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王凡西先生
長堀祐造

去年末,十二月三○日的早晨七點左右,我接到了電話。是從的我的同事,關根謙教授打給我的。他現在在牛津大學留學。我知道他準備采訪王老,他們已經互相聯系了。我一拿電話筒听了他的聲音,就猜得到王老身上發生變故了。因為不是重大的事情,早晨這麼早,他不會給我打電話的。果然, 他告訴我王老逝世的消息。王老是已經過了九十歲的老人家,而且我知道人應該有最後的日子。但聽到了這消息,我感到很悲傷,很遺憾。我十二月二六日，把一本剛出版的鄭超麟回憶錄日文版寄給王老了。在郵局投函的時候，我以為日文版不會來不及,過了三、四天,王老能親眼看到他老同志的書。沒想到王老這麼早就離開了我們。在英國的王老的外孫薛豐先生後來發給我的伊妹兒說 ,王老看過我十二月中旬寄給他的日本《托洛茨基研究》誌,但他不能看到鄭老回憶錄日文版。因為他對我們這翻譯工作不惜予以協助,所以知道了他不能看到這本書,我覺得非常可惜。我在此衷心地表示悼念之意,同時我想對在九泉的王老致衷心的謝意。

我知道王凡西這個名字是一九七九年《雙山回憶錄》日文版出版的時候。當時我在大學讀書。買到了這本書,我就看過了。譯者是我在大學二年級讀書時候的漢語老師之一,矢吹晉教授。我覺得這本書很有意思。我這以前也對托洛茨基感興趣,上高中的時候就看過《文學與革命》、《我的生平》等。因此我不能承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了。但關于中國革命, 我不能站在中國托派的立場。我在大學學習中國現代文學。像我那樣接觸到現代中國的人,大多是首先接受了毛澤東的人民共和國的正統性(雖然它有些缺陷),然後去考慮它含有斯大林主義的問題。所以看過王老的回憶錄之後,我的看法沒有改變。我記得好像王老也坦率地表明過托派政治路線的局限性(現在我的看法跟以前不一樣了)。但我覺得王老的話,很直率,使人感動,沒有假話。文為人, 文章表現著者的人格,我想王老是很誠實的人。彭述之先生的著作也在日本被翻譯出版過,我也看過這本,覺得值得參考,但沒有感動。我原來是個研究文學的人,王老和鄭老的文章,不管政治方面的還是文學方面的,都使我感動了。雖然像十月評論的先生悼念王老的文章中提到了那樣,王老他們圍繞抗日戰爭做過錯,但他們的文章對我來說總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大學畢業後,在一所高中教書了。以後我有機會再考入研究院了。這是我三十歲的時候。我開始研究有關魯迅與托洛茨基的問題了。一九八七年我寫了一篇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魯迅研究月刊》去年第十期把它才刊登了)。其後我還寫了几篇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我一直想跟王老通信,但沒有機會,時間過去了。一九九○年在日本開了紀念托洛茨基逝世五十周年的研討會,然後日本托洛茨基研究所創辦了。我也參加了研究所,有過几次機會翻譯王老、鄭老的一些文章。一九九七年,我從一個朋友聽到了王老的地址,第一次給他寫信了。那時,我准備寫圍繞《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論文。我想請王老指教。之後,到去年秋天為止,我跟王老繼續通信。我從王老收到了四十封左右的信。大多是我提出問題而他給我回答的。例如,陳其昌、鄭老、王實味、胡風他們的事和列寧著作的翻譯問題等等。通過這五年來的通信,我承蒙了他的很多指教。我記得一九九八年,我到紹興的魯迅故家去的中途,順便去杭州的時候,我把介紹江南風景的信和照片寄給他了。因為他的老家在杭州旁邊的硤石,他在杭州的中學讀過。他回信上說,“離家數十年,故鄉風貌常在夢中,此生當無重遊希望了”(同年十月三一日的信)。從二○○○年到二○○一年,我有機會在王老的母校北京大學研究。在當地,我查過有關王老肄業時候的資料。在肄業學生的名單上,我發現了王凡西、陳其昌、王思褘(就是王實味)他們的名字。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又發現了王凡西、陳其昌等的學生會活動的情況。紀念北大烈士的石碑上有李芬(在王實味的那很有名的《野百合花》上登場的烈士)等的名字。我覆印了資料,拍了照,把它們寄給他了。王老立刻覆信說,”前天收到您寄給我的信和《北大日刊》的覆印件,非常高興,謝謝。七十五、六年前的文獻讓我回想起當年的人和事,真是似夢如煙,感慨萬千。可惜我年老病廢,無法形諸文字了。我最近心臟與神經系統的病痛加劇。手腦都不聽指揮,不能與你作較長筆談,真是憾事。但我希望你能繼續來信,讓我知道一些故國與故都的近況”(二○○○年六月二八日).我嘗試想象王老的思念。遠在英國,老家、母校、老友、他不能直接去看到了。但這是我想像不到的。有時候我把在日本發現的資料和書寄給他了。因為我希望這能鼓勵他。

二○○一年九月,我的宿願才實現了。我和一個朋友一起到他在里茲的家去,能直接拜見他了。去里慈以前,我去了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調查有關中國托派的報刊了。幸虧,能看得到報刊和几封他們跟托洛茨基的通信。我把給他覆印的這一套資料帶拜訪他了。他好像對這文件很感興趣。我回國後,就寄給我說明這些資料的信了。

我們翻譯鄭老回憶錄工作之中,遇到了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們首先查一查英文版(我們很感謝英文版譯者班頓教授),然後請鄭曉方女士指教,最後不客氣地請王老指教。王老每次給我們回答了。他身體不好的時候,讓人代筆回信了。

我跟王老通信的時間不那麼長,但是我覺得好像很長的時間。在我奉上他的文章中有寫錯的地方,他給我指正,而且他經常鼓勵我研究發展。我忘不了他寫給我的每句話。他對我們那樣年紀比他小得多的人,沒有擺架子的,沒有迎合的態度,總是很誠實。列寧逝世的時候,托洛茨基嘆息說,”列寧死了,他已經不在了 ”。我當然不是托洛茨基,但能體會他的感覺。借著托洛茨基的話來說,“王老已經不在了”。這事實讓我感到很悲傷,很寂寞。王老和鄭老常說,他們能以陳獨秀那樣偉大的人物為自己的領袖,覺得很榮幸。能認識到王老,親承謦欬,承蒙指教,我也感到很榮幸。

王老的生平、功勞,我不用在此再說。讀者都會知道的。但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我想加上兩三詞。對我那樣研究這領域的人,王老的文章很值得參考。例如《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胡風遺著讀後感》、《從魯迅的一封信看到陳其昌》以及《毛澤東思想論稿》中的一章《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等的作品是對重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來說,不可缺少的。在大陸、也在日本,徵引他這些作品的研究者罕見。但我相信最近將來這情況要改變了。我已經把前兩篇翻成日文了,打算在日本《托洛茨基研究》誌下期上發表。

有關王老的回憶,話說不完。對他的懷念也無限。但我漢語水平很低,難以表達我心中的全部,覺得很遺憾,很難過.同時我請讀者們的寬恕,因為我寫了很多我個人的事情。

最後我想說,“王老,您辛苦了,請好好兒休息休息。再見!”

二○○三年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