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

左大培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學界湧現出了一股非主流思潮。這股非主流思潮不僅不接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範式，而且特別把反對的鋒芒指向了90年代下半期以來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思潮。筆者本來在20年中一直從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但是因為看待經濟問題的角度和政策主張相似，也加入了非主流學者們的陣營。反對他們的人將他們稱為“新左派”，但是楊帆卻力主使用“非主流經濟學”這樣一個含糊的名稱。

　　最近石油工業出版社為筆者出版了《混亂的經濟學》一書，它從經濟和社會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上批判了主流經濟學的思潮。可以將這本書中的思想視為非主流經濟學陣營中出現的一種基本理論，但是它並沒有為整個非主流經濟學提供一種共同的理論基礎。目前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並沒有共同的思維範式，自認是非主流經濟學家的人在許多問題上都相互有分歧。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沒有權利以整個“非主流經濟學”的名義講話。但是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將大多數非主流經濟學者的觀點和主張，概況成以下幾個基本的方面：

　　1. 強調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導向，反對主流經濟學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的傾向。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抱著只要自由、不要平等的基本立場，在中國經濟學界製造了一種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的思想氛圍。在這種思想氛圍下，講公平成了罪過，平等問題成了理論上的禁區。仗著這種思想上的專制，主流經濟學者們散佈了一種犧牲多數人而讓少數人致富的經濟政策主張。他們利用國有企業過去所具有的某些弊端作藉口，大講國有企業如何佔用了過多的社會資源而提供了過少的產出，卻閉口不談國有企業在改革以來的20年中一直承擔著過高的社會負擔，不講國有企業為國家稅收作貢獻的比例一直遠遠高於它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主流經濟學者們由此而極力鼓吹對老的國有企業實行斬盡殺絕的政策，以便最終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著“企業改制”的旗號將國有企業的產權轉移到少數私人手中。

　　某些主流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抱這種態度，是因為他們對國有企業的職工抱著敵意。他們一概而論地把國有企業的職工都看成是“工人貴族”，因而反對任何緩解國有企業困境的政策措施，根本漠視一個基本的事實——大多數國有企業的職工處境其實一直很可憐。他們所鼓吹的“競爭政策”，不是要將全中國的勞動者和廣大農民都提高到國有企業職工原來的福利水準，而是要將國有企業的普通職工都降低到貧困地區農民的生活境遇。他們主張的“企業改制”和“民營化”，是要快速地製造財富上的兩極分化，讓少數人成為企業全部資產的所有者，而剝奪國有企業大多數職工的工作崗位和一切社會福利待遇。

　　大多數非主流經濟學者正是在這一點上與主流經濟學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在他們看來，公平和平等在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中應當有與效率同樣重要的地位，他們因此要求停止製造社會兩極分化的政策，堅決懲治腐敗的私有化，制止讓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悄悄私有化”。非主流的經濟學者們因此為保護農民的利益而大聲疾呼，並且堅決要求給對國家的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的國有企業職工以足夠的補償。

　　我在《混亂的經濟學》一書中更進一步論證了，現代社會中的自由以一定程度上的平等為前提，這種自由不僅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還要求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個人收入平等。這樣的分析可以證明，現代社會的效率本身就離不開公平。在這本書中，我還進一步闡明瞭一種很好操作的公有財產管理體制，它可以足夠有效率地解決公有資本運營中的委託人—代理人問題，保證市場經濟中有大量有活力、有效率的公有制企業。這樣的制度設計說明，是否保存大量的公有制企業，根本就不是一個經濟上是否持續可行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決心和利益沖突的問題。

　　2. 非主流的經濟學者們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與中國人民有著長遠利益上的重大沖突，要求以國家政策的手段與外國企業損害中國長遠利益的作法相鬥爭。在這方面，他們與主流經濟學的分歧集中在兩點上：他們反對主流經濟學的自由貿易政策主張，而要求堅決地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度比較高的產業；他們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可能帶來重大的危害，因而堅決反對放手讓外國企業奪取中國的投資機會的政策。

　　在對外貿易政策上，主流經濟學依據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原理”，強調自由貿易政策能使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家自己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是達到經濟效率的必要條件。而非主流的經濟學者則根據近20年來國際貿易理論的最新發展，強調適度的保護關稅可以改善本國的貿易條件，提高本國的整體福利；特別是強調“學習效應”造成了“動態報酬遞增”，使得保護幼稚產業的政策能夠加快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這種最新的國際貿易理論承認保護政策不僅涉及公平問題，而且可以大大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效率。而我在《混亂的經濟學》中更總結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曆史，證明瞭一國在其經濟落後時實行保護關稅以利用“學習效應”，才是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基於這種認識，非主流經濟學者們大多主張對我國的戰略產業、技術密集的幼稚產業和農業實行適當的貿易保護。

　　在對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態度上，非主流的經濟學者內部有著很大的分歧。但是，相當多的一部分非主流經濟學者支持筆者的下述觀點：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急迫問題是投資不足導致總需求不足，投資不足的原因是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不足。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奪走了許多最好的投資機會，這是造成中國企業不敢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為如此，目前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既不能增加中國的總需求，更不能增加中國的實際資本總量，而只是搶走了中國國內的投資機會，將中國本國的資金擠向海外。自1994年以後，中國就存在著大量的經常帳戶順差，中國實際上是一個資金淨流出國。這是外國投資排擠中國資金流向國外的明證。

　　外國直接投資與本國的利益沖突，集中表現在外資企業的利潤收入上：外資企業的利潤收入產生於中國領土內的產出（中國的GDP）中，卻變成了外國人的收入（外國的GNP而非中國的GNP）；由於外國直接投資往往靠搶走中國企業的投資機會來獲取利潤，它常常會在增加中國的總產出（GDP）時減少中國人的總收入（GNP）。即使按目前的統計數字，淨外國投資收益已經占中國GDP的2％，這是外國投資會減少中國人收入的一個證明。某些外國直接投資也可能會給中國帶來先進技術，加快中國的技術進步。可是即便如此，在跨國公司控制下成長起來的中國產業也只能被限制在產業鏈的低附加值一端，永遠不會將中國導向高技術、高收入的富強境地。這樣的經濟發展格局一旦形成，中國的支柱產業還將完全受外國的指揮中心控制，離開外國人就無法運轉，從而喪失任何安全保障。

　　3. 非主流經濟學者們大都重視經濟生活中的各種結構因素，特別是強調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經濟的增長主要來源於技術進步，這意味著必須通過不斷的產業升級來實現經濟發展，意味著落後國家必須使自己的支柱產業不斷向技術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轉移。盡快完成這樣的產業升級，是高速發展經濟的關鍵。

　　大多數非主流的經濟學者認為，為了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發展中國家絕不能信守“當前還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就不要發展”的教條，不僅要以關稅等一切可能的手段來保護本國幼稚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而且政府要以資金和稅收來補貼企業的研究和開發活動，盡快提高本國產業的技術水平。由於發達國家對我們的軍事工業實行技術封鎖，我們尤其有必要投入大量資金來發展本國自己的高科技軍事工業，不這樣就不可能在當今這個實行強權政治的世界上有效地保護本國的國家安全。

　　而主流經濟學歷來宣傳陳腐的教條，主張“現在還沒有比較優勢的就不要生產，賠錢的產品不要生產，當前還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就不要發展”。在大多數非主流的經濟學者看來，發展中國家實行這樣的經濟政策無異於扼殺自己發展經濟的未來。如果我國真的實行這樣的經濟政策，那就會斷送中國的戰略產業，放慢中國的產業升級速度，不但放慢甚至斷送中國的經濟發展，而且會極大地危害我國的軍事防禦力量，使中國重新變為任人宰割的落後國家。

　　我與錢潁一的一段對話，形象地說明瞭非主流經濟學在今日存在的意義。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前沿性研究上，錢潁一是我國留美經濟學者中最有成就的人之一。應當說，他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念、包括其均衡觀念，都有著足夠的把握。我在最近與他會面時曾經說過，我對某些非主流的經濟學者的某些觀點也並不贊同。我所以加入了他們的陣營，是因為當今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已經太過分了，需要在經濟政策上有一個強大的反對力量來與它抗衡。錢潁一立刻若有所悟似地說：“那樣才會有均衡”。

　　錢潁一的說法確實一針見血。蘇聯東歐各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之所以演化成了一場經濟上的災難，原因之一是西方式的主流經濟學在那裏的轉軌經濟政策中占了絕對的統治地位。當然，蘇聯東歐國家的“西方式主流經濟學”，只不過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拙劣模仿者，它們在學術水平上低到只能簡單地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政策結論。可是，正是由於這樣一種“西方式主流經濟學”完全統治了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政策觀念，而在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上又缺乏一個足夠有力的非主流經濟學與它對抗，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使蘇聯東歐國家在經濟上元氣大傷。今日中國的主流經濟學也正在逐漸地將我們引向類似的災難。在這種形勢下，需要我們這樣的非主流經濟學來校正經濟政策的方向。恰恰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均衡觀念可以說明，人民因為沒有我們而受難，世界因為有了我們而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