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體育•資本•工人階級

許志安

奧運會意味著什麼？剛剛散席的雅典盛宴告訴我們——它是大名利場，這裏可能一步登天或從天梯上跌落；它是超級淘金地，企業和明星繃緊神經各覓前程；它提供合法出售的愛國興奮劑，從北美到印度通行無阻；一定程度上，它甚至與體育有些聯繫。奧運過後，「肌肉製造廠」的流水作業依舊忙個不停，影響和支配著我們生活的相當部分。體育工業與資本的關係，精英體育和群眾體育的關係，體育文化在資本主義世界扮演著何種角色，健身與競技運動在工人國家和無階級社會的前途，即為本文探討的幾大課題。

商業體育——資本主義大工業的一部分

眾所周知，當代競技運動已高度職業化、商業化、產業化，擁有知名度和大眾好感的成功運動員受到資本的輿論追捧和大手面獎賞，明星選手們則成為企業行銷戰略的棋子，甚至自己也異化為商品和品牌；一句話，高級賽事（首先是熱門項目）上奪取的各項獎牌（特別是金牌），等於跨入上流社會的敲門磚。與世界資本主義全面接軌的中國大陸，勁頭十足地全盤接納著商業社會的金錢遊戲規則。雅典之後，除各級政府的巨額獎金（從數十萬至百萬元以上）外，還有紛至遝來的饋贈汽車、別墅、「酒店至尊VIP客人」待遇、同頂尖精英（比如霍英東、曾憲梓）結識等等好處恭候著中國冠軍們；今後數年內，明星選手們有大把機會出任公司或產品代言人以及打入演藝圈，繼續賺取豐厚收入，可謂一出賽場，黃金萬兩！

大體說來，體育工業的收入來源分三部分：競技（選手培訓、觀眾消費、現場廣告、轉播權）；體育用品和連帶產業；選手（球隊）的名人效應和品牌經營。任何商業投資（包括競技體育投資）的目標無外乎紅利，且越多越好；熊熊「聖火」橄欖花冠，沖不淡五環旗下的銅臭，與商家和賽事主辦者的神話般贏利額相比，運動員拿的只算零頭。１９９６年，當時的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指天劃地發誓「商業化能夠而且必須效力於體育運動的發展。在制定計劃時，我們卻不可忘記一條：體育必須有自身的尊嚴，而不能被商業利益所控制」；事實證明這僅是奧會（商業體育的大玩家）糊弄我們的堂皇鬼話而已。１９８５年，國際奧會啟動全球合作夥伴計畫（ＴＯＰ計畫），吸引了一批最強大的跨國公司（可口可樂、通用電氣、柯達等等）參與其事；計畫設計者希望把「奧林匹克」這一無雙品牌蘊涵的商機發揮到極至，並大獲成功——僅第４期計畫（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０年）就為國際奧會帶來５．５億美元，相關商家的利潤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初，中國企業（聯想集團）首次加盟ＴＯＰ計畫，以「充分運用獲得的奧運資源，與聯想的產品營銷、品牌營銷相結合。……來推廣和提升品牌的認知度和品牌價值」（聯想助理總裁李嵐）[1]。

奧運舉辦期間，大公司之間的競爭無異於近身肉搏。在雅典，阿迪達斯和耐克兩個巨人各顯身手，他們的目標可用下面這句話來概括：「我們在市場上高昂的科研投入、廣告投入，希望創造一個真正的奧林匹克運動品牌」（阿迪達斯大中華區市場總監畢寶元）[2]。這場爭奪市場的奧林匹克大戰以各種方式操縱（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各國選手，後者如走台模特般展示著稀罕的鯊魚皮泳衣、天價球鞋、最新款賽車，諸如此類。競技場內外濃厚的商戰氣氛，使某些主流專家都被迫承認「現在的奧運會，運動員這個主體卻有被逐步邊緣化的趨勢，而相關者卻越來越像主體了」（北京奧運經濟研究會會長魏紀中）[3]。

奧運會如此，其他比賽（特別是熱門的田徑、足球、冰球、網球等等）也不例外；賽事如此，選手和球隊的管理越發如此。2002年，NBA衛冕冠軍湖人隊市值漲至4.03億美元（1979年它的市值約2000萬美元）[4]，堪稱體育生意的成功經典；當然，有人歡笑有人悲，賺錢機器的高速運轉意味著零部件不可避免地先後損耗、折舊和「出局」。2003年6月，法國足球明星馬克•福（喀麥隆籍）因賽事頻繁猝死當場，更讓人震驚的是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堅持要比賽進行到底——面對商業利益這位天尊，死神亦無能為力。

商業體育的重要性不局限於個別企業，更與資本主義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息息相關。大型賽事的舉辦（比如奧運會、世界盃足球賽）可刺激關聯產業如通訊、交通、旅遊、餐飲等等的跳躍式發展，產生巨大連帶效益；國際賽事和成功推出的明星群體還能大大改善舉辦國的世界聲譽、提升該國產品的檔次、以及對開闢新市場極有益的「軟實力」（漢城奧運給韓國帶來的形象變化，即是一例）。既然資本（及其支配的國家機器）介入並事實上主宰了體育，所謂「公正公平公開」「重要在於參與」之類的烏托邦信條難免慘遭放逐的命運。選手一朝變形為商品（難怪有人稱姚明為「到目前為止中國最大的單個出口商品之一」[5]）和「民族象徵」，他便註定要在具體和潛在的商業利潤巨流中起伏，再上不得「純粹體育」的岸，直至沉底。維持明星品牌「含金量」的手段，一靠包裝二靠成績，成績不穩定怎麼辦？「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上」的商戰軍令狀和輔助措施早已準備停當：興奮劑、黑哨、假球，直至買凶傷人；在雅典，所有這些幾乎全在億萬觀眾的注視下上演過。

中國資產階級對商業體育的態度

對競技體育，蘇、中等國曾長期奉行大包大攬的「舉國體制」，把各種賽事（尤其國際賽事）上本國的獎牌數量或某些敏感比賽（如1948年蘇南交惡後的那場著名足球賽）當「政治任務」看待，並予以相應賞罰。類似現象的深層社會-政治原因，來自官僚層維持統治的種種努力——扶持「專業人士」構成的文體界（與官僚相近的階層）擴大統治的社會基礎；通過後者進行精神灌輸（愛國、精英崇拜、為等級社會尋找合法性）；對外迎合資本主義商業體育的價值觀，盡可能多地贏得賽場勝利以顯示「社會主義成就」[6]。只要喪失社會管理權的工人階級繼續保持政治消極狀態（滿足於啤酒香腸球賽釣魚的安逸私生活），上述辦法在短期內能夠實現（也的確實現了）政治穩定的目標。長期而言，官僚工人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和集團利益矛盾並非靜止不動，而是不斷發展（文體界要求更多物質回報、官僚希望賦予個人財產合法地位、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局部屈服演變為全盤認同），最終以90年代初的資本主義復辟告終。

資本主義復辟後，隨著文教衛生領域的迅猛市場化，中國實業界開始惦記體育這塊蛋糕，體育市場化的呼聲高漲起來。1988年，自由派作家趙瑜曾抨擊「中國體育的最大悲哀便是‘衙門化’」[7]，形成顢頇老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十多年後，當局的喉舌《人民日報》也提出改良體育制度，「主要不是靠國家重視競技體育和政府資金支撐，而是建立在田徑、游泳等各大體育項目深厚的群眾基礎和發達的體育產業之上」[8]。就事論事地講，官僚辦體育的舊體制早已弊端累累；但國際競技運動的商業之路告訴我們，自由派開的藥方含有劇毒，中國足球汙跡斑斑的「職業化」便是明證。向市場轉軌後，足球水平未見怎樣提高，球員們卻普遍陷入拜金（眯眼望雅典，國腳們看到的是「這次奧運冠軍獎金大發了」[9]）[10]、賭球甚至吸毒的泥潭裏，彩票的發行使得賽場上假球、黑哨充斥，各俱樂部內部明爭暗鬥的死去活來！職業化等於精英體育、明星體育的同義詞，少數幾個幸運兒志得意滿香車過市（郝海東、李鐵），多數球員則成了犧牲品，無望地在下層掙扎卻欲罷不忍——「找一份工作太難了，……不踢球我們就是一灘爛泥」（原廣東球員溫俊武）[11]。這些，僅為體育全面市場化的小小預演罷了。

那麼，是否資產階級只關心體育工業的利潤，而絲毫不理群眾性健身運動的死活呢？並非如此。首先，健身運動等於充滿商機的大市場，體育用品的主顧大多為普通健身者；其次，國民健康狀況直接影響勞動力的質量（利潤的增減）和武裝力量合格兵源的充足程度（保衛有產者及其利潤的暴力機器運行狀態）。所以在一定範圍內，資產階級國家始終關心、鼓勵乃至強迫無產階級（特別是青年）改善體質，強身健體。21世紀初的中國資本忙於鞏固統治擴充力量，它已意識到對無產者身體素質不可放任自流，並發出若干警報。主流輿論的調查顯示中國各類體育場館的數量很大，但它們「67%是教育部門所有，25%為體委等系統所有」「對於大多數城市居民有實際意義的社區體育場地，2002年人均只有0.006平方米」[12]！官僚們驚呼「日本人的體質提高得比我們快」（原國家体委主任伍紹祖）；學界指出2000年國民體質監測揭示我國青少年身體素質大幅全面下降；在中日鋼鐵工人技術比武時，國內工商界發現「在同樣的技術熟練程度下，我方5個工人比不過一個日本工人，主要原因是體力不足」，並羡慕地告訴記者「新日鐵」公司規定工人下班後必須鍛煉一個小時[13]。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資產階級很可能一面繼承「舉國體制」的精英傳統「為我所用」，用錢砸出一個個新冠軍（本屆奧運田徑短跑冠軍劉翔「過去一年的花費大約在300多萬元人民幣以上」，這樣的投資顯然會持續下去）[14]，一面設法改善國民健身的外在環境，並對上述措施進行「執政為民」「人性化管理」的公關包裝。

從資產階級利益出發，除了創造利潤，商業體育（公共表演的亞類）還發揮著精神鴉片的寶貴作用，為統治者提供了控制民眾的重要軟性手段。

公共表演與資本主義社會

為了轉移底層對上層政治的注意力，古羅馬的統治精英推出過角鬥士廝殺等公共遊戲，並留下「麵包與表演」的愚民名言。發達資本主義以羅馬人為師，舉一反三，研發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愚民麻醉手段（或充分利用前朝遺物，比如中國麻將和歐洲的反猶文化），主要包括酒精、毒品、賭博、連續劇、「綜藝」節目、體育表演、追星、對特定人群（比如少數民族或異教徒）的集體迫害，等等。

以體育為例，成千上萬的球迷到場（或看轉播）看球、支持球隊的現象司空見慣；但見慣的未必不荒謬。身體的運動帶來愉悅感和競技中的成就感，也使人更強健；而球迷呢，他們處於消極的旁觀角色，把運動的機會（享受愉悅和成功的機會）「委託」給一小夥職業選手，自己的「運動部位」只剩下嗓子（也許還有拳頭）。事實上，這種可悲處境恰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無產階級政治地位的文化投射——對周遭萬事既不能控制什麼，也不知會發生什麼，在變化的過程中只能無奈地旁觀和等待、猜測、焦慮、沮喪或欣喜，漸漸習以為常。在純物質領域，這種異化還不明顯（生理特徵不允許別人代自己吃喝睡覺），但文化領域的異化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日趨強烈和全面，並為政治領域的極權統治逐步打下精神基礎。

當然，觀賞也能帶來愉悅（高超技藝的展示），但對球迷（歌迷、影迷）來說，他們自己動手嘗試（並互相展示愉悅同好）的願望、機會和時間都少得可憐，「迷戀」取代運動成為終極目的！小人物單調灰色生活的苦悶，對成功人士的羡慕，使許多人靠追星換取一絲滿足感（似乎與「多姿多彩」的成功生活建立了聯繫）[15]；同樣出於現實生活的卑微和蒼白，許多人對青春歲月的追憶只能體現在對某個外在「偶像」的懷念裏，只為那「偶像」喚起年少時的輕狂自信，還有那千萬人窮其一生從未走近的光榮與夢想[16]。更有甚之，鑒於職業表演——觀眾追捧現象本身的非理性，「迷」們的選擇（比如支持哪支球隊或哪個明星）相當盲目，精力和時間消耗在空洞（自我感覺很刺激）的「確認偶像至尊地位」努力中；當年香港的「榮迷」和「譚迷」們常為了某個獎項的歸屬公開對罵，足球迷打群架的世界性現象，便是如此。

明星運動員一夜暴富的現代神話，使大量貧困青年不切實際地把投身商業體育當作擺脫苦難的捷徑，主流輿論亦樂得推波助瀾（窮小子們空想越多越好）。70年代末曾有學者指出，美國黑人職業運動員不過數千、職業生涯短暫，根本無法為百萬計的黑人失業者提供實際出路；但在輿論「黑人體育天分極佳，努力奮鬥祝你成功」的日夜洗腦下，無數貧民區青年卻對這個神話堅信不疑。現代中國的資產階級輿論同樣津津樂道體壇烏鴉變鳳凰的奇跡——李連傑（原北京武術隊隊員）躋身國際影壇巨星；李甯、樓雲、朱建華譜寫商界傳說[17]；姚明的億萬富豪之路；昨日窮光蛋今天擁百萬（本屆奧運冠軍郭晶晶、杜麗）。如果說蓋茲、李嘉誠、劉永好、張朝陽們的成功通常只引起羡慕、嫉妒乃至憤恨（誰會真心喜歡一個財主？），鉅賈李寧具有的「親和力」卻拉近了底層與上層的距離，而受到統治階級的普遍肯定[18]。

最後，資產階級國家通過明星崇拜鼓吹愛國精神，強化被剝削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認同感和歸屬感（「同做X國人、共有一個家」），取得不錯的成果。70年代，美國政府警醒地發現東德在競技體育領域的領先地位引起美國部分觀眾的羡慕，便迅速動員財力進行干預以挽頹勢；愛國情緒持續高漲的臺灣社會對雅典奧運金牌「零的突破」如癡似狂的態度；中國資本主義輿論界也肯定奧運的輝煌戰績「所激發起來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對凝聚整個社會具有重大作用」[19]，凡此種種，都驗證了商業體育和資本主義政治不可分離的關係。

社會主義與體育

電影《霸王別姬》裏有個片段——小樓痛?蝶衣是「戲迷、戲癡、戲瘋子」，只知唱戲不問前程；顯然，充斥激烈商業競爭的娛樂圈（以及1949年官僚專權的中國大陸）很難容忍戲瘋子們的自由活動。但在脫離商業利益控制的後資本主義過渡社會（工人國家）和無階級自由社會（共產主義），蝶衣一族卻會如魚得水。徹底廢除職業體育、一切為人的全方位身心自由發展服務（包括身體的發展）；等級、虛榮和物質利益不再與文體活動摻雜；階級社會的精英崇拜漸漸遠去；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不再有效。體育最終會返回自我，展現躍動的美感、享受生命的動力，而不再充當壓迫自由的被動工具。對那時的自由人來說，所謂「商業體育」僅是前歷史蒙味時代無數可悲記憶裏的一樁罷了。

05/09/04

[1] 新華網雅典８月２８日體育專電「（奧運會系列綜述之八）中國企業雅典行」

[2]2004年8月17日央視國際《經濟半小時》「運動器材：場內競技 場外競爭」

[3]2004年8月11日新華網「奧運會：體育賽事還是賺錢機器？」

[4] 2002年1月22日南方網-南方體育「賺錢–現代商業體育的最終目的」

[5] 2003年5月27日《財富時報》「看不同版本的‘商業化’體育明星 該如何經營?」

[6] 東德是最突出的例子。

[7] 見《兵敗漢城》

[8] 2004年9月1日《人民日報》：「中國體育跨入第一集團」

[9] 2004年8月30日《足球報》「國腳最關心的是獎金：這次奧運冠軍獎金大發了」

[10] 這其實是各國職業選手的普遍心理。在雅典，俄羅斯撐竿跳運動員葉•依辛巴也娃在打破世界記錄後拒絕再次衝刺的機會，把新記錄留給新的比賽，因為她 「沒那麼有錢去浪費一個世界記錄」（同場比賽一次和多次打破記錄的獎金額相同）。

[11]2003年5月16日北方網《體育節拍》「溫俊武差點走上販毒路：對中國足球只剩下恨」

[12] 同上

[13]2004-8-26 新華網 「轉向休閒的‘玩具’‘跛足’中國體育何去何從」

[14] 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鮑明曉答記者問 詳細內容見2004年8月30日央視經濟半小時:：「揭金牌背後投入 巨額獎金回報付出」

[15] 富豪玩弄明星的「追星」不在此列

[16] 比如大陸的「翁迷」（翁美齡的影迷）現象，很大程度就是如此

[17] ２００１年，「李寧公司」國內銷售額達８．２億元，占中國１２％左右的市場份額。

[18] 代價是運動員的一身傷病。中國羽毛球國家隊隊員的傷病率是100%，以山東省為例，田徑選手60歲以下死於心臟病的占總死亡人數的56.26%;排球為62.53%，舉重為67.12%，而40歲至60歲的退役足球運動員心臟有疾患的達到100%

[19] 同注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