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
美國《每月評論》2004年78月號合刊

臺灣《批判與再造》雜誌譯介

前言

中國的經濟經驗至今依然對困難重重的社會主義建設有足多可供借鑒之處。然而，當前的經驗大體上是反面教材。不幸的是，中國政府的「市場改革」規劃本說是要爲社會主義恢復生機活力，卻使國家墜向越來越資本主義化、也越來越受外國支配的道路，對國內與國際都造成了龐大的社會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許多進步份子（包括許多仍支援社會主義的人）依舊爲中國的經濟政策辯護，並鼓勵其他國家採納類似的政策。

我們認爲，這種情況反映了大多數人對資本主義的動力和社會主義嚴重的認識不清，如果我們要在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上有長足的進展，就必須厘清這種混亂的思想。我們誠摯地希望這份對中國「市場社會主義」經驗的研究能對此做出雖小但有意義的貢獻。

許多人士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經驗，包括中國在意識形態和經濟上對當前世界的重要性。我們特別要感謝Mike Lebowitz, Barbara Foley, Leo Panitch, Sam Ginden, Patrick Bond, 李明騏, Andong Zhu, David Kotz, Victor Wallis, Susan Williams, Stephen Frost, and Tim ringle. 我們尤其要感謝Kor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編委們刊登了我們先前的一篇文章，其中包括了這本書的一些主要觀點的早期版本。謝謝Aimin Chen提供了我們《中國統計年報》的資料，以及Andrew Nash和每月評論出版社的全體工作人員提供的協助與鼓勵。我們也感謝我們的家人──Sylvia Hart-Landsberg, Leah Hart Landsberg, Rose Hart-Landsberg 以及Suzanne Carter, Patrick Burkett和Molly Burkett。最後，我們要對中國的勞動人民謹申謝忱，不僅是由於他們過去爲改造社會所付出的心血，也由於他們持續不懈地反對挂著「社會主義」招牌的資本主義，爲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緒論：中國與社會主義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建立之後的三十年中，中國與社會主義這兩個詞看來彷佛會永遠相連，成爲一個鼓舞人心的統一體。中國在1840-42年與英國的鴉片戰爭中被迫蒙受戰敗的恥辱，從此承受著不斷擴張的租借條約港體制的禍害。中國人民不只爲帝王及之後的一連串軍閥暴政統治所苦，更遭到把中國瓜分爲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荼毒蹂躪。漸漸地，從1920年代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囯共產黨組織蜂起的廣大人民抵抗外國的宰製與剝削，並對抗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中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最終在1949年取得勝利，黨宣示它不僅要終止人民的苦難，更要建設社會主義，讓人民當家作主。

無庸置疑，中國革命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壯舉，革命後的數十年中，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達成了不少重大的成就。然而，我們認爲，這不應該讓我們忽略三個重要的事實：第一，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國人民還遠未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第二，從1978年開始，中囯共產黨開始進行以市場爲基礎的改革，改革據稱是爲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事實上卻導向相反的方向，使得中國人民付出了沈重的代價；最後，世界各地的許多進步人士仍支援中國的改革，並從中國的發展中汲取教益，對中國出口導向的快速經濟增長，他們有的認爲這證實了市場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有的則認爲，不管是什么性質的國家，國家政權積極指導經濟能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獲致成功的發展。

雖然我們過去也曾深受中國革命的鼓舞，但好一陣子以來，我們一直都認爲，進步人士這樣繼續支援中國與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嚴重誤解了中國的改革經驗，更重要的是，這會大大妨礙真正推進中國與其他地區的社會主義所必要的理論與實際的認識的發展。

如我們在本書中所要論證的，我們認爲，中國的市場改革並不通往社會主義的復興，而是通往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包括日益嚴重的外國經濟控制。重要的是，這個後果並不僅僅根源於單純的貪婪和階級利益。只要一往市場改革的道路啓程，改革過程中一個接一個的每個步驟主要是由改革本身所造成的緊張與矛盾驅動。中央計劃的削弱導致更加依賴市場與利潤刺激，這又接著鼓勵給予私有企業優於國有企業的各種特權特惠，也日益給予外國企業與市場高於本國企業的優惠。正確理解中國改革過程的動力可支援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市場社會主義無法穩定成形。然而，由於許多進步人士大多仍然認爲中國在某種意義上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往往未能具有這個洞見。這種狀況無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的意義認識不清，從而強化了反社會主義者的意識型態觀點。

另外許多進步的學者與運動者認爲，討論社會主義的意義與世界各地人民所面對的發展難題毫無關連。他們從中國的持續高速出口增長的紀錄總結認爲中國是一個發展的典範，其經濟增長的戰略可以也應該讓其他國家效法。我們認爲，並在本書中論證，這種對中國的禮贊是一個嚴重錯誤，不僅反映了對中國經驗的誤解，也反映了對作爲國際體系的資本主義的動力與矛盾的誤解。事實上，檢視中國的經濟轉型對該地區的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就可以明白，中國的經濟增長強化了競爭壓力與危機趨勢，危害了該地區各地的工人，包括中國的工人。

要不是我們在2003年5月到古巴參加一個國際馬克思主義研討會（注一），我們對左派與進步人士的不同意見或許永遠不會形成一本書。在古巴時，我們希望能夠學習到古巴如何因應它所面對的經濟困難，以及該國政府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與堅持如何形成其因應之道。我們一再聽說，許多古巴經濟學家將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增長戰略視爲一個可以爲古巴採用的誘人典範。

我們曾經希望這不是事實。但是，在研討會上，論及古巴面臨的難題時，幾位古巴經濟學家公開支援中國以外國直接投資（FDI）爲基礎的出口導向的快速增長經驗，視之爲古巴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維繫其社會主義規畫的唯一希望。雖然這幾位經濟學家不過是在重復我們從其他國家的進步人士口中聽過的論點，但是，這些說法出現在一個討論馬克思主義對當代的重要性的會議上，而且這些經濟學家在彼時彼地發此言論也得不到什么好處，聽來格外令人難受。菲德爾.卡斯楚（古巴總統）也在會議上，而古巴政府已經堅決拒絕了市場社會主義。

我們當然不是首批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批判中國發展的社會科學家。不過，我們清楚瞭解到中國對決定關於社會主義與發展的辯論正日益重要。而且，我們認爲，對於中國改革後經驗的認識不清，標示了更深層次的對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理論與政治的淆惑不明，嚴重傷害我們爭取將世界從異化、壓迫與剝削解放出來的集體事業。因而，我們冒昧提出我們對中國與社會主義的研究成果，我們的批判集中在中國市場改革過程的經濟動力、社會後果與政治影響。雖然我們的作品聚焦在中國問題上，我們的希望和意圖是讓我們在此提出並探索的課題對中國以外的國家中關心社會發展與鬥爭的人們也具有重要性。

第一章 中國如何發展至典範的地位

中國改革後的快速經濟增長使許多進步人士認爲，中國的經驗證明在既存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裏另有可行的經濟增長之道，中國堪爲一個發展典範。有意思的是，雖然這些進步人士大部分大都不願意承認，但許多主流的經濟學家也同樣認爲中國是個發展典範，。

中國增長的經驗之所以獲得讚頌的基本事實是廣爲人知的：高速的經濟擴張、快速上升的外銷、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表一與表二提供了這些趨勢的一些指標。根據官方資料，中國不但在1985至1995年的大部分期間享有兩位數的GDP（國內生産總值）成長率，同時在1997-98的東亞危機當中和之後也維持超過7％的年增長率。出口在擴張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從它高度的增長率和它對GDP之比日益增加顯然可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資料顯示，2000年，中國出口占全球6.1％，緊追在美國、德國和日本之後，位居全球第四大出口國。在1985至2000年期間中國的出口增長居全球之冠，比第二位的美國高出兩倍多。（注一）

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中國的淨值也暴增，從1985年的10億美金到2002年超過500億，占此時期全國資本投入的一個重要部分。「即使在2001及200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分別降低約1/2和1/3時，流入中國的投資仍然持續擴大。」數量多到去年中國成爲「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國。」（注二）

然而，這些只是表面看到的事實。這些事實並不能說明爲何從左派到右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都據此而共同稱許中國爲發展中國家的典範。本書的以下幾章將著力於批判對中國經驗的這種觀點，但重要的是，我們先須探討産生這種觀點的變遷中的全球歷史脈絡。這樣才能夠幫助我們厘清許多理論和政治上的混淆，並搞清楚我們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所必須克服的難題。

中國作爲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1989年後蘇聯解體，前蘇維埃共和國和東歐的前蘇維埃衛星國又採納了新自由主義政策，起初令新自由主義圈子彌漫洋洋自得的勝利氛圍。這些前「社會主義」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的建議與支援下，快速終止計劃經濟、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並開放進口市場和外國投資，似乎驗證了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的想法。不幸的是，這些「休克療法」造成了重大的經濟崩潰（特別是在俄羅斯），時至今日東歐的工人還深受其害。這些挫敗對主流的經濟發展思想産生了兩個作用。

第一、它們激起了關於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適當步調、次序和制度要件的辯論。（注三）保守的新自由主義者，例如 Jeffrey Sachs，將休克療法的災難後果怪罪於政府的腐敗和對改革的決心不夠。而新自由主義者的左翼，譬如Joseph Stiglitz，則質疑立即全盤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不智的。後者推薦一個較爲審慎的改革計劃，主張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和信心應優先於貿然的貿易自由化和短期的資本流入。

然而，儘管有這些不同，這兩派新自由主義者同樣忠於競爭的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些終極目標。因此，兩者都視出口競爭和吸引FDI爲成功發展的關鍵。就這點來說，主流派在發生休克療法的災難之後，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辯論實際上厘清了新自由主義共識的核心要素。

第二、在新自由資本主義之外「別無出路」（TINA）的思維持續當道下，後蘇維埃國家轉向自由經濟的失利促使新自由主義者去尋找新的成功故事，以樹立可讓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從過去他們想利用南韓作爲自由市場的樣板國家（儘管南韓的貿易與FDI顯然並不是採取漸進或他種自由市場的政策），可以明顯看出這種策略是出於投機心態。問題是當時沒有其他顯著的資本主義發展成功的案例可用（注四）。因此，在1990年代早期，當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主要靠外國直接投資和製造業出口而獲致快速的經濟成長時，南韓馬上失去樣板國家的地位，由這些新興的跨國資本的輸出平臺取而代之。之後，東亞危機發生了，於是又需要尋找新的樣板國家。拿中國作爲典範既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派及其左翼在策略上的歧見，也反映了兩者的根本共識。（注五）

保守派新自由主義者對東亞債務危機的反應完全是一副投機嘴臉。他們唾棄這些陷於危機的國家──就在幾周甚或數日前還被贊許爲自由市場的成功故事──認爲他們是腐敗透頂的「戚友特權的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t）體制，亟需改造成全盤的自由市場。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深陷危機的政府聽從了他們的建議，在蕭條並債務累累的經濟體中實施了貶值、金融財政緊縮和引起混亂的私有化計劃。一直要到類似後蘇維埃休克療法的災難儼然成形時，他們才稍稍收手（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圖的東亞企業卻被外國投資者給收購了）。

同時，爲了保衛他們政策的利益，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派將注意力轉移至墨西哥。在1990年初期，他們曾建議墨西哥向東亞學習，墨國稍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失敗也被他們怪罪于腐敗和戚友特權成風。然而，墨西哥在1996和2000年期間還是維持了經濟的正成長。更重要的是，墨西哥是透過開放外國直接投資和貿易、壓制工人的工資要求並一將國有企業與銀行私有化，把經濟改造爲製造業的出口平臺，才有持續的經濟增長。這樣，墨西哥變成了新的樣板國家，而且，比東亞更被看好。

可是墨西哥乍得的聲譽不過是曇花一現。在2001年墨國陷入了衰退，很大程度是因爲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它大爲依賴出口到今日已陷入衰退的美國。然而，即使美國開始了微弱的復蘇，墨西哥卻繼續停滯，因爲越來越多的國外出口製造商開始移往工資低得多的中國生産（注六）。保守派自由主義者最先的反應是譴責墨西哥腐敗，對成本效益和自由市場的改革也不夠盡心。然後，他們開始引用中國可觀的經濟記錄做爲新自由主義（尤其是「毫不動搖的堅持改革」）的威力的證明（注七）。世界銀行表示，如果中國成功而墨西哥失敗，那是因爲前者更有效地「從一個不友善的投資環境自我轉型」、更堅決地「在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擁抱全球化 。」（注八）

新自由主義的左翼對東亞危機有不同的反應：他們怪罪于過早放寬國內金融和（尤其是）短期的境外資本流動的管制。Joseph
Stiglitz和其他人也批評IMF和東亞政府所實施的緊縮的宏觀政策（尤其是高利率）、匯率調降，以及躁進的私有化和放鬆管制。他們認爲這些只會加深這個地區的衰退，使得國內和區域的金融體系更爲不穩定，進一步削弱企業的信心。

新自由主義的左翼批評這些對策是正確的，即使他們對危機本身的原因的分析極爲膚淺──他們忽略了許多關鍵因素，諸如競相爭取FDI、以外商爲基礎的出口生産大量增加進口、區域和全球的生產過剩，還有與這些及其它的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的矛盾有關的資本市場自由化（注九）。不過，對我們目前的課題來說，左翼新自由主義者對危機的分析的重要之處是，它也導向對於中國的正面描繪。而這種描繪與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教義並無根本的歧異，此即「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極有可能使窮人受益」。（注十）

Stiglitz因此提出中國政權對資本的管制及擴張的宏觀政策來解釋中國得以免除東亞危機的最壞影響。（注十一）以此爲根據，他推而廣之把中國描繪爲「一個成功整合進全球市場的典範-但卻是用不遵照華盛頓共識的陳腐見解的方式達成的。」（注十二）根據這個分析，「中國採取私有化和減少貿易障礙…不過是以防止社會結構在這過程中裂解的漸進方式實行的。在幾乎不受IMF的指導下，中國達到高增長率同時減少了貧窮。」（注十三）不同於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經驗，Stiglitz說：

「中國將創造競爭力、新企業和工作等置於私有化和改造既有企業之前。中國瞭解宏觀穩定的重要性，從來沒有混淆目的和手段，也沒有過度對抗通貨膨脹。它瞭解到如果要維持社會穩定，必須防止大規模的失業，創造工作機會必須與企業改造同時並進。中國的自由化是漸進的，並且確保將被置換的資源重新配置到更有效的用途上，不任其荒廢閒置。」（注十四）

事實上，Stiglitz「1998年在北京的談話，稱中國是目前爲止，低收入國家邁向市場經濟最爲成功的。」（注十五）

這樣把中國經濟描述成順利而低成本的市場化是片面的理想化的說法。然而，它可以讓Stiglitz和其他的左翼新自由主義者振振有詞地主張在短、中期實行不完全受制于市場的自主政策，卻仍然矢言忠於把市場、自由貿易和FDI（簡言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分工）作爲經濟發展的唯一可行之道的信念。Nicholas Lardy對新自由主義共有的這種核心觀點在中國的應用作了有用的概括：

「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持續強勁看好。相當程度上，是因爲前二十多年經改的積累結果。最重要的是，價格自由化逐漸進展至今，幾乎所有商品都已經由市場來制訂價格。同樣重要的是，改革大大加劇了競爭，不但是製造業，而且在建築業，以及服務部門的許多部分的競爭都加強了。價格普遍由市場決定和競爭性的市場改善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外貿部門在加強國內市場競爭的作用特別重要，但往往被低估了。」（注十六）

這就是中國作爲（至少到目前爲止）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義樣板國家的形象。

中國作爲進步的典範

由於號稱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前蘇聯和東歐解體，使得許多左派處於招架無力的守勢。自然地，左派經濟學家開始對中國感到興趣，雖然其原因（至少就表面來看）與新自由主義是徑相對立的。俄羅斯式的「休克療法」在意識形態和結構上都有急遽的轉型，中國與之迥然不同，政府依舊宣稱盡心建設社會主義。此外，中國較爲漸進的改革政策也造就了快速而且持續的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改革採取中央放權和市場導向的特色更加吸引了許多左派，特別是在學術圈裏面。主流經濟學家一直認爲中央計劃和國有制是沒效率的，東歐政府放棄社會主義而擁抱資本主義似乎又證明了這個觀點的正確性。對許多左派來說，中國的改革規劃一開始似乎在資本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之間提供了「第三條路」。國家雖然繼續維持它在國有企業裏的核心角色，卻減少經濟的中央計劃，強化地方政府的權力，創造了新型態的企業組織（包括了小私有企業以及集體的鄉鎮企業），並且提倡根據利潤與生産力分發工資、加強市場關係以刺激所有企業（包括仍占主導地位的國有部門）的效率。這些「市場社會主義」政策似乎得以免於一般對中央計劃的批評，同時在日趨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學術界裏，這些政策也比較容易用主流的市場分析的論述來辯解。

在1990年初期，許多進步人士和左派學者在他們的著作裏，即使對未來抱持謹慎態度，大部分基於中國強勁的經濟表現已經顯示其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行性甚至優越性的堅定信念，。譬如M. J. Gordon就說：

「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驗顯示了可稱之具有『市場社會主義』特色的政策提供了一個可行和成功的出路……雖然這些改革可能不是在他處該被完全照搬的模式，它們說明了一條中間道路是可行的。」（注十七）

同樣地，Victor Lippit也以中國經驗來質疑「冷戰已經結束而資本主義大獲全勝」的想法：

「中國的經濟成功迫使我們更仔細地思量廣爲流傳的社會主義終結論。中國的公共政策是爲了建立一個市場社會主義的體制，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和私有企業在其間可以並存。如果這種混合的生産方式可以維持下來，如果對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人民／民主控制可以建立起來，那么很有可能目前就是社會主義轉型的時期。如果相反地，資本主義企業淩駕國有和集體企業，資本主義轉型就排上了日程。重點是，鹿死誰手，尚未得知。既然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性還在，考量中國的案例可以在思考所謂資本主義已然勝利之說時，提供一個全新的觀點。」（注十八）

總之，中國市場社會主義改革的表面成功不但給了許多左派新的希望，認爲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不是真正的歷史終點，它在重新詮釋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時，也提供了正面的參照點。（注十九）

從分析和意識形態上，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産生共鳴的，不僅是學術圈，在一些僅存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中，對中國模式的興趣也很濃厚，特別是越南和古巴。畢竟，蘇維埃體制崩潰之後，古巴遭受了嚴重的經濟震撼。它亟需能夠創造外匯收入來彌補在市場和國外援助上的損失的新策略。

古巴政府以及古巴經濟學家們很自然地心儀中國的持續經濟成長，更驚訝于中國日益成功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並製造工業品外銷。在初步研究之後，菲德爾?卡斯楚在1995年訪問了中國與越南，古巴政府並制訂了一個深受中國經驗影響的古巴經濟重整計劃草案。（注二十）雖然古巴政府後來宣佈不會追隨中國和越南走上市場社會主義，古巴經濟學家們繼續仰慕中國得以「整合進全球製造業生産和貿易的網路」，一位元古巴經濟學家稱這樣的整合爲「今日發展的必由之路」。（注二十一）

事實上，許多古巴經濟學家依然持續呼籲採取一整套政府政策來幫助古巴吸引與全球生産網路相連結的更複雜的製造加工業，以作爲觀光和其他當前的外匯來源的補充。（注二十二）雖然這些經濟學家堅決否認，但是這個論點明顯地是要求古巴採納一個外銷導向、外國驅動的增長策略。這個策略將要求增強市場力量、創造一個混合型經濟、以及放鬆國有企業的中央管制──這些顯然都受到中國模式的強烈影響。

中國的改革過程以削弱社會主義爲代價而強化了市場力量與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古巴政府不願表態正式承認中國是個典範是可理解的。（注二十三）更廣泛地來看，在整個1990年代，當改革的後果愈來愈明顯時，認爲中國正在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左翼人士減少了。但是，這個趨勢並沒有嚴重動搖較廣泛的進步圈子，他們仍然視中國爲經濟發展政策的正面模式。

視中國爲典範的想法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證據已然確鑿之下，仍能不爲所動，是中國外銷與增長的成功及左翼的幾個歷史─知識傾向相結合的結果。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曾分析先前資本主義勃發之際竄升的新興國家與區域中心，但一些依舊公開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士，即使承認中國已經偏離社會主義，也鮮少分析中國的轉型對於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不均衡發展與更叠有何影響。（注二十四）

這種大規模、結構性的戰略─歷史性論述在1989年之後發展出來的「歷史的終結」氣氛之中已經不流行了，尤其是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院化相聯繫的後現代思潮興起的影響下。因而，許多社會主義者認爲，我們在發展理論與政策分析上，所能望者最多不過是反對新自由主義、主張政治民主的防衛性鬥爭，而不是對資本主義的正面攻擊。這種觀點固然不必然導致對中國模式的全面支援，卻易流於不對中國的發展戰略提出整體批評，也不設想非資本主義的出路。

同時，另外許多進步人士已經對（蘇聯崩潰之前與之後）的官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徹底失望與疏離。這個群體非常自覺地希望從東亞找到一種社會經濟模型以用來對抗新自由主義並另尋出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日本是最受青睞的典範。進步人士拿日本的國家強力干預、號稱和諧的職場社會關係、充分就業、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優越的外銷成績當做證據，來主張日本的體制比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式資本主義對工人更友善，而且更有效率。在這種「進步性競爭」的觀點中，日本經驗顯示，爲了人道和經濟的理由，一個關注社會的國家與大公司體制的資本主義是可以而且應該追求的。（注二十五）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日本經濟顯然進入了長期的停滯。進步性競爭的擁護者逐漸轉移目光到南韓，並偶而關注一些新興東南亞外銷平臺，尤其是泰國和馬來西亞。之後，1997-98年的危機來臨，這些國家陷入了困局。對這種進步觀點造成更大挫傷的或許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本國危機的對策是，大體接受新自由主義對危機的解釋，並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許多進步派被迫尋找另類模型，他們既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工具，也沒有階級政治的觀點（必須要有這種觀點才會從工人-社區對抗全球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立場出發去尋找替代模式），這些進步派自然被吸引到中國模式。中國日益遵循類似當年東亞成功故事中的增長模式，但是，與那些國家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中國拒搞魯莽滅裂的自由化，因而安然渡過了區域性危機，只經歷了些微的動蕩。

事實上，這些進步派用來合理化他們仰慕中國體制的論點和新自由主義左翼非常類似，這也說明了爲什么Joseph Stiglitz的著作在左派中日益受歡迎。和Stiglitz一樣，這些進步派把中國的持續經濟成功歸功於它在貿易與財政金融上較有控制的自由化。同時，與Stiglitz一樣，他們稱許中國依賴外國直接投資，而非（中國政府依舊嚴密管制的）不穩定的短期資本流入。他們也都同意，要不是中國實行了抵制貨幣貶值的關鍵決策，東亞危機會更糟糕得多。

就這樣，進步派試圖利用左翼新自由主義者的分析來重申一些他們早期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進步性競爭論點。中國快速地增長，而且至少在口頭上還承諾堅守一個社會化的（國有和集體）經濟部門與計劃。但是，中國也已經放棄了中央管制並增強了市場的力量，甚至成爲全球頂尖的外銷國並吸引了大量的生産性外國直接投資。

一大批的進步／左翼力量因此轉而爲中國經驗背書，不太在意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一些學者甚至把他們對中國現行的經濟活力的讚賞延伸到遍佈整個「大中華經濟圈」的華僑商業網絡。（注二十六）中國革命遺産的意義大多被貶低，只著眼在它創造出強有力的國家機器與其他條件，使中國的經濟蒸蒸日上，富有競爭力的作用，而不注重它賦予勞動人民與社區權力的潛能。中國過去在財富和收入分配以及大衆生活水平等領域的成就會被提到，多半是用來鬆散地連接到中國如何能成功地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例如，Walden Bello寫道：

「中國的經濟活力與一件我們在南半球的人民往往忽視的事情是分不開的：19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的一場社會革命消滅了土地與收入最不平等的分配，1970年代晚期市場改革被引進農業部門時，這場革命就爲中國做好了經濟起飛的準備。……同樣，中國也強調堅決從外國投資者手中奪回國家經濟控制權的解放運動，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所作的關鍵性貢獻。中國是一個強國，從革命中産生，並在數十年的熱戰與冷戰中淬練成鋼。……中國與大多數南方國家極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同外國資本之間的關係。北京面對外國投資者時非常強硬，而且在他與國際企業界的關係中占上風。然而，外國投資者仍然爭相湧進中國，無視各種管制。……尊重是中國政府從外國投資者得到的待遇，也是我們的政府無法得到的。在國家經濟利益的問題上，中國與我們這些國家的差別在於一個成功的革命民族主義鬥爭已經建構成爲一個明智的政府。」（注二十七）

以這種方式，進步性競爭思想把社會主義與革命從人類發展與解放的工具轉化爲資本主義發展與競爭力的前提。擁抱這種觀點的人士往往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外國投資者之所以會尊重中國政府、願意忍受對FDI的種種限制，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政府願意提供大量便宜又高生産力的勞動力。換句話說，強調中國革命後的成就同其當前的資本主義成功之間的表面聯繫，轉移了注意力，使人看不到這種成功的前提：一個愈來愈無保障的勞動隊伍，其自我組織的努力不斷被全球最威權的國家政權之一所壓制。

在中國問題上的思想混亂

進步派和新自由主義者共同擁抱中國顯示了後冷戰時代存在的分析與意識形態上的混亂。不幸的是，在回應資本主義的矛盾之際，一忽兒吹捧這個樣板國家，一忽兒又吹捧另一個樣板國家，對左派的傷害往往遠大于主流的分析家和決策者。一般的理由是，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握有權勢，可以主導對事件的詮釋，從而控制意識形態的衝突。

更具體的原因是，一個又一個地追尋國家典範易於使人誤以爲根據個別國家的資本主義增長經驗可以建立起進步的政策綱領。正如馬克思、列寧與托洛斯基所認知的，問題在於如果不從更廣闊的區域與全球層次考察資本主義的動態變化與矛盾，就無法理解個別國家的成功故事。在資本主義的不均衡發展與危機之下，國家典範式的思維很快就導致一個接一個無休止地追尋成功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一個比一個更成問題。最終結果是，我們完全喪失了另類的視野、失去了理論的清晰度，也無法得到基層民衆的政治共鳴。

我們之前對中國上升到典範地位的描繪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義和進步人士圈子內的大略傾向。實際上，不管在左翼或右翼當然都不存在對中國問題完全一致的共識。然而，聚訟紛紜對進步派的損害往往比對新自由主義者還大。

新自由主義者常常對某個國家在自由市場改革上的進展程度有著不同意見（對一些人來說，再怎么解除管制和私有化都嫌不夠徹底），但萬一他們當前的樣板國家陷入始料未及的危機，他們的分歧就會極便於新自由主義見風轉舵。雖然他們現在奉中國爲典範，但也不難找到一些新自由主義者的警告：如果改革過程未竟全功，貪污腐敗不根除，未來可能會有挫敗。同時，新自由主義者現在用中國的改革經驗來批評古巴不將其經濟更徹底地市場化。（注二十八）如果中國的狀況惡化了，他們總是能找到另一個自由市場的成功故事以利於與古巴和其他「落後」國家對比。

然而，對有志於推動徹底變革，建立一個以工人─社區爲中心的經濟體制的人們來說，分析上的歧見往往涉及集體價值觀、遠景和策略的不同認知，這些不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是不可能輕易扭轉的。畢竟，對進步人士來說，不可或缺的是用清晰而一致的價值觀、遠景和策略鞏固起來的運動。但是，維護現狀者卻恰恰相反。對護衛現狀者來說，群衆在政治上渙散是一個正面價值，而成功的典範很快速地一個換過一個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只會更促使民衆中心無主、渙散無力。

總結來說，我們不僅不同意那些把中國視爲發展典範（不管是不是社會主義）的進步人士，我們還認爲他們推導出這個立場的過程凸顯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進步圈子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拒絕。我們認爲，馬克思主義既是理解資本主義，也是建設足以超越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最有效的框架。因此，本書對中國的探討遠不只是關於一個國家的經驗的學術辯論，而是爲了發展可以幫助我們改造世界的清晰理論和戰略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