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挑戰“新自由主義”：我們的主張
（修改稿）
楊 帆

一． 經濟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

2002年7月份，左大培的《混亂的經濟學》一書出版，這是石油出版社出版的，我主編的《世紀選擇叢書》的第九本，還差盧周來的《國防經濟學》，就全部完成了。這是在叢書層次上全面反思中國90年代社會思潮，批判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開始。
左大培所稱“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其共同理念是：放任少數人不顧多數人和國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搶奪財富，讓國際資本放手在中國掠取利潤，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蠻最殘暴的私有化，導致少數人以犧牲多數人為代價而暴富，導致國際資本統治和盤剝中國。

第一部分：來自於西方經濟學中的誤人之見。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經濟學的右翼。
1． 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前途，特別是市場經濟中一切活動的前提。交換和市場的自發運行有充分的效率。。新自由主義是堅決反對政府干預的。
2． 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外貿政策，靜態的比較優勢是其理論基礎。發展到目前就是主張盲目融入全球化進程，遵守國際統一經濟規則，按照國際慣例辦事。
3． 經濟自由主義認為只有一種最優的經濟體制，把美國經濟體制作為世界榜樣。
第二部分，西方主流經濟學另一部分觀點，是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有意回避的。
1． 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
2． 以實證的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重視社會經濟福利。
3． 市場失靈的理論。由於不完全競爭，外部性，不完全資訊，未來不確定性
的存在，市場會失靈。
4． 非自由貿易如保護貿易，戰略貿易的好處。
5． 公有制企業同樣可能有效率。
第三部分，中國經濟自由主義特有的誤人之見。
1． 改革開放至上的政治標準和思維定式。給不同意見和政府干預扣上反對改
革開放的帽子。
2． 以效率取代公平和平等。
3． 不要任何秩序的傾向。反對政府任何的治理，主張自由放任，籠統地反官
崇民，成為私有化的理論基礎。
4． 將一切與經濟有關的活動都市場化，變成現金交易。
5． 腐敗有理，放縱違法違軌和腐敗行為，把腐敗作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
渡的橋樑。
6． 採取一切可能方式，不惜一切代價實行私有化。
7． 不惜代價擴大外貿規模。
8． 外國投資越多越好，主張以跨國公司整合中國產業，不講民族產業概念和
國家的主導權。
9． 大力吹捧全球化，主張對外經濟全面自由化。
10相信制度萬能，自由竟爭可以做到一切。

我側重於綜合分析，從更廣泛的方法論角度有以下補充：

第一， 中國的自由主義分為一般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在哲理層面上相同，就是文化一元論和普適論，直線發展的歷史觀和庸俗進化論，客觀唯心主義，強者哲學，美國至上。

第二，極端的哈耶克自由主義。抬高自由貶低民主。最堅決地否定歷史上的一切革命，貶低毛澤東，把平等思想貶稱為民粹主義。，

第三，制度決定論。以美國制度學派為理論，把中國一切問題都歸結為制度，主張全盤學習美國的經濟和法律制度（不包括民主），照辦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制度，並且要強制實行不惜代價。這是一種“右翼史達林主義”，所謂人為改變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發展，關鍵是改變所有制，只不過從左傾的國有化變成右傾的私有化。

第四， 在經濟戰略和政策層面，經濟自由主義者更加現實，主張腐敗有理，自己也獲得巨大利益。而一般自由主義者無法獲得經濟利益。一般自由主義者有左右翼之分。左翼比較同情下層，反對腐敗私有化，但是他們反毛親美，就不能夠真正達到社會公平與平等。右翼反映大知識份子的親美傾向，重點在以外力消解政府作用而不同情下層。

第五， 經濟自由主義者有漸進和激進之分。漸進者更加反對道德建設，主張以腐敗形式消解舊體制。激進者一般來自留洋派，講求公開化透明度，主張以強制手段實行休克療法，建立西方制度，他們反對民主，忽視民生，如張五常說“選票不如鈔票”。

第六，經濟自由主義者有民族資本和買辦資本之分，前者代表民營資本原始積累並謀求合法性的需要，又分為生產資本，商業資本和投機資本。在2000年左右，新的買辦資本代言人出現，以“與國際接軌”的名義準備吞吃國家資本和民營資本，促使經濟學界出現分化。

第七， 經濟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

90年代以來，中國官方學術界強調規範性，與國際接軌，年輕化，全面引進外國學科，通過破格提拔，培養了一批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並且給他們特殊待遇。官方政策通過放寬對經濟學的控制，導致了經濟學思維對整個社會科學的控制。對傳媒的行政控制和傳媒自身的商業化炒作相配合，進一步以經濟思維控制了社會輿論和思想。國際資本和民間資本為了形成利益集團，也追捧一批經濟學家。經濟自由主義者獲得了政府，國際和民間資本的大量資源，得以通過學術會議，辦論壇，評職稱，學術獎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見，對其他經濟學家進行封鎖，制裁和妖魔化。

目前經濟自由主義正在發展到買辦資本階段，其態度亦越來越明確和囂張。

1．堅決反對以國家力量發展戰略產業，主張以外資彌補比較劣勢產業。
2．進一步對國際霸權妥協，以強制辦法在國內推行接軌。
3．反對進行利益格局調整，主張繼續擴大兩極分化。
4．反對進行民主改革，所謂以強權推行自由，就是要把中國推向拉丁美洲道路，如此，全面危機不可避免。
5反對政府必要的干預，就意味著使環境破壞，兩極分化等問題更加嚴重。

二．經濟自由主義的社會背景

9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在中國思想界處於絕對控制地位。其背景是：

第一， 專制與自由主義相結合，權力資本化從商業資本，生產資本發展到金
融資本階段。新的強勢集團基本形成，要求相應的思想理論，並且形成經濟學對
整個社會科學的壟斷，新自由主義話語霸權對經濟學的壟斷。在中國，經濟學成為神學，經濟學家成為神甫，利益關係代替了信仰，虛構的理性人實際是資本的力量，成為生產力規律的代言人，並且借助權力和國際資本的力量，準備吞噬和瓦解中國。

第二， 漸進改革逐步放棄了對於弱勢群體的補償，剝奪性質日益明顯，這就
背棄了漸進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與國際接軌”的體制改革，都產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勞動者。所謂“帕累托最優”的改革底線在1998年以後被突破，基尼係數超過了0。4，腐敗升級；特別是，在中國這個人均資源極端短缺的國家，生態損失已經超過國內生產總值，面對即將到來的人口四大高峰和環境資源承載力極限，社會“精英層”缺乏起碼的責任感和道德自律，他們在經濟增長中得到了最大份額，卻把生態損失留給了大多數人和後代子孫。主流經濟學在中國最惡劣的作用，就是以一套話語霸權掩蓋這一切，喪失了經濟科學最基本的實證性；現在掩蓋不住了，就將自己為權力資本強勢集團利益謀利益的辯護性赤裸裸地表現出來。請看那些當日鼓吹“帕累托最優”和實證經濟學沒有道德的“著名經濟學家”，現在在講什麼？他們在講：歷史發展只有這一條路，改革需要不惜代價，要自由不要民主，選票不如鈔票，政府有現代化武裝，老百姓造不了反！

第三， 經濟學主流派為強勢集團服務並且謀取巨大利益，他們主張專制下的自由和原始資本主義。

權力資本目前發展到國際化階段，產生了民族資本和買辦資本的對立，民族資本成為弱勢集團。新的買辦資本資本集團有自己的“海龜”經濟學家，他們在與國際接軌的名義下肆意貶低民族利益，破壞國家安全，並且以海外關係和政府特殊重用的優勢，進行公關，影響政策，甚至企圖在中國奪權。

他們的重點是打垮股市，控制銀行，製造金融危機以後低價收購中國資產，通過控制經濟命脈進一步影響政治，這是買辦資本發展的必然。資本國際化雖然在邏輯上與權力資本化一脈相承，但其代理人卻不相同，所謂“海龜與土鱉之爭”，反映的卻是民族資本和買辦資本之爭。於是，經濟自由主義者面臨分化，民族資本的代表成為非主流派。

第四， 國際資本和國際霸權的壓迫日甚，正在威脅國家基本安全，包括經濟方面的石油運輸線安全，產業安全，基因安全，金融安全，網路安全；政治和社會諸多安全方面。這就產生國家利益和國際霸權的對立。經濟自由主義的強者哲學特點決定了其必定站在國際霸權一邊，為國際資本的利益在中國幫助製造危機。

第五， 經濟自由主義的危害非常大，正在影響政府決策，並且形成了市場教條主義，阻止我們認識實際並進行調整。其對新聞和教育的壟斷同樣危害甚大。決策層的主導思想是與經濟自由主義一致的，甚至連中西部，戰略產業，國有企業的代表，都在信奉經濟自由主義這種對於自己利益不利的理論。

因此我們認定，經濟自由主義如果再控制我國的思想界，將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穩定都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甚至導致歷史上王明教條主義那樣的損失。

三．經濟學“非主流經濟學派”的興起

正是出於維護國家和大多數人民的願望，中國一批被經濟自由主義排斥的
中青年學者從各個方面凸顯，並且逐步聯合起來。
1．反腐敗。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學家的公開衝突，開始於1994年。80年代一批改革開放派如曆以甯，蕭灼基等聯手反對政府控制通貨膨脹政策，左大培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表“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一文，引起右翼經濟學家的聯合報復，這是經濟學界以私人力量進行壟斷和制裁的開始。
2．反壟斷。我在1995年發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並且發起了“經濟學非主流觀點”的討論會，參加者有張祥平，劉力群，顧海兵，左大培，溫鐵軍等人。2000年為打破“經濟學主流派”的壟斷和對不同觀點的封鎖，對非主流經濟學家的有意識貶低和妖魔化，我組織了20多次思想討論會，並整理了14次討論記錄，在網上發表，邀請了非經濟學家參加，如自由主義者丁冬，秦輝，王東成，楊繼繩；民族主義者王小東，房甯，馬立軍，傳統文化張祥平等人參加。
3。幾年來，已經有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和學者，出版了非常高水準的著作，抵制片面鼓吹全球化，市場化，自由化的主張。如：
　　趙英：《大國世紀》，提出了中國應該發展超級產業，而不是僅停留在為跨國公司打工。
　　楊斌：《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從戰略和謀略角度研究美國政策，打破了以美國是“生產力規律”代表者的神話。
　　韓德強：《碰撞》，反對靜態比較利益，以德國歷史學派為理論依據，批判經濟主義自由主義。
　　胡鞍綱，楊帆等：《大國戰略》，從中國的大國特性，而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特性考慮戰略問題。
　　楊帆，荊林波等：《中國走向選擇》，提出跨世紀中國的重大爭議和選擇問題。
　　張祥平：《美好的中國人》，提出西方化將把中國引入災難，要恢復傳統文化的地位。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以遊記方式提供了農村調查，打破了經濟學的模型數位化。
　　民族主義者王小東，房甯，喬邊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反對中國對於全球化的盲從。喬良，王湘穗的《超限戰》，提出對抗國際霸權的軍事思想。
　　我所主編的《世紀選擇》叢書，在2002年底出版完畢，這是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集體著作。包括：
　　高粱的《戰略產業》，
盧周來的《國防經濟學》，
李大光的《中國安全抉擇》，
陸建華的《中國社會問題》，
張祥平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化中的作用》，
左大培的《混亂的經濟學》，
楊帆和苑林雅的《中國直面大國挑戰》，
我和盧周來主編的《以民為本，關注民生》，
易正的《關於中國生存環境的報告》，
荊林波的《第三只眼睛看網路經濟》。

都是中國經濟學主流學派所忽視或者有意排斥的問題。我們要想告訴大家的，就是中國經濟學界還存在不同的聲音，這是代表中國大多數人的，代表國家總體利益的，在方法上也不同於主流派的故弄玄虛。

　　在前言中引用了陳岱蓀先生的文章，他在臨終前已經尖銳地指出在中國濫用西方經濟學的危險。這篇文章被他那些鼓吹經濟自由主義的學生們封鎖，我把它再次發表。在中國，一場反思90年代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大論戰已經開始，“經濟學主流派”壟斷經濟學講壇，研討會，傳媒工具，以不理睬的方式回避爭論是不可能的了。

　　我們在開始理論創造的時候，人單勢孤，沒有任何資源可供利用，盧周來在關於經濟學非主流派的文章中，就表達了這種孤獨和悲涼：“我並不指望這本書的出版能改變中國經濟學界的格局，更不指望能夠對於中國未來的走向產生什麼影響。我始終都是開頭那句話：僅想以此書作為一個文本上的見證，使世人知道，在中國經濟學界，存在著有這樣的一種代表弱者的聲音。”

實際上，我們的努力已經在改變格局，這主要是實踐和歷史所決定的。在巨大的危機隱患面前，中國出現了與經濟自由主義對立的三大思潮：經濟學方面的非主流，政治方面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文化方面的新左派。經濟學非主流有如下分支：國防派，戰略產業派，國情派，國土派，農村派，環境派，政府主導派，生產力派等，雖然大家並未溝通，有些人也以為自己是主流或者極力使用模型化的辦法爭取主流派的承認，但是他們的研究物件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一員，除非他們想把自己的學問變成偽科學，或者損害自己研究物件的利益。

經濟學非主流反對任何話語霸權，反對以規範化扼殺獨立的思想，反對教條主義，主張以實踐衡量一切，主張以通俗的語言表達深刻的思想，而實事求是，反映真實情況，是最起碼的準則。

經濟學非主流堅持中國知識份子傳統的社會責任感，反對片面模仿西方知識份子的職業化技術化，反對中國經濟學家片面為利益集團服務。中國知識份子應該繼續同時承擔科學和道德信仰雙重職能，成為中國社會良心的代表。

經濟學非主流派認為，目前流行的西方定義的全球化，沒有包括勞動力自由流動，特別是不允許中國人向國外自由流動，只是要求資本的自由，而不是人的自由。我們主張徹底的，平等的全球化，就是要西方承認中國人的平等權利。目前的全球化不僅不能夠解決中國大多數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而且會加劇目前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中國人絕對不可盲目接受。這就決定了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家利益，應制定獨立的國家戰略。

經濟學非主流認為，改革需要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支援，必要的體制改革應補償受損失的社會群體，由各個社會階層公平負擔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資力量提高中國企業運營效率，推動體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是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卻只能來自於中國大多數人民。絕對不可以拋棄國家的信譽，不承擔歷史責任，在喪失人民支持的時候，轉向“國際社會”去尋求改革的合法性，絕對不可以美國標準強加於中國，即使某項“與國際接軌”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慮保護中國人民和企業的現實利益，防止國際資本和買辦國內買辦勢力勾結，趁機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影響政治決策。

經濟學非主流堅決反對經濟自由主義對中國人鼓吹強者哲學，與強勢集團勾結損害大多數人利益。我們為弱勢群體講話，這個弱勢群體包括全體中國人，包括面對國際資本的民族資本，也包括面對國際霸權的國家和民族。我們承認弱肉強食規律的存在，但反對以強淩弱，認為弱者有權利，有必要打破強者壟斷，通過自身努力強大起來。

我們認為有必要提醒全社會特別是國家領導人，對於國際資本和國際霸權以“經濟規律，自由化，全球化”為理由，所推行的全球戰略，應該提高警惕。對於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以各種形式與國際資本進行戰略配合，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應該提高警惕。

我們認為，“和平與發展”是主題但不必然存在，它不是國際霸權者恩賜而來，不是我們妥協退讓乞求而來。只有以綜合國力的提高，包括以國防和戰略產業所帶動的高科技產業的真正發展，包括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恢復高漲，包括社會平等與和諧，包括經濟社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包括更加強大的國防和更加強硬外交政策，才能夠真正獲得。

目前中國在獲得巨大發展的同時，也醞釀著重大危機，其根源就是人均資源極端短缺，權力與資本的結合，社會道德信仰的瓦解，而國際霸權壓迫日甚。經濟學非主流以反危機為政策中心，主張提前認識危機，並且提前調整以化解危機。民主改革應該加快速度，但是應該適合中國國情，應成為大多數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數人的民主。道德和信仰應該在民族文化的基礎上重建，在此基礎上才能健全法治，以低成本方式迅速遏止腐敗，恢復政府能力。

只有有效克服未來的危機，中國才能夠真正走向持續穩定發展的道路，目前的戰略調整是關鍵。如果不能主動調整，那麼危機的發生遲早會促進我們調整，問題是中國人民要付出更多的代價。克服危機的根本動力，就是十幾億中國人要生存。為大多數人利益和國家民族利益奮鬥的經濟學非主流派，不是被人妖魔化的所謂“軍國主義法西斯”，而是為中國大多數人的謀利益的人道主義和人權主義者，在中國具體情況下，它並不表現為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而是表現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民生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