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民的立場看中共五中全會

向青

中共五中全會不是轟動性的新聞，因為會議的主要決定事先已經大致讓人們知道或者猜到了，但這次會議無論在中共黨史或中國現代政治史上，都是一道重要的里程碑。不但「文化大革命」至此被徹底否定了，而且由此全面恢復了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採取的國內政策路線（以經濟建設為 主要任務的路線）。這個路線本來在三中全會上（一九七八年底）已經正式確定，不過，由於支持相反的路線（文革路線）的許多人物還掌握一部份大權，所以這路線還不夠穩定，執行得還不徹底。現在，五中全會一面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在中共中央機關裏大大加強鄧小平所代表的經濟建設派的勢力，一面把汪東興等「文革」派免職，同時，還宣佈要加強黨內紀律，取消那作為「文革」遺產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權利，這樣就宣告了建設派的徹底勝利。

劉少奇的平反

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稱為「最大的走資派」，是主要的鬥爭對象，現在中共正式為劉少奇平反，就杷「文革」徹底否定了。對中共來說，為劉少奇平反是利害參半的。有利，因為這可以使人覺得中共勇於改過，又使許多受劉少奇冤案牽連的人能夠重新為中共工作。有害，因為既然中共自己承認曾經犯過大錯，就難免使人懷疑它以後還會犯大錯。五中全會的公報極力從有利的方面說明劉少奇平反的意義，希望人們相信它有糾正錯誤的決心和防止錯誤重演的能力。如果中共真想令人信服，它至少要把過去犯錯誤的原因和責任誰屬講清楚。五中全會的公報並沒有做到這點。

公報談到劉少奇怎樣受冤屈的時候，以一句很奇怪的話來開頭：「文化大革命前夕，由於對黨內和國內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提出了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提出了存在一個以劉少奇同志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些論斷是完全錯誤和不能成立的。」這句話是沒有主語的，人們無法從這句話看出是誰「提出了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提出了……」。原來「實事求是」、「嚴肅認真」、「光明磊落」的表現是這樣的！

大家知道──不是從公報知道，不是在中共「領導」下知道，而是憑自己的觀察和記憶知道——提出上述「論斷」的不是別人，是毛澤東。整個中共當時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毛澤東、林彪、「四人幫」一伙這些胡說八道，到今天還不肯或不敢「實事求是」地指明毛澤東的責任！公報還說，為劉少奇平反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呢！這樣的一個黨，值得人民信任嗎？

批判毛澤東的問題

在中共五中全會臨近開會的時候，不少人猜測這次會議要公開批判毛澤東了。公報發表後，有人認為，正式為劉少奇平反就是批判毛澤東。不錯，誰都知道，為劉少奇平反等於給毛澤東一記耳光。但是，這畢竟還不是直接批判毛澤東。中共不肯直接批判毛澤東，這是有政治作用的。

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中共黨機關曾在「造反」運動衝擊下陷於癱瘓，大批負責人忽起忽跌，是非善惡的評判一再反覆，中共在人民中的威信已經大大降低了，而越來越多的人民趨向於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動。這對於中共的專制統治，是一個極大的危險因素。毛澤東是中共在幾十年間塑造起來的偶象，是中共權威的化身。自從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的種種變化已經不可避免地令毛澤東這偶象的權威和中共黨機關的權威一起降低。如果中共再正式地、具體地宣佈毛澤東犯了某些重大錯誤，就難以禁止人民在其他方面批評毛澤東和中共黨。那等於自動掘毀堤壩，讓批評精神的洪水自由泛濫，構成革命的威脅。因為這種利害關係，所以中共寧可讓人民暗自作出毛澤東錯誤的推論，而不肯正式批判毛澤東，這是一道必需盡力防守的戰線。

不過，中共並不是歷史道路的主宰；反而，中共常常被迫跟著潮流走。鄧小平復出，天安門事件平反，「文革」的否定，劉少奇平反——這些翻案文章本來都是中共打算避免做的，結果都在群眾壓力下做了。事實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的主要責任是在毛澤東身上。既然這些路線被否定了，既然要推行相反的路線，而且要使人相信新的路線是堅定不移的，就不可避免地要一再涉及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不管中共多麼不願意，在不久的將來，中共終於被迫要正式批判毛澤東，這是大有可能的。

至今中共仍舊把「文革」的災禍等等的責任完全推到林彪和「四人幫」身上，這自然是非常不老實的做法。但是到了公開批判毛澤東的時候，如果宣佈毛澤東個人犯了重大錯誤，但同時說中共黨始終是偉大的，中共黨是毛澤東錯誤的受害者、反對者和糾正者，現在中共黨既然已經徹底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它就有資格要求人民永遠受它領導，那也還是不老實的。我們人民一定要追問：到底是誰代表了你們整個黨，你們黨內有誰，有幾個人曾經站出來反對毛澤東的錯誤？你們黨裏有誰不必為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的錯誤和罪惡負連帶責任—現在你們黨的哪一條章程，哪一條慣例，哪一種風氣保證了中央機關和領袖人物真正受全黨黨員民主監督？　憲法上和實際上怎樣保證當人民受夠了你們黨的禍害的時候，有權叫你們的黨下台，讓別人執政？

取消「四大」權利

毛澤東、林彪、「四人幫」之所以能夠為害人民這樣慘，這樣長久，人民早已「看在眼裏，恨在心頭」，但是沒有合法的、便捷的辦法制止他們、撤換他們，就是因為沒有民主。現在中共五中全會又一次人民許諾了美好的前途，但是它並沒有提出絲毫民主化的政策，反而決定建議，把憲法上關於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所謂「四大」）的規定取消。他們的理由是：「四大」不是人民表達意見的最好方法，「四大」沒有起過保障人民民主的積極作用，反而妨礙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並且成為不安定的因素。

憲法上關於「四大」的規定，是「文革」的遺跡。從字面上看，「四大」的含義不大清楚；倘若作合理的解釋，這些權利完全可以包括在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權的範圍以內，也就是包括在憲法其他條文裏面了。不過，大家知道，我國憲法上這些民權條文一直都是空話，實際上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一直受到中共政府嚴厲的壓制。到了「文革」時期，才特別規定而且實行「四大」。例如，以大字報形式發表意見，一般情形是政府機關也不敢輕易公開禁止或撕毀的。因此，「四大」可以說是一點小小的特殊形式的自由權（算不了民主權利，只能算是自由權）。從「文革」開始一直到最近，有不少人民的心聲就是通過「四大」（尤其是大字報）發表出來的。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復出，天安門事件平反，彭德懷、劉少奇等人的平反，都曾得到大字報的推動和支持。

從另一方面看，說「四大」在「文革」時期沒有真正促進民主自由，反而妨礙人民正常行使自由權，這也是真實的。文革期間，「四大」主要是毛、林、四人幫所操縱的工具，用來鬥爭他們的敵人，而不許對方還手。不過，自「四人幫」倒台後，這種情況已成過去，最近幾年已經談不到利用「四大」的方式對人加以迫害（只有當權者才有條件這樣做，普通人民是做不到的），「四大」已變成人民僅有的一點向社會申訴和呼籲的機會了。但是現在的當權派卻嫌人民利用這種權利提出太多的申訴，揭露太多的陰暗面，發表太多的意見，不利於他們這些老爺們的「安定」，所以要取消。他們只提出取消這種不太好的方法，卻完全不提怎樣定出更好的保障民主自由的方法。與此同時，我們還看見到處的民辦刊物都在受壓制。所以，他們的反民主自由的目標，是十分明顯的。

所謂「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局面

中共把打倒「四人幫」以來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局面稱為「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局面。「安定團結」，表示不再發動大規模的鬥爭運動，平反冤案錯案，過去受歧視的社會層不再受歧視；「生動活潑」，是說民主制度逐漸擴大、健全起來。

這幾年沒有大規模的政治鬥爭運動，清查「四人幫」的工作也進行得相當有條不紊，絕大多數被清除的幹部也沒有受到殘酷鬥爭，還得到生活出路的安排。全國平反人數已接近三百萬。知識份子開始受到尊重。過去的地主、富農、以及被劃為右派份子的，絕大多數都「摘掉帽子」，取得或者恢復了公民權。這實在是一個新局面，同前一階段相比，也大體可以稱為「安定團結」。至於說現在 的政治局面比過去「生動活潑」，也算符合事實。不過這情況完全不能算是民主制度逐漸健全，因為中共根本沒有把國家主權交給人民，仍舊是完全由中共自己當家作主，只不過比較肯聽取一下各方面的意見，注重調動黨外各界人士的積極性而已。

在這局面之下，我們可以預料，經濟情況暫時可以繼續好轉，建設可以取得相當成績，而人心，在飽經動亂困苦之後，也會暫時安定下來，對目前的當權派寄予希望，或至少採取觀望態度。「文革」派已完全失勢，短期內不可能重新抬頭。華國鋒所代表的一派大概會和鄧小平所代表的傳統幹部派互相妥協、適應。這一切綜合起來，表示中國內部將有一個比較安定的時期。

但是，若以為真是一個和平安定的新時代開始了，過去的惡夢不再來臨了，那卻是十足的幻想。上面已經指出，過去政治災禍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民主，目前的新路線不過是恢復中共「八大」的路線，而「文革」等等正是從「八大」的局面發展出來的。現在，根本的禍根沒有消除，危機自然也仍然可能發生。況且，隨著經濟和文化的進步，一切問題日益複雜化，中共一黨專政的制度將更顯得不合客觀需要，所以，根本的光明出路仍舊有待於人民自己去爭取。

（一九八○年三月）

[1]最近我們看到未經證實的一篇所謂「劉少奇的自我檢討」，其中他把自己的錯誤，遠溯到一九四六年二月，說他曾向黨中央提出書面意見，認為成立政治協商會，將保證中國進入「和平的新階段」；這可能是真的，因當時史大林正要求中共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此外，劉還指出了幾個老錯誤。不過這些錯誤，大抵已經在事實的發展中解決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