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與中國的未來—“中國與世貿”研討會記錄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記錄組

中國問題﹐繼續成為抗議世貿人民行動週的討論焦點。由香港全球化監察﹐總部位於舊金山的美國全球化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m on Globalisation)和以泰國為基地的南半球焦點(Focus on Global South) 舉辦的“中國與世貿”研討會吸引到100多位中外人士參加﹐並展開了辯論。辯論的重點是新左派和胡溫新政在中國的未來中能起何等作用。來自中國的新左派學者韓德強坦率地表示﹐新左派並非站在工農的立場上聲討國家﹐而是為了避免國家出現動蕩﹐而作出修修補補的工作。

DALE WEN﹕中國是輸家

全球化國際論壇的DALE WEN搶先發表了一份名為﹕“使少數人富起來的改革—-中國與通往經濟全球化之路”的報告。她指出﹐中國過去20多年﹐以國民生產值年均9%的速度增長﹐不少人都認為中國從世界搶走了不少工作機會﹐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破壞了不少穩定的就業崗位﹐所創造地卻是血汗工廠式的職位﹐中國帶領了全球化的“尋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中國本身也是輸家。對於國企缺乏效率的說法是過份簡單的﹐為了應付國家財政開支﹐國企被過份徵稅﹐稅額高達外資企業的數倍。更值得關注的是﹐教育和醫療系統的私營化﹐為社會帶來了很深的危機。

中國的改革在1992年﹐是使用類似南韓的模式﹐對外資進行規管﹐但在1992後卻進行更激進的改革﹐趨向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革開放來的經濟增長﹐不僅僅是靠市場經濟帶來的效率提昇﹐而是社會主義時期留下的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的成果。另一方面﹐改革並沒有如主流論述所說﹐解決了舊問題﹐相反是創造了不少新問題﹐例如環境的問題﹐貧富懸殊的問題﹐導致近年來﹐民間的抗爭越來越多。胡﹑溫政權開始看到問題﹐有別於舊政府只看重國民生產值的增長﹐推出了改良措施﹐例如在減收農業稅等等。

韓德強﹕中國政府已經驚覺到危機

韓德強在其後的發言清楚表示﹐WEN的報告充份反映了新左派的分析和立場。他特別讚同WEN所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遺產所帶來的﹐包括﹕工人在1980年代國企開始改革時對政府的信任﹐在1990年代政府壓制工人的能力﹐土地集中所有對減低鄉鎮企業成本的作用。但1990年代後﹐社會主義的遺產加速死亡﹐政府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所壟斷。他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前﹐已經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融入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政策卻逐漸破壞了原有的工業系統﹐轉為生產量大﹐但低技術和人力密集型的模式。雖然中國現在有很多高科技產品﹐但核心技術不在中國。中國有發生類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潛在可能性﹐危機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對於這一危機﹐中國政府已經覺醒到了。16大以來﹐中國政策的主題已在轉變﹐例如強調和諧社會和可持續發展。他相信﹐這一轉變是受到新左派的影響的。但是﹐韓德強認為﹐政府現時的政策不一定可以避免危機﹐假如仍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裡﹐不批判世貿﹑不調整招商引資的政策﹐就不可能有大的變化。而阻礙經濟政策重大調整的反對力量﹐是腐敗官員﹑買辦集團和民族資本(其力量還比較薄弱﹐主要是知識份子在起作用)。

YAN HAI RONG﹕尋找中國處境下的解決方法來自美國的華裔學者YAN HAI RONG回顧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城鄉關係和移民歷史。在19世紀中期之前﹐城市和農村是一種彼此流通的關係。到了19世紀後期﹐外國商品進行中國﹐沿海通商口岸發展﹐城鄉關係開始變壞﹐受教育的人不願意回鄉。

在毛澤東時期﹐先將上海等殖民地通商口岸轉變為工業城市﹐後又將部份農村城市化﹐建立新的城市﹐例如大慶。總的來說﹐是容許資源下鄉﹐例如﹕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運動。

但到了鄧小平的年代﹐下鄉的資源越來越少了。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村剩餘勞動力被迫外出打工。1950年代實行的戶口制度先是用來分割城市和農村人口﹐在1980年代還起到控制的作用﹐1990年代後﹐城市戶口的福利減少﹐農民開始可以透過買房子等方式取得城市戶口。城市工人﹑甚至大專院校畢業生﹐也和民工一樣﹐彼此競爭工作職位。這導致了工作條件的持續惡化﹐我們要尋找的是在中國處境下的解決方法。

區龍宇﹕將民主並入社會正義

第四位講者全球化監察的區龍宇回應WEN和韓德強時表示﹐他們有不少共同點﹐例如都批判世貿和新自由主義﹐都關心勞工的狀況。但他認為﹐新自由主義就像一把刀一樣﹐持這把刀的人才是我們的敵人。在中國融入資本主義﹐將尋底競爭推向極端的過程中﹐我們要問誰是持刀的人。

他引用香港的情況﹐數十萬人走上街頭要求民主普選﹐民主在香港人的意識裡植了根。早期有人在報章等廣告﹐宣揚自由﹑民主﹑公義是香港的主流價值。但是香港的主流價值中缺少了一樣東西﹐那就是平等。相反地﹐在中國內地﹐新左派強調正義﹑社會和勞動保障等價值﹐但卻缺乏了民主。在中國﹐人們曾經相信周恩來﹑鄧小平或趙紫陽等領袖是好人﹐但他們在官僚制度下﹐都沒有發揮到作用﹐相反地﹐官僚體制是越來越強大。所以﹐我們的論述應該有一個新的起點﹐那就是將民主加入到社會平等的要求中去。

WADEN BELLO﹕中國可以有不同的發展道路南半球焦點的WADEN BELLO最後發言﹐他表示自己雖然沒有在學術中研究中國﹐但中國對他們的影響從學生年代開始。他對中國和越南一類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判斷是﹐雖然融入了資本主義﹐卻和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不同。革命的遺產﹐令這兩個國家沒有像他自己的祖國菲律賓一樣﹐受美帝國主義的控制。

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東北亞模式和東南亞模式又不一樣。前者如韓國﹑台灣﹐政府在國家發展策略中有很強角色﹔後者如菲律賓﹐政府的角色很弱﹐較是新自由主義模式。但東北亞模式在世貿﹑世銀﹑國基會等國際機構的推動下﹐特別是1998年金融風暴後﹐政府角色變弱﹐管制放鬆﹐也已經傾向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模式前期是較類似韓國的﹐主要是發展外向型出口加工工業﹐市場卻沒有完全開放。但隨著加入世貿。關稅減低﹐情況也發生了變壞。

現在東盟國家在討論市場一體化時遇到了困難。不少工業轉移到中國﹐東南亞國家也充斥中國製造的產品。成員國家被迫考慮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但是﹐與中國融合的話﹐又擔心會被中國所壟斷。對於中國的霸權論﹐他表示﹐這主要是美國的軍方財閥所創造出來的說法﹐目的是製造一個具威脅的敵人﹐為其自己的利益服務。

最好他指出﹐中國存在不同的發展道理﹐中國會對亞洲帶來影響。亞洲的進步力量應該團結起來﹐為中國和亞洲探索平等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台下的討論

在五位講者發言後﹐來自多個的參與者紛紛發表意見﹕

一位瑞典人﹕在瑞典﹐人們相信自由市場會為中國帶來民主﹐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資本需要中共壓制工人。中國的可能出路是反對獨裁的社會革命。

一位泰國人﹕反對獨裁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要建立發揮工人民主的生產模式﹐要建立國際的團結。

一位香港人﹕中國要建設成中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有可能的﹐但工人和農民要為此付出重大代價。所以﹐強國不應是中國人民的目標﹐中國人民應該連同其他國家人民﹐爭取基層民主。

一位英國人﹕他關心土地的私有化﹐和工人階級的組織問題。在策略上要考慮改革中華全國總工會或者建立獨立工會。

一位台灣人﹕台灣入世後﹐他自己的工資沒有增加﹐但物價卻上昇了。對外資本主義的壓迫﹐他不明白新左派可以是出路。

一位中國內地人士﹕自己的父母是工人﹐明白和支持WEN和韓德強的說法。歡迎與她討論中國現狀。

一位中國內地婦女工作者﹕在1995年的聯合國婦女大會在北京進行後﹐中國的婦女組織開始活躍﹐並影響了其他民間組織運動。婦女在環保﹑工人抗爭﹑農民維權中都起到領導作用。她批判WEN的報告和其他講者的發言都缺乏性別的角度。

韓德強﹕新左派的改良或許在工人的立場上會被罵為“資本家的走狗”﹐但他們希望國家不要出現動蕩。現時的危機不是一個階層的危機﹐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

YAN HAI RONG﹕韓德強的言論並不代表台上其他人的看法。

DALE WEN﹕今天發表的是簡報﹐會在詳細報告中﹐更多提及性別問題。希望農民的土地權可以得到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