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新中國的前世與今生──從中國「和平崛起」論談起

劉宇凡

近一年來，有關中國如何高速發展，怎樣強大的報導鋪天蓋地；禦用文人也高唱起中國「和平崛起」的頌歌。

中國的確是大國。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系，第四大出口國，當然也是進口大國。2003年中國生產了全球一半照相機，三成空調和電視，同時又是全球的銅、銻、鋅、白金、鋼、鐵等的第一大消費國，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在資本進出方面，2003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一的引資國；在資本輸出方面，雖然基數很低，但近年高速增加。咱們中國的大企業，例如海爾，TCL，華惠等等也正在向全球擴張。當然還有載人衛星升空。大陸〈學習時報〉一篇文章斷言：

「到這個世紀中葉,中國一定要達到，也一定能達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偉大目標。」[1]

越強大越墮落

問題是，中國也是貧富懸殊非常嚴重的大國，意味著過去廿年的新創財富中，絕大多數給官僚集團和新生資產階級所侵奪。中國越崛起，工農階級就越被踩到地下，環境破壞就越嚴重。到了這一步，一切真正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的仁人志士都要反思：這個國家還有幾份是勞動人民的國家？它徹徹底底屬於官僚集團和資產階級的，且與勞動人民為敵。任何有關勞動人民或者中國前途的討論，必須以此為出發點。

十多年前，當我們主張中國國家性質已經發生質變，不僅中國人反對，連國際上和我們比較接近的激進左派也反對。到了現在，一切已經改觀了。在外國，一向死硬支持中共的菲律賓共產黨，近年也改弦易轍，承認中國復辟完成。另外，去年七、八月合刊的美國左翼刊物〈每月評論〉，全冊專文論證這個問題，引起廣泛注意；在國內，祟毛反對派繼續慘受鎮壓，連悼念毛主席都可能入罪，這個事實也終於使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這個結論。今天左翼的下一個政治任務，就是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繼續探討資本主義新中國在世界市場的地位，它的擴張所引起的世界和亞洲政治形勢的改變，以及左翼的方向和任務。本文只是拋磚引玉之作。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只是剛開始。在南韓，有些左翼把中國定性為帝國主義國家，理由是中國越來越強大並對亞洲各國形成威脅，對內則對新疆、西藏實行民族壓迫。另一方面，在中國左翼圈內，又有人認為中國正在淪為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半殖民地或者依附性國家；由於這些觀點都很粗糙和欠完整，不值得以此為本文的討論依據。這裡談到它們，勿寧說只是借以為引子而已。我們認為這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都不正確。中國遠未能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但是也並非弱小到純粹是依附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簡單歸類都犯了忽視資本主義新中國的獨特性的毛病。[2]

並非真正的世界工廠

由於中國人口眾多，任何一個總量數字都會非常巨大。可是一除以人口平均，就立即顯出一副落後國的窮酸相。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2002年排行世界第六，但是平均國民收入排行第111位。中國是出口大國，但是一半的出口額來自外資企業；它們的盈利將來多半匯回母公司。中國是「世界工廠」，但是前上海市長徐匡迪比較老實，他說中國只是加工中心而非製造中心，意味著為外國品牌生產的中國企業只能賺取微薄的加工費。

大陸一份研究說，為美國品牌和市場而生產的中國企業，再加上中國貿易公司，二者的總和只能得到10.5%的附加值；香港貿易公司則分到26.3%，而美國的品牌公司和美國零售商卻分別獲得42%及21%的附加值。[3]許多貼上「中國製造」標籤的先進產品，其核心技術仍然來自外國。

近年傳媒常報導中國大企業大規模向外擴張，這當然是事實。但是這無改中國仍然是資本輸出(這裡是指對外直接投資)小國這基本情況。資本輸出可以反映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剩餘價值有多少支配能力。常態的帝國主義國家通常都有大量的資本輸出。可是，中國在這方面卻不高，資本輸出在2002年位居世界第22位，總額只有28.5億美元，比香港的176.9億美元還要少五倍。累計的資本輸出也非常少。另一方面，中國是資本輸入大國，2003年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資本輸入的項目主要是利用中國廉價勞工的產業資本，又或是收購合併國企，較少是投資於高科技項目。盡管外資投資過去廿年呈現產業升級的趨勢，但未根本打破上述格局。這種資本輸入使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難免具有依附帝國主義的特性。所以，從經濟上看，中國的資本主義遠非帝國主義，而且不脫依附性發展的特性；也就是說，中國的資本積累有相當部份須要服從帝國主義的積累需要，並且因此多少妨礙了本地的較為健全的經濟發展方向。[4]

國家機器，無遠弗屆

但是指出中國有依附特徵並不足夠，還要比較明確地說明究竟依附到甚麼程度，是否達到整個中國都已經是美﹑日﹑歐的半殖民地﹖

上文提到中國經濟總量很大，但是人均生產總值很小。話說回來，世界市場的競爭畢竟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進行的，所以經濟總量的大小還是不能忽略的。經濟總量很大，這就使中國與別(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同。世界上類似的國家大概只有印度。可是，印度無論在人均生產總值還是經濟總量都相當不及中國。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中印兩國在1980年人均總值相差很少﹔而中國現在超前印度一倍，只是最近二十年發展的結果。為甚麼中國近年有這麼高的經濟增長﹖究竟中國有多大發展潛能﹖

純粹從目前的經濟數據看，中國仍然是個低度發展的國家，可是問題就是對於中國，我們不能局限於經濟數據，更要考慮到政治軍事的條件，特別是從1949年革命的政治遺產看這個問題。一旦從全盤來考慮，就會發現復辟的中國是一個在世界上具有獨特位置的資本主義大國，具有資本主義大發展的優越條件。

首先，中國具有強大而集中的國家機器﹐這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所沒有的。不論現在所謂新自由主義怎樣流行，實際上幾乎所有後進資本主義都須要強大的國家干預而非純粹依靠自由市場來發展工業。從前的日﹑德和所謂四小龍之二的南韓與台灣都是這樣。1949年中共在推翻了國民黨統治之後，重建了一個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強大和集中的國家機器。在1949-1978年之間，掌握著這架機器的官僚，在專橫拔扈方面超過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它不同於國民黨的國家機器的地方，就是它壓迫資產階級更甚於工人階級—–資產階級連存在的資格也被取消了。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勉強說這個國家機器多少為工人階級服務。不過，既然它不受(自己所聲稱為其服務的)工農階級的任何民主監督，那麼它今天可以「興無滅資」，明天也可以「興資滅無」。不過這是後話。回到我們所討論的50到70年代，官僚就是通過這架機器把廣大農民的少量剩餘集中起來並用以資助「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初步建設了門類齊全的工業基礎。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到了七十年代末，盡管中國在人均產值上同印度相差不多，但是論到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的基礎，中國已經大為超前印度。

1979年鄧小平上台後，「計劃經濟」逐步讓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讀若「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前途被徹底拋棄了，但是這個巨大而集權的國家機器並沒有拋棄，反而成為資本主義道路的主要推動者，並且在現有工業基礎上很快發展新產業。另一個反面(對官僚來說是反面)例子是前蘇聯。前蘇聯由於種種原因，官僚採取了另一種復辟路線，就是有意識地瓦解了原有的國家機器，而當各共和國的官僚各自再重建它們的時候，新的國家機器已經大不如前了。中國並不是這樣。中共在蘇聯崩潰之後，多次強調它鎮壓了八九民運是正確的，只有這樣中國才能保持穩定。從保持復辟的穩定來說，這是對的。在復辟新時代，中央集權的程度無疑大為降低了，但這並不等於國家的作用大為減少，只是從過去集權中央變為下放權力，逐漸向地方政府傾斜。這是國家機器的內部權力的重新分配，而非拋棄國家在推動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作用。私營經濟誠然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是發展高新產業的主要投資者和受益者。

只要國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有決心發展哪一個產業部門，就可以做到。所有同軍工部門有關的產業，例如航天，固然一直就這樣。就是手機、電腦、軟件等等新部門，也一樣由國家和國企推動，所以才能在短時間內從零開始，發展到現在開始同外資爭奪市場。現在中國誠然還沒有達到同外資在尖端科技上平分春色的一步，可是在先進產品上發展之快，也的確令人目不暇給。在這方面不能看扁中國的潛能。

可以說，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遺產就是門類齊全的工業，特別是生產設備。這筆遺產在復辟後繼續發展，使中國具有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為多的優勢。雖然在復辟初期中國仍然要大量進口外國設備，但是由於中國的工業基礎和技術人才，使它能夠較快地消化外國技術並較快實行國產化。這樣，當別人仍主要依賴昂貴的外國進口設備的時候，中國卻逐漸自主，使中國產品成本較低，價格很具競爭性。

國家主義與資本積累

國家機器一面用雙手提拔官僚資本和私人資本，另一方面就用鐵靴踩住工農群眾。被剝奪了起碼的自衛手段(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等)的群眾，幾乎只能默默忍受最殘酷的剝削，毫無自衛能力。而當中民工更是三等公民。中國剝奪工農的組織自由之徹底，白色恐怖之厲害﹐造成工農群眾完全是散沙一盤，這種局面，今天全世界大概無出其右。大約只有在法西斯主義德國，或者是戰後的南韓與台灣可比擬﹐甚或有以過之﹐因為南韓和台灣的黨外運動從未止息過，也一直存在左翼工運骨幹。中國現在連這兩個條件都沒有，致使整個中國工人階級的組織水平簡直倒退到二十世紀初一樣。這對資本主義的急速發展簡直是最理想條件，也當然是外國資本理想的投資天堂。大陸一個德國商會主席解釋為什麼外資湧入中國時指出：其他國家工資高，又有工會。中國則相反。[5]中國實際工資水平低到只夠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使工人文化發展日益困難，而且就連這個費用也越來越被拖欠；去年欠薪竟然高達三千億元。有哪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像中國那樣徹底踩住工人﹖

去年7月4日的紐約時報有一篇長文叫作〈中國世紀〉，其中一段這樣說：

「芝加哥大學一位中國歷史教授Praseajit Duara指出了這樣的矛盾：『從前共產黨馴服了勞工，又把有組織的勞工變成一個易受管教的整體，以便共產黨能不斷地把工人動員起來。馬克思主義者不妨把毛統治下的中國看作是為資本主義發展而準備了條件。』一支服從的勞工隊伍使管理費用降低。盡管中國工廠有大量工人，可是管著他們的管理人員，按西方標準卻顯著地少。雖然還要看工作性質，但是你可以看到15個經理管理5000工人，顯示工人是多麼難以令人置信地自律。」[6]

經過半世紀的工業化，中國有六成人口仍是農民身份。這個事實反映中國工業化的原始性質：由於工業積累的資金主要來自農民，這在成就了城市發展之餘，害苦了農民。農民幾乎是被隔離於城市和現代化之外，過著原始生活。但是這種落後性今天卻恰恰成為後來資本主義大發展的優勢。農民成為資本主義的巨大的產業後備軍。一億民工，都是農民中的精華，年青而又較有文化，先後被吸引到出口加工區成為廉價勞工。誠然，比中國民工還便宜的勞工，世界上大不乏人。印度工資可能比中國民工稍高，但孟加拉就比中國低，可是孟加拉沒有雙位數字的經濟增長。所以中國優勢不僅在於工資低廉，而且在於有國家機器對勞工的良好管理(對資本家而言是良好)。任何人比較過中國的出口加工區和東南亞的出口加工區都知道，地方政府不僅搞基礎建設搞得好，可以把整條整鄉村剷平然後變成工廠區，從通訊、供電到儼如監獄的大型工人宿舍，一應俱全，而且有一大套制度把工人管得死死的。這是典型的「軍營資本主義」(考茨基語)。特別是中國戶籍制度﹐這種把古代人身控制與現代斯大林式的官僚集中制度結合起來的可怕的管制﹐其嚴格程度幾乎為世上各國所無。這是確保農民工乖乖受超級剝削的有效工具。這個制度對復辟的好處怎麼說也不算過份﹐並且再一次說明中共怎樣成功地把中國的落後性轉化為發展資本主義的有利條件。一面是舊工人階級──過去社會主義國企的工人──被局部瓦解，被裁掉幾千萬，餘下的則從「領導階級」變成僱佣奴隸；另一方面是從分散的農民中捶煉出一億新工人階級—沒有「領導階級」的經驗，沒有任何集體記憶，相對文化低下，準備接受任何工作。此消彼長意味著兩個部份的工人階級的待遇一塊下降。而缺乏起碼的結社自由使這兩個彼此隔閡的工人階級要克服競爭極為困難。事後看來，國家實際上是利用分散落後的農民來摧毀待遇較高﹑具有集體記憶的舊工人階級，以便為資本積累創造最有利的條件。

幾億文化落後的農民，徹底欠缺工會自由，工資低廉，包括科研人員和工程師也相對工資低廉，強大的專制主義國家，較健全的工業基礎──這些都是中國比印度優勝的地方。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能大量吸引外資，而印度不能；2002年，前者獲得493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印度只有30億。

2003年中的一期經濟學人這樣報導一位印度製造商對印度民主的看法。他說﹕

中國產品比印度產品更有競爭力，所以「我們要麼入口中國產品，要麼輸入中國模式。許多印度人都相信，印度在經濟上不如中國，相當程度是因為政治制度。中國是一黨專政國家，政府和它所支持的產業都可以為所欲為而不須容忍任何反對，可以任意改變法律、搞基本建設、發出牌照、偽造帳目。在印度，不僅每一步都要跟一個無能、貪污和多管閒事的官僚打交道，而且民主制度本身帶來了額外的成本和拖延。」[7]

革命的遺產與復辟

但是中國也有其比較「先進」的社會條件，而且都同1949年中國革命的遺產或者特點有關。

首先是土地革命的成果還基本保留著。

當年革命的最高綱領──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已經半途而廢，而且可悲地被背叛了；國有財產已經被化公為私。資產階級被消滅，現在又重生了。但是革命的初級綱領，即民族民主革命，就其社會、經濟及民族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卻仍然保留著。首先是土地革命的成果還保存著，消滅了的地主階級沒有像資產階級那樣重生。小農仍然保有小塊土地，盡管正在被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侵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資本主義的一個重大的發展障礙已經完全被消除﹔反觀今天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由於地主階級還在，意味著農村經濟剩餘大多只能流進地主階級口袋，或者被他們消費掉，或者重投入土地兼併中，總之很難用於生產性投資。而資本主義新中國比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本主義還更為「純粹」，所以在80年代以來，農村經濟剩餘能夠流進工業部門，資助鄉鎮企業迅速發展，逐漸成為資本主義企業的重要支柱。此外，廣大小農還有一小塊土地，使民工有了一點社會保障(扣除苛捐雜稅之後自然所餘無幾)，這樣就降低了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增加了資本的積累率。

其次，當年中國革命沒有充份完成，遺下了台灣、香港和澳門這三塊資本主義地區在「社會主義」祖國門外。當年的憾事，今天變成對中共復辟的好事。印度是一個富親戚也無。前蘇聯陣營也一樣。中國雖窮，卻有幾個有錢親戚；特別是香港，它在促進中國大陸迅速資本主義化，在幫助大陸培訓了第一代資本主義管理人才和管理方法，在提供工業及金融資本方面，在思想上襄助鄧小平消滅最後一點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信心，總之在復辟的一切方面，香港的作用不可或缺。1984年中英簽署了英國交回香港的協議之後，香港的資本家已經這樣說﹕中共在政治上收回香港，但是我們則要在經濟上收回大陸。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香港資本家大志已酬。台灣、香港和澳門對大陸經濟同化已經徹底成功了。兩岸三地的經濟已經實現了資本主義一體化了，於是才有什麼「大中華」論述。

所以，儘管復辟發生了，但是並沒有完全回到1949年革命的起點，沒有回到一個還存在地主階級，還存在一個受欺凌的弱勢民族國家的舊中國；它只是回到資本主義，而且由於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建設了強大民族國家，保障了中國資本主義有著比其前世更大的發展，也具有比許多同一發展水平的第三世界國家更大的優勢。再加上幅員廣闊和人口眾多，更使中國成為非比尋常的落後資本主義國家。它一面具有局部依附性，另一面卻是政治軍事上的強國，而這一點使中國資本主義具有不少經濟潛能，在亞洲與世界舉足輕重。

亞洲各國的資本家早就不用我們提醒而痛感到這一點了。上文提到每月評論的專文，第四章分析中國「崛起」怎樣造成亞洲各國之間的惡性競爭。中國已經從低增值工業產品出口逐步升級為較高增值的產品，具體例子是從過去紡織品、鞋類、玩具升級為電子產品；這不僅搶去處於較低工業發展的國家例如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國的市場份額，而且逐步也威脅到新加坡和南韓這樣的較先進國家。從前中韓兩國在貿易上的互補關係已開始部份地轉為競爭關係，包括重工業產品例如鋼鐵和化工。在同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爭奪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方面，中國也日益勝過它們，包括南韓。中國的強大競爭使亞洲各國的經濟部門面臨重大重整，個別部門還要收縮，並且造成勞動待遇的競相下調。

中國雖然還遠非日本對手，但是這不表示中國沒有為日本勞動人民帶來損害。第四章末指出，日本把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和鄰國使日本製造業勞動人口從1992年一千五百七十萬減為一千三百萬，淨減近三百萬。

最後作者說：

「中國的資本主義增長戰略產生了區域、全球以及本國的矛盾。只要中國把整個東亞區域更緊地綁在出口導向的增長戰略上，中國的轉軌就會加劇生產過剩與不穩定的危險。」[8]

中國的官商越來越有自信了。這就是為甚麼中國政府積極追求同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以便加強對亞洲的影響力。對中國官僚資本和私人資本來說，代表他們開始有能力從事經濟擴張。海爾的「首席執行官」(好一個極具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譯名)揚言，西方跨國公司像一頭狼一樣，那我們也要變成狼，好和他們嘶咬。然而，這樣子的「中國崛起」，無論對於中國勞動人民還是亞洲以至全世界勞動人民而言，只是雙輸局面。表面上是中國人，包括中國工人，都得了益處，因為中國資本家搶到生意，工人搶到別人的飯碗。其實這句話只有前半句是對的。因為大陸工人所得到的，已經不是外國工人原來的比較高薪的「飯碗」，而是一個新的﹑但小得可憐的「飯碗」。何況，在民工得到這個小飯碗的同時，幾千萬國企工人卻因為同一個原因(本土資產階級要同外國資產階級競爭)丟了飯碗。

危機不可免

中國現在雖然具有依附特徵，但是應該說這種依附性暫時只是局部現象，所以不能說整個國家都是經濟半殖民地或是依附性的資本主義國家。勿寧說，中國是一個具有局部依附性發展特徵的﹑落後而又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從中長期來說，它有潛能發展為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由於人口眾多，即使只有人均產值五千美元(現在是一千)，也足以成為一個令歐﹑美﹑日顫抖的資本主義強國，也能使自己依附性逐步減少，自主性逐步增加──如果中國共產黨政權能夠在未來五十年維持穩定的話。

問題在於，中國政府是否真能在未來五十年維持穩定。當中國企業佔有更多世界市場份額的時候，它同各國的矛盾就會加劇，而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也不會坐視中國的「和平崛起」。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發展到廿世紀初就已經到了這樣一步：即使個別落後國還能上升為發達國，其成功最後也多份以更多的生產過剩和制度性危機為代價，最後甚至通過戰爭重新瓜分世界。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強國真正是「和平崛起」的。看看上一世紀前半葉的德國、日本就知道。二戰之後，德國和日本又重新抬頭成為出口大國，同美國競爭市場，直接導致七十年代初的世界性生產過剩，使資本主義經濟只能長期緩慢增長。這是一切都市場飽和的時代，非經震盪和危機，是容不下強大的資本主義中國的。觸發世界大戰大概不那麼容易了，但是在亞洲發生局部性的戰爭，就並非完全不可能了。最後，全球生態平衡也不可能容納追逐霸權的資本主義新中國。勉強為之只會對全球環境造成不可恢復的破壞。

再者，中國越是以低價競爭去爭奪世界市場，就越要加強對國內勞動人民的剝削。但是這種剝削已經引起反抗，甚至連民工這樣分散落後的工人階級，也越來越願意鬥爭了。任何對未來中國的預測都必須考慮這個重大變數。群眾性抗爭高漲難免使工資增長，那麼中國的競爭優勢就要減少，就像南韓的經驗一樣。

第三，中國的高速增長，一半依賴外資與外國市場，一半依賴高築的內外債台，而這兩個方面都不是穩定而長期的增長的可靠基礎。所以，雖然我們不能抹煞中國在未來五十年持續發展為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的可能性，但是相反的可能也有甚至更大。如果再考慮到中共官僚集團的徹底腐爛，考慮到從商品到數據無一不假的情況，那麼中國發生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可能性就會不小了。強大而集中的國家機器確保了過去二十年的資本主義大發展，可是必然的代價就是各級「第一把手」更瘋狂地侵吞公共財產，更無恥地借債和造假數。這一切都是為將來的危機鋪平道路。

最後一個要考慮的因素是中共的黨內鬥爭。無疑中共終於學會了和平交班，但是，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入世後過渡期的結束，將有更多關鍵經濟部門受到外資沖擊，特別是金融部門。在這個情況下，中共內部日後可能會分化出官僚買辦派和官僚強國派，並產生新的黨內鬥爭。在復辟第一階段，趙紫陽和鄧小平就因為過份遷就外資，造成不少惡果，而在九十年代下半引起強烈不滿。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與美軍機碰撞事件﹑台灣獨派上台等等因素的刺激下，強國派要整軍經武的呼聲近年越來越高。軍隊的需要刺激關鍵產業的發展﹐從晶片到造船技術，從國產運輸機到國產發動機，無不如此。但是今後的發展方向是朝向較為獨立自主的方向，還是朝向較為迎合帝國主義的路線，這還要看中共領導層怎樣做，以及黨內會不會發生路線鬥爭。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不過，即使以目前規模，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弊害也已經夠損害環境和世界勞動人民了。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這對孿生子，不僅通過對內殘酷剝削中國工農﹑而打碎了許多國家的勞動人民的飯碗，而且隨著中國企業日益須要對外奪取原料、能源而大量收購外國企業，中資也日益成為外國工農的直接壓迫者，恬不知恥地在印尼油田欺壓當地居民，污染當地環境，在秘魯礦場開除工會領袖。這種對外掠奪資源和市場終於在最近的西班牙引起強烈反彈：大批中小型鞋商放火燒掉中國進口鞋。好笑的是，國內有人立即呼籲中國政府起來「保護民族工業！」明明是你們去擠垮人家的「民族」工業，你們倒賊喊捉賊！

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

這個正在「崛起」的中國並不是勞動人民的中國；那是官僚、資產階級的新中國。對於這個新中國，勞動人民只能與之鬥爭、直至其為勞動人民的中國所代替為止，而決沒有擁護的義務，尤其沒有擁護它成為亞洲資本主義強國的義務。

大陸有一股可稱為「強國左派」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滿口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辭彙，對勞動人民深表同情，對領導人迎合西方跨國公司深表憤慨。但是如果你認真分析一下，就會發覺他們只反對新自由主義，不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只贊成保護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國內外市場份額，卻不贊成真正保護的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與就業權利。這些強國左派其實不是什麼工人階級左派，而是資產階級左派，客觀上不過是為官僚強國派出謀劃策而已。一位頗有名氣的強國左派這樣批評當局參加世貿：

「為什麼要趕忙參加世貿？只有當我們中國有了50或60個跨國公司，當我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八千美元，只有到那時我們才應參加世貿。現在就參加，是在放棄自己的市場，把我們國家的前途割與外國人。中國不能只靠外國直接投資來增長。我們需要有宏圖大志去發展國內的企業家精神和本土的公司資本。」[9]

這句話同海爾「首席執行官」的「狼就是要嘶咬」論真是異曲同功啊。

大陸的左翼朋友由於剛剛開始思考﹐所以至今仍然沒能看穿這些「強國左派」的本質是為資產階級服務這一事實。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許多左派本來以繼承毛澤東主義為理所當然，而毛澤東主義作為斯大林主義的一個變種，它的社會主義本質上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工人國家的官僚層的民族社會主義。當官僚的民族社會主義徹底破產之後，那麼退回民族資本主義，不僅對官僚，而且對那些只知有斯毛，不知國際社會主義道統的左翼朋友來說，簡直就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了。

大陸左派的民族狹隘性的另一個來源是因為陷於歷史慣性之中不能自拔。對中國人來說，由於近代中國革命的反殖民主義特性，所以從頭起很容易肯定民族主義。事實上，在當時這是一種進步的民族主義，因為這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然而，民族主義(或是愛國主義，其實一樣)到今天已經沒有任何進步性了，因為中國的民族革命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務，即在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用了一種奇特的方式完成了這個任務，而且完成得非常好，以致今天中國不僅擺脫了被壓迫的地位，而且已經強大到可以變成壓迫別人的民族國家呢。

相比於美帝﹐中國當然仍然較弱﹐但它畢竟是核子強國﹐又有相當的經濟實力﹐並非直接或間接受帝國主義支配壓迫。至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剝削﹐那不是因為帝國主義真的在經濟上支配了中國﹐而是中國自己的資產階級政權自願向帝國主義捐輸﹐從剝削自己的工人「同胞」的共同事業中分一杯小羹。而且因為中國的政經力量較強﹐其資產階級能夠逐漸地分贓分得較多。中國還沒有資格真正稱霸亞洲﹐當然更沒有資格稱霸全球﹐但是現在固然無論哪個帝國主義都不敢攻打中國﹐而且中國自己確實已經開始擴張。要知道﹐並非只有帝國主義才會壓迫別的民族國家。沒有人會說印度是帝國主義國家﹐但是它照樣去壓迫尼泊爾和錫金。中國今天事實上也在從事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國際擴張﹐也開始欺負別人了。中國在湄公河上游大量興建水電站﹐完全不顧下游各國人民的死活﹐就是一個好例子。[10]總之﹐歷史的舞台已經改變，在這個情況下還要搬演民族主義的戲，那麼這種戲只有赤裸的反動性了，因為這不過是在本土資產階級與國際資產階級的分贓鬥爭中站到前者一面，認賊作父，為虎作倀而已。

1991年出現了一本小說「黃禍」，內容說中共在六四鎮壓之後引發國家崩潰，幾千萬難民外逃，危及全球云云。十幾年之後的今天，實際景況似乎相反，中國一片繁榮昌盛。殊不知，繁榮昌盛的資本主義中國，對中國以至世界勞動人民也是一場災禍啊。為害的當然不止是資本主義中國﹐還有美﹑日﹑歐的帝國主義。對於帝國主義﹐社會主義者當然要反對它。可是社會主義者只能用國際社會主義去反帝﹐不能用中華民族主義去反帝。其次﹐每個社會主義者的天職是首先去反對其本國的資產階級政權﹐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也應該首先反對自己的資產階級政權。只有在帝國主義真正侵略中國大陸的時候﹐才須要因應時勢而在策略上對兩個任務(反帝和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權)之間作出輕重緩急的區別。反過來﹐用民族主義去反帝﹐只是在劫上加劫，災上加災而已。勞動人民的真正出路是建立自己的國家﹐實現從下而上的全球化，建設全球性的大同社會，而不是各自支持「自己的」資產階級政權從事對外的經濟和政治擴張。

歸根究底，民族主義主要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並不屬於工人階級，不屬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反對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文化的自由發展，但是基本上要同民族主義劃清界線，連進步的民族主義也要這樣。這是因為民族主義的要害不是鼓吹民族情感，而在於它是把所謂「民族利益」表面上抬高為高於階級利益以至其他一切利益之上。但是，根本不存在一個「共同的一致的民族利益」。每一個民族都劃分為同階級，而當中的各民族的資產階級實際上彼此感到相近得多，而同自己的工農階級相遠得多。即使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盡管它具有進步性，社會主義者也不會讓自己混同於這種民族主義，而是在推動工農的反民族壓迫的鬥爭中同時也展開自己的階級運動，把反民族壓迫的鬥爭同社會主義前途而非同民族主義前途──即資本主義前途──連繫起來。這是社會主義的ABC。

「覺悟的無產階級就不能站到資產階級的『民族』旗幟下面去……………民族運動實質上既然是資產階級的運動，它的命運自然就和資產階級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只有在社會主義世界裡，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來…。」[11]

寫這幾行字的青年斯大林在當權後並沒有真正實行社會主義的民族政策，反而大俄羅斯主義就實行了很多，但是這些話本身還是對的。可是，今天還自命繼承斯大林、毛澤東道統的一些強國左派，自己卻恰恰忘掉斯大林這句話，跑去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鳴鑼開道。

中國政府現在還不願高調地搞「愛國主義」宣傳，因為它還要討好外資，而且悄悄增強實力比高調宣傳更好。但是，這不表示民族主義，特別是右翼民族主義，不會抬頭。中國越是深深地整合於世界資本主義，就有更多企業和工人受到全球性競爭的影響，就越為民族主義甚至是大漢沙文主義的反彈提供養份，那時候各種各樣的「保護民族工業」的呼聲就會增加。

社會主義者有責任保護小農的生計，也有責任反對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的支配，但是社會主義者必須同民族主義立場區別開來，也必須避免使用合混不堪的「保護民族工業」之類的口號。強國左派那種「民族保護主義」的錯誤在於他們往往只反對外國資本滲透中國，卻不反對甚至支持中國資本和商品滲透外國，即支持中國資本的世界性擴張。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屑區分什麼「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我們要區別的只是勞動人民的具體利益和中外資產階級的具體利益，任何時候都支持前者反對後者，任何時候都堅持工人階級的政治與組織的獨立性。

掘墓人如影隨形

如果勉強說資本主義新中國還有一點歷史進步性，那就只有這樣一條﹕資本主義復辟在為勞動人民帶來災難的同時，也在為自己鍛造出更多掘墓人。1949年的時候，中國的工人階級只有八百萬，佔全國勞動人口只有幾個百份點。現在呢，工人階級已經高達兩億多，佔全國勞動人口三成多。資本主義的大發展把高達一億的農民捶打成現代無產階級。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有這麼多的工人階級。當代中國歷史的三部曲(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雖然夠曲折，但是工人階級的數量發展倒是一以貫之的。這個事實也再次說明﹕一個社會可以做到沒有資產階級，只有勞動階級，可以真正「興無滅資」，但是不可能做到「興資滅無」，不可能做到只有資產階級，沒有工人階級。實在呢，資產階級是社会生产的多余階級，而工人階級才是必不可少的階級，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生產階級，只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只要有資本主義，就會有工人階級，那麼，社會主義的希望就不會熄滅。所以，如果當代中國工人階級鐵了心要結束資產階級的剝削，這並不是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所欠缺的不是成熟的經濟條件，而是工人階級的主觀意識太落後。這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首先因為過去的社會主義實踐失敗得太慘。今天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重生，正正因為這種慘痛的教訓像鉛塊一樣重重地壓在人們的頭上，特別是壓在知識份子的頭上，使到很多人至今仍然寧願向資本主義的現實低頭也不願意再思考其他社會出路。他們不知道，失敗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官僚層的「民族社會主義」。只要他們了解到這一點，了解到過去的民族社會主義斷斷是空想，而現在的民族資本主義又是徹頭徹尾的反動，進而明白到真正的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才是世界勞動人民的出路，那就不會重蹈覆轍。如果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把握了正確的奮鬥方向，那麼由他們再一次埋葬資本主義，而且是一勞永逸的埋葬，這並非不可能。試圖在這個晚期資本主義時代打造一個萬世不朽的大中華資本主義共榮圈才是不可能呢。

2005年1月31日

[1]第243期。

[2]李民騏在一篇論文中認為，中國的階級結構(特別是農民仍佔四成強)和工資水準使中國歸類為邊陲國家，但是按經濟結構則應歸類為半邊陲國家﹐因為中國工業部門齊全，從低增值一直到高增值都能生產。且丟開李民騏所根據的「依附論學派」本身有多正確不說，就以他的論文本身而論，含有太多臆斷成份。不過，他的見解還是有點參考價值；他多少指出了中國的矛盾狀況。不過我們寧可用另一種方式去談中國的矛盾性。(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Exploring historical possibil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

[3] Ma Jiangtang’s speech in the 2002 ‘strategic forum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轉引自李民騏論文。

[4]這裡使用「依附性發展」的詞彙﹐並不表示筆者採取了弗蘭克﹑華倫斯坦等人的依附學派學說。我們是在一個窄小得多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語來形容落後國家的資本積累具有首先滿足帝國主義需要的特點。這個特點使落後國家的發展被扭曲﹐但是不一定達到根本否定落後國有發展工業化的可能﹑以致要永遠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這同依附學派的見解不同。他們基本上否定這個可能性。但是近幾十年來的實際歷史已經證明依附學派的說法太極端﹐無法解釋為甚麼戰後不少落後國達到了工業化或半工業化的事實。

[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0th Oct 2001, Hong Kong.

[6] The Chinese Century, by Ted C. Fishman, New York Times, 4th July, 2004.

[7] The Economist, 21st June, 2003.

[8]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4.

[9]對韓德強的報導。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th May 2003, Hong Kong.

[10]「中國雲南省在瀾滄江(湄公河上游)興建八個梯級水電站的計劃，會改變生態環境。該計劃會改變河流的天然豐水與枯水周期，減少泥沙的輸送。這些環境的改變會影響數以百萬計居住在下游的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的人的生計。即使面對這些潛在影響，在沒有諮詢下游鄰國，及沒有真正評價工程對河流與人的影響的前提下，瀾滄江上的水電站建設依然繼續進行。」中國河網﹕http://www.chinariver.org/

[11]斯大林﹐斯大林選集上﹐75頁﹐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