人保持与王凡西联系。

郑老病危，我就开始与王凡西直接通信，向他通报郑老的病情和逝世的消息。从那时起，直到2002年12月30日王凡西老同志去世，留存下他给我的亲笔信四十七封（可能有几封没有保存）。王老比我大22岁，是我的长辈，我称他“根叔”，他给我的信且称我为履锵兄或周兄。他署名“根”，“凡西”，“山”等。王凡西给我的信，我视为他对我的教导，饱含亲切的真情，也谈论了许多问题。他的信我视为珍宝，但考虑到我身后亲属不会保存，我已将之寄给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保存。

现在将王老给我的信，归纳为下列诸点：

（一）王老对我的信任和期盼

我和王老虽从未谋面，但信念是一致的，心是相通的。他给我的信表达了对我的信任和期盼。这主要由于郑超麟给他的信对我的赞许。如1998年8月24日王老来信说：“超兄晚年，幸亏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对他的帮助，让他于失明兼身残之后，还能发挥最后的光辉。对于此，他在给我的信中多次道及的啊。”2000年1月16 日来信说：“老超真有福，先后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合作者，使他晚年写出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章。”2001年3月27日来信说：“近来我尽量安排我的身后事。……可惜你我天各一方，你无法在这些事上帮我一点忙。”

我争取在大陆出版《双山回忆录》，去信请他告知他在大陆的代理人。1998年11月28日来信说：“你就是我在国内的‘代理人’（我不喜欢这个名称，因它多少含有商人气息）。有关出版的一切技术问题你能替我解决。”2000年11月29日来信说：“你是我目前极少数几位‘文字合作者’之一，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一些有价值的旧作，找到合式的出版者重印。”

（二）公理和强权

1994年12月上海档案馆的《档案和史学》刊出陈独秀的一幅题词手迹，内容是：“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题赠甲原先生。”我将之寄给王凡西老人，向他请教。他给我的信多封是讨论这幅题词的。后来我据此写了一篇《公理与强权――陈独秀题词的时代背景》，发表在《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的《通讯》和其网页作过转载，在此不重复了。

（三）王凡西对他本人著译的态度

我早年读过王凡西的著作，大都是政论文章，译书有《俄国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等，我经过三十多年牢狱生活之后，才读到他的《双山回忆录》和《毛泽东思想论稿》。听说王凡西还写过文学作品和电影剧本，但我一册也没有读过。

王凡西和郑超麟一生翻译许多马克思、托洛茨基的著作，他们译笔忠实流畅。王老对自己的译著是怎样评价呢？王老1999年3月28日来信说：“超和我合译的《俄国革命史》，我译的比较偏重‘信’，而老超译文‘三义’俱全的。

《双山回忆录》是王凡西同志1957年寂寞地蛰居澳门时写的，当时只油印了二十多册，1980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翻印了这本书供内部参考（俗称灰皮书），由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被大陆党史学者广泛引用。后来香港出了增订本（黄皮书），国外有了日文、英文、德文、法文译本。可说这本书由“寂寞、寒怆”变得“热消、堂皇。”王凡西和我们想把这本书在大陆公开出版。在出版《先知三部曲》的同时，我与世文公司联系公开出版《双山回忆录》，出版方同意出版，并作了申报，这就有了王老指定我为他在大陆出版事务代理人。归纳王老对出版《双山回忆录》的意见：1、照香港出版的增订本（黄皮书）重印，不要删节，不要改动; 2、出版者不要加序或说明。以前“灰皮书”上印的出版说明最好删去; 3、楼序不要删节，不要改动。如认为不便全文发表，要删节一部分，宁可整篇删去。我将上述意见提供给出版《先知三部曲》的世文公司，他们同意了，且已上报，并得到中央编译局主审同意出版 。但后来告知，上头没有批准。争取公开出版没有成功。

王凡西对其本人的著作，自认为有价值的是《毛泽东思想论稿》，1999年3月28日来信说：“自己写的书，觉得无甚价值（郑楼二兄曾批评我这个态度）。其中祗有《毛论》比较有创见和新意。希望我生前或身后能有重印机会，留下一点影响。”

王老晚年，自称已无精神写大部头或长篇的文章，但头脑还好使，对世上不断发生的事，总有所思，从1989年2月起直到1995年3月止，以写日记的方式，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十万字的札记。他希望以后能够出版。综上所述，可归纳为他希望能出版：《双山回忆录》《毛泽东思想论稿》《晚年札记》。王凡西同志的上述愿望，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但大都不是我的作为。

关于《双山回忆录》，我曾与世文公司联系，争取在大陆公开出版，但最终没有成功。可是2004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第一辑包括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而且是照香港版的黄皮书一字不差地重印，连王老担心无法发表的楼序也全文照排。可说完全符合王老的三个愿望。这主要归功朱正先生将香港版的黄皮书提交给东方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秀平先生。

东方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出版内部书刊时用东方出版社的牌子。据一位人民出版社的人士说，用“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反而好销，能赚钱。《双山回忆录》出书后听说销路很好，坊间很快出现廉价的盗版书。现在的盗版是不用重新排版的，与正版的一字不差。估计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社会影响是很大的了。这可是有心植树树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封面呈黑色，俗称黑皮书，王老的《双山回忆录》有了四个版本：原始油印本，北京灰皮书，香港黄皮书，北京黑皮书。此外还有日、英、法、德多种外文译本。

王老期望我替他再版《毛泽东思想论稿》，我实在无能无力了。但是在香港和台湾两地青年的帮助下，并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资助，再版了《毛泽东思想论稿》，印刷甚好，王老的原望实现了。美中不足是不能在大陆公开销售。大陆还未发现盗版本。估计此书的出版少人知晓。

至于王老寄予我的第三个愿望，要我整理他的《晚年札记》。2000年1月16－21日来信说：“最近身体日益衰弱，随时会死，为了处理我将遗下的稿，才又想起这批札记，…我精力耗竭，根本无力将这些杂乱无章的稿子整理与删定。将来你也许可以帮我的忙。朱正先生是一位好编辑，将来如得你们二位合作，你先把这堆乱稿理出一个头绪，然后由朱正先生编辑，也许我这点乱稿还能与某些读者见面。”

我一直盼望王老能将《札记》原稿寄来。2002年12月30日王老在英国里兹逝世。我因始终没有收到《札记》稿子，去信向英国班顿询问。班顿复信告诉我王老的《晚年札记》稿子已经交给香港朋友了。既已有了着落，我就不过问此事了。

2003年8月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丁言实先生寄来王老的《晚年札记》原稿复印件和电脑打字件，嘱我校对。王老写的字，自称“蝌蚪文”，其中还有几件郑老给他的信，那是“甲骨文”，打字的年青朋友确难认清。我对照原稿，仔细校对。如果在王老生前得到原稿，我会给以整理和删节，然后寄给王老亲自审定，现在王老已经去世了，我就不能自作主张删节，所以基本上照原稿。只对其中一些有关尚在世的人员的交往记述，怕对其有所影响，暂时隐去。香港朋友根据我的校对，出版单行纪念本。我得到后又复印了数十册分寄大陆的学者和朋友。我与朱正先生联系，将《晚年札记》原稿复印件，香港出的纪念本，以及王老给我的有关信的复印件寄去。朱正先生收到后给我来信说：“王老将他的《札记》托付给我你二人了，我当尽力。”他还谈到目前单独出版有困维，因为要审批，几乎是不可能批准的。如果早些日子得到此稿，将之作为《双山回忆录》的附录，到能够出版。现在只能待再版了。

王老的愿望已经基本完成，以此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四）王凡西使用过的笔名

2000年3 月12 日来信中寄来一份《我所记得的一些故人的笔名或化名》，是一页复印件，不是王老的亲笔，但下端有王老亲笔写的：“王凡西口述，1999年1月。”估计是当时有人向他询问的口答记录。列举陈独秀、郑超麟、彭述之、陈其昌等十六人的笔名，最后是他自己的笔名。所记别人的笔名不多，远少于现在人们所知道数量。但他自己的笔名共有十六个，后面有一王老亲笔注：“并非我的笔名最多，别的朋友的笔名也许比我的更多，只因我不知道或记不真切了，从简――2002年2月28日注。”王凡西自己写出来的笔名，我相信是最真实可靠的。故录此供后人参考：

王凡西、文元、连根、惠泉、双山、三男、凤岗、振声、木×（此字不清，似是‘君’或‘召’）、守一、宇人、义方、严可、三原、耕莘、李书勋、张家驹。

（五）多少数派问题和王老给我的最后来信

1952年12月22日，共产党把大陆所有的托派一网打尽，全部投入监狱。共产党就不管你是多数派或少数派了，都污称为“托匪”。当权者都对我们“一视同仁。”我们之间无形中就没有多少之争了。1979年获释后，年迈身残的郑超麟依靠原少数派的李培的帮助继续战斗。李培去世后，郑超麟不依靠原少数派的青年叶春华和郑良，反而依靠原多数派的李永爵和周履锵。可见多少数派的隔阂已烟散了。

我晚年与郑超麟的亲密接触中，郑老从来不与我谈及彭述之，连他那册批评彭的《谎言与真实》也不主动让我看。后来我与王凡西的通信中，发现王老晚年几乎与郑老持相同的态度。如2000年9月24日王老寄我一批资料，包括揭批越共和胡志明反托的罪行，也寄来批评陈碧兰的《不得已的答复》，王老一再嘱咐，《不得已的答复》“除少数老友外，请勿示人。”总之我发现，郑王俩老都承认彭述之是坚定的革命家。认为他们之间的争论，是我们托派内部的争论，不愿告诉外人。

2002年10月7日，距王老2002年12月30日逝世仅差二个多月，王老给我寄来一信。信很短，全文录下：

履锵老弟：

收到你的来信好久了，只因我近来体力加速衰退，无力作复，请原谅。

前天精神略好，翻阅一些旧信，发觉其中有二信还值得保存，寄给你和其他朋友看看。

想和你说的话不少，可惜我现在有气无力，只好算了。

祝

健安

根上，2002年10月7日

此信10月19日收到，我随即给他回信，但没有收到他的复信。年底，传来王老逝世的恶耗。所以这封短信是他给我的最后的信。我无法知道，王老写完此信后，有否再动笔写下其他的文字，我看到的王老遗嘱，也是口述丰丰代笔的。所以也有可能这封信是王老的绝笔。

以前的来信都称我履锵兄或周兄，只有这一封改称我履锵老弟，我培感亲切。随信附来的他认为值得保存的特寄给我和其他朋友看看的信，是1981年王老和曼台尔的来往的信，主要讨论促成香港三派消除分歧，团结统一的问题。王老重病中从他堆积如山的信件中，艰难地找出来，可见老人对托派组织的分裂的担忧和对统一的期盼。

信附后：

曼台尔致连根同志

亲爱的连根同志：

我刚刚读完你的书，读时情绪愈来愈激动，同时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历史的）罪过。中国的托洛次基主义者遭受到可怕的大苦难，全世界的托洛次基者的运动却没有能力给他们以什么援助，这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无力与孤立的一个标志。目前我能见到的，也是我能给你的唯一安慰是：今天，更正确些说最近十五年来，情形开始有了变化。我们的运动现在已越来越有能力去保卫、甚至去拯救全世界我们最困苦、最受威胁或最受迫害的同志们了。这是我们历史性成长的一个可靠标志，而且我相信，它会继续成长的。

你给托洛次基主义者――以及国际革命运动中托派以外更多的人――描绘了1927－57年期间在你们国内以及在中共内部所发生的真实事变的一幅远较清楚的图画。在某一意义内，这是为中国托洛次基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政治上平反的开端。在过去，中国托洛次基主义者似乎已确定地为历史所谴责，似乎因为他们在四十年代末与五十年代初所犯的错误而遭到谴责了。未来的发展将在实际上依照这一平反工作走去，而且会走到最高点，即使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纲领在中国未来的政治革命中获得胜利。

在你的书中，曾经好几次正确地指出长期间进行派别争吵的无谓，尤其是当争论的政治实质业已在政治生活中消失之后。但是否以为这个看法适用于目前中国托洛次基主义的情形？你是否应该发挥其影响，以便和香港的年青同志以及和彭的一派统一起来？鉴于我们目前在大陆上已经打开了缺口，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做法。这些分裂乃是阻止我们前进的一个巨大障碍。那些向我们这边走来的人们会感觉莫明其妙的。

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以我在我们运动中担负了许多职务，以致无法学习中文。但虽如此，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迷恋着中国，迷恋着中国过去与现在的文化，乃至阅读了我能找到的各种欧洲文字中有关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东西。我对中国的文明怀着极大敬意。不管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这个文明呈露出它的颓败的方面，不管它与世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之后，给中国民众带来很大贫窘，但过去它却总在一千年以上的长时间内成为全世界最前进的文明。

最近二百年的中国历史，甚至比俄国历史更加是不平衡发展律与配合发展律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其二十年代的飞速上升，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悲惨暗淡，以及最近廿五年来的新的成长，综合了这个发展。

今天，经历了这所有的升沉以后，无产阶级比它在1927年与1949年的力量是不可比拟地更为强大了。它的智能，它的经验，都更加成长了。它将把自己体现为中国文明中一切伟大的与不可摧毁的事物之合法的继承人，而且它将消受世界革命至今为止的一切矛盾的教训，把这份遗产和那进入人类共产主义未来的最勇猛的一跃结合起来。我但愿，你虽然年事已高，却仍能见到未来‘中国之春’的最初阶段，它将远远超过‘布拉格之春’与‘波兰之夏’的。这个春天的初步征兆业已出现，关于这些，你自然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致最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恩斯脱·曼台尔

1981年2月25日

连根致曼台尔同志

亲爱的曼台尔同志：

收到你热情洋溢，令人鼓舞的信，非常感谢。当中国的托洛次基者遭受着可怕的大苦难的时候，国际托派运动未能给与任何援助，你说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罪过’。其实中国同志从来不曾想过这点，因此也从来不曾抱怨过。不过，今天，国际托派运动，通过像你这样的一位负责同志，对他们的‘大苦难’给予肯定与嘉许，却无疑给了他们以甚大的快慰。这对他们来说，乃是颇足珍视的一种精神支援，是对他们的献身精神与一切牺牲的报偿。我一定要设法把这个喜讯转达给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转达给那数百名于1952年被中共秘密警察捕去、不少人庾死于27年的监禁中的少数几个幸存者。

我的书，如果真能给全世界的革命在提供关于中国托派运动的一辐比较清楚与比较真实的图画，我将引以为快。因为中国托派运动的历史长期以来不是被可怕地弯曲了，便是根本给漠视了。我特别高兴看到你这个评语：“这是中国托洛次基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政治上平反的开始。”

最近我得到托洛次基于1929年至1939年间写给中国托派的十四封信。它们是从哈佛图书馆托洛次基档案的‘密封部分’中找到的。在这些信中，特别重要的是写于1929－1930年那几封，因为它们对于当时分别存在于上海的四个托派的统一，曾起了大作用。一个月前我已经将它们译成中文，寄去香港了。在这些信的前面我加了一篇短序。序中指出香港目前的托派情形与五十年前上海的情形的相似。我说当年托洛次基所曾提出的忠告与批评，完全可以应用到目前。因此我向所有朋友提议：试把所有的人统一到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去。

你多半已经知道，香港最近又发生了一次分裂：有二人被革马盟开除，跟着有六人从该组织退出。二月前，这些同志有信给我，问我意见。我的回答是：他们原不应该退出的，至于开除，如果他们认为处理不当，应向国际上诉。我劝他们不要另组小派。

关于我本人历来对于香港托派统一问题的达度，酒与罗二位同志知道得十分清楚，此地不必重复。我以为，目前是统一书记部出来发起一次港托统一运动的时候了。我本人愿尽一切所能来助成这件事。

你说中国的现代史比俄国的现代史更清楚地反映出那个不平衡的与配合的发展规律――我同意你这个看法。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在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到布尔雪维克主义，经过了将近一百年。这个过程是前后由四、五位大思想家来代表的。可是在中国，同样的发展只需要二十年，而且，这个发展过程，反映在，甚至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在陈独秀这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的思想上的飞跃最清楚地反映出来。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体现为培林斯基、车尔尼夫斯基、普列哈诺夫与列宁。’（我在1975年给此地一间大学演说时说了这些话。这篇讲稿另函寄上。）

中国近来的发展中确有可喜的一面，但它是充满了矛盾的。无论在党内国内，有一些相互对立 的倾向存在着。当权的一派（即邓小平派）是越来越反动了。那个民主运动，自毛死后渐见有力，并终于帮助邓派重握大权的，现在却跟这个当权派正面冲突了。当华国锋及其一系被褫夺大权之后，邓派最后地觉得那个自由化与民主化运动早已完成任务，应该完全停止了。现在中国国内有许多人认为1957年的情形又在出现（1957年是毛泽东接在‘百花齐放’之后，对那在‘大呜大放’中说了心里话，因而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进行猛烈打击的一年）。这样的一种大逆转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是太大。今天的邓派，要像在二十四年前那样，将一个民主趋向根本倒转，即使不是根本不能，总是困难得多的。现在，在群众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与工人当中的‘反法西斯’情绪是太强了，‘无法无天’那些日子的记忆是太新鲜了，而邓的威望比之当年毛的威望则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弱小了，以致他无法使潮流逆转的。因此，‘中国之春’的前景尚在，虽然我们无法说出它将于何时到来。

致最热烈的同志的敬礼

连根

1981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