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行之二》

严元章

从3月31日到4月9日，我用了十天时间匆匆走访了东三省的五个工业城市－－沈阳、阜新、辽阳、吉林、大庆，考察了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和事件。暂以札记的形式写出来，为没有条件接触却深切关心老工业区产业工人状况的同志们提供一些感性材料。我认为，矛盾突出的事件往往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希望这是抛砖引玉，有助于大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和运动的方向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和总结。我以城市划分篇章，今天先把关于沈阳的一篇寄给你们，借此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一、沈阳

（一）、工人村的象征意义

沈阳铁西工业区昔日的辉煌和今日的衰落，都可以看作是东北重工业基地变迁的缩影。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不同选择，计划或市场手段的不同运用，其效果也许可以从这里得到印证。

沈阳铁西工业区位于沈阳市西区，可能是因为地处铁道以西而得名。在东北，有不少工业城市的老工业区都叫铁西区或铁东区，在今天，这些城区却是一个城市下岗工人的主要聚集地。沈阳铁西工业区占地约40平方公里，中间被一条宽阔的街道－－建设路分为南北两部分，路北是工厂区，沈阳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的80％曾集中在这里，当时几乎包含了各种门类的轻型加工企业和重型冶炼制造工厂，是新中国强国富民道路的样板。

工厂区的街道多以“X工街”命名，如重工街、肇工街、兴工街、卫工街等等。今天穿过这些街道，你几乎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看不到烟囱在冒烟。有工人戏说，改革开放20多年，解决了六七十年代铁西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空气污染和工业河流的污臭。断壁残垣的工厂围墙内，破败的厂房要么被小业主租用做简单的机加工或做仓储使用，要么在等待地产商的开发。许多工厂除有几个留守人员外，已经是人去楼空。车间里几乎没有一台像样的机器，工作台面的破坏仅仅是为了取走一块废品站收购的材料，其景象更像遭到一场抢劫，一片狼迹。不了解背景的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有过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这些工厂，除了厂门柱上悬挂的“XX有限责任公司”、“XX有限公司”的牌匾看起来是近几年“企业转制”时置办的新东西外，再也看不到它还制造过什么。

建设路以南是工人的生活居住区，以“工人村”命名。铁西区75万人口中的大部分，沈阳近百万下岗工人的半数就居住在这个“村”，由于居民大部分是下岗工人，当地人就戏称这里叫“度假村”。近几年由于下岗问题日趋突出，工人村曾引起过中外媒体和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外界对下岗工人悲惨生活的惊讶和同情并不与工人实际生活状况的不断恶化成正比，当地政府搞了个把再就业形象工程就算做了交代，工人们照样无奈地活着，各种文化媒体传递的信息似乎是在着力避免他们怀恋过去－－认可命运的安排是最现实的，否则只能徒生伤感。一句话，要忘掉历史！
然而，今天的大部分下岗工人都是那个时代的建设者，抹去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并不是轻易做到的。工人村首批158栋苏式三层居民楼尽管因常年失修，在今天看来已经破旧灰暗，但却是建国初全国最早最集中建设的现代化工人居住楼群。“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在这里决不是“共产主义神话”。一个普通的工人治病只凭一纸单位介绍信，像今天位高权重的或者持有足额信用卡的人一样，到医院就能得到很好的医治，这在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年青人听来倒像是神话。工人村经过建国后直到80年代中期三十多年的建设，面积扩展到相当于路北的工厂区，内有配套齐全的文教卫设施。单是市级人民医院在这个区就有三家，幼儿园，中小学，各种职业大学零零总总几十所，以及相当数量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等等。工人村变成了一个小社会，一个不是什么小康社会，而是“村民”基本可以免费享用这些设施，人人尊老爱幼，团结友爱的健康社会，这个“社会”就是近十年来倍受谴责的“企业办社会”，现在，这个“社会”随着路北工厂企业的相继倒闭而瓦解了，由此带来的却是现政权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位下岗工人曾以一种无限怀恋的神情告诉我，过去，当你晚饭后走过这里的居民楼，会听到楼房里传出歌唱声，吹笛子、拉二胡、手风琴的乐器声和工人们的说笑声；过去，每当上下班的时候，街上都是一片自行车人流，建设路的主要街道口还经常出现堵塞。而今，这里有的是被从大工业机器旁排挤到街上的小商小贩，听到的是哗啦哗啦的麻将声，至于房间里主人的叹息声、病痛的呻吟声以及他们的忧郁别人是听不见的。

（二）、一个产业工人的家庭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有人解析，“饭”字缺了“食”字偏旁就是“反”。中央出于“稳定压倒一切”以及近年来全国工潮泛起的考虑加强了低保工作。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截止2003年第一季度，进入全国城镇低保范围的人数已达2100万。在这里，冻死饿死人的现象还没有出现。至于他们的医疗费用、子女教育问题，只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了。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工人村的家庭，通过这类家庭－－借改革之初的就业政策乘坐在一条船上，当小船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倾覆后落水的两代甚至三代人－－了解产业工人所遭受的命运。

孙宝库一家六口原来都是沈阳标准件厂的职工。八十年代初，大哥作为离乡返城的知青，弟弟作为待业青年，按照当时的就业政策，父母提前退休，他们相继顶替了父母的工作岗位，自己从军队退伍后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工厂，妹妹没有进国营但总算在厂办集体企业有了份工作，工厂兴旺，各种福利尚未削减，生活过得自然不错。按照他们的说法，70年代父母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资，养活一家六口人，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改革之初，父母退休，老有所养，兄妹各自有份工作，成家立业，一家只生一个孩子，明天的生活理应会更美好。

我是1998年为准备硕士论文的材料来到工人村时接触到这一家人的。曾有6000多职工的标准件厂当时已经宣告破产，厂内留守的可以领取工资的300多人中，除少量后勤人员外其余都是行政干部，孙宝库的大哥就是其中一位幸运的锅炉工。能够被留用，据说除了工种的因素，还因为他的技术熟练、顺从和为人忠厚。孙宝库本人早已下岗，在市场里摸爬滚打多年，我遇到他时已经血本全无，离了婚后，回到父母家里吃他们的退休金－－下岗工人家庭中普遍的“啃老”现象。这给医药费不能报销、退休金不能按时发放的父母所造成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那个时候，老工人的退休金都是由各自的工厂支付的，破产或亏损的企业就存在不能按时兑现的问题，家庭马上就会出现危机，这样，铁西工业区的建设路隔三插五就被退休工人堵塞，名曰“街道上领退休金”。2000年前后，鉴于老工人们“斗”的太厉害，加上政府缺词少理，中央才出台了“两个确保”的政策，退休金由银行统一发放。）他弟弟小两口下岗后，小孩交给父母带养，两人在街上摆摊兜售化妆品，每月有个五六百的收入。妹妹尽管也失业了（集体企业垮就垮了，职工没有下岗一说），但却可以利用妹夫在国有建筑企业当工人的便利，揽一些家庭装饰装修的活计，自己的生活过得去不说，还能补贴父母和兄弟。

五年后的今天，我再次来到孙宝库的父母家。家里除了一台正在播放伊拉克战争的小电视外，真可以说是家徒四壁，生活看起来比五年前更加困苦了。厨房的饭锅里是做一顿供吃一天的饭菜，见我又来了，孙宝库的母亲热情地为我端上一碗面条，里面竟有四个鸡蛋！我表示这会使我营养过剩，她坚持要我一定吃完它。十多平米的房子分隔成了两间，里间孙宝库居住，外间客厅兼作他父母的卧室。我到的当天，孙宝库70多岁的父亲正在输液，药瓶挂在墙壁上，说是前些日子突发脑血栓，住了几天医院就花去了好几百元，在家里输液能节省一半费用。他的退休金每月300多，我计算了一下，这场病将花去他半年的退休金。这位老人曾经是工厂多年的劳动模范，倍受工人尊重的老师傅，我问他当年想到过今天的情境吗，他连声说：“没想到，没想到”！孙宝库的大哥99年前就下岗了，几年来东奔西跑从未找到过一份超过半年的工作，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偶尔找到个短工干一干还有拿不到工钱的危险。儿子学习不错，却又担心今年考取大学没有钱上而埋怨他们。我宽慰说，考上了我来想办法。他们很慷慨地表示：儿子考上大学就是你的了，跟你干了（帮我搞调查）。的确，孙家出个大学生，能让一家人涨些精神。弟弟小两口继续经营化妆品摊点，因为竞争激烈也越来越干不下去了。最糟糕的是妹夫前年又下岗买断了，小打小闹的装饰装修活计也找不到了，呆在家里靠低保费度日。孙宝库本人两个月前在一家私企找到一份力工，没有节假日，每月300元，两个月了，还没有发过薪水。如果说五年前他们还可以靠少量积蓄或亲人互相接济生活，那么，今天他们已经是入不敷出，很难抵御任何意外的打击了。

我们一道议论过这些年来发生在他们身上以及周围的变化。对于社会制度，他们认为，毛主席死了，不会再有那样的社会了。在他们的眼中，美国倒是个有人权、有民主，人人生活富裕的社会。而中国当前官官相护，腐败透顶，资本主义也搞不好，总之，美国有的好东西这里都没有。谈起工人村和他们的工厂，兄妹们共同的认识是，频繁更换企业领导和一茬一茬领导的贪污腐化毁了工厂。他们的父亲认识要深刻一些。他说，孩子生下来放在水里活不了，鱼儿离开水就会死，沿海地区搞资本主义如鱼得水；东北的工业是靠计划经济搞起来的，从厂长到职工，如果人人都抱私心，国营厂子就垮了。的确，铁西工业像一条触礁的巨轮，尽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但船上的乘客眼下只能选择四处求生。

孙宝库父母住的楼房是70年代分配的，当时这栋楼的住户基本上是老师傅和工厂干部，现在当然很少有普通职工和领导干部同居一栋家属楼的现象了。站在建设路上看这些邻街的居民楼，你会认为工人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并不算糟糕，前些年大学教授不也有住筒子楼的嘛。的确，工人村的主街道要不是市政府的“努力维护”，恐怕就更像贫民窟了。建设路是横贯铁西区的主街道，路面宽阔，路边栽有精心维护的树木，人行道上铺的是上好的地砖，街道两旁的楼房墙壁被涂上了清洁、鲜艳的颜料，欣欣向荣的景象完全掩盖了楼内的灰暗、脏乱和贫困。据说这是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的举措。老百姓却批评政府搞花架子捞政绩，不投资生产解决下岗问题。有人说怪话，每个城市都这么搞，就像妓女借钱梳妆打扮，争相拉客，市长就会这一招。老百姓对此还有一个共识－－这些建设工程可以为一些人带来巨额财富。事实上，后来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贪污受贿案就印证了这一点。政府如果不切实解决百姓面临的实际困难，加之政策屡屡失信于民，即便像沈阳这样大换了班子，老百姓照旧不会买胀的。在今天言路不开的情况下，老百姓经常以民谣或者一则笑话表达他们对一种现象的态度。沈阳市现任领导是从大连调来的，立志要把沈阳变成像大连一样的花园式城市，所以，你所到之处拆迁建设搞得轰轰烈烈。一则笑话就盛传开了，说是当年慕绥新在大连关押收审时，他曾问慕到底用的什么办法搞到那么多的钱财，慕只回答了一个字，你chai，这位大人纳闷要自己猜什么呢？回家问夫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谜底就是“拆”。

也许人们冤枉了这位能干的领导，但是我们也相信，有不少领导对群众的舆论已经有了很强的免疫力。只要你不闹出什么事件影响“稳定”，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所骂的都是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产生的现象，我所干的都是在发展生产力。今天不会因为在大街上骂娘抓你坐牢，骂娘说明人们有了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嘛。老百姓也学会了掌握分寸，例如，几年来，在工人村被我访问的工人中，对“你知道自己的利益受损并争取过吗？”的问题，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当然争取过，我们厂子也闹过，没有用，在哪讲理去，没人听你的，他们都是官官相护。你非争不可，就把你抓起来，某某某就因为XXX被抓起来了，某某就受到过警告等等。也许他争取过，也许他听到别人失败了自己也就自动放弃了，但结论是共同的：讲理没有用，小闹要抓人，大闹才管用。

（三）、一元人民币的产权

沈阳抗生素厂是八十年代中期建成的一家国有大二型企业，理应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鼎盛时期在册职工2000多人，总资产近七个亿，即便是全国私有化成风的97年，这家工厂也是沈阳为数不多的生产能够照常运行、没有欠发过工资而且还有奖金可发的企业，因此，没有被市政府列为当年可出售企业。到1998年，一位被《人民日报》以《一人救活多家工厂》的大块文章吹捧得神乎其神的私企老板姜恩鸿，仅以一元人民币就买断了沈阳抗生素厂的产权。事实经过是，姜在1997年相继以欺诈手段吞并几家国有集体企业后，在多家媒体的配合下，一时间成为沈阳解企业于危难之中，给职工带来福音的大英雄，政府像找到了理想的代理人，给予嘉奖的同时又将沈阳抗生素厂交由姜来“托管”。姜在获得“占领权”以后，很快将工厂财产评估为负值，随之以一元钱买断了产权，实现了财产的完全所有。据该厂职工代表的上访材料中列举的事实反映，姜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与当时沈阳高层官员相勾结的情况下才得以顺利实现的。这其实是一个非法商人与官僚政客相勾结形成的官僚资本集团侵吞公共财产的典型例子。即便今天慕马这一小撮官僚政客已经翻车，姜老板依旧安然无恙，职工依旧状告无门，受到弹压就能说明问题。

我是在2001年去见一位几年前就相识，当时来京上访的老人时接触到沈阳抗生素厂职工代表的。他们当时一行四人，以一种警惕随时会被沈阳派来的公安人员抓回去的神情躲藏在北京南站附近一家破旧的旅馆里，上访材料被小心翼翼地藏在床下。据他们说，这已经是第四次到北京上访了，前几次不是被抓回去就是状子又返回当地处理。之所以再次进京上访，是因为沈阳慕马案已经揭开，职工重新又燃起希望，共同集资派他们来的。我问他们有多大信心，他们说，慕马大案能揭开说明中央下了决心，沈阳抗生素厂的问题和这个案子有联系，相信中央会主持公道。

这次我到沈阳，亲自去了一趟沈阳抗生素厂。工厂坐落在沈阳市郊虎石台，工厂和职工居民楼比较铁西工业区的要现代得多，我向陪同自己在工厂围墙外观看的两位职工代表提出进厂里看一看的想法，他们表示不可以，一方面他们这些职工代表进不了工厂，另一方面，厂主知道了来访者的身份会报告公安。的确，几年来在全国几个工业城市的调查走访中，我已经有多次被便衣尾随，直至目送我离开一个城市的经历。望着机器轰鸣的工厂，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烟囱冒出的屡屡浓烟随风飘过居民楼，消失在空中。当然，机器设备和买断身份的工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姜老板的。

回到他们的住所，我询问起第四次上访的结果。他们说，回来后公安就找上了门，又是一番劝说和恐吓，根本不提职工要求解决的问题。去年北京“两会”期间，也就是大庆、辽阳闹工潮的时候，部分职工号召要再次上访，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调查了几天，答应一定尽快解决，至今却杳无音信。话谈了近两个小时，我要喝点水，他们却要出门买矿泉水给我，说是这里自来水味道不好，有害矿物质严重超标。从自来水管接来一杯水，竟然是呈淡黄色的浑浊水，这种工业用水他们已经饮用好几年了，有人因此患了慢性病。原因是现在的工厂主拒交拖欠自来水公司的200多万水费被切断了饮用水源后，便在几里外的农田里打了九口深水井，井水未做处理直接作了工业用水和职工饮用水。工人说，按照规定，这里决不允许打深水井的；其次，这九口深水井直接导致了上千亩耕地水位下降，农民的浅水灌溉井枯竭而抛荒，农民曾多次上访也无人过问。我亲自乘车看了一趟，果然是如此。当今社会，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如此肆无忌惮呢？这样的人物靠工人自发选出的几个代表能奈他若何？！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工人的具体要求以及这些要求给他们带来的结果。

1、要求重新评估工厂资产，惩治腐败分子，保护国有资产，恢复职工的岗位。

在职工们看来，官僚政客资本集团一方面收买政府评估机构超低评估企业资产，一方面

又收买、拉拢、恐吓原有中高层企业干部，最终以非法手段侵吞了价值几亿的国有资产，证据确凿，于情于理于法都在职工一面，况且，原有企业中高层干部一部分人当事人相继被姜老板剔除，只要政策得当，政府主持公正，失地就能收回，职工的问题就能解决。

2、恢复职工代表大会的合法地位，切实解决职工面临的生活困难。

当时表决通过一元人民币买断产权决议的职代会是非法的，是由姜等人安插的亲信、收买的部分代表组成的，决议是在反对议案的职工代表被控制，广大职工被武力挡在会场外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姜在取得工厂的掌控权以后，疯狂打击报复反对他的职工。采用办“学习班”的办法对职工实行“洗脑”和恐吓，以各种无法达到的上岗条件刁难职工，迫使800多人离开工厂，300多人下岗；借用黑白两道，对骨干进行迫害，先后非法拘禁、打伤10多人住院抢救。退休工人工资、医疗费不再有保障。老工人邰某因为有病无钱医治，生活又无着落而悬梁自尽。

一天的谈话，使我感受最强烈的是，既要寻求公正又对现实无奈的矛盾心理正在他们内心滋生着不满和愤恨。的确，这些人已经不是当年被鲁迅呐喊才会醒悟的笼中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今天的窘困归于天命，历史上他们曾经站起来过，造成今天的原因又是活生生的。

一位送我去车站的三轮车车夫告诉我，姜以工厂发展生产的名义又从国有银行贷款数千万，却不投资这家工厂。也许他在计算着这些工人愤怒的临界点，人们说，他随时准备着移居国外。

2003年4月2日：辽宁煤城——阜新

这次到阜新，着重考察了矿工的生存状况。

先摘引《南方周末》记者于津涛、张向东2003年2月采写的报道《东北煤城阜新资源枯 竭，80万人的出路何在》中的一段概述：

曾称“亚洲第一露天矿”的海洲矿因枯竭而破产

阜新，取之“物阜民丰，焕然一新”之意，曾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能源工业基地之一。 “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4个能源项目安排在阜新。2000年底，阜新累 计生产原煤5.3亿吨，用装载60吨的卡车排列起来，可绕地球4.3周！

该市现有人口80万。市区有一条干河叫“细河”，河床将市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 ：河北是行政区和商业区，高楼林立，霓虹闪闪；河南是矿区，煤灰四起，有的平房还是日伪时期建造的“劳工房”。

一城两重天，以矿产为主业的城市多见此景。

而1991年以来，随着矿产枯竭，不仅河南边没亮起来，连河北边也开始衰落。

1991年8月，阜新资源枯竭迹象开始变得严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亲自到 阜新视察，要求城市酝酿转型。

2002年2月28日到3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国家计委等部门负责人到阜新现 场调研。

200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地下720米深处和矿 工们共度除夕夜。这位有着亲民形象的新常委对这个城市的现状非常了解和关切，他劝慰和他一起在井下吃饺子的矿工杜荣波说：“别担心，矿工的生活会好起来的。”

三位国务院领导心系阜新，表明国家对东北重工业基地及能源城市企业改制及城市转型的关注。

阜新到底如何转型？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全国80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是东北大片同样等 待转型的重工业基地。

（一）希望寄托在温家宝

乘火车从沈阳到阜新大约需要三个小时，可能很少游人光顾这里，车站买不到阜新市的 地图。一位夏利出租车司机要送我去市新华书店购买，说跑市里任何地方五块钱，不打 表，没商量。

市中心并不像一个要“陷落”的城市，车水马龙，酒楼饭店林立，广场中心还矗立着一尊毛主席向街上行人挥手的石雕像。有一道景象颇显独特，就是大街小巷的路口处停着一排排待客的人力三轮车，这里的人管它叫“神牛”。据说全城有一万多辆，车夫的九成是下岗工人。由于市民和“神牛”的比例大约在60比1，“神牛”超过市场容量，花 两块钱跑遍全城价钱还可以商量。车夫每天的收入在20元左右，其中的一元钱是必交的 日交通管理费。

我拿着地图走到一排“神牛”旁，想找一位既是下岗工人，家又住在河南边煤城居民区 的车夫。回答说都是下岗工人，但嫌路太远不想去，疑问我为什么不乘出租车，其中一位姓吴的中年工人听懂了我的来意情愿送我走，说他姑姑就住在煤城矿区。路上他向我解释：他们肯定不理解你这样的人去那么远为什么搭五块钱的出租车，他们不知道你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吴说他过去当过厂政工干部，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我说 他蹬“神牛”人，也变得吹牛了，科级干部会落得个蹬“神牛”？！他见我不相信，说 回头要好好讲给我他的“辉煌历史”。“神牛”走了半个小时才到达矿工聚居区，时间已经是中午1点半了，我们决定吃口饭再到他姑姑家访谈。在路边的一家薄饼店，我们要了八个薄饼，一盘凉拌土豆丝，一盘韭菜炒绿豆芽，一盆鸡蛋西红柿汤，四根绿尖 椒，东北的菜碟不小竟只花了8块钱。我想为“神牛”叫二两酒，他说看我是要真心了 解工人的事，如果愿意，晚上可以到他家喝酒，他可以讲给我更多工人的事，不嫌弃，还可以住在他家。

老吴姑姑家居住的平房是否就是日伪时期建造的“劳工房”我忘记了问。建筑面积26平方米，老两口和大儿媳一家共住，能够遮风挡雨但灰暗拥挤，还不如我所见过的山区农 民住宅。不过马上要拆迁，拆迁费每平方米补贴600元，按政策，他们家五口人有权购买70多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套楼房。女主人却并没有为此兴奋，她说这套房子需要3万多，除去拆迁补贴款外还差一半多，在哪里整这么多钱！所以，老两口准备到农村买一间房子过退休的日子，至于在城里上学的孙子和双双失业但又不能离开城市的儿媳一家，她说，只能自己想办法租房子住了，有办法没有人愿意离开儿孙孤苦伶仃过日子。 这位退休前是一家幼儿园的园长，今天谈吐间仍不失领导风范的女主人，显然还有把苦 难咽进肚里的胸怀。她的双眼患有白内障，去年年底花了3400块治好了一只，另一只因手头缺钱暂时搁下了。她说，一只眼睛一两黄金啊！有一只眼睛看得见就行了。据她介 绍，矿区居民生活都一个样。

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阜新矿务局40万矿工中有20万下岗，其中还不包括大量已经丧失工作岗位但没有下岗待遇和称谓的集体企业职工。这家女主人的儿子儿媳都是集体职工，没有解除劳动合同补偿费（即买断工龄费），也没有为期两年的下岗工人最低生活 费，但阜新市规定，夫妻双双下岗失业，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可以取得每月108元的低保 费。这一家由于和有退休金的父母共同生活，故低保费被减半发放。阜新市领取低保费 的人数量不少，据我遇到过的几个工人讲，这里存在着官员巧立名目贪占这笔费用的现 象，但无法核实。

刚进家门时，老吴问姑姑，表弟（41岁）上哪去了？回答说，不知道为什么钱的事儿，这几天一直在找他的经理，说要玩命。她说，年轻人没工作干，就滋事。她以为我是北京派来搞调查的，要我最好能向总理报告工人的实际生活情况和她的一点愿望，她说，温家宝当总理了，听说他很关心工人，本人又吃过不少苦，应该不会忘记阜新工人为国 家做出的贡献。希望他能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年轻人不要荒废了，有个奔头；一个是让工人能活下去。沉默了一会儿又借丈夫的话说：“等一等看吧！老头子说的”。

我理解这句话的背后，不单表示对新领导人还要“听其言，观其行”。事实上，历届政 府要员之所以亲临这里视察，一定认识到阜新产业工人面临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局部的，而是全国400多座资源型城市千百万产业工人所共同面对的。对工人们来说，问题的关 键在于国家（不是某个亲善的个人而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究竟把他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来对待。在工人们的思想中有一个解不开的结。矿业资源是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主人会因为煤炭枯竭而被通通买断工龄给几个“身份费”一推了之？买主是谁？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工人怎么 会落得如此无依无靠无权的地步？

（二）自为阶级还是自在阶级

贫困以及因贫困而引致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已经普遍地渗入到了工人的日常生活，并被 习惯性地接受了下来。病毒在肌体中扩散，致命的力量还没有形成。在这里，至少从现 象上看，单个的工人被日常的生存和后代受教育的压力所迫而无暇顾及其他，现实地承 担起思考这个群体历史和未来前途的人还没有从本阶级中产生。作为一个从自为向自在 转化的阶级，组织的经济条件被剥夺，阶级意识被模糊，政治诉求被控制之后，不再能以一个积极主动的力量对社会施加影响，反而是被看作为潜在的威胁，加速完成向被雇 佣劳动者的转化。

实际上，这种转化是在双方不断地较量中进行的。奴隶因为曾经是自由民而强烈反抗约束，因为剧烈的反抗而被戴上枷锁打上烙印，因为严酷的压迫而频仍出现奴隶起义。建 国后中国城市工人在国家建设中创造辉煌的同时，本身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也空前提高，劳动者因为获得了劳动的权利，并由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来保 障而拥有了基本的自由和做人的尊严。然而从80年代初宪法取消工人罢工权开始，工人 相继经历了强制实行劳动合同制，“砸三铁”（以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砸掉工人的 所谓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优化组合”，拖欠工资；90年代开始“减员增 效”，下岗分流；企业关、停、并、转，职工交由私人老板托管直到“身份买断，彻底 滚蛋”一系列渐次严酷的政策迫使大量工人丧失劳动岗位。在岗工人被迫接受削减各种福利、低微的工资和不断恶化的劳动条件，相互之间岗位竞争加剧，导致工人凝结力消 弱，至此，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几乎失去了一切抗衡和自救的手段和能力。期间，工人们逐厂争斗过，但却被轻而易举地从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中逐出，节节败退，终成散兵 游勇。企求有产者的仁慈和官府的公道屡遭失败后，他们才明白原来这是一对孪生兄 弟。联合的愿望因为斗争的需要加强了，但阶级的诉求还不是通过独立的旗帜鲜明的行动，而是透过各阶层民众混杂的呼声呈现出来——反贪官，求生存，要公正就成了这个 群体当前拯救自己的基本诉愿。到了辽阳我们就会对这一点有更具体的认识。

然而，要使曾经当家作主的人向驯服的雇佣劳动者形态转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做好三个环节的工作。一是舆论上切断工人当前所处困境与现政权路线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妖魔化历史，贬损其精神支柱，歪曲其斗争和解放的理论；二是经济上加速 完成“两个置换”（职工身份置换即解除劳动合同买断工龄和企业财产置换即巧立名目 的股份私有化），“明晰产权”，明晰雇佣劳动身份，结束对峙状态；第三，为雇佣劳动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可供竞争的岗位，和一定数量的维持他们生命存在的最低生活保障 费，维系社会稳定，资本市场安全有序。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阜新。

18年前，即1985年12月12日，在阜新市委向辽宁省省委递交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到：“煤炭企业都有一个‘建设—发展—萎缩—报废’的过程，按照这一规律，阜新矿务局在20年后，就将进入萎缩期。在今后20年间，我们如果不能迅速地把其它工业发展起来，20年后，阜新将发生更严重的困难。

“前30年，阜新形成了单一的煤电工业城市，是我们工作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误，如 果在今后20年内不把其它工业发展起来，就将是我们的第二次重大失误，后果将不堪设 想……。”

《南方周末》的记者评论说“‘20年后’就是2005年，现在离2005年还有两年时间，阜新的其他工业不仅没有发展起来，而且与其他发达城市相比距离却是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

建国初期把阜新建成‘单一的煤电工业城市’决策是主要的原因，而说这是当时的工作失误其实有失公允，因为当时有自己的历史原因：‘一五’、‘二五’时期，国家基础 建设百废待兴，急需能源和煤炭，再加上由于当时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阜新、抚顺和鞍 山等能源基地建设之初，就没考虑综合发展，也没考虑资源枯竭问题。”

把原因归咎于历史，把希望寄托于市场。记者写到：

“在2001年12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阜新被确定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 转型试点：重点发展第一、三产业，形成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第二、三产业有机融合的 新格局。

阜新现任市委书记王琼则把推动阜新经济转型用这样20字方针来概括：自力更生，龙头牵动，科技支撑，民营为主，市场运作。”

一个会议又一个方针，一个官僚作风又一个市场迷信，阜新再次转进了迷魂阵。

动物有迁徙，工业有布局。如果把今天工人的处境归罪于“单一的煤电工业城市”建 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那么，在市场崇拜的今天，政府主导建设中关村硅谷城、 建设全国大大小小的开发区又该做何解释？衰落的美国加州硅谷总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吧！忘记历史是背叛，歪曲历史目的恐怕在于翻案。

在回沈阳的火车上遇到一位同行的阜新市中层干部，他的解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阜新的问题是两个时代共同造成的，是一锅夹生饭。假若按毛时代的做法，就会 根据开采进度调整人员定额，转移富余人员到新的开发地；就不会有私人煤窑滥挖滥采，破坏煤层，导致煤源迅速枯竭；就不会有煤炭大量低价出口，承包矿井之间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两败俱伤；把相互协作的生产各部门像农村分田到户一样搞单干是产生今 天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像日伪时期，只有资本家和劳工，矿井枯竭了也就鸟兽散了，不会有下岗失业问题存在，也就没有共产党的事儿了。后面的话显然是工人的情绪话 了。

实际上，阜新就是个由特大型国有企业形成的城市，它“沦陷”的原因和面对的困难与其他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两个置换”过程中发生的官员舞弊和冲突事件 同其它“改制”地区和单位一样普遍。

按照2001年国务院办公会议关于阜新经济转型要“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的指示精神和阜 新市委确立的“民营为主，市场运作”方针，其中一个“现代农业”（就是日光温室种植）示范区选在了市郊的碱巴拉荒村（注意这是以地貌特征命名的行政村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一夜之间便成了阜新经济转型的亮点，成了阜新官员上呈中央下蒙百 姓的“下岗职工再就业示范区”了。在我到达示范区之前，辽宁省省长薄熙来一行官员 刚刚视察过这里。我问一对下岗后舍家来这里承包温棚培植蘑菇的中年夫妇对前途是否 有信心，他们说，第一年，还没有收成，不好把握。但表示，这是政府的形象工程，不会让自己垮的。的确，收成未见，“形象”已经出去了。

《南方周末》记者报道：“2002年8月，某媒体一篇《阜新转型：十万工人变农民》的 报道在网上广泛流传，并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对阜新转型提出质疑：十万产业工人回 到农村种地，且不说和农民争地，是不是逆城市化而动，一夜退回解放前？阜新的转型是不是又走了弯路？”。

尽管后来经了解为不实报道，但也没有人出面为矿工挽回声誉。

示范区是由碱巴拉荒村与政府合作建设，村里出土地，政府出资金，采用公司加农户的 生产方式运作。共在近千亩土地上建有500多栋日光温室，每个温棚占地约一亩，公司 投资的温棚建设费约3万，连同提供的香菇菌、培养基等生产资料1.4万共5万，产品由 公司统购统销，农户不得私自在市场上销售。承包户不限于下岗工人，只要每年向公司 上缴3000租让费者均可承包。另一种方式是，只租用温棚使用，生产投资、种植品种、产品销售均由自己负责。后者因需要部分投资并存在较大风险，较少有人选择。

示范区中有大约200名下岗或失业的矿工，占全市20万下岗工人的千分之一。我到达这 里时香菇还没有培养出来，农户把准备了近一年的数千个香菇培植袋刚刚上了架，所以不知道收成究竟如何。我们估算了一下，如果不出现压价收购，正常情况下两个劳力一个温棚，一年获利（未扣除劳力支出）约为8000元，即示范区的年薪为4000元。

这里的下岗矿工并不情愿多讲给我什么。呈现在他们脸上的表情除了无奈还是无奈。的 确，事已至此，面对现实还需要多讲什么？追溯到其父辈，也许概出身于农民，但是，他们却完全是在大机器旁成长起来的现代工人，今天又要回到小作坊生产（比起刀耕火种的确是“现代农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轮回，号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 的党的掌们人将怎样解释自己阶级队伍的与时俱退？新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吗？

在前面提到的一对夫妇家徒四壁的卧室（他们原来的家因为塌陷掉进了地层下）兼工作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幅镶在镜框里并有些发旧的毛泽东标准像。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供奉一尊财神爷保佑自己发财呢。丈夫的回答是：“我们信人不信神，我就是喜欢毛主席、 崇拜毛主席，看着他我就有活下去的信心”。也许有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挂在 这里更切当些。行文至此，我想起了97年在四川江油长城特钢厂调研时和一位30岁左右 的年轻工人的对话。我们对毛泽东以及那个时代有不少的共同语言，在谈兴正浓时我突 然刁难他：“毛主席也犯过不少错误”。他愣了一下，脱口回击我说：“毛主席犯了错误也是为了穷人犯的”。这是最鲜明的阶级立场！这个答案一直影响着我对工人问题的 考察和研究。

报告结束时，我要给大家说两句“神牛”老吴。他是个非常豁达的人，有着工人阶级大 公无私的一般品质。在阜新的两天里，他蹬着“神牛”带我到处跑，讲给我他曾有过的 辉煌成就，这些年的苦难和打算了很久要干成的一件“大事”——应“神牛”们的要求 成立一个“阜新神牛协会”，把一万多“神牛”的事务管理起来并发挥互助协作的功 能，也希望我能协助他做成这件事。回来后还接到了他的问候电话，希望我在“非典” 的北京过得安全。但留给我更深刻印象的是他说的话：

“我下乡、我当兵都是毛主席要培养我们当接班人，结果，他死了，我们还在按他的教 导继续工作，结果，我下岗了，我生活困难了。

今天，走毛主席路线的人都在受苦受难，我走了毛主席的路线，没有投机钻营，我也在受苦受难。”

同志们，中国千百万产业工人在艰难地成长着，在经受着一个阶级走向成熟前的锤炼。 所到之处我们都能发现，那段历史沉淀在工人头脑中的东西并没有被现实中的困苦冲刷 掉，反而因此变得更加坚韧了。

2003年5月8日整理于北京