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憲政運動再克一城——評「中超革命」

區芳

粘糊糊、臭哄哄卻不甘寂寞的中國足球又出新聞了，這次是「革命」。2004年10月2日，中國足球超級聯賽（簡稱中超）第14輪的一場比賽（北京現代對瀋陽金德）以罷賽告終——因對點球判決不滿，現代隊員「集體走向場邊以示抗議」[1]，此舉成爲連串戲劇性變亂的形式開端。

10月4日，現代隊所屬的國安俱樂部（中信集團背景）向記者表示，假如中國足協對罷賽處理不公，國安就退出中超；10月14日，足協宣佈給予現代隊罰款、扣分等處罰[2]；當晚國安高層召開新聞發佈會，指責足協「繞開中超委員會，處罰非法」[3]；國安的反擊得到實德等多家中超俱樂部的支援，實德老闆徐明走上前臺，協助國安起草「改革倡議書」，事情鬧大了。10月17日，實德發表了一整套足球改革方案（共計13份文件）；10月22日7家足球俱樂部召開聯席會議，通過並發表了8份綱領性文件，「中超革命」就此啓動。

按徐明的解釋，老闆們的核心要求歸結爲「四個權利：一、聯賽所有權；二、聯賽管理權；三、聯賽經營權；四、聯賽監督權。特別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另一位足球投資巨商張海（健力寶集團董事長）索性以追債的架勢叫陣「聯賽本來是屬於我們的東西，它被別人抱走了——現在請還給我們吧！」[4]。一句話，足球市場的投資人鐵了心要「 搞清楚一個所屬關係，究竟誰是主人？誰更有市場發言權？」（徐明）[5]；上述「革命文書」的鬥爭矛頭，幾乎統統指向足協——中國足球運動五十年一貫制的行政大家長。

形象地說，徐明們的舉止頗似初掌財權的少東家，急切地想把店鋪帳本攤開來算算清楚，找回多年「産業託管」落下的虧欠，再順手教訓一頓疏懶貪嘴的惡奴以及漸顯老態的管家；其實，這也是多數私人大資本目前的普遍心態。10月18日中超聯席會議前夕，私人資本放話「我們不會只讓這個會成爲擊鼓喊冤的會議」[6]（張海），這自信來自一個基本事實——背靠沈重堅實的錢袋，工商界正踏進國家權力殿堂的正門。主流輿論陣地和自由派學界密切關注著這場足壇官商對抗賽，因爲「中國産業界還從來沒有遭逢過這樣的時刻：面對一個市場，利用成熟的商業規則和模型，與強大的政府管制正面抗爭和利益博弈」[7]。毫無疑問，中超投資群的「革命宣言」已成2004中國憲政進程重要的一部分，前者的成敗將對後者下一步的部署起到相當的參考作用（或說是憲政階段性進展的一面鏡子）。

衆所周知，憲政運動的內涵不僅包括保護私有産權、限制行政權和司法獨立，更等同資本的「正名運動」。以中超事件爲例，老闆們表達重大意願時雖保留部分官式語言（「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按照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的精神」[8]），但對自身地位和利益所在的強調已不加掩飾；他們毫不諱言地正告社會——「這是一場資本革命」[9]，即（在足球領域內）對經濟利益、管理權力和文化輿論影響力進行（有利於資方）的全面再分配。主流輿論也看透了這一點，紛紛指出徐明們的鬥爭「其本質就是資本顛覆權力，資本要追逐並擁有權力」[10]，或說「利益不均的情況下引發的權力再分配」[11]（天津大學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博導吳玉華），而足協的官員們則悻悻地攤開雙手——「說到底，這都是爭‘權’爭‘錢’的鬥爭！」[12]。

投資商們所要改變的現行利益分配格局，是如何具體形成的呢？徐明代表的大資本（不僅是私人資本）與這一格局有著怎樣的聯繫？讓我們先來看看富豪革命的起源。

「資本革命」的起源

晚期資本主義統治的一大特色，在於社會生活商品化的程度和廣度不斷提高、擴展；國家機器掘地三千尺地爲大老闆創造新的商機，從接生到葬禮、從飲水到空氣無不受到「眷顧」。就體育産業而言，它在世界範圍內已擁有完整的成熟經驗，總體獲利豐厚；足球業的一個領軍者曼聯集團（已上市）2004年預期總收入達到1.69億英鎊（利潤2975萬英鎊），號稱俱樂部商業經營的全球典範。資本主義復辟後的中國社會，雙腿尚未從官僚專斷的泥潭裏拔出，便一頭紮進包括商業體育在內的市場之海。摩根大通近年的研究報告認爲，現在中國體育及相關産業市場總值約150億元，到2010年它將增爲2400億元[13]；錢途既然如此誘人，李經緯、張海和尹明善等商界巨子介入體育（首先是足球）領域的行爲動機似乎不言自明。不過，這些年企業界對足球的投資（僅中超各俱樂部歷年的總投入已超過100億）好象很不順利。

1992年紅山口會議開啓了中國足球産業化、市場化時代；從那時起，中國足球便與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建立了不可分離的聯繫，從那時起中國足球走過十多年的商業化道路，結果如何呢？結果是「中國足球目前已經到了幾近崩盤的境地」（青島頤中足球俱樂部總經理孫能文）[14]！近一個月來，投資商們邊向足協揮舞拳頭，邊在傳媒上慘呼「中超聯賽以來，假球、黑哨、賭球、場內暴力等現象屢禁不止，聯賽公信力蕩然無存，聯賽品牌日益貶值」[15]，並痛叫「我們的中超聯賽本來是一個産品，但是現在假到哪種程度，連普通老百姓都看得出來」[16]（國安俱樂部副董事長羅甯）；足壇大金主兼「十月革命領袖」們紛紛苦著臉抱怨其爛無比的球市，點算著已經和將要虧蝕的數千萬乃至「上億資金」（張海）搖頭不止[17]。

從「我就不信，搞足球賺不了錢！」[18]（徐明）式的意氣風發，到「我們的要求是——給每家中超俱樂部先分1000萬人民幣再說，否則就不玩兒了」（上海國際俱樂部董事長徐澤憲）的氣急敗壞[19]，縱橫商海的超級老K 們莫非真的翻了船？抑或另有隱情？

首先，同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大環境一樣，「中國足球界的‘國情’就是‘官商結合’」[20]（中國政法大學政管學院副院長王一民）；計劃經濟的崩解，向資本主義市場的過渡，大型外資的進入，瓜分國資的狂潮，行政權力的無限濫用，國家機器內部的中央與地方矛盾等等復辟時期湧現的政經元素，使得中國的後復辟資本主義市場呈現出「資本運作規則合拍於關係運作的規則，産權控制權服從於潛規則」（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羅衛東）的特點[21]。舊式官僚考核制度所要求的「政績工程」和吸引投資的新目標（「軟環境」的建設），使得地方行政當局一度熱衷追逐「城市名片」（比如本地足球俱樂部），以打造地區形象。與此同時，大型國企也在各級官員的鼓勵下對俱樂部連年注入（有去無回的）鉅額資金，事實上成爲官商合流侵蝕轉移國有資産的又一渠道。

回顧十年來的足球職業化進程，我們不難看到這無非是各個「有力集團」（私人與權貴資本、官僚集團、俱樂部管理層和個別明星球員）合夥分贓的過程——通過操控俱樂部，工商界既得到了企業的廣告效應，又「通過與地方、部門權力的結合，獲取足球之外的超額利益，這一利益的直接來源是土地、稅收、信貸、上市額度等等國有資源，而足協則獲取由於這些國有資源的流入而泡沫化的國內足球市場的直接收益，如廣告、聯賽冠名費等」[22]。一段時間裏，足壇的分贓經濟炮製了變態虛假的商業繁榮；儘管「現在的足球環境已經到了讓人無法接受的地步，各個賽區比賽的觀衆日益減少」[23]，部分明星球員年薪卻達數十甚至數百萬元之多，成爲九十年代中國新貴群體的特色一族。

狂歡總有席散時，而殘局最難收拾。進入21世紀的國內各足球俱樂部普遍持續巨虧，對母公司事業發展（比如上市）非但無助，反成累贅（待剝離的不良資産）；一大批實力派中外贊助商先後退出，使中國職業足球産業嚴重貶值。2002年世界盃前後，國際賭博集團開始大手筆介入國內足球賽事，把足壇的商業和管理危機徹底推向極點。目前「一年耗在大盤裏面的資金達到了十幾億」[24]（北京國安俱樂部總經理、北京現代隊教練組組長楊祖武），一場大莊家操縱得力的比賽至少上千萬利潤[25]，而足協許諾給各俱樂部的中超分紅也不過幾千萬元。參與賭球的有球員和教練，也有裁判和俱樂部管理者，人數日衆影響日甚（「從球員到教練，再到俱樂部，就像要崩盤一樣，大家都在搶錢」[26]），極大地衝擊著賽事的進行。

從逐利的角度出發，主流投資商們對賭球確實深惡痛絕。賭球比暫時性虧損更可怕，後者只是資本投入産出流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前者卻可能毀掉或打殘這一流程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體育産業的性質，決定了球員、球隊和賽事都是價格不一的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樣，它們的生産和出售需要遵循某些通用規則，以確保一定質量。而現在呢？大資本驚恐地發現「現在的足球場，簡直就是一個大賭場。而且事態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27]；「現在的一些球假到老百姓賽前都知道比分，假到都沒人來看球了！」[28]（楊祖武）。眼看手中資産在縮水，別人卻在陰影中發大財，俱樂部老闆們暴怒了；老闆們對「球員拿那麽高的工資，還要繼續借本隊的比賽撈一筆」[29]極爲不滿，對「球員和俱樂部老闆一樣，都是賭球集團的打工仔」（張海）簡直無法接受。與此同時，足壇正跑步進入一個如假包換的多事之秋，「職業聯賽，特別是中超聯賽很多矛盾積累在一起，它實際上是一個總爆發」（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閻世鐸）[30]。　

截止今年（所謂的中超元年）十月，在已有的中超賽事裏我們觀賞到諸多「超值表演」，比如罷賽、裁判明顯誤判、俱樂部官員進場打裁判、球迷打裁判等等，足球聯賽似乎成了散打聯賽。老總們半真半假地跺著腳——「如果說過去打默契球、黑哨、假球只是一個人身上的三大毒瘤，那現在加上賭球就可能要出人命」[31]（羅寧）「大家都看到了，今年的中超是一個什麽樣子。假、賭、黑，問題實在太多」[32]（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總經理林樂豐）。

當然，大投資商不會容忍下述局面的永遠存在——球市低迷不見谷底；賭球勢力的滲透，隊員人心日散（「我們對球隊的控制力，低得難以想象」[33]）；衙門裏投資商從來說了不算（「中超委員會在足協那裏只是一個擺設」[34]），導致大量收入（廣告、轉播權）流失；地方扶持的消退加劇了俱樂部的財政危機，等等。中超事變已箭在弦上。從某個時刻起，一批俱樂部老闆幾度秘密碰頭商討對策，後來發表的諸多文件大綱「就是這些會議反覆商討後才有較爲成熟的想法」[35]（徐明）；剩下的，是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和正確的對手打一場旨在重新劃定遊戲規則和權力範圍的商業-憲政戰爭。

大資本與官僚發生正面衝突

按照富豪們定下的調子，他們「堅持改革，並不是爲了個人、局部的利益，而是爲了整個中國足球」[36]（遼足執行董事張曙光）；但對普通大衆來說，唯有牢記徐財神及其戰友「資本大鱷」的階級身份，才可看清中超事變的利益動機。否則，我們很容易陷入足壇派系內鬥的煩瑣細節之爭而不見根本。

徐明何許人也？他是身家26億的私營實德集團總裁，擁有兩家上市公司並涉足金融、教育、體育、保險、石油銷售等領域，即典型的工商精英。1999年徐氏集團大舉進入足壇，收購多支球隊。目前「實德系」已滲透到中超、中甲、乙級甚至女足，還積極引進外援出口球員、大量培訓儲備體育産業管理人才，很有猛虎出山的架勢。由於暗地裏多次操縱足球聯賽成績及升降，徐明在圈內樹敵不少（比如尹明善）[37]，亦被衆多球迷所不恥。

中超事變中，徐老總及其戰友選定足協爲主攻目標，連連逼宮。在「革命大綱」裏，他們以判決的口氣宣佈「在現有體制下，中國足協集産權運用，經營管理和統一監督於一身，……總是以一種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以市場化的手段和方法，去組織、管理和運營中超聯賽」[38]，結果「使職業聯賽陷入管理混亂、水平日趨低劣、公信度極差、經營業績每況愈下、上座率持續低迷的困境」[39]，簡直罪無可恕。最後，富豪革命家們宣佈唯一出路在於「把中超聯賽的産權、經營權從中國足協分離出來，由中超俱樂部投資人組成中超聯賽的經營管理機構，組織經營中超比賽」[40]，說白了就是老闆當家足協滾蛋。

看來，商人們對足協官僚（事實上是對整個官僚系統）的怨恨乃至仇恨確實非同小可。一朝撕破臉皮，前者便把心中積壓許久的怒火、失望和鄙夷情緒發泄個痛快——「中國足球沒法再玩下去了，我們根本沒得到足協的尊重」[41]（羅寧）「請足協官老爺們務點實」（實德集團企劃總監元萬中）[42]，甚至指著鼻子叫駡「中國足協你要有能力，你來幫我管理」「你來幹幹，你不是說能夠經營嗎？」[43]（羅寧）。經歷了長久蟄伏後，中國資本終於忍不住當衆盡興嘲罵遲鈍的官兒們不知今朝是何年——「他們害怕我們這些投資人搶班奪權。好笑啊，想想我們其中一位投資人說過，我們做的是上百億的買賣」[44]（元萬中）「他們（足協）算什麽，我們投資人拿錢搞足球，他們不懂經營卻要指手畫腳」[45]（羅寧）。

資本的運行帶有盲目而非理性的特徵，任何妨礙它不斷擴張和榨取更多利潤的事物，都是它的敵人。儘管中國資產階級（從私營到權貴）與國家機器之間的關係極其親密，一但事涉利益分配，雙方（或多方）的「博弈」便在所難免（特別是現在）。

在投資商眼裏，中國足協拿得太多給得太少。後者擁有足球的轉播權、冠名權和場地廣告（産業蛋糕的主要部分），相關收入極不透明；三年前官商聯合成立的中超委員會有名無實，非但賦予足協一票否決的最高仲裁地位，連章程規定的權利也沒落實（審批預算和決算報告、通過資源管理運作方案和收益分配方案、組建裁判組、註冊中超公司）。

在投資商眼裏，中國足協權力太多能力太少。由於後者的顢頇、消極和妄自尊大，由於後者實在缺乏現代體育商業的經營能力，百事、飛利浦、IMG和 TOM.COM等大贊助商相繼退出中國足球市場；時至今日，官員們只好吭吭哧哧地承認自己的非專業和不作爲給「中超商務的開拓及市場的發展都帶來極大的困難和制約。商務推廣至今未能完成，俱樂部及賽區利益分配遲遲不能確定」（2004年9月9日《中超聯賽及中超委員會工作彙報》[46]）。

中超事變後，體育衙門裏的領導們曾責怪「他們幾個投資人這次鬧得太過了，想罷賽就罷賽，無法無天」[47]，老闆們立馬跳起來回罵「退出（比賽）又怎麽了？我們有不玩的權利！」[48]（國安俱樂部董事長李建一）。對官僚多年陪盡笑臉後，中國資本的脾氣顯然隨著錢包厚度的增高而大爲見長，並讓國家機器的某些部分感到張皇、惱怒和不安。

面對資本發起的武裝遊行，一線官員反應不一；既可聽見「你們要記住，中國足協永遠是中國足球的領導！」[49]（閻世鐸）的咆哮，也有「職業聯賽是市場行爲，一切應以俱樂部的意願爲主」[50]（北京市體育局局長孫康林）的半公開支援。顯然，官僚系統早非鐵板一塊，而分屬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從根本上說，傾聽資本呼聲、維護後者利益、調整行政機器以更好地爲工商活動服務，這些都符合上層推動的憲政改良大勢，決非個別官員所能阻擋；至於投資商，他們並無砍掉閻世鐸狗頭以泄憤的打算，商人的真實目標「說白了，就是足球的錢該誰賺？賺了錢又該怎麽分？」[51]。如此一來，雙方「既鬥爭又團結」的博弈基調頗爲自然——足協放下架子表示「要理解俱樂部的難處，考慮俱樂部的利益和長遠發展」[52]，富豪們則急急澄清「從來沒有人想動搖中國足協對中國足球的領導地位」[53]，而且「協助足協把事情弄好，這是唯一的辦法」[54]（徐明）。

投資商處處留有餘地的鬥爭策略，固然因爲形勢的發展「離我們想要的東西越來越近了，所以必須低調」[55]（徐明 ），但更與資本陣營內部的複雜局勢有關。對足協動手的不止有自由派鍾愛的私人有産者，還包括實力雄厚的中央企業集團，後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國家意志；民間工商界內部在利益分配上，也絕非處處和諧。

私人資本·國家資本·國家機器的「內部微調」

中超事變中，作爲一個整體的國家機器處境十分微妙。一方面，它越來越嚴格地要求國家資本（中超範圍內首先是中信、中遠）實現投資的保值與增值（爲此，國資代表支援了徐明的徹底公司化倡議）；同時，它也不能放棄足協背後的龐大國有資産。此外，借助資本及其學界代言人的力量修正本系統內的過時程式，剪除已敗壞至不可救藥地步的貪官庸吏，已漸入中央「自我刷新」國策的軌道。多重任務的複雜性，使得中超事變呈現了「諸位玩家各顯神通，中央旁觀保持仲裁權」的現象，並可能成爲國家處理類似衝突（看來會日益增多）的模式。

秉承90年代自由派學界的思路，徐明聲稱産權不明是中超困境的關鍵，但學界立即有人起來駁斥，指出「足協也有巨大比重的組織投資，而且最初的足球聯賽也是中國足協一手創辦的，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投資」[56]（吳玉華），而足協（有形與無形）的資産，主要來自計劃經濟時代的長期積累。徐明的提案對此只字不提，「完全不顧中國足協的利益」[57]，大有企圖掠奪後者資産於無形的嫌疑。

徐明指責足協鬍子眉毛一把抓，但自己卻試圖在要求經營權的同時「奪取聯賽管理權，而不顧國際通行的聯賽管理和經營運作相分離的慣例，其實就是想取代現有的中國足協，把中國職業聯賽或者說中足聯旗下的聯賽資源徹底統一起來」[58]。不難想象，高度集中的聯賽資源落入徐大財主的手裏，會給後者帶來多少利潤，這讓其他私人資本想想都心痛。另一位中超重量級投資人——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兼重慶市政協副主席尹明善與徐明是球市里的老對手，對此番事變他一面表示「我們（對徐明）的態度是有保留的支援」[59]，同時堅決捍衛足協的圈內大玩家身份（「不是我唱高調，堅持党的領導這是第一位的」[60]），防止實德系無限坐大。

有産者的遊戲與普通大衆

進入十一月，中國足壇仍餘震不斷。資本與官僚之間、資本之間、官僚系統的整體與局部之間的利益博弈，看來仍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各方找到新的平衡。

十月中超事變的意義，在於它把衆所周知的事實有聲有影地放給大家看——私人資本已爭得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一席之地，並敦促老住戶騰出更多位置（「他們如果不按時間表執行，我們將採取進一步行動」[61]）；足協對徐明和尹明善談判傳聞的神經過敏，讓我們更加看清行政特權的衰落程度。這場遠未收尾的事變，也暴露了利潤衝撞下官僚機器內部的深深裂痕。市場條件下，中央企業只聽得懂商業語言，央視選擇轉播NBA輸出賽和上海F1，而非自家人主辦的中超，因爲「中超轉播權按商業運作，是一樁買賣，央視可以買，但要看值不值，要看‘中超’的廣告吸附能力強不強」[62]（央視體育中心主任馬國力）；實德和中信乾脆從商業聯盟發展到「政治聯盟」，紅利紐帶遠比執政黨內部的「同志關係」來得實在。

無論徐明的反旗還能打多久，資產階級憲政運動已成穩穩的贏家；後者借幾個投資商之口讓全中國聽到了一個有力的聲音：「我就不信，政府高層部門敢忽略我們辦企業出身的人的訴求！」[63]。限制行政權之後是插手立法——私産入憲、通過《行政許可法》和《物權法》，現在輪到修改《體育法》，「因爲當時是把體育當做一個事業來看待，通篇沒有提到任何體育産業」[64]（張曙光）。總之，資本的盛宴剛剛開始。

至於大衆球迷，他們處於所有這些事變的過程之外，只能默默等待精英決鬥後掛出的比賽結果；無論身處何地（球場、農田、車間抑或辦公室），億萬普通人的社會角色就是如此單調卑微。看來，我們需要自己的「十月事變」，積極地介入社會生活的管理進程，發出自己的聲音、作出自己的決定。

04/11/15

[1]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10月2日 新浪體育「罷賽現場直擊：紅牌點球是轉捩點 12分28秒見證」

[2] 2004年10月14日20:31 新浪體育「足協對國安處罰決定：罰款30萬 扣除聯賽積分3分」

[3] 2004年10月15日《足球》報「國安揭竿衆俱樂部聲援 徐明帶頭青島贊成比賽延期」

[4] 2004年10月18日《足球》報「革命這樣在上海爆發 全程直擊徐明‘13份文件’誕生」

[5] 2004年10月18日《足球》報「李承鵬對話徐明：對足協最後通牒 革命提前2年開始」

[6] 同注釋4

[7] 2004年11月2日 《全球財經觀察》「徐明革命」

[8] 2004年10月25日01:52 新浪體育「聯席會致體育總局信：實現政企分開 建立新機制」

[9] 同注釋5

[10] 2004年10月19日《華商報》「實德要革命還是利用革命 資本在絕望中最後呐喊」

[11] 2004年10月27日《城市快報》「 徐明的改革方案存在弊端 産權不明造成權責不明」

[12]2004年10月18日《體壇周報》「足協人士一語道破天機：所謂改革不過就是權錢之爭」

[13]同注釋7

[14]2004年10月18日《青島日報》「頤中俱樂部回應實德：體制需要理順 足協職責要清」

[15]2004年10月25日新浪體育「聯席會致體育總局信：實現政企分開 建立新機制」

[16]2004年10月27日《體壇周報》「俱樂部老闆要求足協懲治賭球：這樣下去遲早出人命」

[17]2004年10月27日《體壇周報》「四點回復導致革命党內亂 老闆們又要浪費1.2億」

[18] 2004年10月27日《半島都市報》「徐徐而明的革命者」

[19] 同注釋4

[20] 同注釋7

[21] 2004年10月19日《三聯生活周刊》朱文軼「不玩了 」

[22] 2004年10月19日22:27 新浪體育「程建國：投資人的資本革命 還是權力的重新分贓？ 」

[23]2004年10月4日新浪體育「楊祖武：盤口每年耗掉十幾億 大家像在崩盤前搶錢」

[24] 同上

[25]2004年11月8日《天府早報》「中超賭球瘟疫大起底 盤口風從四面八方猛烈吹來」

[26] 同注釋23

[27] 2004年11月2日《東方體育日報》「尹明善：當務之急是禁賭 改革問題不在體制在法制」

[28] 同注釋23

[29] 同注釋16

[30] 2004年11月5日18:27 《東方時空》「閻世鐸回應中國足球風暴」。

[31] 同注釋16

[32] 2004年10月30日《半島晨報》「實德忍怒參加聯賽 林樂豐:不是怕足協 是爲了球迷」

[33] 同注釋16

[34] 同注釋

[35] 同注釋4

[36] 2004年10月27日 《北京娛樂信報》「俱樂部不滿足協決定：繼續踢 萬一死了人負不了責」

[37] 同注釋18

[38] 2004年10月25日15:54 新浪體育「關於實施中國職業足球超級聯賽體制改革的意見」

[39] 見《致中國足球協會的公開信》2004年10月17日18:15 新浪體育「徐明：應該對足協職能重新定位 取消中超委員會」

[40] 同上

[41] 2004年10月27日《京華時報》「投資人被足協激怒 徐明：讓他們自己玩兒吧」

[42] 2004年10月28日《時代商報》「‘革命派’慘遭鎮壓 實德：請足協官老爺們務點實」

[43] 2004年10月29日《足球》報「四大投資人最後決定不罷賽 國安實德態度強硬」

[44] 同注釋40

[45] 2004年10月29日《足球》報「羅寧失望：不罷賽決定我尊重 這就是鎮壓和欺騙」

[46] 2004年10月18日15:47 新浪體育「中超委員會楊祖武發言：要求足協向全國球迷道歉」

[47] 2004年10月27日《足球》報「中國足球資本改革行動被‘急刹車’」

[48] 2004年10月4日《體壇周報》「國安董事長：罷賽是董事會決定 我們有權利不玩 」

[49] 2004年10月27日《足球》報「閻世鐸嚇退‘革命派’：這是公然挑釁足協的權威」

[50] 2004年10月27日 《商務周刊》「中國足球改革不過是句漂亮話」

[51] 2004年10月18日23:33 新浪體育「央視經濟半小時深度分析：中超變局引發足球風暴」

[52] 2004年10月26日20:59 新浪體育 「足協通氣會實錄 閻世鐸宣佈暫停中超降級」

[53]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10月29日新浪體育「北京國安俱樂部官方發表聲明 革命並未就此結束」

[54] 2004年10月27日《體壇周報》「徐明大變臉革命已流産 針對閻四條毫無應對措施」

[55] 2004年10月29日《足球》報「李承鵬：持久戰已經開始 革命在不露聲色中繼續」

[56] 同注釋11

[57] 同上

[58] 2004年10月25日南方體育「南方體育:解讀資本平等下的權力訴求」

[59] 2004年10月19日《揚子晚報》「力帆不容徐明獨霸江湖 堅持改革但要按法律辦事」

[60] 同上

[61] 同注釋5

[62] 同注釋12

[63] 2004年10月18日《體壇周報》「張海：中超亂得一塌糊塗 我們早就策劃好了改革」

[64] 同注釋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