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托派史》是怎樣一本書？
謝山

我是勉強才讀完唐寶林著《中國托派史》（台北版）的。如說此書有寫得好的，就是開始的那幾頁。那裡談到大革命失敗後去蘇聯的學生們以自身的見聞經歷去認識和評價當時聯共黨內爭論。從這應該得出結論，他們當中一部份人信奉托派是理所當然的。可是作者卻別有「高見」，什麼革命的不成熟性，爭論只是「一場鬧劇」，由此引出了一連串章目「怪胎」、「歧途」、「四分五裂」、「顛撲掙扎」，「亂彈琴」，以至「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個歷史家，至少應「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而不應隨心所欲地編排歷史。觀點可以不同，但歷史不能捏造。書中開始一章和最後一章都列有蔣經國的篇章，似乎向人暗示，國民黨的頭子也可接受托派理論，而托派份子也須投靠國民黨。對於托派統一大會後接二連三受到國民黨的逮捕破壞，作者解釋為國民黨對托派政策的演變：初期以鎮壓為主，後來變為以懷柔和利用為主。在蔣經國庇護一章中竟說：「抗戰勝利後，托派只反共，不反國，『小罵大幫忙』」，「他們的組織和活動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當局的精心庇護」。這還能算是「信史」？對於日帝的關係，除了說「客觀上」如何之外，還捏造出，在淪陷期間，「照樣可在上海大搖大擺地走路」。寫到人物方面，對於變節者則津津樂道，不嫌其煩：而王樹本在重慶解放前夕死於中美合作所則不肯多加一語；張穎新、王昌耀在抗日戰爭期間搞了一支游擊隊打日本鬼子則是「據說」，潛台詞就是「不知道是否真的」；而陳其昌的犧牲，卻在農民銀行上大做文章。對烈士的誣衊，是令人最不能容忍的。還有福建事變後，嚴靈峰被捕變節，作者詳敘他以後的歷程，說他「在學術上頗有造詣」，「為中華民族和人類文化作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在中國托派的芸芸眾生中，他的人生結局是較好的一個」。真令人啼笑皆非。另一方面，在區芳、陳亦謀、宋敬修瘐死國民黨獄中一段後，作者沒忘了加上其他骨幹多投降國民黨成為幫兇，「這個中國托派的奠基組織（我們的話派），就是這樣瓦解的」。這些均是極端敵視托派的文字。類似的例子，在這本書中太多了。這是此書寫作的基本立場問題，不是哪段哪句該怎麼改就可改正的了。
　　
王凡西說得對：「『立場』和『事實』之間有密切關係。歷史家從千頭萬緒的歷史中選取典型的事實必須通過他那副有色眼鏡，這副有色眼鏡便是他的立場觀點。」這本書的所謂「資料豐富」，而其「真實性」卻大打折扣。
　　
唐《公開信》中關於書的總評價按頁數篇幅數量來計算的說法，是荒謬的。書的好壞在於關鍵部份是否正確。關鍵部份正確，枝節問題有些出入差誤是次要的，有時只需提出而無關大局。如果關鍵部份錯了，全書的總評價就是壞書，鄭超麟此評很對，這是不能以百分比來計算的。
　　
他自稱寫書是有根有據，但所用的「事實」來源如何？是否可靠？這是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在文革中，荒唐的資料俯拾即是，難道能以此為「有根有據」嗎？《公開信》中還在說，陳其昌被捕後不搬家，「只想說明你們當時對日本帝國主義是無害的」。既然對日帝無害，那陳其昌為什麼竟死在日帝特務手中呢？又如說蔣經國庇護托派，僅僅說他手下有許多人過去和托派有關係，卻無法證實他們是以托派身份為他工作，也沒有在蔣經國統治下托派得到發展的事實，那怎能用得「庇護」一詞呢？王凡西責問他關於托洛茨基建議蘇聯派兵到印度和德國的事，他是顧左右而言他。如確有出處，何不提出釋疑？可見這資料來源顯然又是不可靠的。這不僅是觀點不同，也是對史實的態度不夠嚴肅。他是先定下調子，再找一些七拼八湊的材料塞入框子中。如要說明「對日帝無害」，便找個「不搬家」這樣一個很難說明問題的材料來充數，等等。
　　
唐還自詡是他和一些學者為托派「漢奸」翻案，才有中共中央宣傳部1984年關於王明康生誣衊的文件和1991年毛選第二版的改注。張永通編的《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出版於1980年12月。蕭克1981年8月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提出全面研究正確評價陳獨秀問題的意見。從那時起這已形成一股潮流，是當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必然產物。其實，對「漢奸」的懷疑不是在八十年代才開始，早在王明、康生誣衊出現時，不但黨外人士紛紛質疑，黨內也有議論。大約在1939年1月，蕭克在晉察冀司令部曾為此事問過聶榮臻，聶答：「陳獨秀是三百塊大洋能買得了的嗎？」（見靳樹鵬《蕭克評說陳獨秀詩》，刊於《炎黃春秋》1994年6月號）現在《公開信》說：「當時你們被打成漢奸，除了王明康生誣衊之外，還與你們的錯誤路線有關。」這就不是為托派「漢奸」翻案，而是為王明、康生的誣衊作辯護，「事出有因」嘛！對於辛勤挖掘歷史真相的學者，我們懷著敬意和欽佩，這不是為了是否對托派有利，而是為了歷史的真實。
　　
「七十老翁何所求！」我們這一輩人都已七十多歲，有的即將百歲。我們希望真理畢竟能戰勝謬誤，但是這不是只為了自己本身。事實上在摘除了「漢奸」帽子後，除了為歷史的進展感到高興外，還得到什麼好處？有些朋友至今仍生活在最低貧困線下無法解決。唐卻趕著給我們縫制了幾頂帽子，日帝的幫兇啊（想起陳其昌的慘死，不能不對這個污衊怒髮沖冠），路線錯誤啊！特別是他還炮製了一條49線。同樣是路線錯誤，在49年前還不是「反革命」，在49年後就是貨真價實的「反革命」，是萬惡不赦的重犯了。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因為49年後反對的是現政權，不是政治態度有了什麼改變！那些反對現政權的、雙手沾滿了人民鮮血的國民黨戰犯和軍統特務，自1959年開始是一批批特赦，到了1975年團以上的（也就是重犯而不是輕犯）都已全部釋放，有的還奉為上賓。反現政權而又血債累累的也不一定要「鎮壓」呢？！我們沒有血債，有的是要向人討回血債。這些歷史真相，唐研究了沒有？
　　
唐此書的「主調」至今沒變，也不想變。他對我們批評的答覆是：「歸根結蒂是你們至今不承認歷史上犯的錯誤。」我們也應告訴他：犯錯誤的不是我們。我們也無法承認不屬於我們的錯誤。判斷「錯誤」的不是現實政治上的權力，更不是像他那樣的「學者」，而是永恆的歷史。
199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