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與運動編按】

這裡發表的文章，是托派前輩向青在1950年代寫的《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國大事提綱》第一章的大部分。《提綱》有兩章，第一章是《從二次革命失敗到抗戰勝利》，第二章是《戰後和平改良之夢》。我們這裡主要挑選《提綱》中關於抗日戰爭的部分。中共紀念抗戰七十年的大閱兵，挑起了關於中共偽造歷史，把自己抬高為抗日主力的辯論。這是事實。不過，另一方面，國民黨過去也同樣一直偽造歷史，完全抹殺中共的抗日遊擊。總之，國共兩黨，都有掩蓋歷史真相的記錄，其官史殊不可信。只是現在「共」強而「國」弱，國民黨不敢重彈幾十年前的、純粹為反共而炮製的偽史而已。新一代想瞭解當代史真相，仍然要在國共兩黨的官史以外，另闢蹊徑。但是，當年除了國共，還有一個左翼小流派即托派，他們主張廢除國民黨統治，但同時不接受已經史達林主義化的中共的路線，所以同時受到國共兩黨的迫害。但也因為這個位置，使他們同時看到國共兩黨的問題。本文所介紹的抗戰歷史，就提供讀者一個新視野，讓大家能夠從歷史發展的縱深，去把握不同階級對抗戰的實際態度，並以此瞭解國共兩黨的社會基礎及其侷限，進而瞭解後來何以國民黨敗於共產黨。

這個《提綱》全文，可見於以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的連結：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1927-1945.htm

向青

122610504_11n▲戰地攝影師鏡頭下的中國抗戰

中共領導的農民「蘇維埃」運動在華中地帶失敗的時候，也正是中國經濟危機最嚴重，民族獨立最危急的時期。本來世界經濟在1932年末至1933年初期間已 經從恐慌的頂點轉入蕭條階段，漸漸有些起色，但是因為帝國主義者拚命加緊經濟侵略，藉此轉嫁經濟恐慌的禍害，並取得經濟復甦的條件，所以中國經濟在 1934—35年間仍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入超數額不斷增大，再加上美國實行收買白銀政策，中國的白銀（當時中國還使用銀本位貨幣的）在1934至1935 年間大量流出，物價不斷跌落，1935年間日本更進一步實行大規模武裝走私，中國民族工業紛紛減產、倒閉或賣給帝國主義者。面對如此兇狠的侵略，國民黨不 但無能抵抗，反而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提攜」，承認華北和福建為日本勢力範圍，禁止一切抗日宣傳和愛國運動，充當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工具。許多人 民為了愛國的罪名而被監禁屠殺，許多報刊因「妨礙邦交」而被封禁。在被征服的過去「蘇區」裡，整村整鄉的人民被殺光或者圈禁。「蘇維埃」運動的失敗使群眾 更加沮喪，大批中共黨員脫黨、「悔過」、甚至賣身作狗。思想上的復古運動和法西斯主義運動飛揚跋扈。在1934年下半年和1935年前十個月裡，全國簡直 沒有任何群眾運動。從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看起來，這時期都是一個最陰沉黑暗的時期。

在這八年當中，共產黨本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1927年7月以前，中共是一個真正的工人黨，只因為本身的幼稚，才追隨了史達林的機會主義路線，致使革命失敗，以史達林為代表的蘇聯的官僚主義統治者，利用這次革命失敗，加強對於中共的官僚式的控制，肅清其中的布爾什維克黨派（左派反對派）革命分子， 迫使它適應蘇聯的外交政策而行動。從1927年「八七會議」起，中共的領導人已經自覺地遷就克里姆林宮的要求。盲動主義所造成的失敗，更便利了克里姆林宮 對中共作進一步的控制。在清算了李立三之後，一批在中國革命中毫無基礎的莫斯科留學生（以陳紹禹為典型）被派回中國充當中共的領袖。雖然這批人手中的權力 不久之後到底被毛澤東等土著派奪回，但是毛澤東等仍然要遷就和利用克里姆林宮的勢力。所以在二次革命失敗以後，中共的性質已經根本改變。它的思想方法是經驗主義，它的政治路線是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混合物，而且遷就着蘇聯官僚政權的要求，它的組織原則是官僚集權主義，它的成分絶大部分是農民小資產階級，它 與工人的聯繫變得非常微弱了。

八年來中共所執行的冒險主義政策，不過是墮落的第三國際整個冒險路線的一部分。現在這個路線的失敗也不限於中國，而是全世界的。1935年7月第三國 際在莫斯科開第七次世界大會，史達林官僚集團正式埋葬了「第三時期」的神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提出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與「和平陣線」的路線， 聯合一切愛好「和平」「民主」的集團去進行反法西斯和反侵略鬥爭。根據這個新的總路線，在長征路上的中共中央於8月1日發出「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 號召一切抗日軍隊組織統一的抗日聯軍，及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代替國民黨政府。起初中共是不以蔣介石派為聯合對手的，但是順着機會主義的邏輯走下去，它終於得到結論：只有以最有實力的蔣介石為對手才能夠達到有效的「聯合」。1936年5月5日「紅軍」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併為表示不願與攔截去路的 蔣軍作戰起見，宣佈將二月間由陝北派出渡黃河前往抗日的部隊撤回陝西，聲明願與一切軍隊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中共隨後並公開 宣稱停止階級鬥爭。八月廿五日中共中央正式致書國民黨，要求恢復像二次革命時一樣的國共合作。這時在「人民蘇維埃政府」（已經不是「工農蘇維埃政府」）中之下的地方，已經停止了沒收土地，對於勞資鬥爭也儘量設法緩和之。在以前的時期裡，中共脫離廣大的群眾（尤其是工人群眾），在偏僻的鄉村裡從事孤立的、冒險的政權鬥爭；現在它為了爭取廣大的群眾同情，打破孤立狀態，又走到另一極端，宣佈放棄階級鬥爭政策，並實際限制工農階級鬥爭的發展了。

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在金融恐慌壓迫之下，另一方面卻從鎮壓農民暴動的勝利和世界經濟的復甦上面看出前途一線希望，於是在1935年11月4日宣佈白銀國 有，以不兌現的紙幣作為法幣，加入英鎊集團（後來又轉而依附美元），同時實行通貨貶值，這一個措施，配合著農產物豐收和帝國主義者增加投資，使中國經濟暫 時略微活躍起來。南京政府趁此時機逐漸控制各省半獨立的小軍閥，1936年7月連最有力的反對者兩廣軍閥也征服了，蔣介石中央政府的權威大大提高。但是南 京政權的鞏固是非常靠不住的。非常有限的經濟復興伴隨着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更甚滲入，日本吞併全中國的行動正在加緊進行，反叛的農民軍並未被消滅，經濟復 蘇使工人經濟鬥爭與一般民眾的愛國運動都重新抬頭，愛國運動並得到了改變政策的共產黨領導。

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發了一個大規模的學生愛國運動。當時學生因為反對在「防共自治」的名義下將華北劃為日本控制的特殊地帶，所以起來作示威 遊行，和賣國政府的軍警衝突。這個事件引起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響應，並促成「全國學生聯合會」「民族解放先鋒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愛國團體成立， 使1931—1932年間曇花一現的民眾愛國運動以較大的規模復興起來。1936年夏季的兩廣軍閥反蔣運動也是利用這種愛國運動的。

愛國情緒漸漸傳染到兵士和下級軍官身上，尤其是被派去「剿共」的軍隊裡面。1936年末，在陝西「剿共」的東北軍內部蔓延着反戰情緒，連它的司令官張 學良也受到了影響。蔣介石親身跑去西安鎮壓，但是反倒於12月12日被東北軍扣留起來。本來這個事變很可能成為蔣介石個人政治權利的終結，引起國民黨內的嚴重政治危機，使群眾運動趁機高漲起來。但是莫斯科方面嚴厲斥責張學良等反蔣行動實際幫助了日本侵略，通過中共勸令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並令中共趁此機會向 蔣介石表明願接受他領導抗日的誠意。結果西安事變就成為國共重新合作的轉折點。12月25日蔣介石被釋放之後，西北的「剿共」內戰實際停止了。

半年以後，抗戰爆發，新的「民族統一戰線」正式成立，於是中國政治形勢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兩條戰線的抗戰

日本帝國主義無饜足的侵略，要占盡中國全部資源和勞動力，不讓中國資產階級分享一杯美羹，因此迫使中國資產階級逐漸感覺到有抗戰的必要。在西安事變前 夕，蔣介石以為共軍將被消滅，「安內然後攘外」的政策可以實現了。但是西安事變打破了他的夢想。他從這次事變得到兩點教訓：（一）共產黨的勢力在目前是難 以消滅的，它的抗日口號在民眾中得到廣泛響應，甚至於影響到了軍隊；（二）只要他實行抗日，共產黨就可以放棄階級鬥爭路線，擁護他作民族領袖。在這種情形 之下，蔣介石就停止了「剿共」戰爭，同時開始對日本侵略者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對平津的進攻。8月13日又進攻上海。國民黨政府終於被迫起來「應戰」了。「七七」的次日，中共中央已經發出通電，號 召國共兩黨合作抗日。7月15日又向國民黨提出合作宣言。在這宣言裡，中共保證4點：（一）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二）取消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暴動政策， 停止沒收土地及赤化運動；（三）取消「蘇維埃」政府；（四）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政府統轄。8月底政府已經把共軍改編為第八路軍，陝北 「蘇區」改為陝甘寧邊區。但是延遲到9月20日國民黨才把中共的合作宣言公佈。於是新的「民族統一戰線」正式成立了。中共在這一次的統一戰線裡面，正如 1927年以前一樣，放棄了獨立的階級鬥爭路線，採取階級調協政策。但是有許多其它情形是與前次不同的。在1927年間，中共領導着200多萬有組織的工 人和近千萬有組織的農民；現在它與工人群眾差不多斷絶了聯繫，它的主要力量只是一支駐在非常落後地帶的不滿10萬人的農民軍——這是比以前惡劣得多的條 件。不過，上次革命軍的慘敗和十年內戰的經驗，對於中共也不是白白過去的。現在中共無論如何總要堅持組織上的獨立，對於國民黨抱著相當警戒的態度，再不肯 自動解除武裝和空着手等待國民黨施行各種改革了。

資產階級國民黨政府進行抗戰，自始就是沒信心的。全面戰爭已經爆發，但是政府並不正式宣戰，也不沒收日本在華財產，甚至在最初幾個月還繼續把庚子賠款 支付給日本。它從來不會相信過中國自己的力量可以戰勝日本侵略者，它的希望完全寄託在美英帝國主義的干涉上面。最初國民黨集中最精鋭的軍隊死守上海，目的 就是造成有利的談判地位，爭取英美迅速出面干涉，特別是希望在當時舉行的國聯大會和九國公約會議中取得有利地位。但是這時英美並不肯出面干涉，只通過一些 空洞的譴責日本侵略的決議案。這時實際上支持中國的只有蘇聯，它希望用國共合作抗戰拖住日本的後腿藉以減輕侵蘇威脅。上海在死守3個月以後終於放棄了。這 個撤退竟造成兵敗如山倒的形勢。不過一個月的時間，就不經一戰地放棄了南京。同一期間內，國民黨軍在華北潰退得更要快，日軍在華北所遭遇的真正抵抗只是八路軍的抵抗。自此以後，除了1938年3月在台兒莊打了一場勝仗之外，國民黨軍就一直是迅速地敗退。1938年9月底，正當日軍逐漸迫近武漢的時候，歐洲 方面英法對德意簽訂了慕尼黑協議，暴露出英法帝國主義的脆弱，於是日本放膽進攻英國勢力範圍內的華南。10月底，國民黨軍可恥地放棄了廣州，狼狽奔逃，數日後武漢也失守。悲觀情緒瀰漫在政府中。國民黨副總裁國府行政院長汪精衛發表「和平之門未閉」的談話。湖南駐軍和省府驚慌失措地放火燒長沙城，給抗戰添加 一頁醜史。抗戰第一階段就在此時結束。中國喪失了全部沿海地帶和華北、華中平原，政府退縮到西南山區去。這第一階段的戰爭暴露出單純軍隊抗戰的無效，和國 民黨軍隊的無能。

在抗戰第一階段裡，國民黨政府對於民眾運動比較開放，與共產黨的關係也相當和諧。這時候成立了許多救國團體，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湧入軍隊作政治工作，只 要不公然反對蔣介石的領導地位的各種言論都能夠自由發表，馬克思主義書籍的出版盛極一時。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等小黨派也在承認蔣介石為民族領袖及不反 對三民主義的條件下被允許公開活動了。這時期政府財政和兵源都還不成什麼問題，人民的負擔沒有怎樣加重，生活水平也大致和從前一樣。北方共軍改編後，於8 月底被派到山西前線參戰，受閻錫山指揮。他們與閻錫山合作組織群眾團體「犧牲救國同盟會」和新軍「決死隊」，發動民眾抗戰。八路軍（不久改為十八集團軍） 有辦事處在首都，常常能夠直接向民眾發表談話。中共機關新華日報也在首都出版。在南京失守前有大批青年公開地與八路軍辦事處接洽到陝北去，也沒有受到政府 多少阻礙。1937年10月間政府正式將長江一帶的共軍游擊隊（他們是在「長征」時留下的）改編為新四軍，次年五月間集中整編完畢，派到安徽與國民黨軍共 同作戰。這時期可以算是「全民聯合」抗戰的黃金時代。

但是，在這美好的表面現象之下隱藏着深刻的危機。這時期的熱烈抗戰空氣，僅僅以民眾一時的熱情為基礎。民族解放鬥爭並沒有和民眾生活改善以及民眾的政 治權利之提高聯繫起來。政府給予人民的自由只是談談的自由而已。熱情的知識青年可以去唱抗戰歌演愛國戲尤其是宣傳「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但是絶對不能真正把勞動群眾組織起來要求實際的生活改善或者侵犯到軍閥官僚的統治全權。1938年7月設立的國民參政會，不過是政府用請客式約請擁護蔣介石的各黨派上 層分子和一些「社會名流」來談談的諮詢機關而已，它的作用不是監督政府，而是向政府表示忠誠。抗戰期間的罷工是死刑犯的行為。停止土地鬥爭是中共得到合法 地位的主要條件之一。在這種情勢之下，充滿愛國情緒的工農群眾自然而然地暫時停止了階級鬥爭。國民黨統治的地區裡，各階級在經濟政治上的地位完全照舊不變。共產黨在閻錫山統治區裡因為執行「統一戰線」政策，一切都要等待閻錫山批准，所以連最初步的改革（減租和政權民主化），都不過是一些要求而已。在河北、河南、山東的敵人後方，共產黨聯合一些不願撤退的國民黨軍以及其他抗日分子建立了幾個游擊根據地，在那裡也是為了「統一戰線」的緣故，只實行了一些政治上的民主改革，而經濟上的改革非常稀少。新四軍在長江兩岸抗戰，只是一支純粹的軍隊而已，它只能向民眾表現為一支不同平常的軍隊，但是不能過問政治問題。這樣的抗戰陣營和這樣的抗戰政策，到了軍事上遭受嚴重失敗，經濟上最進步的領土喪失，敵人對華政策從赤裸裸的屠殺、破壞、搶劫開始轉變為「中日合作」 「經濟開發」的時候，就暴露出內部的致命弱點和不可調和的矛盾了。

武漢失守以後，一派資產階級，以汪精衛為代表，乾脆向日本投降，藉以保存一部分在淪陷區的財產，在日本佔領軍的刺刀之下分潤一杯剝削的殘羹。另一派， 以蔣介石為代表，則一面對抗戰消極怠工，另一面加緊壓迫後方民眾，確保殘餘領土上的統治權，等候將來國際形勢變化，可以在英美保護之下收回全國的統治權。 資產階級這兩派不但在客觀上是分工合作的，而且實際上經常保持着一種微妙的關係。汪精衛投敵後很久蔣介石政府還不肯公開聲討他。至於後方的密使往來和特務 合作，尤其是在鎮壓共產黨領導的民眾游擊活動方面，是一直保持到抗戰結束的。

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決定了「反共」「防共」的政策，開始肅清各種民眾救國團體和軍隊裡的左傾份子，捕殺共產黨員。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 只保留一個空虛的名義，郭沫若等左傾的宣傳人員被排斥了。同時戰場上的國民黨軍也開始把槍口轉向共軍，甚至聯合日軍「剿共」。幾個月的時間，整個風氣轉變 了，前線是沉寂的，民眾的熱情也消失了，一度受過民眾熱烈愛戴的軍人重新成為與民眾隔離的，甚至變成民眾憎惡的對象，瀰漫在大後方的是一種沉悶的消極等待的空氣。1939年12月，正當蘇芬衝突，世界反蘇反共空氣最濃厚的時候，國民黨軍第一次大規模進攻陝甘寧邊區。同時，在山西方面，閻錫山也攻擊「決死 隊」和解散「犧盟」並捕殺其中左傾分子。所謂「抗日統一戰線」，到這時事實上已經破裂。自此以後，所謂中國抗戰實際上已經成為兩條戰線分別的抗戰了。

國民黨政府退到西南山地以後，對於抗戰完全採取消極態度。從來不主動打敵人，只有在敵人進攻的時候才勉強應付一下。留在敵後打游擊的一百萬大軍，陸續 崩潰和投降，殘餘的部隊也表現一種非常曖昧的態度，並不主動打敵人，反倒常常聯合敵偽軍隊進攻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根據地。他們對游擊區人民的統治方式和敵偽 並沒有多少分別。防衛着「大後方」的戰線，一直到1944年春以前，因為日軍不大進攻，所以大致維持不變。平靜的前線變成文武官員和商人對敵貿易的港口， 大量戰略物資輸出資敵，而從淪陷區購入消費品甚至奢侈品。前方士兵變成替長官馱運貨物的騾馬。

抗戰長期化以後，中國面對著的主要的問題是經濟問題。在抗戰剛爆發的時候，有不少工廠從沿海遷移到了內地，同時在內地也新設了不少小規模的工廠。廣州淪陷以後也還有大約3年的時間是不難有外國人輸入生產器材的。但是國民黨政府並不從事建設和發展生產，只顧用通貨膨脹、田賦征實、統購統銷、專賣等手段加緊掠奪人民，同時利用特權豪奪兼併，擴大官僚資本。從1939年起，「大後方」經濟已迅速惡化。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對外的海陸交通線完全斷絶之後， 經濟危機更加嚴重了。1941年底，通貨數量已經達到戰前的十倍以上，物價（以重慶批發價為準）則增到二十七倍。以後每一年通貨膨脹再比上年約增一倍以 上，物價約增兩倍半以上。到了1945年6月勝利前夕的時候，通貨膨脹已達二百八十幾倍，物價則為二千一百多倍。所以官私資本紛紛脫離生產部門而趨向囤 貨、投機、高利貸和封鎖線走私。工、礦甚至農業生產不但不增加，反而日益萎縮。在這種情形下，談準備「反攻」，純粹是欺人之談。事實上，國民黨寡頭集團對抗戰的態度，可以用「待勝」兩字說盡。他們只盼望美國主子從日本手裡把中國江山搶過來，讓他們去當一名總管。國民黨官方甚至公然說「我們是替美國打仗」， 並用這個「道理」去教育軍隊！其實他們連配合盟軍作戰也不積極，只願意坐待接收。根據這一個大原則，蔣介石自然就放心地在後方拚命壓榨民眾，窒息一切抗戰 力量的生長，把最精鋭的部隊用來封鎖「邊區」，在前方，則指示大批軍隊投降，造成「降將如毛，降官如潮」的現象，與敵偽合作企圖剿滅共產黨領導下的民眾抗日武裝與地方政權。

抗戰期間國民黨曾有一次公然進行內戰，這就是1941年初的新四軍事變。新四軍從1938年起在長江下游一帶作戰，兩年間已發展到正規軍十萬人，另民 兵數十萬。這樣的發展引起國民黨莫大的恐慌和仇視。1940年10月，國民黨軍進攻在江蘇北部的新四軍，被新四軍大敗。於是國民黨連用陰謀，以軍委會名 義，藉口避免「摩擦」，命令新四軍全部調往黃河以北。經過相當時間談判之後，新四軍終於接受命令北調。不料1941年1月7日當直屬軍部的一萬人行軍到皖 南涇縣附近時，突被國民黨軍七萬人包圍攻打。新四軍被殲九千人，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戰死。國民黨政府於是宣佈新四軍「叛變」已經解散。同時在大後方 大批逮捕共黨和左傾分子，封閉進步書店，禁止進步書報發行。中共則一面以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命令陳毅繼任新四軍軍長，繼續在華中作戰（該軍在以後兩年內 又長大了一倍），一面在國內外宣佈事變真相，要求懲辦事變直接負責人，並拒絶出席國民參政會。這時全面內戰簡直如箭在弦上，有一觸即發之勢。只因為資產階 級內部還有許多人反對在此時內戰，例如民主同盟就是在此時以團結抗戰為號召而成立的，國民黨內部也形成反對派，華僑資本家尤其強烈反對，美英帝國主義也不 加以支持，蔣介石才不得不懸崖勒馬。但是經過這次事變之後，抗戰的中國已經截然分裂成兩個系統的政權和軍隊，而在國民黨統治的大後方反動空氣是更為濃厚 了。

當國民黨寡頭集團和大商人大地主大發其國難財的時候，下層民眾是生活在地獄裡。開戰時政府提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口號。但是實際上最大的富豪不 但不出錢反而發大財，一般的資本家與地主也負擔賦稅很輕，最貧苦的農民卻是出力又出錢。所謂徵兵，實際上只征農民和其他貧民。被征的壯丁像罪犯一樣地被押 解到兵站和前線。他們的生活確確實實比畜生壞得多：永遠吃不飽飯，常常遭受殘酷的毆打。軍官打死幾個兵比打死一匹馬要隨便得多，因為馬是要花錢買來的，但 是壯丁可以隨時隨地拉來，而且徵兵的次數越多也就使軍官勒索錢財的機會越多。兵士實際打仗的機會很少，他們經常的責任就是替長官挑運貨物，建造華麗的「公館」，充當姨太太的衛兵和轎伕以及到「公館」裡當僕役等。無論前方後方，兵士逃亡的非常之多，死刑的恐嚇也阻止不了他們。從1937年到1944年間，國 民黨共徵了一千二百萬壯丁，真正因作戰死傷的約有三百萬人，沒有一名士兵退役，但在1944年軍隊中實際只保持三百萬人，其餘六百萬人就是受虐待而死亡和 逃跑掉的。這些受着非人虐待的兵士，一旦有了槍支在手，就去欺凌和搶劫和自己原屬於同一階級的民眾，造成軍民之間的互相仇視。農民除了兵役負擔之外，還要直接間接負擔比戰前提高了許多倍的田賦——田賦簡直成為政府唯一有實效的稅收。築路和築飛機場等工程也徵用了大量的農民，他們的命運比征當兵也好不了許 多。糧價高漲對於貧農和中農並無絲毫好處，事實上抗戰八年裡農民在多重剝削之下破產得更甚，土地更加向大地主之手集中了。在災荒的年頭政府也不放鬆抽剝， 反而連外國捐來的賑款都中飽一大部分。抗戰八年的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悽慘無比的農民血淚史。因此在戰爭末期大後方的農民暴動逐漸增加了。

在大後方第二個受苦最厲害的階層，是靠薪水為生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使他們的實際收入大減。例如大學教授有一個時期實際收入只及 戰前的四十分之一。整個戰爭後期一般高級知識分子的薪水都比普通工人高不了許多。經濟地位如此惡化，再加上政治的極度反動與腐化，人民思想言論自由完全被 剝奪，大批「思想犯」被屠殺和關入集中營，就使一般知識分子變成了現狀的反對者。這些不滿心理甚至傳染到下級軍官裡面。至於有某種權力或地位上便利的公務員，則普遍染了貪污作風。結果使國民黨統治基礎大大削弱。一般工人的生活也因物價高漲而惡化，但是和其他薪給階層比較起來，則惡化得不那麼厲害。加以當時 工人裡面有不少是新從鄉村中出來的比較落後的成分，工廠比較分散，政府壓制得厲害，又缺乏政黨領導，所以工人運動很低沉。至於與官僚集團聯繫較少的中小資 本家以及鄉下的「土財主」受到官僚集團的排擠壓迫，對於國民黨政權的不滿也逐漸增長。民主同盟之類的小黨派之生長，正是反映統治階級內部這一分化過程。所以，國民黨寡頭政權在抗戰期間是越來越孤立了。

當正規戰線限於沉寂狀態，國民黨對抗戰採取消極政策，大後方經濟、政治形勢日漸惡化的時候，在敵人戰線背後，主要的是華北和華中，民眾的抗戰游擊隊卻 正在迅速生長中。在抗戰的第一階段裡，八路軍派出許多小規模部隊深入廣大的淪陷區，發動民眾組織游擊隊，有時也聯合一些已經成立的民眾抗日隊伍和國民黨留 下的部隊，陸續建立起許多個敵後抗日根據地。1939年敵軍開始掃蕩華北佔領區。八路軍連用機巧的游擊戰術，在民眾積極支持下，不但沒有被敵軍消滅，反而 殲滅許多敵人，搶奪大量武器，擴大了自己的部隊和游擊區。1940年敵軍獲得教訓之後，改變戰術，仿照國民黨從前在江西「剿共」所用的辦法定出碉堡封鎖計 劃。但是八路軍馬上發動「百團大戰」——出動一百個團共四十萬在幾千里的敵後戰線上同時進攻，從8月下旬起猛烈戰鬥三個月，使敵人計劃不能按期施行。自抗戰開始到此時為止，八路軍由八萬人發展到五十四萬，新四軍由一萬五千人發展到十萬人，游擊區人口共有五千餘萬。

在此時期中，共產黨的政治經濟政策也有了相當改變。在1938年以前，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解釋是一切行動務必設法得到國民黨同意，因此在他們 作戰區域裡的政治工作是純粹宣傳多而實際的改革少。1939年起，小規模的國共「磨擦」逐漸發生，同時日軍進行「掃蕩」，中共為了發動民眾起來自衛，已經 不能像以前那樣地固執「統一戰線」了。1939年末國民黨大舉進攻「邊區」的時候，毛澤東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現在他 們不再強調「獨立性服從統一性」，轉而強調「統一戰線」之內也有鬥爭，以及要反對黨內的「階級投降主義」了。同時游擊區內的地主階級的行為也給共產黨上了 「統一戰線」的一課：這些地主們紛紛響應國民黨軍和日軍而向農民和八路軍進攻。於是共產黨不能不允許甚至發動農民起來向地主鬥爭。在1940年春打退國民 黨的進攻以後，農民紛紛要求沒收地主土地，有些地方已經自動停止交租，甚至分了一些土地。但是這時中共仍舊堅持「階級鬥爭服從民族鬥爭」的原則，極力向農民解釋：現在的問題是土地歸中國人還是歸日本人。他們所實行的經濟改革仍舊以減租減息為限。正在國民黨大舉進攻共產黨的這個時候，毛澤東發表了《中國革命 與中國共產黨》及《新民主主義論》兩書，說明中共的政綱。

1941年和1942年兩年裡，中共所領導的敵後游擊據點和陝甘寧邊區受到了最大的考驗。華中新四軍遭日軍和國民黨軍夾攻，華北日軍也發動兇殘無比的 大掃蕩。華北日軍建築了長達萬里長城六倍的封鎖溝和封鎖牆，配合著碉堡防線，用來分割和圍困游擊區，保護交通線。又用「鐵臂合圍」「梳篦清剿」「燒光、殺 光、搶光」「蠶食」「清鄉」等手段對付抗日的軍民。在這兩年內，八路軍人數減至三十萬，華北解放區人口從四千萬減至兩千五百萬。面對這空前險惡的形勢，共產黨除了學會許多更巧妙的新戰術之外，並且在經濟、政治以及黨員思想上作了不少改革工作。這些改革就是使他們能夠通過這兩年戰鬥考驗的基本原因。經濟改革主要的是發動農民把久已宣佈的減租減息政策普遍認真執行。1942年1月底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土地政策的決定」，號召各抗日根據地認真執行和嚴密檢查減租 減息工作。跟着這個運動之展開，農民在經濟、政治上的地位都比較提高了。大批農民參加民兵和八路軍，農民救國會成為最有力量的民眾團體和政府的重要支柱。 一向已經實行的地方政府選舉制度，經過真正的減租減息鬥爭之後，才使農民覺得有實際意義。在這些初步改革之後，農民的「變工互助」「增加生產」運動也發展 起來。在黨員思想方面，1942年4月發動了「整風運動」。這個運動主要的作用是使黨員精細研究現實環境，注重行動策略，糾正空虛浮誇和粗枝大葉的學風， 採取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消滅對內對外的宗派主義作風，以及增強黨性等。這個運動雖然不能根本改變中共對外對內的官僚主義作風，更不能根本糾正其經驗主義 的思想方法，但是對於幹部在執行既定路線（這些路線仍然是黨上層官僚根據經驗主義思想方法獨斷地決定的）時的作風，是有相當影響的。中共後來能夠在廣大的 地區迅速發展游擊根據地，在群眾中生根，得力於這次整風運動不少。

1942年冬以後，華北解放區渡過了最困難的時期，一面展開生產運動，一面擴大解放區，收復失地。1944年3月中共領導下分佈在華北、華中、華南各 區的正規軍已有四十七萬人，民兵有二百萬。1945年4月又發展到正規軍九十一萬人，民兵二百二十萬人，解放區共十九個，分佈在十九省內，包括人口九千五 百萬。事實證明中共領導的軍隊和地方政權已經成為積極抗戰的主力。

中共的正規軍隊並不像國民黨軍那樣強迫征來，而是自願參加的。解放區政府改善了農民及其他貧民的生活，使他們真正得到參政權，使他們在人格上與剝削者 平等，因而令他們覺得抗戰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軍隊裡指揮員與兵士同甘共苦，沒有森嚴的官兵階級界限。出征的軍人的家屬有政府和民眾團體照顧生活。兵士在 軍隊中可以學到文化和政治知識。這些軍隊的成分絶大部分是農民，但新四軍和太行山區的部隊中有較多的產業工人。太行山區吸收了山西許多煤礦、太原兵工廠和 幾條鐵路的工人，並有一個鐵路工人團。至於民兵則是不脫離生產的民眾武裝隊伍，他們的責任是幫助正規軍保衛自己鄉土以及維持本地的治安。

所有解放區都在鄉村裡面，而且多數是比較貧乏落後的鄉村。自從1939年起，八路軍和新四軍已經再沒有從國民黨政府領到糧餉和軍火，同時陝北邊區在經 濟上也被封鎖了。但是由於減租、減息和增產、墾荒等運動，除了1942年夏季敵人掃蕩極凶的幾個月期間以外，所有解放區都能夠使軍民足食。1943年以後 普遍展開軍隊及公務員生產自給運動，使人民的賦稅負擔減輕不少。小規模的工廠和工業合作社在解放區也日漸發達。這些情形都是與國民黨統治區恰好相反的。

政治方面，中共在解放區的政策是提高勞動民眾的地位，但並不徹底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而是企圖使各階級的力量互相平衡。這個政策的具體表現就是解放區 政府的「三三制」，這就是：政府委員和參議員三分之一是工農分子，由共產黨代表；另外三分之一是各黨派和無黨派進步分子，代表小資產階級；最後的三分之一 是「開明」資本家和地主的代表；共產黨所占總數不超過三分之一。實際上當然所有的分子都不能反對中共的總路線，不過中共對於地主資本家的讓步也是實際而非 虛偽的，中共從這種妥協的政策得到若干眼前的利益：一小部分地主資產階級分子替解放區政權積極服務；淪陷區有些地主資本家支持中共抗日活動，甚至帶著財產 跑到解放區來；國民黨統治區和海外華僑中有不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分子同情中共；美英帝國主義在戰時也壓制國民黨發動大規模內戰的企圖。但另一方面，先 進的工農分子當然因此受到了壓制，被加以「左傾冒險主義」或「托派」的罪名。不過群眾超過中央的頭而遭受暴力鎮壓的事情並不多，因為，一般說來，群眾是受 了中共宣傳鼓動才開始有階級自覺，起來要求種種改革的，那時地主資本家也沒有力量來摧毀群眾運動。中共機會主義的罪惡在當時還沒有明顯暴露出來。

1944年3月，敵軍進攻河南，湯恩伯等部國民黨四十萬大軍一觸即潰，敵人毫不費力地打通了平漢鐵路。飽受壓迫懷恨已極的民眾沿路襲擊國民黨敗兵。五 月間敵軍又在湘北進攻，國民黨軍未戰先怯，雖有美國空軍和砲兵助威，也無力抵抗。文武官員狼狽奔逃，把人民、土地、物資和空軍基地一概拋棄。十二月初，敵 軍已經從湘桂線一直打通到越南，從東北到廣西劃一條線把中國分割成東西兩半，同時從廣西打上貴州，威脅四川，震動重慶。國民黨政權面臨全部崩潰的危機。在 這期間，大後方要求國民黨做政治改革的呼聲高漲起來。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局勢非常擔心。這時正是美軍在太平洋上節節勝利，逐漸迫近日本和中國，準備作最後 決戰的時候，美國根據駐華文武官員和新聞記者的報告，看出國民黨政權即使不被日本擊潰，也有被共產黨取代的危險，所以決定自己直接出面干涉。

1944年7月初羅斯福要求蔣介石把國共兩軍一併交給「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將軍史迪威直接指揮，藉以達到統一中國軍隊的目的。8月間又派赫爾利為私 人代表來幫助蔣介石。史迪威和美國一部分官員主張儘量利用中共軍隊，認為可以籠絡中共使它脫離蘇聯影響永遠放棄共產主義而變成對美國「友善」的純粹的民主 政黨，必要時並可以用中共代替腐朽無能的國民黨。這種政策引起蔣介石深刻的反感。蔣最初口頭同意而實際拒絶把權力交給史迪威，用盡辦法使得史迪威無法執行 參謀長的職務。1944年10月，羅斯福終於把史迪威免職。此後就由赫爾利執行幫助蔣介石愚弄中共的政策。

赫爾利來到中國以前，國共談判已經開始了。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1944年5月國民黨派代表與共產黨開始談判統一問題。共黨主要的要求為：（一）保障 人民各種自由權；（二）允許中共公開合法活動及釋放政治犯；（三）承認解放區所有現狀及解除對陝北邊區的封鎖；（四）共軍改編為十五個師。國民黨的答覆 為：（一）只有在「軍令政令統一」之後，即中共交出軍隊之後，才允許中共合法活動，解除對邊區封鎖及「寬大處置」共黨政治犯；（二）對於中共領導的地方政 權只能承認陝北邊區一個，其餘一概要取消；（三）共軍只能改編成十個師。這次談判一直拖延到9月中旬國民參政會的時候還無結果，雙方代表都出席參政會報 告。會後中共又提議「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這個主張得到民盟和國民黨「開明分子」馮玉祥之流贊同。不久學生運動也提出聯合政府口 號。

赫爾利於9月初到重慶。他由美來華途中經過蘇聯，曾與莫洛托夫談到中國問題，莫洛托夫非正式表示認為中共並非真正共產黨，並表示蘇聯願改善與蔣介石政 府的關係及願見美國政府幫助蔣介石統一中國。（1945年4月間史達林和莫洛托夫向赫爾利證實蘇聯態度如此。）赫爾利將蘇聯態度告訴蔣介石。鼓勵他用政治 手段解決中共問題。11月間，赫爾利到延安與毛澤東晤談後，將中共的五點草案帶回重慶。這草案的主要內容是主張先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及聯合統帥部然後統一 指揮軍隊。但國民黨堅持保存國民黨一黨專政及將共軍併入國民黨軍。後來國民黨又將其方案修改為成立各黨聯合戰時內閣，但最後決定權仍歸國民黨，軍隊問題則 由蔣介石任命一名美國將領直接指揮共軍。這次談判一直拖延了大半年，雙方意見仍不能調和。

1945年7月，國民黨政府在赫爾利贊助之下開始與蘇聯談判中蘇條約，企圖藉此獲得蘇聯支持而解決中共問題。

8月6日，第一顆原子彈投下日本。兩天以後，蘇聯向日本宣戰。再過兩天，日本發出求降照會。8月14日，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同日，中蘇友好 同盟條約及旅順、大連、中長鐵路協定在莫斯科簽字。中國八年抗戰至此宣告結束。中國的外部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已經非常尖鋭地提出來的中國命運問題，留到 新形勢之下去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