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工農的誤會？還是新左派的誤會？──圍繞「新左派」的一場辯論

陳德新

ＷＴＯ部長級會議在香港灣仔會議展中心艱難地拉鋸，生死未卜。場外三百米外的示威區，以及維多利亞公園，以及從維園到示威區的游行路線上，“Down Down WTO”的抗議之聲不斷。隊列中，最為媒體關注－－一半歸功於香港政府媒體的事先「炒作」──最出風頭的自然是紀律嚴明的上千韓國農民，他們敲鑼打鼓，穿上魔術般“變”出來的救生衣躍入寒冷的維多利亞港，點燃棺材同警察推撞，三步一拜祭祀天地人……，這裏有真實、深刻的苦痛。至於部長們以及香港高官，對此類場面自然已經司空見慣，處變不驚了──還有什麼事比談生意更要緊的？

來自各國的不同團體藉此一週機會，到處召開各種主題的研討會、交流會。茲特別報導12月15日由“聚焦南方” (Focus on Global South) 、香港全球化監察﹐總部位於舊金山的美國全球化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舉辦的“中國與世貿”研討會的辯論情況。

首先發言為訪問學者Dale Wen博士（美國）和來自大陸的新左派風雲人物韓德強教授。

Dale Wen博士的演講內容已事先製成小冊子供與會者取閱，標題為《使少數人富裕起來的改革──中國與通往經濟全球化之路》，題辭是“獻給父親和他的戰友們。他們為了新中國‘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不是為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對劫貧濟富的鄧小平路線之痛心疾首溢於言表。Dale Wen博士縷述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之路在農村、城市、血汗工廠、貧困與不平等，健康、教育、環境等方面造成的倒退和破壞，同鶯歌燕舞的官方流言形成強烈的對照，矛頭直指“私有化”──管理層的私有化。但是，正如大量毛派或新左派的著作和言論一樣，她的報告對“失掉的好地獄”的懷念和讚美仍然存留着许多疑点：《鞍鋼憲法》培養出工人“高度的主人翁意識”或“主人翁責任感” ，可是﹐這種感覺並不等於客觀的“主人翁地位”，而毋寧是馬克思所說的“虛假意識”，正如“經濟民主”的後福特管理模式下的工人仍不過是異化的僱佣勞動者；中國政府於1982年悄然取消了毛澤東1975年宣佈的罷工權，但何以工人到1975年才被欽賜“罷工權”；為什麼作為社會“主人”的工農竟然被少數“精英”玩弄於股掌之中而無力對抗？他們的階級意識和政治覺悟到底出了什麼毛病……這一切都未曾提及。

最後，希望何在？Dale Wen博士列舉了國內的環保運動、新鄉村建設運動，“新左派”的出現，以及中國政府正在採取的進步措施：“雖然許多政策還只是短期性的措施，還沒有擊中其根本原因，但它們已經有了巨大進展……我們抱以樂觀的態度。”（在“烏有之鄉”網站被封之後？）她更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裡面有很多進步分子﹐是人民可以依賴的對象。

韓德強的發言沒有稿子，很簡略，這些觀點已集中發表在他的一些文章裏，茲簡述如下：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本來已有較為完善的工業結構和自主研發能力，（舉“運十”的例子）在發展中國家具備競爭力，而且本來可以自己提供就業機會，而不是靠引進外資。新自由主義路線令中國只顧發展低增值產業，但這樣一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只能是短期現象，拿種田做比喻，就像從使用有機肥改成使用化肥來增產，又“好比一個大學生，只差幾年便達到博士生程度，父母卻突然叫他不要讀書，去打工，這樣永遠也追不上發達國家水平”。

80年代初的幹部較為「清廉」，政府「一定程度上受工人支持」，所以容易地說服了工人「暫時犧牲」。80年代的改革對工人利益傷害較小，並且發展起有中國特色的鄉鎮企業（沒有土地租金，僱佣已有農業保障因而工資較低的工人），計劃控制成份也相當強，引進外資尚未造成衝擊，倒是造成了一些活力。

90年代發生了變化，工農利益受損加劇，產生不滿，政府則進行壓制，造成「強控制下的穩定」。不過，中國政府畢竟在轉向，比如倡導「可持續發展」、「和諧社會」、「公平」，等等。可見中國政府的政策受新左派影響是很明顯的。但新自由主義政策長期積纍的問題已非常深刻了，實際經濟政策的走向尚不明了，未見有重大調整，比如沒有批評WTO，對招商引資政策也未有警惕。而現在的自主技術創新仍然局限在新自由主義框架內。這是因為精英看不到計劃、貿易保護主義和公有制的作用，「改革開放」則造成新的強大的社會利益結構，主導政策的精英主要包括4個成份：腐敗官員、買辦集團（與進出口有關）、民族資本（作用較小），更重要的是為前兩者服務的知識份子。必須調整這種利益結構，政策才有望調整。否則，中國可能面臨一個風暴，就像香港97年金融風暴那樣。

同Dale Wen博士的發言相比較，可以看到兩者有相近的框架和許多共同點：對毛時代的肯定，對外資入侵及官僚私有化的批判，對當前中國政府的寄望。只是前者表示了對人民更多的同情以及對未來更多的樂觀。不同之處在於，韓的論述極其狹窄，並且更悲觀地張望著未來的深淵。

而且，很可惜的是，兩位以及其他幾位發言人都沒有提到：人民該怎麼辦？等死？還是等到左派為他們討來些剩菜殘羹？

來自香港民間團體「全球化監察」的發言人歐龍宇對新左派的發言中所表露的傾向進行了含蓄但尖銳的批評。他說，今天到會的人有很多共同點：批判WTO帶來的痛苦；關心中國勞工問題，等等。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才能夠有效反對新自由主義。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就須要我們去分析﹐是誰在推動新自由主義。如果我們被人用刀從後襲擊﹐我們不能只叫刀子停手﹐我們更要問﹐誰是持刀的人﹐並制止他行兇。很明顯﹐現在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我們不僅要反對它所推動的政策﹐還要針對推動這個政策的中國政府﹐要提出民主要求。

自由派的盲點是看不到爭取平等的重要。他引用香港的情況﹐數十萬人走上街頭要求民主普選﹐民主在香港人的意識裡植了根。但光是爭取民主很不夠。自由派在報章刊登廣告﹐宣揚自由﹑民主﹑公義是香港的主流價值。但是這個所謂主流價值中缺少了一樣東西﹐那就是平等。相反地﹐在中國內地﹐新左派強調正義﹑社會和勞動保障等價值﹐但又缺少了民主。歐龍宇認為真正的左派﹐真正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的朋友﹐應該同時兼顧平等和民主。針對Dale Wen的意見﹐他認為不能把希望寄託在中共內部所謂進步分子﹐因為即使有這樣的人﹐他們也可能自身難保。在中國﹐人們曾經相信周恩來﹑鄧小平或趙紫陽等領袖是好人﹐但他們在官僚制度下﹐都沒有發揮到作用﹐或者結果發現根本不是什麼進步派。這就是為什麼官僚體制越來越強大﹐為什麼現在爭取民主那麼重要。

一位香港朋友發言說：中國要成為歐美那樣的大國是不可能的，那只能通過戰爭，也就是血與火的崛起。但中國有可能成為東南亞大國，通過剝削別國工人來完成資本積累，但受害的將是其他國家的人民。所以，東南亞各國人民應聯合起來，自下而上地奮鬥。我們不應依靠中共上層，寄望於他們能向左轉。

先後有幾位來自港、台、瑞士的工運份子及左派人士舉手發言，明顯質疑新左派缺乏工農立場。

韓德強教授回應說：「新左派不是站在工農立場上，而是探討如何不走向災難，我們希望『調整』，在中上層我們的觀點也會有廣泛的分佈（支持者）。我們的立場在工農看來，也可以說是資本家的走狗。我們不希望動盪，我們是改良派。」

韓教授的剖心之論令其他新左派發言人大驚失色並立即聲明：「韓教授所說的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

2005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